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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外国语学校周易松,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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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哲学2008/7/10 10:56:42

    一、中国哲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出版,是上海近代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1912年,陈焕章、沈曾植等发起成立孔教会。五四时期,周易学社建立。同期,一批哲学断代史和专史研究著作问世。1916年,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突出儒家思想。1917年,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出版。康氏3部著作,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以“元(气)”为世界源的“博爱”哲学观,以“公羊三世”说和古代“大同”“小康”思想为基础,吸取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1919年,康有为《大同书》出版,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代表作。20年代,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出版。30年代后,有张东荪《科学与哲学》、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哲学》、范寿康《认识论》、李参史《意识论》、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陈立夫《唯生论》等。其中,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1935年),运用中西哲学比较方法,提倡辩证法、唯物论,认为儒家是十足的唯心论。“文化大革命”中,迎合政治斗争需要,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署名罗思鼎发表“尊法(家)”、“批孔”、“批儒(家)”等文章。提出“尊儒”是以封建社会基础为立足点的思潮,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必须批判“尊儒反法”的思潮,认清论争的社会基础,发扬“法家”的精神,全盘否定儒家哲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哲学研究恢复,研究机构恢复。1979年,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上海学者对先秦诸子哲学到近代中国各学派均展开全面研究,出现一批断代哲学史研究成果。80年代以后,出版一批综合性论著。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本(1983~1985年出版),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和科学比较的方法,描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发展轨迹。1988年,夏乃儒主编《中国哲学史三百题》,通俗介绍自秦至近代的中国哲学概貌。1985年,严北溟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是第一种完整翔实的专业辞书。80年代,出现一批中国古代宇宙观、文化哲学等研究成果,其中李志林《气论与传统思维方式》(1990年出版),全面分析“气”概念的演化及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先秦哲学思想研究 儒家研究。20世纪30年代,兰自我认为孔门哲学的中道观至真、至美、至善。1931年,蔡元培提出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持久的行为原则。蔡尚思发表《孔子哲学之真面目》,批判孔子的人道观念。鲁迅用日文发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指出中国一般民众对孔子虽恭谨却不亲密。五六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较为集中在孔子哲学思想。50年代,在对儒家评价上,蔡尚思与熊十力观点对立,1950年,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认为封建思想几乎就是儒家思想,孔子理论为恶势力的灵魂;熊十力《原儒》(1956年),认为孔子哲学是大本大用、万古永赖的内圣外王的鸿规。1959年,严北溟《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孔子的知识论和教育思想具有较多唯物因素,而“仁”、“礼”则为奴隶主服务,孔子哲学思想基本上属唯心主义。70年代末起,对“文化大革命”中全盘否定儒家学说的思潮进行批判。蔡尚思、陈增辉等撰文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育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的合理部分。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纲要》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用“儒法斗争”观点篡改中国哲学发展史,简要阐述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其间,蔡尚思、冯契等撰文认为孔子主张“天命”是唯心主义,重人道“敬鬼神而远之”是理性主义的表现。朱志凯探讨孔子在逻辑史上的地位,严北溟等研究孔子的方法论。黄伟合认为孔孟并非完全排斥“利”。1992年,翟廷瑨《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是这一时期孟子研究代表性著作,认为“性善”是孟子思想言论的集中概括。冯契论述荀子的方法论,施志伟考察其人性论。1991年,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较全面论述儒家人生哲学,指明其积极和消极作用。1992年,又出版《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从宏观上探讨中国的理想人格。

    先秦诸子研究 清光绪三十二年,章炳麟发表《诸子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核心,淆乱人心,肯定墨家“非命”及荀子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并将老子与进化论相附会。民国初年,墨家主要研究者有陶其情、张寿镛、陈思苓、赵纪彬等。同期,名家哲学研究成果有郭湛波《先秦辩学史》(1936年出版),介绍分析先秦名家各派,及儒、道、墨的逻辑学说。对其他学派的研究,主要有1947年杜国庠对阴阳家的批判。20年代,蒋兆燮《庄子浅训》等出版,诠释道家著作。30~40年代,出版的专著有静君《老子哲学的实践》、郭沫若《庄子的批判》等,剖析老庄“道”的内涵。50年代,吴泽发表多篇研究杨朱和老子的哲学思想论文。1959年,有车载《论老子》。50年代,吴泽及潘富恩、徐庆余对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进行研究,并涉及刘向、刘歆、班固、徐干等。1959年,杨宽发表《论〈太平经〉》,认为《太平经》是中国农民革命理论著作。70年代,对先秦其他诸子的研究也相应展开。80年代,《复旦学报》开展对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讨论,胡曲园、李定生等认为是唯物主义,周鹏彬认为是唯心主义,冯契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辩证论者。对庄子研究也趋向深入。冯契认为庄子的相对主义是中国哲学辩证法发展的一个环节,翟廷瑨结合中医学探讨庄子的形神观,黄伟合剖析庄子的伦理思想。同期,李定生《文子要诠》辨析《文子》非伪书,并论述文子在道家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993年,顾文炳《庄子思维模式新论》认为《庄子》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有其由浅入深,达到理性思维的发展过程。对法家哲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侧重于韩非。祝瑞开认为韩非是日趋反动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潘富恩等肯定韩非朴素辩证宇宙观。朱贻庭、赵修义剖析其非道德主义伦理观。同期,也有涉及杂家、农家等学派的研究。稷下学派研究,1977年开始,主要围绕《管子》展开,祝瑞开、潘富恩、李似珍等或从方法论,或从自然观撰文研讨。1979年,潘富恩、施昌东批判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方诗铭探讨杂家《吕氏春秋》和吕不韦。潘富恩、施昌东分析农家“耕之大方”的辩证思想。周瀚光、刘仲宇论述兵家的哲学思想。80年代初,围绕公孙龙及其“白马非马”论展开讨论。蔡尚思、朱志凯等认为“白马非马”是诡辩论题而不是辩证论题。1987年,周山、胡曲园、陈进坤《公孙龙子论疏》认为“白马非马”的命题具有辩证法因素,对其“离坚白”等其他命题也作肯定。1991年,周昌忠《公孙龙子新论》将公孙龙学说放在知性哲学层面上考察,并与西方哲学比较,提出公孙龙的理论主体是分析的语言哲学和逻辑学。周山、周瀚光分别就邓析、惠施的逻辑思想进行剖析。

    两汉及以后哲学研究 20世纪30年代,姚璋撰文分析《淮南子》哲理。沈延国、蒋维乔分别撰文剖析孟喜、京房的易学思想。80年代,对两汉各时期的哲学都有研究。两汉时期哲学研究有祝瑞开剖析《淮南子》及贾谊的思想,刘修明从对陆贾的研究阐述汉初选择黄老之学的客观原因。严北溟、施忠连分别就董仲舒思想方法、历史地位及人性论作分析。1989年,祝瑞开《两汉思想史》出版,分析司马迁、严君平的思想。1992年,冯契发表《秦汉哲学的特点与民族传统》,简要论述秦汉哲学的特点与民族传统关系。

    魏晋哲学研究 1935年,吕思勉撰文论述魏晋法术之学。80年代,研究进一步开展。于玄学发表多篇论文论述魏晋哲学。1984年,刘仲宇探索《周易参同契》的渊源和要旨,分析葛洪《枕中书》的内涵。刘康德、于鹏彬就“贵无”、“崇有”论述王弼、裴颜的哲学思想。朱义禄分析王弼的伦理思想。1992年,丁祯彦论述郭锡思想方法特点。

    隋唐时期哲学 主要是对佛教哲学研究。1981年,苏渊雷《玄奘研究三题》论述玄奘佛学哲学思想。杨廷福发表《玄奘“乘危远迈”的佛学原因》,从一个侧面剖析玄奘。1990年,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出版,阐述禅宗与中国佛学思想演进的关系、自身嬗变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991年,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认为佛教与本土文化融合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明理学及其他研究 1931年,吕思勉《理学纲要》出版,论述两宋理学和陆王心学各家学说的承袭关系和社会影响。史济隆、陈子展分别介绍宋学概况及其代表。张寿镛论述王守仁思想。40年代,田研耕认为青年应批判接受宋儒的修养方法。1949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阐述李贽反对独尊儒术的专制思想。1979年,潘富恩分析方以智的辩证法宇宙观。胡道静、李志林分别对沈括的自然观、政治观及方法论作研究。曾乐山、冯契先后对张载的自然观、天道观和逻辑思想进行分析。潘富恩、徐庆余揭示李觏在气——一元论前提下的辩证思想,1992年出版专著《吕祖谦评传》,探索吕祖谦“兼容并蓄”思想。对二程的研究,潘富恩发表4篇论文,从方法论、认识论、教育思想和政治观对二程进行剖析。宋明理学研究,侧重于朱熹和王守仁。80年代起,对朱熹作全面评价。丁祯彦、李志林肯定朱熹方法论中的合理因素。吴震探讨朱熹的心、性、理的关系。蔡尚思、刘仲宇探索其思想来源。潘富恩评述其历史观,1991年发表《论“东南三贤”理学思想异同》。王学研究,80年代,曾乐山认为王守仁哲学有泛神论思想。冯契、陈增辉分别剖析王守仁“致良知”学说,指出其主观唯心主义实质。1990年,杨国荣从意志论角度分析“心”范畴及其衍化。

    清代哲学研究 1919年,王国维发表《沈乙庵七十寿序》,评述清代学术变迁,认为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原因是时势发展的结果。1921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评述清代学术发展,并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30年代初,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出版,论述自清至近代的哲学发展轨迹。在清代哲学研究中,朱义禄论述黄宗羲的方法论、伦理思想。1985~1988年,夏乃儒发表《黄宗羲与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萌芽》《论黄宗羲的伦理思想》,论黄宗羲与近代思维方式的关系。1985年起,冯契在《中国古代的逻辑发展》中论述王夫之辩证逻辑思想和“成性”说。1985年,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简要评述王在哲学、宗教、美学等11个方面的中心思想及其学术地位,又评论傅山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1992年,徐洪兴分析方东树《汉学商兑》。1995年,朱义褅著《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详细论述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傅山、唐甄等的人性论、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理想人格等。

    近现代哲学研究 近现代哲学史、专史研究。1923年,蔡元培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肯定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李煜瀛、王国维、胡适等的国故整理和西方哲学介绍。1934年,艾思奇发表《二十二年之中国哲学思潮》,归纳辛亥革命以来的哲学论争。1935年,张东荪发表《十年来之哲学界》,介绍1925年后的哲学界状况。1947年,侯外庐《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出版,论述自戴震至王国维学术思想演进。近现代哲学的综合性研究,1989年冯契出版《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是年,王鉴平、胡伟希《传播与超越》论述关于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进程。对代表人物研究,汤志钧、丁祯彦分别论述魏源变易思想和历史哲学。1981年,夏东元《郑观应传》出版,提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揭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家。曾乐山、丁祯彦认为康有为的政治理想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施忠连将康与陆王心学比较,揭示其主观唯心主义实质。朱义禄《康有为评述:时代的弄潮儿》肯定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胡伟希、胡啸、冯契等分析梁启超在戊戌后的思想变化、相对主义和自由观。胡啸、高瑞泉等分析谭嗣同的佛学和哲学思想。季甄馥、陈卫平、杨国荣等研究严复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及在中国近代哲学上的贡献。对章炳麟思想研究集中在章王政治思想和对国学贡献,有高振农、姜义华、章念驰等撰文论述。对王国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三集《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侧重其史学、文字学和文艺理论。赵庆麟、冯契从方法论探讨其哲学思想。1992年,赵庆麟《融通中西哲学的王国维》出版,从中西哲学比较角度较全面分析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对孙中山研究,徐顺教、杨国荣、姜义华、陈旭麓分别从认识论、政治观、文化观分析孙中山的思想和作用。1987年,朱一智、隋启仁《孙中山的思想和道路》出版,论述孙中山革命实践和哲学思想。姜义华撰述《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对胡适研究,1979年,胡曲园、丁祯彦撰文肯定胡适在哲学史上的地位;80年代,杨国荣、王鉴平、季甄馥、施炎平等分别从方法论、伦理学、文化哲学等侧面作分析。1990年,杨国荣、王鉴平《胡适与中西文化》出版,肯定胡适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对张东荪、李石岑研究,胡啸撰文批评张的结构主义及李的哲学思想。对金岳霖研究,冯契、陈卫平、胡伟希等对金认识论、实践论思想进行研究,并与胡适相比较。1990~1992年,开展蔡元培哲学思想研究。近现代哲学的专题研究,1943年,孙次舟叙述新理学之系统和来源。90年代初,冯契论述儒家的理想与近代中国的自由学说。杨国荣分析近代知行观与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关系。陈卫平论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进化论思想特点。近现代经学和经学史研究,1923年,王国维《观堂集林》出版,以经史为主,旁及音韵训诂。1936年,钱基博《经学通志》出版,探讨经学源流。是年,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出版,按时序分述历代经学盛衰异同之故。1983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汤志钧出版《经和经学》,以研究近代经学为主,论述其特点、发展和衰亡,并撰文探索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80年代,近现代新儒家研究引起注意。高瑞泉分析梁漱溟意志主义哲学,朱义禄分析其王学内涵;介绍熊十力哲学思想,把熊的新唯识论与柏格森作比较。1988年,王鉴平《评冯友兰》出版。冯契论述新理学的理性精神。杨泽波探讨牟宗三的性善论。杨国荣论述新儒学与王学的关系。姜义华、施忠连等从新儒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作探讨。许纪霖、朱学勤等分析新儒学的价值观。90年代,对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均有研究文章发表,对贺麟等的新心学也有探析。高瑞泉分析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1991年出版《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

    无神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翟廷瑨从人类认识史分析无神论反对有神论的斗争。1983年,徐顺教等《谈破除封建迷信》出版,分析封建迷信的起源、阶级基础及其危害。其他方面也展开研究。

    认识论研究 1985年潘富恩《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简要阐述中国认识发展史。翁金敦从知行观上进行探讨。

    佛学研究 1929、1930年,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佛教概论》先后出版,开始近代佛教哲学研究。1940年,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介绍佛学思想的发展。80年代,出现一批佛教哲学研究成果。1985年,严北溟《中国佛教哲学简史》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佛学思想发展演变。1988年,祝瑞开发表《佛教同中国哲学的发展》,从佛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角度探索佛学思想的发展。

    《周易》研究 1929年,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出版,考证卦爻辞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周易》的宇宙观、思维方法,影响极大。1933年,苏渊雷《易学会通》出版,贯通中外哲学及儒释道3家之说。1942年,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出版,从古史角度解说六十四卦之记事。1961年,熊十力《乾坤衍》出版,认为《周易》体用不二的宇宙观,日新不已的发展观,变必有对的矛盾观为易学精华所在。平心撰文,探讨周易的性质、内容和写作年代。1978年后,上海学者对《周易》从义理、象数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80年代中期,《周易》研究引起众人关注,80年代后期形成“易学热”,上海社科院成立周易研究中心,出现一批研究成果。1986年,潘雨廷发表《科学易》,从象数剖析周易的科学内涵。1990年,翟廷瑨撰文剖析《周易》科学智慧内涵。1991年,周山《易经新论》从逻辑学角度解析六十四卦的含义。1993年,顾文炳《阴阳新论》从河图洛书分析阴阳学说在易学中的地位及其发展与运用。1994年,周山《周易文化论》从更宽广的视角综论《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二、外国哲学

    清末,上海成为中国介绍引进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渠道。最早引进叔本华与尼采的唯意志论、斯宾塞的实证论以及现代西方的社会哲学。民国时期,现代西方哲学的综合性研究比较集中,出版一批有见解有深度的论著,重点介绍与研究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逻辑学说与政治学说以及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的代表柏格森与杜里舒的著作。1931年,李石岑《现代哲学小引》指出,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证主义的反动,实证主义重研究生命的实现,现代哲学则重促进生命本身的表现。前者以科学为中心,后者以艺术为中心,即此可以看到现代哲学的特征与可能。1933年,陈正谟《现代哲学思潮》出版,追溯现代西方哲学在近代的哲学渊源,上探近现代哲学在古代哲学中的根源,力求从理论上理清现代西方哲学的脉络。1934年,瞿世英《现代哲学思潮纲要》出版,指出自然哲学的发展、文化科学的发展、数学和论理学的进步、生活上的变动都给思想家以种种的刺激,贡献种种的材料、方法与工具,以此造成丰富的现代哲学。是年,范畸《现代哲学思潮》将现代西方哲学描述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倾向,现实主义侧重经验的事实,心理的现象,务实证而黜虚构,惟期根据精确的事实建立共同的法则,谋求人间生活之改善,故极注重自然科学;理想主义侧重人生理想的生活,对于目的价值的追求,疏忽现实的实际生活。同年,张东荪《现代哲学》出版,认为现代思想惟其不统一,所以新说层出,各放光彩,蔚为大观。50~70年代末,现代西方哲学在国内长期被视为学术禁区。80年代初,上海学者在国内最先重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1981年,刘放桐编《现代西方哲学》出版,是解放后国内第一种现代西方哲学的高等学校教材,标志现代西方哲学的介绍与研究在中国得到恢复和发展。作者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19世纪前半期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在欧美各国产生和流传的主要哲学流派和思潮,作比较系统的评介。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总体特征基本上是站在唯心主义一边,大多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否定、歪曲和攻击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其社会历史理论不仅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而且与早期资产阶级社会历史观相比,也显得保守和反动。1990年,修订本出版,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大部分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是企图超越心物二元分立的旧的形而上学模式,转而去探究与人文科学关系更为密切的现实问题;各种流派大多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是站在唯心主义方面反对唯物主义。80年代开始,介绍与研究面更广,以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重点,涉及实用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等研究。有不少论著、论文和译著问世,以评述为主。

    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介绍、研究 实证主义介绍、研究。清末,始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介绍与研究,英国斯宾塞学说的介绍与传播占有显著地位。清光绪二十五年,《东西学书录》刊印,介绍上海印行的《斯宾塞尔文集》,认为斯宾塞创天演之说,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之,剖析精微,折中至当。认为斯宾塞《劝学篇》,以勉人治群学为宗旨,以为凡人民自相生相养通功易事,以至于礼乐刑政之大,皆从能群之性以生,故惟群事为最难,亦惟治群学为最要;以近今格致之理,推明日用人生之事,以及治平之大精。上述观点代表中国学界对斯宾塞的普遍看法。三十年,杨廷栋译斯宾塞《原政上编》、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同时,开始对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的介绍和研究。清末,《教育世界》等刊物发表一批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文章,以王国维的文章影响最大。王国维在沪期间,着力于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哲学。认为叔本华继承康德的学说,又能纠正康德哲学保留“物自体”的“谬误”,叔本华是比康德更要高明的哲学家。对于叔本华哲学,着眼于介绍叔本华所提出的解脱人类痛苦的两种途径,即美学的解脱和伦理的解脱。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称为博爱主义和克己主义,并宣扬叔本华的“意志灭寂说”。同年,发表《叔本华与尼采》,比较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认为两人的学说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相同,然一则以意志之灭绝为伦理学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倡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倡绝对之个人主义。同时,还将叔本华学说运用于文学与史学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实用主义介绍、研究。1919年5月,美国杜威在上海作实用主义和市民教育主义的讲演。上海《新教育》杂志4月出版《杜威号》专刊,发表胡适《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蒋梦麟《杜威之伦理学》等文,陶行知在《时报》也发表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章,对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发生很大影响。1930年,伍况甫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心理学简编》出版。1933年,许崇藩译杜威《道德学》和《哲学之改造》出版。1934年,胡适等译杜威《哲学的改造》。1935年,丘瑾璋译杜威《思想方法》出版。1936年,孟宪承译杜威《思维与教学》出版。解放后,实用主义长期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1957、1963年,陈元晖《论假设和实用主义对它的歪曲》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先后出版,批判杜威哲学。80年代,重新开展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研究。1983年,刘放桐《实用主义述评》出版,从皮尔士·胡克集中研究实用主义哲学,评析实用主义的产生与流传,以及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实践观、方法论、真理论和社会历史观,批判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1987年,欧力同《孔德及其实证主义》出版,全面介绍与评析孔德的实证主义。

    生命哲学、唯意志论研究 1914年10月,《东方杂志》发表钱智修《布格逊(柏格森)哲学之批评》,介绍柏格森。1922年,《民铎》在日本东京刊出《柏格森号》专号,发表李石岑文章。李文概括柏格森哲学为由时间发挥绵延之性质,由意识阐扬心物之关系,由本能规定直觉的方法。是年,茅盾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出柏格森介绍专号。1922年10月,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在上海讲学。《东方杂志》刊出《杜里舒号》专号,有中国学者和杜里舒本人介绍与评述杜里舒哲学的论文。费鸿年在其中发表《杜里舒学说概况》,就杜里舒哲学的背景、体系建立的过程、方法以及构成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认为其最重要特点即以生物的秩序扩充到宇宙的秩序,以我知的方法推测到万物的关系,其根底还在生物学。1924年,江绍原译杜里舒《实生论大旨》出版。民国时期,对唯意志论的介绍以译著为主,其中译介叔本华著作有萧赣译《悲观论集》(1934年出版)、张本叔译《意志自由论》(1937年出版),译介尼采著作有梵澄译《朝霞》(1935年出版)、萧赣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936年出版)、梵澄译《苏鲁支语录》(1936年出版)和梵澄译《尼采自传》(1936年出版)。解放后到70年代,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研究都属于学术禁区,尼采哲学被当作反动哲学批判。80年代,恢复尼采哲学研究。1983年,赵修义《尼采的“超人”和超人哲学发表》,认为超人学说是尼采关于社会理想和宗教理想的学说,只是尼采哲学的一部分,把尼采的超人学说等同于卡莱尔的英雄崇拜,不尽符合尼采思想的本来面目。1986年,翁绍军发表《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文化观》,将尼采哲学放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中评析,认为尼采揭示西方文化的弊病,并把西方文化的更新寄托于人类的改进上。

    分析哲学研究 1920年,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上海讲学,分析哲学始在中国传播。1945年,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出版,介绍分析哲学中影响最大的维也纳学派,指出维也纳学派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是在综合马赫、阿芬那留斯、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以及应用现代科学和相对论、量子论的理论根据,建立一个哲学系统;其理论原则在于它规定,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维也纳学派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1988年,金岳霖写于60年代的《罗素哲学》一书在沪出版,对罗素哲学的中心骨架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揭示罗素哲学的最本质的内容。

    语言哲学研究 1992年,周昌忠《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出版,指出通观现代西方哲学的总图景,可看出其主色调是语言问题。作者试图勾勒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总图景,理清脉络;透彻研究各个代表性语言哲学家的思想;揭示各个思想家之间的联系。是年,尚志英《寻找家园——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版,全面评述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语言哲学。

    存在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前、中期,偏重于批判。80年代末~90年代,研究广泛且更为深入,出现一批专著。1981年,王克千、樊莘森《存在主义述评》出版,是国内最早介绍存在主义的著作之一。指出存在主义一方面反映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的深刻危机,另一方面也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阶层苦于社会现实的荒谬和丑恶而企图寻找一条出路的迫切心情和愿望。1982年,刘放桐发表《萨特及其存在主义》,认为关于人的自我造就和人的自由的理论是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整体上说,其作用是消极的有害的。1989年,翁绍军《人的存在——“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戈尔述评》出版,是国内第一种全面评介克尔凯戈尔的生平及其哲学思想的著作。是年,俞宣孟《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系统介绍与评析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生平、哲学思想的源起、哲学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前期思想到后期思想的转变。1995年,张汝伦《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精神双重背景出发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就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提出见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介绍、研究 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陈学明发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1989年,又出版《二十世纪思想库——马尔库塞的六本书》。1990年,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及文化学等领域提出的主要理论,如实践本体、否定的辩证法、单面社会、总体异化、爱欲解放、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交往行为、文化观等,均作出述评与批判。1991年,薛明、李家珉《现代资本主义的命运》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观点。是年,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全面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1993年,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社会历史理论。

    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20世纪20~40年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中西古今之争。其后对中西哲学各自的旨趣、形态、观点及其缺失,结合其代表人物的研究评价作广泛研究。80年代,有较大发展,出版一批专著。1989年,成立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编辑出版《时代与思潮》专辑。1987年,曾乐山《中西文化和哲学争论史》出版,总结近代起中西哲学的交融,是一种国内较早的中西哲学比较的专著。1992年,陈卫平发表文章专论明清之际中西哲学比较。1994年,王淼洋、范明生《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从纵向和横向对东西方哲学各分支进行比较,贯通西方、印度、中国,揭示其共性、特殊性和规律性。

    四、逻辑学、科学哲学

    20世纪初,严复、杨荫杭、蒋维乔等最早开始介绍西方传统逻辑理论及其著作,对中国逻辑学研究起启蒙与奠基的作用。清光绪二十六年,严复到上海演讲名学,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翻译《穆勒名学》。光绪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田光炤翻译的日本十时弥《论理学纲要》,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西方逻辑体系的译著之一。次年,杨荫杭《名学教科书》出版,为上海出版的国内学者最早撰写的逻辑学著作。此后,严复翻译英国穆勒《穆勒名学》(1905年)、耶文斯《名学浅说》(1908年)由广学会先后出版。20年代,又有多种研究著作出版,主要有陈文等《名学释例》、张子和《新论理学》、张毓骢《论理学》、姚建新《论理学》等。同时,出现王章焕、牟宗三、金岳霖、汪奠基等逻辑学家,为中国逻辑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上海逻辑学研究领先于全国。主要著作有蒋维乔《论理学讲义》、王炽昌《论理学》、王章焕《论理学大全》、林仲达《综合逻辑》、潘梓年《逻辑学与逻辑术》、牟宗三《逻辑典范》等。1927、1937年,汪奠基先后完成国内最早介绍与研究数理逻辑的权威著作《逻辑与数学逻辑论》和《现代逻辑》。1937年,金岳霖完成《逻辑》,被认为是内容最新、最全,影响最大,最具权威的逻辑学著作。上海学者还对中国名辩学与因明学进行研究,出版一批重要著作。主要有胡适《先秦名学史》、郭湛波《先秦辩学史》、虞愚《中国名学》和《因明学》、陈望道《因明学》等,均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1923年,上海科学哲学界发生“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主要宣传柏格森唯意志论与陆王心性之学,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主要宣传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观点。后29篇论战论文汇集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出版。

    逻辑学研究,推动上海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并迅速扩展到自然科学哲学研究。1936年,艾思奇、廖庶谦发起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上海出现从哲学立场研究科学哲学的众多科学哲学著作。王星拱《科学方法论》、黄昌谷《科学概论》,纠正全盘否定孔子思想的态度,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及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竺可桢《科学概论新编》、任鸿隽《科学概论》、汪奠基《科学与哲学》、罗克汀《自然科学概论》等,分别提出各自的自然观,研究科学与哲学间的相互影响,探讨科学的性质、方法、分类、目标以及科学价值观等问题。1949年,陈珪如完成《自然辩证法》,是国内学者编写的第一种以《自然辩证法》为书名的专著。

    50年代起,上海高校文科院系把逻辑学列为必修课。50年代后期,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哲学系分别成立逻辑室,复旦大学招收逻辑学研究生。其间,出版胡曲园主编《形式逻辑》。1956年,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一场持续6年的全国大讨论。讨论内容涉及形式逻辑的对象及其认识作用,逻辑规律的客观基础以及推理的正确性与其内容的关系、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等。上海沈秉元、徐怀启、马真、傅季重、吴学静、彭漪涟等撰文讨论,周谷城撰写一系列答辩文章,论述形式逻辑的对象、作用、客观基础及它与辩证法的区别和关系,1959年汇成《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出版。这是解放后上海发起的第一次影响全国的哲学学科大讨论。

    同一时期,科学方法论研究也开始活跃,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研究。1958年,复旦大学成立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为理科各系研究生和哲学系学生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1960年,上海社科院设立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同年,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1962年举行首次年会,设立7个专业组,举办一系列讲座。是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龚育之《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点意见》,在其倡议下,上海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组织编译、内部出版《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文集》《控制论哲学问题选辑》《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等8个专辑,为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资料基础。1962年起,《文汇报》开辟学习自然辩证法笔记专栏,连续两年发表近20篇文章,介绍恩格斯、列宁哲学著作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主要有李宝恒《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等。

    “文化大革命”中,传统逻辑方法的研究完全停止。1972年起,自然辩证法研究活跃。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设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于1973年创刊《自然辩证法》杂志。其后,《自然辩证法》杂志和《文汇报》发表30篇文章,介绍马克思《数学手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组织出版自然史话丛书。科学哲学研究紧密服务于政治斗争。《自然辩证法》杂志组织文章,对自然科学家及其科学成果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发表《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3K微波辐射的发现说明了什么》等文章,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天文学中的大爆炸宇宙论等,认为这些成果适应反动势力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导向对具体生产活动的哲学论证,发表大量对工、农、医疗、科技等领域中的具体活动过程进行哲学解说的文章。其间,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界编译出版一套《外国自然科学哲学摘译》丛书、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主要有《生命是什么》《宇宙之谜》《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华莱士著作选》《维纳著作选》等。

    1976年后,恢复与重建逻辑学科。一批高等院校建立逻辑学教研室,逻辑研究组脱离上海哲学学会,成立逻辑研究会。研究主题从形式逻辑扩展到数理逻辑、模态逻辑、哲学逻辑和逻辑史等方面。出现大批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朱志凯《形式逻辑基础》及其主编《新编逻辑教程》,傅季重主编《哲学大辞典·逻辑学卷》,何应灿和彭漪涟主编《逻辑学引论》,彭漪涟《辩证逻辑述要》及其主编《概念论——辩证逻辑的概念理论》,朱水林《现代逻辑引论》和《形式化:现代逻辑的发展》,朱新民《现代西方哲学逻辑》,冯棉《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和《广义模态逻辑》,及冯棉与李福安、马钦荣《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周礼金《模态逻辑引论》等。

    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广泛开展自然科学的各类学科中本身的一些哲学问题研究,出现一批成果。有徐天芬主编《自然辩证法总论》,论及自然辩证法研究史和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史、自然观、科技论、科技发展模式、诸种科学研究方法、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华东师范大学编《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史论文》(二辑),上海18所高校合编《自然辩证法教学疑难问题探讨》,上海学者与外地学者合著《自然辩证法150题》《自然辩证法探微》。在研究各种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与科学认识论、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流派和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方面,发表大量论文,出版一批专著。主要有张瑞况主编《近代自然科学史概论》、周义澄《科学创造与直觉》、周昌忠《科学思维学》与《西方科学方法论史》、董孟华等主编《科学哲学引论》、袁运开主编《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沈铭贤与王淼洋主编《科学哲学导论》等。

    五、美学

    清光绪三十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等文章,最早将西方美学概念引入中国。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提出“境界”说等美学观点,奠定中国近代美学的研究基础。1912年,蔡元培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倡导把美育教育列入教育体系。1915年,徐大纯发表《论美学》,开创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先河。1920年,中华美育会在上海成立,创刊《美育月刊》,进行美学原理、美育与中外美学史的研究。其间,出现宗白华、吕澄、郭绍虞、朱光潜、钱钟书、朱谦之、吴梦、李石岑、邓以蛰、伍蠡甫等一批美学美育研究者。20~40年代,大批美学著作出版,重要的有吕澄《美学概论》(1924年)、陈望道《美学概论》(1926年)、范寿康《美学概论》(1927年)、张竞生《美的社会组织法》(1926年)、李安宅《美学》(1934年)、金公亮《美学原理》(1936年)、朱光潜《文艺心理学》(1936年)、蔡仪《新美学》(1947年)等。其间,翻译出版一批西方美学著作。1922年萧石君译英国马霞尔《美学原理》、傅东华译意大利克罗齐《美学原理》,1928年,丰子恺译日本黑田鹏信《艺术概论》,1930年鲁迅译俄国普列汉诺夫《艺术论》,1931年胡秋原译佛里采《艺术社会学》,1932年耿济之译俄国托尔斯泰《艺术论》等。

    50~60年代初,美学研究较为活跃。1956年开始,《文汇报》《解放日报》与《学术月刊》发表多篇文章,参加全国美学讨论,对朱光潜提出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观点提出商榷。文章主要有李泽厚《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讨论》、蔡仪《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为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蒋孔阳《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讨论》、周谷城《史学与美学》,李泽厚提出美学的实践观点,蒋孔阳提出美学的社会本质力量化的观点。50年代,上海出版惟一的美学类论著巴人《文学论稿》,论稿提出存在人类一般的“共同美”问题,也在全国引起风波,遭到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美学研究停止。70年代末~90年代,美学研究空前活跃。1981年,上海美学研究会、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中华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上海秘书处等相继建立。1979年,《美学》丛刊等创刊。70年代末,上海美学界开始讨论“共同美”的问题。80年代初,又开始形成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研究的热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同时,开展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和介绍,进行中外美学史以及中西美学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刘叔成等《美学基本原理》、李思孝《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和《德国古典美学》、林同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施昌乐《先秦美学思想述评》、邓牛顿《中国美学思想史》。美学研究开始向应用研究发展,金学智《书法美学》、伍蠡甫《山水美学》、戴平《戏剧——综合的美学工程》、刘天华《生活中的旅游审美》和《园林美学》、孔寿山《服装美学》、金大陆《体育美学》、陈超南《现代男性美》和姚全兴《现代女性美》等出版。美育研究恢复,出版潘益大《家庭美育》、姚全兴《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蒋冰海《美育学导论》等。1993年,蒋孔阳《美学新论》发表,试图建立以创造论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体系,为其美学思想的总结。

    六、伦理学

    清末,郑观应将传统的“先贤格言”汇编成《训俗良规》。光绪十九年,又编成《盛世危言》,企图促使政界知爱国保民之道。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梁启超始提出国民道德改造思想,认为提倡国民爱国心是改造国民道德说的基本内容。唐才常在《唐才常集·辨惑》中认为,中国人只有合群、破私,团结互助,国家才能保种图存。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上海出版5种伦理学著作,其中译著1种,为宣统元年蔡元培译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是第一种西方伦理学译著。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针对中国“愚陋、怯弱、涣散、浑浊”的落后民德,提出由“自责”而“自新”的新民德。光绪三十二年,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提出革命事业要取得成功,必须保持革命队伍内部精诚团结和“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等革命道德,反对轻小行、轻私德。是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宣统二年,蔡元培撰《中国伦理学史》,是中国近代第一种中国伦理学史专著,也是中国学者用近代观点清理中国古代伦理学遗产的开始。

    民国时期,出版伦理学著作10余种。伦理学作为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因素而受到各方面重视。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不久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只有进行和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国家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德育是5种教育的中坚和根本,真正的爱国主义在养成完全之人格后才有可能,主张自由、平等、亲爱的公民道德纲领,并认为德育与世界观和美育密不可分。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批判“宗法社会之奴隶”,提倡民主平等、妇女解放、个性、人权,促进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革。1923年,张君劢、丁文江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心论题为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张君劢在《人生观》中指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自身,主张宋明心学。丁文江在《科学与人生观·玄学与科学》(1923年)认为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知道生活的乐趣。陈独秀、李大钊等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的思想,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合乎历史流变的必然趋势。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将论战文章结集《科学与人生观》出版。1924年,陈望道发表《妇女问题》,指出妇女问题实质上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废除封建买卖婚姻,必然要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

    30年代,张东荪先后出版《人生观ABC》《伦理学纲要》《道德哲学》和《现代伦理学》4种专著,以修正的康德主义阐述综合的伦理学,主张从“自我”出发实现“真我”的人生观,力图恢复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

    40年代,上海伦理学研究趋向系统化,代表性专著有黄建中《比较伦理学》(1944年)和熊十力《十力语要》(1947年)。黄建中认为,伦理学归根到底是对最高善的研究;人生最高理想是“太和”,包括个人身心关系之和协和宇宙万物之和协。熊十力推崇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主张灭一己之私,从善道相而达到大同世界,主张人的尊严、自由主义和互相协和。

    1949~1959年,出版10种伦理学专著,主要为介绍共产主义道德和探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其中周原冰著4种,主要介绍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丁大年《共产主义人生观》、夏禹龙《共产主义道德的几个问题》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理论。1961年1月,上海市教育学会举行1960年年会,讨论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的规律、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伦理学研究停顿。

    1978~1990年,伦理学研究恢复发展。出版伦理学著作近60种,其中译著2种。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伦理学基本知识方面的著作。1979年,出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第一种伦理学专著李奇《道德科学初学集》,批判封建等级服从的奴役道德、法西斯主义道德和实用主义道德,宣传共产主义道德。1981年后,为抵制和反对西方腐朽思想,上海学者撰写有关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和教育著述。主要有邵传烈《漫谈道德修养》(1981年),周原冰《道德问题丛论》(1981年),上海伦理学研究会编《道德科学知识讲话》(1982年),吴振标、颜迪明等编《各行各业都要讲道德》(1982年)等。1984年,李奇《道德与社会生活》探讨道德与利益、产品分配、政治、法律、人生观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强调共产主义道德必须渗透到人的生活中去才有生命力。1985年,沈松勒等《共产主义道德》一书,作为青年工人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轮训教材。1986年,周原冰《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出版,第一次将共产主义道德作为完整体系予以论述。1987年,王联斌主编《军人伦理学》出版,是国内第一种军人职业道德教育书,从革命军人的道德原则、规范、具体观念、品质、岗位道德、恋爱婚姻家庭道德等方面论述。1988年,出版14种著作。周中之主编《人生哲理》,作为高等学校教科书,探讨人生哲理。针对伦理学如何反映并服务于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1988年中国伦理学会编辑出版《道德与改革》论文集,论述共产主义道德在经济改革时期的任务、党风与道德、科技道德等问题。是年,李莉《当代西方伦理学流派》出版,评述20世纪西方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和思想。吕俊华完成自成体系的著作《自尊论》,呼吁新人生的价值和尊严。1989年,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出版,论述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方法,认为“必须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伦理道德才有价值。同年,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过程。徐少锦主编《科技伦理学》阐述科学与道德在社会主义得到高度统一的思想。1990年,郭夏娟等《卑贱与我无缘——伦理学精华》认为唯有善才使人与动物分野,强调道德的重要性;道德必须符合现实生活才有生机。这一时期上海地区伦理学主要研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发扬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

    1991~1997年,出版伦理学著作近30种。其中,译著6种,大多翻译美法关于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学的原著。著述主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伦理建构问题。1991年,周原冰《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与探索》,针对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道德,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道德和道德的作用及在发挥主体能动性上如何看待集体主义原则等问题,提出要反思过去的道德理论,要跟上时代的节拍,研究新时代向人们提出的关于道德和道德理论上的新问题,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1992年,徐长松主编《人生哲学》认为人的价值就是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以其特有的形式所实现的人的价值,并论及爱情、社会环境等问题。1993年,周中之、黄伟合编著《十大道德难题》,探讨医学、法律、企业、政府、军事、新闻、文体、教育、科技、性等方面的道德。1995年,武克全主编《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议》一书出版,探讨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其中,朱贻庭《市场经济与非市场关系》,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不能仅仅以市场关系作为道德价值定位的根据,否则就必然造成价值错位,搞乱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赵修义《市场需德、市场有德》提出不同的看法,不主张把道德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追求对立起来从而引伸出市场经济与道德不相容的结论;王正平《略论市场经济公共道德》强调,市场经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际和社会秩序,这种关系和秩序不能听凭“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而必须依靠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自觉地进行调节;陈根法《市场经济中的法治与德治》提出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摆在大家面前的紧迫问题,而在法治与德治的复杂关系中,最关键的是能否通过法治找到新道德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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