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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里面送异性画代表什么,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

互联网 2021-05-17 21:23:18

 政治的视野、特色、问题、偶像、国体、教训、张力、国度

Vision,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Idols, System, lessons, tension, kingdom……of the politics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五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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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政治的视野、特色、问题、偶像、国体、教训、张力、国度。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Synopsis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Vision,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Idols, System, lessons, tension, kingdom……of the politics. Now the first collection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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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记’而不‘议’的原则”,但其实“记”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议”才可能抵达公“义”。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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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成功是失败之父

(止损战略)

第一章

全球视野

第一节

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第二节

网络攻击是文化战争的新形式

第三节

推荐《小国崛起》

第四节

小国时代的理论先声

第五节

小国时代与小股游击队

第六节

小国新加坡击败超级大国的无冕之王

第七节

主权国家的克星

第八节

中国并非世界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第九节

专制(组织)者的工作秘籍

第十节

1984还是2034

第二章

中国特色

第一节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第二节

中国人真有“犬儒病”吗?

第三节

贪官裸官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后备队

第四节

退房潮与民主政治的迟到

第五节

中国可能民主化吗?

第六节

寻找1968年的中国民主党人

第七节

宦官、秘书、书记、主席考

第八节

中国需要一个“新道统”吗?

第九节

欢迎孔子回到庙堂

第三章

主权问题

第一节

思想主权颠覆国家政权——略论“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二节

新国家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灭亡

第三节

极端主义的对决

第四节

枪杆子创造言论自由

第五节

枪杆子里面出银行

第六节

政治正确与讽刺的权利

第七节

大众民主不该沦为“僵尸政治”

第八节

对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九节

新疆动荡由于人口失衡

第四章

还原偶像

第一节

“均富”的口号是一个政治骗局

第二节

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想当皇帝

第三节

孙中山毛泽东效法日寇取消春节

第四节

孙中山为什么一败涂地?

第五节

孙中山也是西方新闻界捧起来的

第六节

伪历史学家们怎样看孙中山?

第七节

人民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第八节

革命外交是丧权辱国的外交

第九节

邵玉铭用基督教为孙文贴金

第五章

最佳国体

第一节

中国适合内阁制不适合总统制

第二节

从穆巴拉克受审看总统制的弊端

第三节

从陈水扁案看总统制的弊端

第四节

君主立宪制适合中国国情

第五节

现代禅让制与君主立宪制

第六节

皇帝制度是一种僭主制度

第七节

君主制与中国再统一

第八节

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第九节

衍圣公之死打开君主立宪的大门

第六章

失败教训

第一节

北京是异族建立的奴隶巢穴

第二节

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

第三节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第四节

假博士孙中山看上了蒋介石的假学历

第五节

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

第六节

蒋介石是一个假基督徒

第七节

蔡元培的恐怖活动和伪造文书

第八节

“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

第九节

“持久战”是慢性自杀的亡国路线

第七章

历史张力

第一节

巨大野性冲破专制

第二节

我对1989年“六四屠杀”的预感

第三节

1989年“六四”屠杀掉的书籍

第四节

《河殇》与1989风潮

第五节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第六节

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

第七节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提要本)

第八节

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

第九节

纪念胡耀邦不给六四平反不妥当 

第十节

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

第八章

天子国度

第一节

天子无妻

第二节

孔子是一位共和主义者?

第三节

赵翼误判了刘邦集团的性质

第四节

老人政治不合中国传统

第五节

抗日游行是一种巫术程序

第六节

抢购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抗议

第七节

滥杀无辜是普世人权的必然结果

第八节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九节

哈里发国与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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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成功是失败之父

(止损战略)

(一)

我发现,“成功是失败之父”,一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导致它在近代的严重挫折,以往的经验阻碍了新的探险。

如此看来,中国民族两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并非“错路”。进一步说,甚至连“黑路”也不是;而是“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必由之路。虽然这条道路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甚至很少星辰,只有嘘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暗淡的状态。但是既然这条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就不能再被叫作“黑路”了。

有谁,先我而发现了这个至理?有谁,不是纠缠于斤斤两两的政治是非而喋喋不休?

据我所知:还没有过一个人,不因中国的近代史而羞耻。同样,还没有过一个人,在这羞耻中看到重大的启示。

有谁,敢于肯定这部中国受难史?有谁,不试图在这部受难史中谴责别人?又有谁,不以谴责某些势力、某些党派、某些个人为乐事?又有谁,不企图把中国的灾难归给某些人──视他们为罪恶与不幸的肇因?

什么人都只能说:没有谁。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我来了。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发明了一件空前强大的心理武器:我得知中国两百年来没有走过一点“错路”、甚至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换言之,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甚而是“必要的”、“良好的”、“至善的”。

这样断言是不是过于动心忍性了?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成功是失败之父”这样的断言,实在合乎历史的启示并可验合于切凿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结果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社会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网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败局宣告结束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能逃此厄运。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由于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奇异的命运(成功),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失调(失败),就成为“无法逃避的报应”。正所谓,“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沮丧、绝望。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强大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伟大辉煌的持久成就。我在这里指的成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富有生命的发展潜力。且中国社会拥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难被异族所消灭、瓜分、蚕食,但这一特性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特别地泥古不化,很不善于吸收新的知识。中国虽然内部动乱层出,而不彻底分裂,也是由于这一泥古不化的特点起了作用。这使中国在对抗异族压迫的时候,自然也体现为持久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像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甚至半个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那样,遭到回教的融化。

不。中国没有走“错路”,甚至没有走“弯路”。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这个“死不认错”,中国还将经历许多牺牲与困苦,那也同样必要;因为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争霸之战”这个决定性战场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的事后聪明,不过是失败者的无奈叹息。据此我宣布──中国进程的“弯路”正是所谓的“曲线发展”,就像生命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错”中演化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正在“弯路”中显现!

(1987年12月29日)

(二)

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

例如,穆罕默德与列宁,希特勒与拿破仑,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曾经成功地应付过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如果拿“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来看邓小平的一生,其经济改革一大成功,而六四屠杀却是一大失败。

用“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的尺子,无法衡量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用“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尺子却能较好地衡量。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汤因比探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如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吉本,等等,他认为是好奇心使他们写出了历史的不朽之作。具体的说,他认为好奇心指引之下的历史探讨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是与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的。他发现,上述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开始他们伟大著作的写作时,都受到了社会巨变给他们的强烈刺激。例如他本人,当1912年他参观克里特岛的古代遗迹时,他设想这一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如今这一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突然联想到大英帝国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又如,1960年,当他在参观巴基斯坦的一个古代帝国遗址时,心里又一次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他既想到了当他还是一个8岁孩童时所看到的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在伦敦举行的盛大庆典,又想到英国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撤出印度次大陆,所以,又一次产生了大英帝国必然覆灭的想法。由此,他又想到无论是希腊哲人,还是犹太先知,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是,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这就是灾难紧随胜利之后,沦丧必然即骄傲而来。这样,历史轮回的观念就产生了并深深的主宰着他,成为他历史写作的主要基调。在全书的最后,汤因比说他试图去寻找一种与历史上的人的一种“神交”,他发现人类的“罪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在于,有感觉的生命在现象世界的短暂旅途中脱离了现象背后超时间的真实;而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端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追求他个人人生“不可言喻的境界”,也就是“极乐”。

汤因比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 

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他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 

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灭绝呢?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衰落下来。 

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 

多数人的模仿乃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致于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 

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 

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汤因比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他指出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 

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与周围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中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汤因比看来,未来人类的希望在中国。

尽管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是僵化的文明,但他对中国的世界主义传统在未来世纪的作用寄予厚望。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欧亚大陆东部的引力中心。他认为未来世界不是由分裂的西方或西方化的主权国家来统一,而是由中国式样的世界主义政治实体来统一。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这样主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主题: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在分析“挑战与应战”时曾经提到:“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这个论断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成功是失败之父”相关,但是有不相同。

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

例如,穆罕默德与列宁,希特勒与拿破仑,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曾经成功地应付过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如果拿“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来看邓小平的一生,其经济改革一大成功,而六四屠杀却是一大失败,而南下讲话启动第二次改革开放又是一大成功……

用“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的尺子,无法衡量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用“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尺子却能较好地衡量。

(三)

作为“止损战略”的“成功是失败之父”:“止损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计划,更是一项操作。”

“止损战略”就是在失败的时候认赔出场,认清祸福相倚、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的道理,然后通过退而结网卷土重来,通过“场所的转移”推进弥补战略,从而实现更高层面的生长。

止损战略执行得当,失败是成功之母;弥补战略执行得当,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忘记止损和不会弥补,只有走向的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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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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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超限战”的核心概念是“超限”,“超限”一词出自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3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希伯莱人原先认为的嫉妒、偏狭、复仇心切的游牧部落神耶和华,也从喜闻祭品香味、在巴勒斯坦地方常来常往的境地,升入无边无际的苍穹,化为一个普遍(超限)的、公正(超域:不偏袒)的、仁爱(以“人”为“目的”)的上帝。”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超限”在谢选骏的原著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本质的。因此,当“超限”用来形容战争的时候,必须和宗教战争有关。

读者还可以发现,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和“超限”并用的,还有“超域”、“以‘人’为‘目的’”。

1、“超域”正是“超限战”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在空间上不受限制。

2、“以‘人’为‘目的’”,正是现代文明甚至是现代宗教战争的特点。其中,既包括普世价值,也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伊斯兰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超限战》出版之后两年爆发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后续的反恐战争,就是一系列典型的“宗教战争”。

(一)

2016年4月19日网传《解放军少将:互联网将摧毁美国霸权》一文说:

互联网演变必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去中心化”和“去货币化”,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大特权: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在新书中大胆预测:互联网将摧毁一切霸权,美国之后,再无帝国。

中国大陆“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少将日前出版力作《帝国之弧——抛物线两端的美国与中国》。乔良继17年前精准预言“9.11”事件后,再度预言:互联网将重塑世界格局,摧毁一切霸权,美国之后,再无帝国。他认为,当前世界乱云飞渡,而所有的乱都可以归结为争夺资本之乱。在这场漫长“马拉松”中,中国不必在意自己是不是领导者,只要争取成为最后的撞线者。

乔良通过多年来的观察发现,《帝国之弧》一书从金融角度切入讲历史,系统分析美国作为“金融帝国”的兴衰趋势,预见未来的世界。乔良认为,技术创造历史,技术也改变历史。互联网演变必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去中心化”和“去货币化”,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大特权: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

乔良指出,互联网的主要功能是信息共享,这将使信息垄断不复存在,起码将其降到最低限度,这将不可逆转地消解一切权力,包括帝国霸权。其中原理就是:一切权力都来自信息垄断。信息垄断一旦打破,一切权力将不攻自破。这意味着,美国之后,将不再有帝国;也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也不再只是大国间的游戏。权力分享,会成为世界格局重塑的主题。

对于中国来说,在谈论能否赢得未来之前,首先要赢得当前。乔良认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正跌进一个比“烂”时期:谁比谁更烂,谁就先倒下。中国唯有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自己比别人先倒下,让别人先你倒下,你就有机会挺住,然后逐步修复自己,重返快车道。

而就中美两国而言,乔良认为,中国今天真正要应对的,主要不是美国的军事霸权,而是其金融霸权。金融系统是中国最脆弱的软肋,中国不能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深信不疑,令自己成为不设防的“罗马”。

……

乔良认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正跌进一个比“烂”时期: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不过他的结论“谁比谁更烂,谁就先倒下”,却似乎大有问题。现实好像相反的是:谁比谁更不烂,谁就先倒下。不仅中国,世界也开始进入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越烂的好像倒越不容易死。

而乔良将军对美国未来的预期,也好像是来自对于中国现在的总结。

(二)

公开资料显示,乔良是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中国前沿军事理论家、著名军旅作家,空军专家委员会委员,火箭军军事理论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1999年,他与王湘穗合著的军事理论著作《超限战》出版,该书由于准确预了“9·11”事件的发生,在美国及西方引起震动。被美国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分别列为学员必读书目和正式教材,更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著。近年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已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超限战”的核心概念是“超限”,“超限”一词出自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3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希伯莱人原先认为的嫉妒、偏狭、复仇心切的游牧部落神耶和华,也从喜闻祭品香味、在巴勒斯坦地方常来常往的境地,升入无边无际的苍穹,化为一个普遍(超限)的、公正(超域:不偏袒)的、仁爱(以“人”为“目的”)的上帝。”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超限”在谢选骏的原著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本质的。因此,当“超限”用来形容战争的时候,必须和宗教战争有关。

读者还可以发现,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和“超限”并用的,还有“超域”、“以‘人’为‘目的’”。

1、“超域”正是“超限战”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在空间上不受限制。

2、“以‘人’为‘目的’”,正是现代文明甚至是现代宗教战争的特点。其中,既包括普世价值,也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伊斯兰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超限战》出版之后两年爆发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后续的反恐战争,就是一系列典型的“宗教战争”。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宗教战争。

“超限战”、“超域战”,其实就是“上帝的战争”。尽管在现代条件下,这还体现为“以‘人’为‘目的’”的战争。但其本质却是无限制的,相形之下,人间的一切包括战争,其实都是有限有域的,不可能“超限”、“超域”的。而中国之所以几度亡国,就是丧失了宗教精神,无法从事一场惟有宗教精神才能支持到底的“超限战”、“超域战”。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国民党的天下,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宗教精神。

可是现在,共产党在文革和改革之后,已经成为丧失了方向和宗教精神的没头苍蝇。身在其中的乔良将军也许并未注意这一关键。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超限战。

中国人,你们准备好了吗?用一种什么样的宗教来推行你们的超限战?

要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超限”、“超域”的宗教信念,就无法支撑到战争的最后一刻、“推迟五分钟退出赢得了胜利的战场”!

〔另起一页〕

第二节

网络攻击是文化战争的新形式

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中,我曾经深入探讨过“新文化战”(The New Cultural War,第二十八章)。

那时我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

果然,网络安全专家们2011年8月3日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连环网络攻击,其入侵范围覆盖包括联合国、各国政府、企业的72家机构网络。部分美国专家再次将此次袭击的来源指向中国。

披露此次入侵的安全网络公司McAfee表示,他们认为此次史上最大规模的连环网络袭击是一次“国家行为”,但是拒绝点名幕后国家。不过一名负责简要通报此次黑客行为的安全专家表示,证据显示幕后国家为中国。

此次长达约5年的黑客行为牵涉多个国家和组织,包括美国、台湾、印度、韩国、越南、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东盟(ASEAN)、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orld Anti-Doping Agency),以及从国防合作商到高科技企业的一系列公司。

McAfee表示,在入侵联合国的案件之中,黑客在2008年曾侵入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秘书处,并潜伏两年之久未被发现,悄悄搜索了大量的机密信息。

主持公司威胁研究的McAfee副总裁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3日发表一篇长达14页的报告,他们对于此次受害者类型的多样性和范围,以及作案者的大胆感到吃惊。所有这些攻击是怎样发生的,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疑问。即使这些行为导致一个团体通过窃取他人信息,从而建设更好的竞争产品,或者在一个关键谈判中击败竞争者,那么损失将预示着巨大的经济威胁。

McAfee是在2011年3月了解到整个袭击的范围的,当时公司研究人员正在回顾他们在2009年一起针对国防公司安全分支的调查。他们之前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命令和控制”服务器,其内容显示了此次攻击的电子记录日志。

日志显示,此次大规模攻击的名字称为“Operation Shady RAT”,最早的攻击日前被追溯到2006年中期。但是相信尚有其他的一些入侵行为未被发现。一些攻击仅仅维持了约一个月,但是最长的一次则维持了28个月,即针对某一个未指明的亚洲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攻击。

阿尔佩洛维奇向路透表明,公司和政府机构每天都在遭受网络袭击,他们正在将经济优势和国家机密流失给不讲道德的竞争对手。此次披露的袭击是史上最大的知识产权和财富转移行为,袭击规模真的是令人害怕的。

阿尔佩洛维奇表示,公司已经告知了所有遭受袭击的72家受害者,该案件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接受执法机构的调查。他拒绝给予更多详细信息,例如被攻击公司的名字等。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网络专家、美中安全问题专家刘易斯(Jim Lewis)对此表示,他认为很可能此次袭击的背后主使是中国,因为被袭的部分目标确实拥有北京特别感兴趣的信息。例如,国际奥组委以及数个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网站在北京备战2008年奥运会期间,显示曾被入侵。

同时,刘易斯还称,中国一直视台湾是其一个省,两岸之间尽管近些年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但是政治问题依然充满争议。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中国,不过也可能是俄罗斯,但是中国的可能性要大于俄罗斯。

刘易斯补充道,美国和英国虽然也拥有进行这类袭击的能力,但是美国不可能攻击自己的网络,而英国也无需攻击美国。

Intel 公司2011年聘用McAfee为其服务,因此发现这一网络攻击的McAfee公司并没有发表是否中国应该负责的评论。为大型公司服务的网络安全专家通常不愿意将政府与网络攻击联系在一起,担心自己的生意在相关国家受到损害。

对于此次攻击,联合国方面表示已经意识到McAfee的通知,他们已经对此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确实存在入侵现象。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Farhan Haq)表示,目前的想法是查看整个日内瓦网络,在不能确切知道哪里被攻击的情况下,很难量化潜在的损害。哈克拒绝猜测谁是袭击的幕后主使。当被问及如果矛头最终指向中国的话,联合国会怎样做时,他表示,联合国将首先寻找自己的网络到底发生了什么。

类似“Operation Shady RAT”这样的网络攻击一般花费都极高,通常是不会被披露的,因为受害人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或者被其他黑客当做目标、因此McAfee认为,披露该袭击就像是揭露冰山一角。

阿尔佩洛维奇在报告中写到,由于大部分受害者都没有发现网络入侵或者其影响,导致每一个拥有相当规模、宝贵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的行业和公司都受到了损害。

2004年那时我还指出: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

2011年8月4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推荐《小国崛起》

[提要]

“小国崛起”的诞生如此偶然:2007年1月2日,元旦刚过,我就接到“多维新闻”的社长何频的电话,原来他对中国刚刚播出的电视片《大国崛起》很感兴趣,而不少人又认为2006年播出的《大国崛起》与1988年播出的《河殇》有所关联,所以他想请我从《河殇》作者的角度,用《品三国》的作者易中天那样的风格,来谈一下相关问题,由他来制成电视片。

“小国崛起”这个标题,并不完全是针对“大国崛起”的,而是来自一个更为醒目的事件:来自2006年的世界焦点伊拉克战争。我一边想着伊拉克战争的背景,好像听见了自杀炸弹的此起彼伏,一边就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小国时代——这是一个小国时代。小国崛起,大国解体。

“小国崛起”的主题虽然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但是却以历史反思为轴线,总结出“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历史规律,所以其中前七章阐述“小国崛起”,后五章阐述“大国解体”,通过阐释“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规律,为即将来到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一体,做了预告。

这不是心血来潮。早在1988年12月13日 ,我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中就阐述这样的想法,那是小国崛起的动力叫做“贵族主义”,而把大国解体的原因叫做“官僚主义”。而真正的贵族主义往往又和某种宗教紧密相连,构成了“黑暗中的光明”(另见《光明日报》1988年11月15日书评专栏) 

现在有人问我,“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现象,是否也适于美国?我认为也是适合的。伊拉克战争、伊朗尤其是北韩核子问题造成的危机表明,“小国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正在到来。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走向就是由一个比小国还要小的基地组织所发动的一次恐怖袭击所决定的。

西欧小国的崛起表明“小国兴起于贵族主义”,是小国的成功之道。缺乏贵族精神的小国就将昙花一现,无法成为世界大国,甚至连成为区域大国也不可能。一切能够崛起的小国都有这样的自信: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使命;在最黑暗的时刻,闪烁着最有持久意义的星光。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希望。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所处时代的重要性。我们的所做所为,对于未来的世代,可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2007年2月开始,《小国时代》电视片陆续摄制、播出,其中对话的文字稿,经过整理在《多维时报》、《多维月刊》双重连载。一年以后,2008年3月,台湾联经出版了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张亚中先生撰写的《小国崛起——转捩点上的关键选择》一书,在此,我向大家推荐张亚中撰写的《小国崛起——转捩点上的关键选择》,因为它确实很好地诠释了“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思想,值得大家一读。我也感谢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独具慧眼,选中这样一个具有长久价值的题目予以出版。

[正文]

(一)“小国崛起”的诞生如此偶然

2007年1月2日,元旦刚过,我就接到“多维新闻”的社长何频的电话,原来他对中国刚刚播出的电视片《大国崛起》很感兴趣,而不少人又认为2006年播出的《大国崛起》与1988年播出的《河殇》有所关联,所以他想请我从《河殇》作者的角度,用《品三国》的作者易中天那样的风格,来谈一下相关问题,由他来制成电视片。

对他的提议我愿意支持,但又因为两个原因而很为难:1、正因为不少人认为2006年播出的《大国崛起》与1988年播出的《河殇》有所关联,那么我从《河殇》作者的角度就更加不便谈论它了。2、《品三国》的作者易中天那样的风格,是我不会运用的。因此我建议何频:何不换个角度来谈论相关问题,而不要把焦点集中在《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片《大国崛起》上?他同意了,并问我什么题目为好?我说那就叫做“小国崛起”吧。

(二)“小国崛起”的伊拉克背景

我之所以想到“小国崛起”这个标题,并不完全是针对“大国崛起”的,而是来自一个更为醒目的事件,来自2006年12月31日这个划时代的日子。

我在2006年12月初就想:世界焦点伊拉克战争好像是一个拉锯战,但更像是一笔“充满死亡的生意”。我在思考伊拉克战争的奇怪模式:这涉及到石油美元与美军伤亡的关系!例如,花两万美元买一个自杀炸弹的爆炸手,通过一次恐怖袭击的爆炸就可以让产油国获得两百万美元以上的回报!方式是通过石油涨价!随着石油价格节节升高,伊拉克美军阵亡人数突破3000人。2006年12月31日的《纽约时报》将3000人的死亡视为一个“残酷的里程碑”。但我在里面看到了经济学原理:对美国来说,这是一场在经济上无法持续下去的战争。而伊拉克以及石油输出国却越战越勇。

据统计,2006年12月是驻伊美军过去两年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月,共有111名士兵阵亡。而2006年全年至少有820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丧生。从10月开始,驻伊美军的死亡数平均每天超过三人。此外,伊战以来,还有近两万名美军士兵在伊受伤,伤残者中有8500多人接受治疗后没有重返部队服役。另据统计,2003年以来,总共有42.5万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服役。据美国军医专家们说,每六个回国的军人中就有一人报告说患有抑郁、焦虑或者精神创伤后的压力综合症等问题。驻伊美军中平均每月有37人因心理疾病被送回美国治疗。一位伊战专家说,美军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可能是美国民众的心理底线,这一消息比萨达姆被处决的新闻更引起美国民众的关注。死亡的士兵有着相似的背景,大多是来自农村的白人男青年,这对美国的种族平衡还有潜在的影响。

对美军士兵来说,2006年这一年里,反美武装分子的爆炸装置威力越来越大。尽管五角大楼花了数十亿美元来清除这些装置,但反美武装的技巧也在提高。炸弹安装得更隐蔽了,垃圾和破轮胎下面、栏杆后面、活人身上、死狗身上……到处都可能有炸弹。反美武装把炸弹放在垃圾箱里,在上面安装了能自动打开垃圾箱门的装置。炸弹威力也越来越猛,全副武装的装甲车也能被炸掉。《洛杉矶时报》1月1日的分析称,自2006年秋天以来,反美武装的狙击手激增,美国情报部门不得不专门派人到巴格达,教军方对付狙击手。然而,这样的努力并不能扭转局势。

伊拉克警察也伤亡惨重。伊拉克内政部长拉尼说,自从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伊警察部队已经有1.2万多人在值勤时遭遇袭击而丧生,2万多人受伤。在内政部长公布这数字之际,首都巴格达北面一处警察基地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七名正在步操的警员遇难,另外20人受伤。据统计,目前伊拉克警队有近19万名警员。平均每16位警员就有一人殉职。据统计,在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进军的“真正战争期间”,总共仅有138名美军士兵阵亡。而伊战后,驻伊美军平均每月有60多人丧生。即使如此,到2003年底,也仅有总共不到500名美军丧生。而到2004年12月7日,在伊拉克阵亡的美军士兵已达1000人。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两年半之后,美国军方2005年月10月25日宣布,因参加对伊军事行动而死亡的美军人数已经达到2000人。美国各大媒体都将这一数字称为“悲剧的里程碑”,因为无论对于在这个数字背后承受着丧子、丧父、丧夫或丧友切肤之痛的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还是对于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来说,这都是一个具有悲剧含义的标志。而2006年以来,由于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日益增加,驻伊美军士兵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10月份就有105名美军士兵在遭受各类袭击中丧生,到年底的12月份终于达到三年来的最高纪录。

(三)“小国崛起”的诞生恰逢其会

我一边想着伊拉克战争的背景,好像听见了自杀炸弹的此起彼伏,一边就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小国时代——这是一个小国时代。小国崛起,大国解体。

于是,我很快就列出了以下的题目:

第一集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第二集《世界大国和区域小国》

第三集《蕞尔小国》

第四集《欧洲突围》

第五集《殖民漩涡》

第六集《瓜分世界》

第七集《全球战国》

第八集《人类同源,全球一体》

第九集《资本特性与技术扩散》

第十集《人权如何征服主权》

第十一集《普世民主与逆向殖民》

第十二集《种族特性与全球民族》

其中前七章阐述“小国崛起”,后五章阐述“大国解体”,最后则归结为即将来到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一体,故总其名曰“小国时代”。

我传给何频,问他可否?他说可以,我就花了一个星期进行细致化,一一列出了连同标题和大纲在内的文稿:

小国时代——这是一个小国时代,小国崛起,大国解体。

第一集《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01、蓝色话语和红色话语(1988—2006年)

02、《河殇》出台的背景:主题与《大国崛起》 (中国有无海洋文明?)河姆渡/良渚/亚洲地中海/南洋群岛/马达加斯加/龙舟竞渡/文身民族/ 

03、邓小平南下的“不争论”是蓝色与红色的模糊期(缺乏合法性)

04、加入世贸的“行动”是蓝色文明的成就(王小东等反对)

05、蓝海战略与红海战略

06、《大国崛起》作为蓝色话语的不足和矛盾

07、小国崛起才是历史的定律

通过大国解体现象,观察正在消失的美国世纪。指出《大国崛起》的影响力来自它所讲述的“蓝色话语”对“红色话语”的冲击。而《河殇》则是蓝色话语在中国电视的首播,破除了“生命是红色的”这一迷信,还原真相:“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同时也指出《大国崛起》作为蓝色话语的某些不足和矛盾之处,是其忽视了“小国崛起才是历史的定律”。

第二集《世界大国和区域小国》

01、中国的两难处境与中国的两全之策

02、比利牛斯现象:小国崛起与大国解体

03、一次大战消灭了四个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

04、二战消灭了四个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

05、冷战消灭了一个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06、反恐战争是否正在消灭最后一个帝国:美利坚合众国

07、世界平面化:俄、美两国即欧洲东西两翼的殖民历史结束

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难处境,并提出中国的两全之策。联系比利牛斯半岛的葡萄牙开创欧洲殖民主义路线和关闭欧洲的海外殖民帝国现象,深入探讨“小国崛起与大国解体”的现象,指出:

1、“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四个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2、“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四个帝国: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3、“冷战消灭了一个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4、并提出“反恐战争是否正在消灭最后一个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其结果很可能造成“世界平面化:俄、美两国即欧洲东西两翼的殖民历史结束”。

第三集《蕞尔小国》(地中海文明的格局)

01、欧洲的破碎(仰面朝天、祷告姿势)

02、回教入侵小亚细亚、西西里、比利牛斯

03、查理曼帝国与北欧海盗

04、塞尔柱人与十字军

05、蒙古帝国诱发欧洲近代文明

06、黑死病与香料贸易

07、奥斯曼帝国刺激海外扩张

08、意大利城邦:小国崛起

09、荷兰作为小国的崛起及其组织方式的扩散:西翼的英、美,东翼的德、俄(欧洲扩张的残酷无情,尤其是东方阵线:俄国并吞西伯利亚之“螳螂捕蝉”以及德国之“黄雀在后”企图并吞俄国,如《我的奋斗》所示)

描述了地中海文明的“中世纪格局”。欧洲的社会政治的破碎,造成了仰面朝天、祷告姿势的谦卑性格,而这一谦卑帮助了欧洲:1、从回教的入侵小亚细亚、西西里、比利牛斯等一系列灾难下解脱出来;2、从查理曼帝国的瓦解与北欧海盗的袭击下幸存下来;3、从塞尔柱人的侵略和两百年十字军运动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4、并探讨了蒙古帝国的入侵如何诱发了欧洲近代文明、蒙古人与黑死病的关系、黑死病与香料贸易的关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如何引起了西欧的文艺复兴并刺激了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

其中意大利城邦热内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命运显示了“小国崛起”而非“大国崛起”的经典案例;而葡萄牙与荷兰作为较之城邦为大的小国,其崛起及其组织方式的扩散,对于后来居上的中等规模的西班牙、法国、英国的海外殖民,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欧洲西翼的美洲与澳洲殖民地、欧洲东翼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殖民地,同样如此。而日本和纳粹德国的残暴性,在早期殖民者对待西伯利亚和远东居民、对待美洲和澳洲原住民的行径中,已经有所展示。希特勒《我的奋斗》是企图把“澳洲经验”变成“东欧经验”的结果。

第四集《欧洲突围》(1453—1578年)与史前文明的比较

01、“地理大发现”的虚构性质

02、拜占庭陷落到摩洛哥反击

03、西线(葡萄牙、西班牙)

04、东线(奥匈帝国、俄罗斯)

1、比较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史前文明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其实只是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建立了定期航线,而不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发现。因为欧洲人“发现”的世界,都是前人早在几万年以前就到达过的已知土地;欧洲人作为“发现者”显然是虚构的。但即使如此,欧洲探险家们把世界连成一个网络的努力,依然具有巨大意义。

2、从1453年拜占庭的陷落到1578年摩洛哥对欧洲殖民者的反击开始,不论是欧洲突围的西线葡萄牙与西班牙,还是欧洲突围的东线奥匈帝国与俄罗斯,都是对于前一个时期欧洲遭受的外来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反侵略”就这样成为“反向的侵略”。

3、比利牛斯国家通过反抗回教入侵,而乘胜追击,入侵美洲殖民的故事。

4、俄罗斯帝国通过反抗蒙古入侵,而乘胜追击、入侵亚洲的殖民故事:“反侵略”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反向侵略”。

第五集《殖民漩涡》(1600—1789年)与希腊殖民的比较

01、三大世界帝国:奥斯曼、莫卧儿、满清

02、两个“东印度公司”

03、五月花号

04、英法争霸

05、到法国大革命

比较了西欧殖民运动与古代希腊殖民过程。指出1600年间的三大世界帝国奥斯曼、莫卧儿、明清,没有一个是欧洲国家,相反,欧洲的众多小国都是依靠蚕食这些老大帝国而迅速发迹的。这正合乎“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历史定律。例如英国与荷兰的两个“东印度公司”,以及不太有名的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作为“国中之国”的经典小国,击败一个个老大帝国,开辟了广袤的东方殖民地。到达美洲“五月花号”所代表的新型殖民运动,是整个家族甚至整个社区移民的大规模迁徙,这不同于以往的商业移民。在这样的“英国殖民模式”下,英、法两国的全球争霸,自然注定以英国的胜利和法国的失败告终:法国失去美洲和印度。殖民战争的失败导致法国出现内部革命。

第六集《瓜分世界》(1815—1914年)/工业革命的逻辑

01、维也纳会议瓜分欧洲

02、美洲的独立战争

03、瓜分非洲

04、瓜分中国

05、到世界大战

讲述了“工业革命的逻辑”:全球趋向一体化。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瓜分欧洲到1812年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再到1890年代欧洲列强的瓜分非洲、以及日本开辟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瓜分完毕的世界终于在1914年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890年代,全球白种人的出生率开始下降;本来他们应该趁这个机会偃兵息武,但帝国主义或曰“大国崛起主义”却不此之图,反而变本加厉地争相掠夺海外领地,结果飞驰而来的殖民列车迎头相撞,造成车毁人亡的历史惨祸。这就是绵延了三十一年的两次世界大战。

第七集《全球战国》(1914—1989年)与中国战国时代的比较

01、一次大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02、新兴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盟(苏—中、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日本与东南亚)

03、同盟国—轴心国/合纵—连横;美国摧毁英帝国

04、冷战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继续动员民族解放运动,造成全球范围的非殖民化

05、小国林立(增加10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是对大国霸权的清算,希特勒自杀的地下室和日本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就是大国崛起的归宿

06、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

A.欧洲殖民帝国的西线消灭:1975年葡萄牙革命

B.欧洲殖民帝国的东线瓦解:1989年“六四”与苏东波

比较了1914年开始的全球战国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的格局:1、一次大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2、新型帝国主义与解放运动的结盟(苏—中、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日本与东南亚);3、同盟国—轴心国/合纵—连横;美国摧毁英帝国;4、冷战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继续动员民族解放运动,造成全球范围的非殖民化;5、小国林立的时代,其特点是20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对大国霸权的清算;6、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有两翼之分:A欧洲殖民帝国的西线消灭:1975年葡萄牙革命;B欧洲殖民帝国的东线瓦解:1989年“六四”与苏东波。

第八集《人类同源,全球一体》

01、夏娃理论1990年代出现

02、全球化时代1990年代开始

03、反恐战争与大国解体

04、我们正在经历的沉默时代

05、反恐战争是否正在消解最后一个欧美霸权中心

观察到“夏娃理论”在1990年代的出现,是与全球化时代在1990年代的开始,同步的。2001年开始的反恐战争揭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序幕,导致大国解体。失去国际制衡的状态,导致“两个美国”的出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美国;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美国;排斥移民和非法移民的美国;美元的美国和赤字的美国——自我孤立、自行其是,导致美国的盟国急剧减少,美国的国际体系趋于解体。这是一个“我们正在经历的沉默时代”。伊拉克战争正在瓦解最后一个全球霸权。

第九集《资本特性与技术扩散》

01、外包现象

02、社会资本技术扩散

03、三个中心:美国(现有技术中心)/中国(生产增长中心)/伊斯兰世界(人口增长中心)

04、地球危机以及取代“大国崛起”的对策方案

讨论“外包现象”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杠杆作用。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特性导致了日益广泛的技术扩散。其结果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三个中心:美国(现有技术中心)、中国(生产增长中心)、伊斯兰世界(人口增长中心)。三个中心形成漩涡和动荡,加剧了地球危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全球污染。对身陷其中的中国来说,何为“取代‘大国崛起’的对策方案”?那就是尽少谋求国家霸权,尽多发展个人素质,使得整个华人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尽量占有更多的份额。也就是说,全球时代的人应该拒绝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而开创我们自己的《民富论》。

第十集《人权如何征服主权》

01、民主是社会动员的需要

02、人权高于主权的中国范本

03、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的作用

04、来自西伯利亚的反作用力(列宁、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指出平面化的全球时代是个人争胜而非国家崛起的时代,大国蚁民的传统正在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和挑战。本来,民主政治并非奢侈的摆设,而是互相竞争的列国环境的产物,是各个主权国家为了对外争胜而实行的内部妥协,民主是社会动员的需要。“人权高于主权”是民主内政的外化,是一种对外征服的高级战略,例如古代中国就有一个著名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范本。苏联的瓦解既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功绩,也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失误;而是一种历史的反作用力:是遭受俄国殖民统治的西伯利亚对于欧洲殖民扩张的反弹。

第十一集《普世民主与逆向殖民》

1、正在消失的美国世纪

2、大国蚁民与全球盲流

3、文明世界拒绝生育

4、精子下降的严峻形势

5、计划生育是民族自杀

通过正在消失的美国世纪,观察大国蚁民导致与全球“盲流”泛滥,其实盲流并非盲目流动,而是“人往高处走”:从乡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从穷国到富国,从下层到上层。穆斯林和非洲黑人抢进欧洲,拉丁美洲人抢进北美,中国人和印度人流散全球。普世民主必然造成逆向殖民,正如文明世界必然拒绝生育;同时精子下降的严峻形势和同性恋的流行使得发达地区人口萎缩,结果加剧了移民浪潮。在这种局势下,继续推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几乎是在执行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杀计划。

第十二集《种族特性与全球民族》

1、十万年的分离/一万年的整合

2、种族三特性/族裔/教族

3、希腊与中原缺乏融合集团,罗马与秦运用融合集团

4、全球联邦的可能特点:中国与方国

5、新的“汉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6、科举制比种姓制更加有效

总结了人类“十万年的分离”与“一万年的整合”。在十万年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三大人种,及其著名的“种族三特性”,造就了五光十色的族裔和形形色色的教族。但是一万年以来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全球人类的各个分支重新走到一起,而不仅仅是各个大洲(欧、亚、非)、各个地区(西欧、中东、南亚、远东、美洲)分别整合。三大人种本身也在开始不可逆转的融合过程。回首历史,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原由于缺乏有效的促进融合的集团,没有办法完成自身的统一;最后不得不遭到外来力量的兼并鲸吞强秦并吞了中原各国,罗马并吞了希腊各国。未来的全球秩序,不得不仰仗融合集团来造就全球联邦。并在全球联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就像过去各个大洲和各个地区形成了新的世界民族“汉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管理新的全球民族,科举制比种姓制更加有效。

(谢选骏,2007年1月5日,纽约城)

我把上述十二集的纲要拟定之后,连同题目和大纲在内的文稿,都寄给何频,希望和他通过对谈的方式来讨论相关话题,比我一个人讲会较为生动。后来,他主要参考这些题目和大纲的文稿来谈论,但有时也会临时突破这个范围,使我们的对话变得更为生动。

(四)

“小国时代”的预告

“小国崛起”的主题虽然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但是却以历史反思为轴线,总结出“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历史规律,所以其中前七章阐述“小国崛起”,后五章阐述“大国解体”,通过阐释“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规律,为即将来到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一体,做了预告。

在电视片制作开始以后,何频又请我写一个新闻报道,于是我就起草了一个整体说明:

标题是

“多维电视制作12集电视政论片《小国时代》——这是一个小国时代,小国崛起,大国解体。”

内文是

由多维电视制作的12集电视政论片《小国时代》2007年2月9日首播。该片以多维社记者何频与旅美华人学者谢选骏的访谈录为主轴拍摄而成,揭示“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历史定律。

谢选骏指出,“大国崛起”的时代早在二战的德国废墟和日本核爆中画上了句号;而现代这个小国林立的国际无政府时代则孕育巨大的危险,尽管危险的挑战也包含着某种机会。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与把握。

《小国时代》第一集《从〈河殇〉到〈大国崛起〉》,指出《大国崛起》的影响力来自它所讲述的“蓝色话语”对“红色话语”的冲击。而《河殇》则是蓝色话语在中国电视的首播,破除了“生命是红色的”这一迷信,还原真相:“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同时也指出《大国崛起》作为蓝色话语的不足和矛盾之处,是其忽视了“小国崛起才是历史的定律”。

第二集《世界大国和区域小国》,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难处境,并提出中国的两全之策。联系比利牛斯半岛的葡萄牙开创欧洲殖民主义路线和关闭欧洲的海外殖民帝国现象,挖掘“小国崛起与大国解体”的现象,指出:1、“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四个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2、“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四个帝国: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3、“冷战消灭了一个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4、并提出“反恐战争是否正在消灭最后一个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其结果很可能造成“世界平面化:俄、美两国即欧洲东西两翼的殖民历史结束”。

第三集《蕞尔小国》描述了地中海文明的“中世纪格局”。欧洲的社会政治的破碎,造成了仰面朝天、祷告姿势的谦卑性格,而这一谦卑帮助了欧洲:1、从回教的入侵小亚细亚、西西里、比利牛斯等一系列灾难下解脱出来;2、从查理曼帝国的瓦解与北欧海盗的袭击下幸存下来;3、从塞尔柱人的侵略和两百年十字军运动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4、并探讨了蒙古帝国的入侵如何诱发了欧洲近代文明、蒙古人与黑死病的关系、黑死病与香料贸易的关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如何引起了西欧的文艺复兴并刺激了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

其中意大利城邦热内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命运显示了“小国崛起”而非“大国崛起”的经典案例;而葡萄牙与荷兰作为较之城邦为大的小国,其崛起及其组织方式的扩散,对于后来居上的中等规模的西班牙、法国、英国的海外殖民,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欧洲西翼美洲与澳洲殖民地、欧洲东翼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殖民地,同样如此。而日本和纳粹德国的残暴性,在早期殖民者对待西伯利亚和远东居民、对待美洲和澳洲原住民的行径中,已经有所展示。希特勒《我的奋斗》是企图把“澳洲经验”变成“东欧经验”的结果。

第四集《欧洲突围》比较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史前文明的地理大发现。从1453年拜占庭的陷落到1578年摩洛哥对欧洲殖民者的反击开始,不论是欧洲突围的西线葡萄牙与西班牙,还是欧洲突围的东线奥匈帝国与俄罗斯,都是对于前一个时期欧洲遭受的外来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反侵略”就这样成为“反向的侵略”。“地理大发现”其实只是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建立了定期航线,而不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发现。因为欧洲人“发现”的世界,都是前人早在几万年以前就到达过的已知土地;作为“发现”显然是虚构的。但即使如此,探险家们把世界连成一个网络的努力,依然具有巨大意义。

第五集《殖民漩涡》研究了西欧殖民运动与古代希腊殖民的不同过程。指出1600年间的三大帝国奥斯曼、莫卧儿、明清,没有一个是欧洲殖民国家,相反,欧洲的众多小国都是依靠蚕食这些老大帝国而迅速发迹的。这正合乎“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历史定律。例如英国与荷兰的两个“东印度公司”,以及不太有名的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作为“国中之国”的经典小国,击败一个个老大帝国,开辟了广袤的东方殖民地。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所代表的新型殖民运动,是整个家族甚至整个社区移民的大规模迁徙,不同于以往的商业移民。在这样的“英国殖民模式”下,英、法两国的全球争霸,自然注定以英国的胜利和法国的失败告终:法国失去美洲和印度。殖民战争的失败导致法国出现内部革命。

第六集《瓜分世界》阐释了“工业革命的逻辑”:全球趋向一体化。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瓜分欧洲到1812年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再到1890年代欧洲列强的瓜分非洲、以及日本开辟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瓜分完毕的世界终于在1914年大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七集《战国时代》考察了1914年开始的全球战国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的格局。如一次大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新型帝国主义与解放运动的结盟(苏—中、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日本与东南亚);同盟国—轴心国与合纵—连横;美国怎样摧毁了大英帝国;冷战如何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深入动员民族解放运动,造成全球范围的非殖民化;并最终造成了小国林立的国际无政府时代,其特点是二百左右联合国会员国,对大国霸权的事实上的清算;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虽有两翼之分,但最终殊途同归:欧洲殖民帝国的西线消灭,源于1975年葡萄牙革命;欧洲殖民帝国的东线瓦解,源于1989年中国“六四”为前导的“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其实就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东方阵营。

第八集《人类同源,全球一体》观察到“夏娃理论”在1990年代的出现,是与全球化时代在1990年代的开始,同步的。2001年开始的反恐战争揭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序幕,导致大国解体。失去国际制衡的状态,导致“两个美国”的出现:自由派的美国和保守派的美国;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美国;排斥移民的美国和非法移民的美国;美元的美国和赤字的美国——自我孤立、自行其是,导致美国的盟国急剧减少,美国的国际体系趋于解体。这是一个“我们正在经历的沉默时代”。伊拉克战争也许类似1980年代瓦解了苏联的阿富汗战争,正在瓦解最后欧美世界一个霸权?

第九集《资本特性与技术扩散》讨论“外包现象”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杠杆作用,指出其源于不可遏止的资本特性:不择手段地寻求利润;其结果造成同样不可遏止地技术扩散,以及欧美技术优势的丧失与其霸权消融。其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三个中心:美国(现有技术中心)、中国(生产增长中心)、伊斯兰世界(人口增长中心)。三个中心形成漩涡和动荡,加剧了地球危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全球污染。对身陷其中的中国来说,何为“取代‘大国崛起’的对策方案”?那就是,尽少谋求国家霸权,尽多发展个人素质:使得每个华人乃至整个华人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尽量占有更多的份额。也就是说,全球时代的人应该拒绝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而开创我们自己的《民富论》。

第十集《人权如何征服主权》指出平面化的全球时代是个人争胜而非国家崛起的时代,大国蚁民的传统正在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和挑战。本来,民主政治并非奢侈的摆设,而是互相竞争的列国环境的产物,是各个主权国家为了对外争胜而实行的内部妥协,民主是社会动员的需要。“人权高于主权”是民主内政的外化,是一种对外征服的高级战略,例如古代中国就有一个著名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范本。苏联的瓦解既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功绩,也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失误;而是一种历史的反作用力:是遭受俄国殖民统治的西伯利亚对于欧洲殖民扩张的反弹。

第十一集《普世民主与逆向殖民》通过正在消失的美国世纪,观察大国蚁民导致与全球“盲流”泛滥,其实盲流并非盲目流动,而是“人往高处走”:从乡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从穷国到富国,从下层到上层。穆斯林和非洲黑人抢进欧洲,拉丁美洲人抢进北美,中国人和印度人流散全球。普世民主必然造成逆向殖民,正如文明世界必然拒绝生育;同时精子下降的严峻形势和同性恋的流行使得发达地区人口萎缩,结果加剧了移民浪潮。在这种局势下,继续推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几乎就是在执行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杀计划”。为了中国人的未来,必须立即停止这个荒谬绝伦的“计划生育”及其“强制堕胎”。

第十二集《种族特性与全球民族》总结了人类“十万年的分离”与“一万年的整合”。在十万年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三大人种,及其著名的“种族三特性”,造就了五光十色的族裔和形形色色的教族。但是一万年以来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全球人类的各个分支重新走到一起,而不仅仅是各个大洲(欧、亚、非)、各个地区(西欧、中东、南亚、远东、美洲)分别整合。三大人种本身也在开始不可逆转的融合过程。回首历史,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原由于缺乏有效的促进融合的集团,没有办法完成自身的统一;最后不得不遭到外来力量的兼并鲸吞强秦并吞了中原各国,罗马并吞了希腊各国。未来的全球秩序,不得不仰仗融合集团来造就全球联邦。并在全球联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就像过去各个大洲和各个地区形成了新的世界民族“汉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管理新的全球民族,科举制比种姓制更加有效。

《小国时代》提出的问题是:1945年4月德国希特勒自杀的地下室及其户外焚尸的现场、1945年8月日本长崎和广岛两次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就是大国崛起的终极结论。然而,在小国时代的压力下,克林姆林宫的红星堕地之后,下一个解体的大国究竟是谁?

 12集电视政论片《小国时代》网站:

http://tv.chinesenewsnet.com/

从2007年2月开始,《小国时代》电视片陆续摄制、播出,其中对话的文字稿,经过整理在《多维时报》、《多维月刊》双重连载。

(五)“小国崛起·大国解体”其来有自

“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思想也不仅仅是伊拉克战争阴影下的突发奇想,而是其来有自。

早在1988年12月13日 ,我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中就阐述这样的想法,那是小国崛起的动力叫做“贵族主义”,而把大国解体的原因叫做“官僚主义”。而真正的贵族主义往往又和某种宗教紧密相连,构成了“黑暗中的光明”(另见《光明日报》1988年11月15日书评专栏) 

我指出,官僚体制与贵族体制历史渊源不同,对现代化工业进程具有不同的适应力。如巴林顿·摩尔( Moore,Barrington Jr.1913 )在其初版于1966年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中从未出现过像封建制后期的西欧(这当然指的是欧洲的贵族体制——谢选骏)那样的城市贸易和制造业阶段。”

在我看来,这一区别的缘由,当然要到中西文化的全方位差异中去寻找,但帝国成功地维持着全国的统一,可能是解释这种差异的较明显的原因。比如在欧洲,教皇和皇帝,国王和贵族间的分裂, 有助于商人、市民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外壳,使他们有机会在上述多元竞争的缝隙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力量。但在中国,在一统体制下的科举考试制度却使得雄心勃勃的人们离开商业和工业的竞争,即使在十五世纪中国商人阶层空前活跃的时期也是如此。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的外行,才会说明朝的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完全视而不见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加科举考试,以便准备仕途的角逐!

难怪,即使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还是大同小异:人们看重做官的,而轻视经商的,除非这个经商的具有官场背景,掌握了官商勾结的技巧。因为中国的工商业阶层从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没有独立的意识。而相对于经济财富来说,独立意识与独立地位,更是现代化的重要萌芽。 

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曾在欧洲触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宗教政革和人文主义的勃兴,市民思想的广为流传甚至启蒙运动等等,无不得力于此。但印刷术传播在其发祥地中国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研究表明,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增加了官僚阶层的容量”!因为印刷品使得一些小商人获得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从而有可能踏上仕途,谋得官职。当然,得补充的是,不仅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而且大量的小农也都在印刷本的帮助下,通过艰难攀登科举制的阶梯,从官僚体制中获得了一杯羹!无怪中国的官僚队伍日益庞大,而国计民生却日渐凋弊。在大一统的官僚体制下,涉足于帝国的行政系统是那样诱人,以致“某些商人甚至不惜自我阉割成为宦官,以享有接近皇帝的位置”。

由此看来,中国历史上导致多次王朝覆灭的宦官与官僚之争,无非官僚体制内的冲突罢了。即“没有资格”的宦官通过异常途径挤大了“有资格的”官僚系统,结果造成其内部紊乱。官僚队伍一乱,官僚型社会也就天下大乱了。在欧洲,封建贵族中产生的优越感,特权和豁免权,集团认同意识与惯例,是推动走向议会民主政体的主要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认。而强有力的东方官僚体制却“排除了贵族作为自由反对派出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使得中国在面对新的历史挑战时缺乏灵活性,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几乎完全分崩离析了”。 

现在看来,中国传统的官僚型社会在近代的崩溃,正是大一统官僚体制在面对多元化的、从贵族体制进化而来的民主政治挑战时,必然遭遇的结局。如果承认民主政治的来源是贵族主义,而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官僚主义——那么,现代中国从官僚主义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曲折,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正因为存在上述差异,近代史只提供了“封建小国崛起、中央大国解体”的范本,而没有提供相反的东西。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完全失去规范,其经济增长主要是作为跨国公司的生产流水线在发挥作用,而不是一个社会内在生命力在向外膨胀”。

1988年的时候,我关心中国当时的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我那时认为,那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付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类问题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果仅仅发展经济、开放经济,但不改革政治制度,那不能解决地区之间和阶级之间的贫富不均,将来还会造成大混乱。

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显然来自中国历史的“王朝末期经验”,即经济发达但两极分化,最后不能造就“大国崛起”,只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大国解体”。

(六)

二十一世纪的回响

正是在这一内部危机的刺激下,二十一世纪的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放弃对外斗争。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指出:“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文章还结论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崛起”论一度风靡中国,这就为电视片《大国崛起》提供了台后支持。

有人问我,“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现象,是否也适于美国?

我认为也是适合的。伊拉克战争、伊朗尤其是北韩核子问题造成的危机表明,小国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正在到来。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走向就是由一个比小国还要小的基地组织所发动的一次恐怖袭击所决定的。

回首前尘,发生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主导世界”,尽管这是美国第一次以“消除人道灾难”的名义、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普适性、全球化的原则,在主导世界。展望将来,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可能就是小国崛起、主导世界的开始。因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放弃了普适性、全球化的原则,而是采取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这就激起了小国的反抗,而现在伊朗也在跃跃欲试加入这崛起的小国行列。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开始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以致布什总统高兴地从飞机直接降落到航母上,来炫耀自己的胜利。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什么越来越陷入被动? 

看来,伊拉克战争的进程不是由军事问题决定的,而是由政治问题决定的。因为伊拉克人的伤亡远远大于美军。美国是《大国崛起》中到目前为止,唯一还没有衰落解体的“大国”,其它八国联军的祖国,现在都已退化为二流国家了。但是,伊拉克战争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苏联就是在1980年代被阿富汗战争拖垮的。于是,我从《大国崛起》看到了大国解体,想到“正在消失的美国世纪”可能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深刻的影响。

的确,今天的国际社会并无一个民主机制;但要把今天的国际社会看成天下,那么今天的天下共主是谁?美国可能是最接近天下共主的位置的,但依然有两个困难:一是今天的天下没有一套大家接受的行为准则,更缺乏运行天下的普适性原则、全球化机制;二是美国的声誉和国力都在下降,即使其国内对于充当天下的共主,也缺乏全国的共识。

而中国却正在努力走欧洲主权至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老路,因为处在目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要自立,就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的扩张并要应对今天的国际竞争。这条路无可厚非,但却不合时宜,因为形式太落伍了,毫无创新。在这条老路下,如果中国若能崛起成为世界头等强国,那就违背了近代史的规律。

前面我曾援引1988年12月1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专栏文章《贵族主义与官僚主义》,来说明传统中国不是封建主义国家,所以无法迅速现代化。尽管按照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国在近代因为满清的异族统治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以前,很长时间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是的。在近代以前,西欧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不发达地区。十一世纪,中国生产的铁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在一起生产的铁的两倍半。到十二世纪时,中国几大城市各拥有人口一千三百万左右,相当于当时整个英格兰的人口。1203年,当西欧人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对“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塔楼……那些富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充满敬畏之心,“这类建筑如此之多,若非亲眼看见,真教人难以置信。”

(七)小国兴起于贵族主义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理解西欧小国的崛起呢?

还是借助那篇原载198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的文章《黑暗中的光明》来说明问题吧:

在教科书和流行性概念里,欧洲中世纪通常被描绘成黑暗的、野蛮的、没有法规的。一提起“中世纪”,人们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蛮族的入侵,异端裁判所的火刑柱。九世纪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曾描写过西欧人毫无教养的粗鄙,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吉本则对罗马文明的毁灭百思不解。确实,古典主义的感情及其理性,很难理解这场“人类的灾难”。 

然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没有止境。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中世纪的城市》(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詹姆斯·汤普逊)、《欧洲中世纪简史》(沃伦·霍莱斯特)等等,就提供了一些新概念,构成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历史景观。

它显示,中世纪不是“文明的倒退”,而且含有真正的进步——中世纪的黑暗外表下,有着内在的光明。

宗教学家发现这光明是“一神教首次取得世界性胜利”。历史学家则认为“教会政治为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蛹体”。但事实上,它的光谱要远为宽泛。

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四百年,欧洲就已开始商业繁荣、城镇兴旺、文化高涨、政治创新、精神热情高昂,甚至军事扩张。一系列新生力量到处发挥作用,比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更活跃。十一世纪时,人口大幅度增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其前提是农业技术的大量革新。在北欧大部分地区采用了三圃制,风车和水车广泛应用。 

到1086年,仅在英国就安装了五千台以上的水车。重型带轮铧犁、马蹄铁、新型马轭,双轮马车等新式工具的发明和推广,实现了一项技术革命,大规模运用畜力进行生产与交通。这比起古典奴隶制和直到近代的东方社会的惯用人力,是一大进步。北德的汉萨同盟和意大利诸城邦的商业经济,创造了市民国家和银行金融制度,促进近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 

如果再前推五百年到公元六世纪,就发现西欧修道院制度的确立非常重要。它不同于埃及科普特教会、东欧希腊正教会、西亚的景教会等东方修道院制度;后者盛行苦修和冥想,而前者却提倡“祈祷与劳动”。祈祷巩固了社会组织,用心理训练养成了集体精神;而劳动则把祈祷获得的精神力量引向了生产领域。这双重组合奠定了欧洲经济复兴与产业革命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曾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归结于清教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之前一千年,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就在创造生产型的人格了。而后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又大力推广这一制度,使之遍及整个西欧。 

西方的大学是由修道院创办的,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他们也禀承了这种尊重体力劳动的传统。这与希腊罗马及东方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鄙弃体力劳动的态度,很不一致。显然,这两种知识传统对两种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和含义。 

近代工业社会也奠基于中世纪的城市制度,如市政会的设置,行会的经济分工,城市自治权的确立甚至大学的独立地位,都是如此。据英国《独立报》1988年10月20日报道,最近考古学家在伦敦中心发掘出十二世纪的遗址竟是“汉萨同盟管理的一块自治性飞地”!可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非自天而降的突发事件,它早就潜伏在中世纪城市自治的传统中了。中世纪城市甚至有权收留逃亡的农奴(后来美国黑奴也拥有这样的逃亡权利),市民阶层的独立意识极强。没有这项传统的心理性资源,第三等级的革命就很难在近代获胜(美国废奴运动的胜利也就是不可思议的),正是按照这条渐进的路线,法国革命的贡献则是把中世纪“上帝面前人人具有被造的同等”的宗教原则,变成近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 

说民主政治得力于中世纪的贵族主义,也不是夸张,早在1215年,英国贵族就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破天荒地由臣民为君主规定了义务。这就为后来的市民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贵族迫使国王让步。资产阶级起而仿效,迫使国王和贵族一起让步。无产阶级再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这样,十九世纪的普选权和二十世纪的社会福利就成了人权的自然延伸。 

中世纪也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封建的壁垒固然有助于文化因子以多元的方式分头生长,但也阻隔了必要的交流,这一内部困境直到十字军东征以后才逐步改善。但中世纪毕竟是一个孕育着巨大热情的时代,当时,各民族的英雄文学盛行不衰,人们热衷于以原始的方式发现新事物、创造新观念。升天的幻想激动着他们在尘世从事巨大的冒险事业,这听起来似乎矛盾,但这种双重性正是欧洲文化的特质之一,且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中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使命;在最黑暗的时刻,闪烁着最有持久意义的星光。 

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希望。 

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所处时代的重要性。 

我们的所做所为,对于未来的世代,可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崎岖的,但只要怀抱信心,就能创造奇迹。不错,中世纪基督徒们渴望的天堂梦想未能兑现,但他们在尘世的挣扎却为近代文明的发展确立了规范,这同样了不起,而且更有现实意义,他们没有见到上帝的灵光,但却接过了文明的火炬,并发扬光大。 

面向未来的星辰,使此界的黑暗获得了光明。 

这篇1988年发表的文字,虽然过去将近二十年了,但并没有过时。例如其中提到的北德的汉萨同盟和意大利诸城邦(如热内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的命运,就显示了“小国崛起”而非“大国崛起”的经典案例。而英国的伦敦作为德国的汉萨同盟所管理的一块自治性飞地,更是直接开辟了现代全球文明。

英国的海外殖民例如美国等,对于现今世界更是“具有指导意义”;现代德国虽然比较失败,但中古德国如汉撒同盟等,却对欧洲及其两翼(西翼的美洲与澳洲殖民地、东翼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殖民地),同样具有引导意义。历史就是如此具有“圆形的奇妙”。

而从2004年开始发表的拙著《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则为“小国崛起·大国解体”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事实说明。

(八)

推荐《小国崛起——转捩点上的关键选择》

2007年2月开始,《小国时代》电视片陆续摄制、播出,其中对话的文字稿,经过整理在《多维时报》、《多维月刊》双重连载。一年以后,2008年3月,台湾联经出版了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张亚中先生撰写的《小国崛起——转捩点上的关键选择》一书,并置入“全球视野系列”。该书以威尼斯、尼德兰、瑞士、普鲁士、芬兰、爱尔兰等六个国家作为样板,细致讨论并大力发挥了“小国崛起”的主题,和电视片《小国时代》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为“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思想作出了具体诠释。因为众所周知,从远期说,威尼斯、尼德兰、瑞士、普鲁士、芬兰、爱尔兰这些国家,都是作为罗马帝国这个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蛮族继承人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而从近期说,威尼斯、尼德兰、瑞士、普鲁士、芬兰、爱尔兰这些国家里的不少又都是查理曼帝国的碎片。而它们在现代的再次诞生,也与殖民大国的瓦解直接相关,如尼德兰、爱尔兰、芬兰就是分别西班牙帝国、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中获得解放的。只是我觉得,把普鲁士和威尼斯、尼德兰、瑞士、芬兰、爱尔兰放在一起,多少有些不大吻合。因为普鲁士直接发展成了侵略成性的德意志帝国,和威尼斯、尼德兰、瑞士、芬兰、爱尔兰从帝国获得解放完全是两码事。即使尼德兰虽然组建了海外殖民地,也不像普鲁士那样专门坑害近邻。如果将来再版时,能把波兰这个比较弱小的国家换掉帝国主义主导的普鲁士,就更加合乎逻辑了。波兰虽然贫穷一些,但却有不屈不饶的小国意志和贵族传统。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在此向大家推荐张亚中撰写的《小国崛起——转捩点上的关键选择》,因为它确实很好地诠释了“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思想,值得大家一读。我也感谢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独具慧眼,选中这样一个具有长久价值的题目予以出版。

2008年5月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小国时代的理论先声

在1987年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一书的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里,尤其在第七节“从国家到文化”之中,已经产生了“小国时代”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凝炼为一个理论和概念。

有人评论说,“大国解体·小国崛起”的观念和理论,是为“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准备的。

其实,“大国解体·小国崛起”的观念和理论,恰恰可以“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小国崛起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是从“大清帝国”这个大国的解体中产生的。

(至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崛起还是解体,那要看它自己的造化,未来的历史会提供答案的。)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第七节“从国家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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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之内的压制源,分层、分化为各个文化圈、民族、国家、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家族以至家庭、朋友圈子、势力团伙等繁多形式。中国传统上的所谓“五伦”(夫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尽在此无所不包的社会压制源内。这些功能各异的压力集团,通过对生命的原始反压制力(个体存在)的多重限制、整顿,去形成一种公共的秩序,以维持社会作为有机系统的存在与运转。

这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追求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

卡尔马克思的偶像、普鲁士王国专制政治的拥戴者、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曾经写道:“政府,作为民族精神的单一的灵魂或自我(即主体),不能容许个体性有这样一种二重性。而自然呢?作为众多的所体现的偶然性,却与这种单一所要求的伦理必然性对立着。”(《精神现象学6─A─b》)

把专制政府当作民族精神的主体,当然是可笑的;但在要求集中的群体与渴望独立的个体之间,确有对立。调解这一对立,以便为伦理必然性的局限找到更宽阔、更合乎自然天性的空间;同时,以牺牲自然性(即众多的个性)去促进社会性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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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广义的社会组织,是人际关系的复杂网络。由它集结而成的压制源,在人的心灵世界中不断寻找自己的支持力量。这就是“道理”和理论说明的起源。进而综合而成法律、规矩、道德、礼仪「风俗、宗教、信仰等传统力量。并构成了那种被学术界的流行术语叫做“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在社会生话中,它通过正规的舆论、市井的谣言、他人的目光、风俗的侦探等干预方式,发泄着指导、规范、控制的欲望之力。

这些源泉挥发出的力,通过互相间的支持、制约、磨擦、冲突以及协调,大致形成一些凝重的框架,这被叫做“文化的模式”。它用柔韧的、体操般的艺术,钳制着生活在这模式中的居民们的公开的行为、判断、言论,以至隐秘的思想与欲望,瞬间的情绪与冲动。这种艺术打入人心的程度深刻到了令人感到“美”的地步!以致每个民族都会对他们的传统,产生深刻的爱慕、虔诚的崇拜等等审美体验。这种艺术所包含的具体的社会功能,使它对每个人、每一社会部件应该如何运转,都有不成文的然而是细致入微的规定。人们自以为是“自己作出”的判断、决定、选择,人们自以为是“自己具有”的气质、性格、才能──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压力的复合作用下,由看不见的“集体的力量”,代他作出或迫他产生的。因此,就其深刻性言,集体主义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业已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的激素。

群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城中,无孔不入地渗人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曾经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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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制的“力量的凝结”。

制约内部的分离与敌人,以维持这一“力凝结”的继续生存,只是国家随后产生的职能。随着国家的成长,它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自己这个手段当成目的自身(例如,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就是试图把国家目的化)。因此,早期的、野蛮的国家较之晚期的、文明的国家,更为外向。它对外部压力更勇于抵抗;但对内部的异已的力量,反倒较为宽容。它的力量矛头主要是外向的而非内向的。当然,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晚期的发展中,完善了它的代议制度,使它有别于其它社会的历程,但代议制对自己敌人(即结构外的敌人、反对代议制的敌人)的实质性宽容也是有限的,否则,它的根基同样也会遭到剥离。它们一再召集反对各种“集权势力”的社会力量,推行政治正确主义,禁止反对宪法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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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的其他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作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这尊偶像之上。

这时,作为“契约”也好,作为“让渡”也好,作为群体反制的凝聚式也好──国家终于开始了僭越的历程,从保护内部居民日益退化为,要求各阶层人民为国家的本位利益去无谓地牺牲。每当这种离奇的时刻,尽管并无外来压力及其威胁,但统治阶层却以国家的名义高喊着保护民众利益的虚假口号,以便更顺利地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彻底的役使。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误入了这一歧途。每到此时,内部的阶级统治甚至变得比外来的侵略更为严酷。中国历史上王莽代汉时,就曾充分使用过这一破坏性的策略,以致天下大乱。

国家功能的这种蜕化变质,是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致形成了某种社会规律:它向人民显示了,国家不可能是人民的全能保护者。面对国家的过去历史和现有功能,职业革命家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在犀利的分析中寄寓着最激烈的对策──“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特权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宜言》)这种宣传后面,隐藏了无权阶层(尤其是各种政治流亡者)对国家变质的深刻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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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作为受保护对象的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受到本国国家机器的压迫程度,反较受到原先首要抵抗对象──“异族的威胁与压迫”──远为深重。各阶层的人民,直接受到统治者的诺言、口号的愚弄。但再往更深处探查,当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文明社会惰性沉沦的一个旋涡。在充满奴隶的社会里,再强悍的奴隶主当然也不会是自由的。他们迟早会因长期的力量消耗而变得孱弱;统治者由于腐败,不仅失去统治的权柄,也会失去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统治的罪恶,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必使强变弱,化神奇为腐朽;并通过压制力的消耗,促进了反压制力的集结。这是双重的不利。面对这种旋涡般的力量变化,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采取了本能的防卫:他们挑起、夸大、甚至制造一些假想的外敌,通过激化对外斗争来缓和。转移内部压力,以便延缓自己因统治而力量流失所造成的衰落之运。这些被利用的外部敌人,有国境之外的“蛮族”、“故国”,也有国境之内的“异己分子”,如蒙古统治者把中国民族划分成几类等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希特勒煽动反犹情绪以强化、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即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两个案例。

这就是国家命运所含悲剧性的突出表现。它的创立,本为保护多数人的权益,但在长期的私有制历史进程中,却沦为少数人巧取豪夺多数人生命的“一部机器”。而且,这是一部对外毫无用处,对内掠取有水的超经济的榨油机……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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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王党思想家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在《利维坦》一书中对国家观念的概述,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组成前的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整个社会都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订立契约,自动把原无限制的自然权利拿出来,交给一个统治者,形成了国家。统治权是绝对的,既不能分割也不让渡。人民不能反抗统治者,一切生杀予夺、宣战媾和大权须由统治者掌握,他们任意杀戮平民也不算不义。

这种理论和支持这一理论的那些论据,都是陈腐的。根据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资料,人的群体本能的产生,远远早于国家的诞生,因此即便在前国象的“自然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失误了的判断,理由是,人早在国家出现前的上万年就已脱离了真正的自然状态,里,人也不可能“象狼一样”。互助精神和利他行为是古已有之的。其次,统治权的建立既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无害。

对此,完全可以引述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经典”的预告性文字以资说明: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对立之上的……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隐蔽的或公开的斗争。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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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复杂的性格。如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作综合观察,则国家不仅严酷地对待它那些无能为力的臣民,到最后也总是凶狠地报复了那些敢于玩弄它的权势者们。这些权势者曾经以为国家是属于他们的无意志者。宝座的下面,往往就是暗藏的火山口。当一个国家的机器已经成为纯粹用来施行压制功能之时,它也就身不由己地承受日渐集结的反压制力的冲击。压制力愈大、愈残酷,反压制力也愈激烈、愈浓厚。对冲击的防范与权力的腐蚀相加,国家付出了可观的力量,作为延续其生存的代价。因而日趋衰弱是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压制性酷烈的秦、隋诸朝,衰竭与崩溃来得也特别快,因为它们的消耗性运动进行得太猛烈了,终于招致了反抗力量的拼死抵制。快速而压倒性胜利的得意之余,使他们忘却了大禹式的统治风范。备受限制的人们却酝酿着能动力量及其冲击,这远比没有情绪力量的自然洪水更有破坏力。它轻易之间,就能击碎一度近乎万能的封建国家,尽管那些权力实体一度那么强大,曾经有效抵御过像匈奴、突厥那样凶猛的外部敌人,并有力地整顿过整个中国的文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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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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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起源于保卫一种文化形态免遭外力挤压的系统要求。在这一富于历史感的对外保卫战中,国家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内在力量。而它相反地把矛头指向同胞、指向本文化系统自身,乃是衰败之征。

与扩展一种文化、深化一种文化的角逐同时同步,去设计自己的构造、完善自己的设计,并精心运作它这是被一切新兴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通衢,是“从国家到文化”的天然大道。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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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从反制的生命力升华向压制的死亡力沉沦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完成一个运动,从切切渴望物质利益转向汲汲追求文化精神。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四章中对此曾有一个对比:“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的荣誉感。”结果如何呢?迦太基屡战屡败,转强为弱,直至亡国。罗马则蒸蒸日上,不但实现了征服的荣誉,还把他们的文化模式推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圈,改动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地图。

想做到这一点,统治的贵族阶级必须先使自己廉洁化,与平民阶级达成深刻的谅解,这有助于激发平民的热情与集体精神。他们齐声高唱新文化之歌,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神秘憧憬,自然而然地向新文化的天地急急推进。这一吸引着整个群体的文化天地,不是知识分子的书斋文化,不是市井之辈的消闲文化,更不是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而是体现了民族意志的“民族文化”,一种总体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多层面的有机复合体。它并不一定是此民族独力营造的,但却是此一民族所独立运作的。只有此民族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在“民族文化”中,洋溢着整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通热情。它集约地体现了全民族全方位生活的综合脉息。它实现了此民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高度协调……它接近于孟德斯鸠笔下罗马人的“野心勃勃”,也是当代人爱说的“历史使命感”,或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宇宙节律”。“民族文化”所提供的范式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归宿与生活上的依托。促其实现,是一切国家的最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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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和生长温床。压制民族文化的国家是自杀式的。国家,因此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另一些文化范式之间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或互相对峙、展开“总体战”的巨大实体。它展示了社会界城中力量集结、活动、转换、变形的大规模运动。国家因此成为“我们的文化”向“他们的文化”进行交流、斗争、互补、融汇、并重新开始分化、生长、崭露新颖的巨大旗帜……

文化高于国家。“文化比国家更具永恒性。国家历来只是充当了文化的武士。文化太娇嫩了,要是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它即便能勉强维持下去(像是犹太区文化或海外华人社区文化那样),也很难获得总体发育的机会。缺乏生存空间的文化是很容易窒息的,即令幸运,也只是变作一堆活化石而已(像是犹太教文化或埃及科普持教文化)。因此,国家的历史归宿,在于它所保护并弘扬了的文化。若缺失了文化精神的激素,若不是为了文化的缘故,国家就会沦为商贩囊中的货物,军阀蹄下的战场,或是狱吏手中的鞭子。而这种局面,是生活在文化有机共同体内的人们,不论如何都无法长期忍受的。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避过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上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于是,这个国家便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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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

(以下和其他被删节段落参见本书《附录》“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附录】八十年代被删除的部分手稿

*一、现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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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混乱:无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富于创造性的关系。

集体主义的原则,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集权与停滞的可怕口实。

现代世界的精神冲突和价值观念的危机,还被这一事实强化了:在个人与社会的合理关系上,优秀的人物显然分立成互相敌视的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各各囊括、掠取了不少才智之士;并把他们的生命和精力都浪掷在自己的争论厮斗中。他们之间的角逐,不但无助于世界性文化问题的解决;反使它更形复杂、更加严重了,使整个地球陷入了爆炸性的局势。多种暴力活动和恐怖活动,都是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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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和集权主义虽然彼此对立、誓不调和(实际上,在现有的心理背景和哲学基础上也无法调和),但它们却共同信奉一项更根本的原则:权能至上。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愧为北欧海盗在种族上或精神上的儿子。

权能崇拜的魔法必须解除。否则,世界将战乱不息。穷兵黩武,一再成为生活的首要内容。否则,就有惨遭吞并和奴役的危险。以此视之,以绝对的、短视的人本主义为其核心的现世主义,应该遭到文化上的纠正。因为它正侵蚀着人类生存的基础,正肆无忌惮地毒化着我们的环境,它激发了这样一种危险:使我们的子孙堕落成畸形的冷血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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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网,永远都在伸缩张驰的沸腾中。它或许在寻求一个肉眼发现不了的“宿命”;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和归宿。关于这一点,很难找到肯定或否定的充足根据──我们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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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即兴儿子”。它,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做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绝对自由的观念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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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的一切崇拜和近来的一切信仰──是已经落空的盲信与盲从。它们,根本就建立在人为的、靠不住的沙碛上。这建在沙碛上的信仰──把派生之物当作原生之物去尽情崇拜。

原生物容易漠视派生物的存在;而派生物却强烈感觉到原生物的影响。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儿子却品着父亲种下的苦果。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反抗因而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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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梵、造因、乾元、天照大神、道、客观规律)──当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决定人的浮沉兴替甚至决定人的反抗形式的──是那冷漠阴沉的“浑沌太朴”。

它是以无意生成有意,以无限派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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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利的角度说,每扶持一个新事物──对自己不是直接的损害也是一项间接的威胁。被扶持者越有价值,越有影响──自己受到的无形贬损也就越大、越深。除非,扶持者与被扶持者不属同一领域。因此,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难怪嫉妒和防范成为中国的第二本能。

对“恩将仇报”的报怨与不满──实际上违背了宇宙生活的法则。这是没落者、行将被贬作养料者的哀鸣。“新进者”,若不脱离“提携者”──怎能宣告自己的真正诞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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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反制,反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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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自省到自己的罪恶。

这一切都注定了是“悲剧”吗?

“力挽狂澜”的意义究竟何在?

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还是历史文化的、或个人命运中的?──生活之流有意义吗?它可是命中注定被无谓地舍弃了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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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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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它所引起的焦虑,常常触发潜伏已入的全面危机。对生活的无望加深了,心理的生态平衡瓦解掉了。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生命的助力,在特定的空中常能转成生命的阻力;在这无常的世界上,“朋友”与“敌人”之间,常有一大片难以辨认的、随时转移的模糊地带!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而且具有人权缺乏的含义。就此意义言,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而在一个未能初步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里,是谈不上人类的其他权利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们,是不属于任何社会,缺乏归属意识的精神流浪者。心理压力导致的流浪感,则会变得更危险、更难以平息或控制。同时,流浪者本身也很难获得哪怕是最宽容、最文明的法律世界的尊重。而住在仅仅两平方的“房子”里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无疑受着较之远古洞穴时代更甚的压制!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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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是要求保障“人身和私人住宅的不受侵犯”。这点起码的安全感,在绝大多数自视已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中,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漠视与蹂躏。人,离开动物界而步入自成体系的“文明”,毕竟还为时不长。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生存空间,做出切实的、立法意义上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会流于前途未卜。没有财产的人,对社会的现存秩序只会漠视、痛恨而不会真正关切的。无产者对有产者社会秩序的敌视态度,即最雄辩的例证。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

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导致社会内部的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因此,治安之策与其集中在压制的力量上,不如分散到开阔居住的空间、保障居住的权利等方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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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活动是一种“由来古矣”的经济交流形式,形形色色的人们前来“赶集”,提着自己的产品,希望售得高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带有“赶集的庙会性质”。贵族式的小沙龙溃灭了,修士的离群索居中所特有的精妙的文化形式,更早就受到了摒弃。大众化性质的文化活动(尽管它们是由学者、教授、作家等社会名流代表着的),也像早先的大众化经济活动一样,其功能是为文化市场的大多数顾客服务。而不是像修士(隐士)那样只为自己的灵魂服务(采取了“上帝”的表象);或像文化沙龙那样仅为小圈子的优雅之士消愁解闷而作。凡此对象的不同,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化的风格与模式。因此,当我们看到,由千百人组构的文化集市上,各方文化的制造商或精神经纪人提着他们专为此文化庙会所赶制出来的“文化产品”云集而来时,我们不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工作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压力,才是所谓“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最深原因。知识的产量,是社会文化的商品需求量的空前增大,给刺激起来的。这使它带有过多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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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也在对个性的压制、抹煞中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这一心理特性,在世界文化中由西向东,体现出层进式的增长。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势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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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世界对无机世界的过度依附,意味着生命的“老化”。正如艺术向科学、思想向技术的过分让步,是一种文明趋于老化的表现。难道整个宇宙也会存在“老化”?……加速地走向它的归宿?否则,人们得到过的自由与力量,为什么又会失去?人类的精华,正被吸入一道又黑又深的巨壑。人类小命运会被不可逆转的大命运引入:

(1)社会对个人、文化对心灵的不断强化的压制;构成日益严密的网络。

(2)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如日渐缩小。个体的灵性被迫屈从于群体凝聚的一体化要求。

(3)程式化、庸俗化、老人化,成为文明社会悲剧行程的一个个充满不祥意味的路标。而这一切的根源,也许恰恰潜伏在无机世界的深层里;浑沌,终于会把它的阴影投射到文明的废墟上。尽管,这个废墟一度辉煌,是亿万人民景仰的对象。那时,回头来看,这种对可见之物的热情仅仅是个误会?是对泡影的崇拜?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规模的战国形势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之可寻。

“体系”有什么用?无心灵的体系犹如僵尸。

我们的哲学心灵,生当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旧的综合哲学已经败落,新的综合哲学出现的历史时机则尚未成熟。但有一种伟大的喜悦在鼓舞着焦渴的心:说穿了,“综合”乃是没落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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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现代世界的革命性骚动相对平缓下来──传统式的“新综合哲学”就注定产生不了。至多,也只能胎死腹中……今天,已经可以预言的是:一俟现代世界抽风式的“发展”相对稳静下来──凝固的综合哲学的精神太阳才会升起,照耀着废墟之间茁壮而起的新生命。他们,满怀着我们今日梦寐以求但又梦想不到的极大欣喜……在这欣喜与沉醉中──包容涵混着我们今日的多少苦涩之泪……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

这是“一切从头开始”的“零点哲学”。

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这是对世界不强求“端倪”、不造作“方向”的“大圆欣赏”……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但在更高者的咄咄逼人的笑视之下──它竟然也是这般浅陋……充满如此之多的“人情味儿”……

距离,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大潮汐的宏观背景下──它就显得如鱼得水,虎虎而充满生气了……

所以,请原谅我们的鲁莽、粗疏──这是生命之花的苦涩之香……不要嘲笑它不合“规矩”的地方吧──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渴望一种静默在“无言”中的更高秩序!

475

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476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三、人的双重性格**

477

人,作为一种在社会中存在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社会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对意欲维持静止的乌托邦主义的幻想,不啻是个强烈的打击。在这冲击波下,各个精心构筑起来的设计方案酥松了;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任何社会模式,运转起来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人性奇妙难解(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仍然适用于全体人类),很难彻底纳入语言分析的程序。我们知道的事实仅仅是:一元的等级制(如各种封建专制结构),同样也会消除社会的活力赖以存在的反差。这是专制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大区别──后者是多元化的。只有多元竞争,势力均衡,才有助于社会活力的激发──它维护着相对稳定的、自行生长的反差态,一种允许变化与调节、鼓励进取与个性的反差。这反差有助于社会的变化。

478

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升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国家的出现,大规模的迫害与有组织有领导的压制,构成了文明赖以生存的家常便饭。而否认了这些“坏处”,无异于同时否定了那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成就”。

如果一个社会的内层、上层不严于律己,只对自己的表层、底层的腐败现象,滥施心血来潮的“防腐措施”,以推卸责任,其后果会禁锢整体的活力、搅乱社会的秩序;而由于滥用权力,会使社会的内层、上层日益丧失理智。中国每一个王朝覆灭的日子里,都无休止地上演着这类循环往复的悲喜剧。但尤为可悲的,人们的学习能力,好像被某种看不见魔圈给限定住了──人们不断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不断进行着贻害无穷的误解:在兴高采烈的撕扯中,断绝了文化的永生之路。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479

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之一,是个体特征的日趋模糊。原来,鲜明的个性反差及其造成的互补、斗争、均衡乃至重新组合──是社会活力的本源。可见,任何一个压制个性的社会,是在走向悄然自杀。而无视个性的文化,则肩负着自我弱化的深重轭架。明清帝国以来,打击个性发展的“政治艺术”,是对文化熔炉施行釜底抽薪的一项流行病。如果齿轮的齿,日益磨平;螺丝钉的纹路,日益浅滑;肉食动物的利齿,日渐秃落;食草动物的刍胃盲肠,不断退化……它们因此将丧尽原有的功能。如果社会被卷入了这一厄运,则社会的零件,将沦为各种游离状态中的“多余的人”。多余人本不多余──否则就没有产生他们的社会动力。只因现在社会的形态太“扭曲”了,因而迫使他们一变而沦为“多余”的。这对社会和对他们,都是痛苦而烦恼的。这恶性的循环、低沉的反馈──加快了现有社会模式解体的节奏。

480

社会的成就,是靠着吸取、集中、吞食每一个人的天生丽质而取得的。这是就社会本位的观点而言。就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意味着一种“损失”以致“牺牲”?个人,不管他最终获得了多么可观的社会性报酬──却总是失去了他天性和生命中的珍贵东西。不错,在为社会结构、文化积累做出贡献(就这词的深层原始义而言)的同时,个人的社会才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思想者却注意到:人的社会才能和人的天生丽质并不等同。后者是活源之水,前者仅是后者一种流向或流态而已。是社会压制迫使天生的丽质流向习俗的堤坝,使之成为社会才能。脱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背影,这种才能往往流于无用之功、屠龙之术。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个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文化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它能长此以往吗?如果效律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和摧残个性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前景是不难预测的:这并不需要“未来学”的种种术语和分析、推论就能一目了然:此社会、此效率、实际上依赖过度的“预支”勉强度日,总有一天,它会无以为继的!那时,就有众多债主找上门来,其混乱情状可想而知。

481

最糟糕的社会,则既失去的效率,又还保持着压制个性的积习。效率和个性先是被对立起来,后则进一步受到同等的排斥。个性有害,效率也有害──因为它们都不利于“稳定”。但把稳定作为价值的坐标,是个违反人类创新命运的虚假理想。只有原始社会的长老,才把稳定作为偶像,强令群体予以崇拜。个性与效率都被弄得气息奄奄──其功能是迎合了文化停滞时代的惰怠习气。在这种糟糕的社会时,个性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揪打撕咬的活靶子。而效率也被定性为不安定的因素;被视为动乱的震源,成了一个破坏者!效率与个性的活力同遭厄运。这种厄运,伴随畏惧个性、敌视效率的社会一同结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两百年前还称雄一时的“大清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任何类型、任何形态的社会,只要它还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而不是已经长成、趋于衰微的)反压制态,其制度就相应建立在尊重个性、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如果无偏见地承认这一共同利益可能存在的话)的基础之上。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到埃及马木留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西方近代社会,更以其有序的多元化模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明衰落了,它才会重视祖传的制度胜过重视活生生的有探索才能的个性;它才会不惜牺牲发展中的个性,去抱住不断沉沦的习惯性规定。

*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482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杰出个性的价值。糟糕的社会,则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然后在绝望的病态与混乱中,最终反其道而行之。并以大声疾呼理念的纯净去反对这一浅显的道理。像一个虚脱的病人那样,只能“静养”,不能“大补”。

衰退的社会,失去活力而无法接受个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个性与效率终于发现,这个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毒害。社会的转机,会随着这个发现而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

这时,理性的解决方式,已因失败而陷于瘫痪了。而暴力方式的转换,对于统治阶级,则尤为痛苦。

因此,文化的再生,有待于兼容并蓄的社会心理。而作为春秋战国文化结束者的秦和作为唐宋文化开启的隋代──在此方面堪称刻薄的典范。它的高压的结果,是触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转换,给整个社会留下几十年不愈的创伤。

483

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噬无数个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一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命运,并不像我们的观念浮萍那样易于随风飘荡,而是像莲花似的扎根于淤泥之中。它不随说客的口风而忽生忽灭。

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方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了──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这也许会──“直到永远,阿门”?正因为它们彼此渗透,你争我夺更显示出炽热而残忍。

484

年老的哲学,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是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对哥白尼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能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犹如无限的阴霾,扼杀人的精神自由。

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怀疑现成的“科学结晶”。它,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它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它还是翱翔于已成的科学大厦之上的新设计家的慧眼。它,是宇宙最宝贵的明镜。

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

新的科学发现、新的哲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使命。关键不在科学与宗教──而是“年轻的”与“年老的”。

十九世纪的科学,已经不是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界。形形色色的浮士德博士和浮士德战士──用各种武器,哲学、讲演、小册子、左轮手枪、大炮、飞机、原子弹、“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武装起来:以疯狂的气概投入“帝国主义时代”(现代的“战国时代”)的深渊里……在全球性的战国时代的血海里,无数生灵的肉体和精神在拼命翻滚。实施悲壮的双重“洗礼”。

一种哲学的原理,如果真是年轻而有活力的,就应对这些喧嚣不已、辉煌灿烂的“过时宣判”实行全面的开放──以容纳新的力量、适应新的文化需要。一种诞生,就意味着一种乃至数种的死亡。“死”──这是“生”的必要条件。“怜悯”的可鄙──在于它是新生命的敌人!

一种哲学,如果仅仅待在书斋里,不肯扮演一下“文化兀鹰”(即啄食旧文化遗骸的力量)的“残酷角色”──它就只能永远待在书斋里。辽阔的世界历史不属于它!“丰盛的精神收获”聊胜于无……

十九世纪的哲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科学一同死去。正如十九世纪的科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技术一同埋葬。它已没有生机,它的唯一努力,只是“旧瓶装新酒”的努力。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独立性──雕铸我们自己的新瓶?它也许更动人。它,起码更不受传统的束缚和习俗的羁绊。它,有着更大的气度和更富于弹性的容量。

485

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并不是道路的附属品。人,不应成为定见的“方法”这奴仆。喧宾再好,岂应夺主?可惜的是,对这一点小小的道理,今天的人们知道得太少了。人,不知不觉之中做了自己工具的奴隶。做了死人话语的殉葬品──这比之古代的人殉制,还要厉害,这是精神上的殉葬。

要想使中国健康起来,必须先从精神下手。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矫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民族文化的自卑感,会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中国精神的智慧,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的道德化;或道德的政治化。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486

形象地说,用一条线(不论它多么漫长与繁复)──不可能穷尽一个球面。更难以穷尽一个球体。还没有一道哲学研究或历史哲学的“X光”──足以穿透那个遮蔽着二十世纪真性灵的“物质世界”……尽管伟大的希望和奇异的预感告诉我们──它快来了。

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汪洋,而非刻板的线条。我们看到的是“力量增长的标记”,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

为什么一种被称为“精神”的“心理意向的普及”(佛教把这叫做“佛光普照”,儒学称之为“普天同乐”)──竟会导致这种精神的衰败与没落?

啊,“精神”是“能”与“力”的升华集结;它一旦“普及”,也就趋于分散消解了。

“普及”,这是精神界的“增熵行动”。

正如物理界的无序、生物界的死亡、社会界的平等、心理界的中庸──意欲消灭一种高级文化,就请先去“普及”它!

以往的人们不解此中的奥秘。他们认定“误解”和“庸俗化”才是精神衰败的原因。所以天下嚣嚣然皆妄断在“精神普照”的过程中,应该努力求得“真解”(真理?)。这是一个可爱的错误。因为,误解与庸俗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普照”的结果。愚公认为,排除了“可以克服”的庸俗化倾向,文明就能重振旗鼓──这真是南辕北辙!

历史告诉我们,滥竽充数才是文明衰败的忠实向导。

*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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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鼹鼠的无视不值得炫耀。精神上不甘于衰朽没落的人们──让我们满怀“无私的坦荡”欢迎它。即使是用烧烤和鞭笞来欢迎它!它,就是闪动着我们生命之光的奇妙新瓶。

闭目不看是不行的,驼鸟钻进沙丘──却逃避不了它在这个世界的劫运。生活是严峻的,比任何残酷的理论还要严峻。生活充满风险,比任何危言耸听的理论有着更多更尖的暗礁。

热爱生活的人们!拿出全副热情来悦纳生活中的风险!热爱哲学的人们!奉献全部虔敬来默认哲学中的力量。也许是刚健、严酷的力量。也许是使人震惧的力量。而由于拔本塞源和闭目塞聪,生命的活力伴随着哲学的活力──正有从我们身上迅速消失的危险。

488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病,欧洲人开列的药方早就不灵验了。现代的中国人,不应再象一个忸忸怩怩的乡下姑娘,老是干一些“赶时髦”的事,而当她费尽心机、花去九牛二虎之力做完之后──这一度富于魅力的大事业,已成为过时的甚至陈腐的东西了。

中国人,要清醒地看透自己面临的危险!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落后”与“进步”的问题,而是一个衰微与强盛的问题,是一个有无活力的问题。其差别,是一个老年的暮气与青年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文化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发展的走向亦必不同。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拯救的。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会保护它、拯救它。鲁迅先生早就提醒过沉迷在新旧自然交替之梦中的死魂灵们,我们若不醒悟──别人无法代我们醒悟。

489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

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一匹亢奋的巨灵顽强地崛起……科学的功与罪──全在于此。是的,击溃旧意识形态之壁垒的,唯有新科学的利器。但科学本身却不是精神运动的归宿,所以在科学至上的实践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便涌起了新方法的热潮。但新方法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便继之以新学科的狂热。那么,“新学科”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新科学(“自然科学”)还仅仅是对旧意识形态的间接瓦解的话,那新学科(“社会科学”)则进一步对旧意识形态展开了直接的攻击。但这也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切事态层进式地指向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490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一)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二)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491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492

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他们的工作与薪金,都系于“美化人生”上,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把人升格为神。

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废墟和浩劫还能有什么呢?把某人当作唯一偶像去崇拜的地方,只会剩下一片残垣碎瓦──在夕阳中静静懒卧。 “恨”所招致的荼毒,常使文明遭受周期性的毁灭。当力量的转换使失败者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后,类似的复仇便开始了。

493

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494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殉葬“圣人”的遗体与遗道。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1)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2)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3)“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495

“王”由“天命”而显现。用现代观念说,则是群体欲力的复杂呈现。是各种力量均衡而后的映象。其复杂的程度,已经到了非由特选的个体而不能呈现的地步。因此,普遍的“天命”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特选的个体性。然后再从自然的个体性中,抽象出人为的“普遍性质”。

人类感应中的天命,从此扮演着普遍而又不可违拗的角色。这构成了群体的一项固定信仰。心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除非相信某项心念是?真的?,否则,便不愿接受他的指导。于是弊端继之而来?既然行使过拯救使命的“真的”是真的──他怎会又突然成为该被舍弃的“假的”呢?于是种种思辨缘此而生。重重阻力缘此而设。如果拓开群体心理的局促,而纵观事实的世界,就会看到另一种景观──有用的,因而迅速普及了的天命,原先是属于某些特异个体的。没有这些个体曾经巧遇的具体波折甚至“意外事件”──天命则只能悬空而不能落实。天命具象化──永远在要仰仗着“偶然中的偶然”:天才。大自然的天恩,文化史的机会,是通过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然后才是群体对个体的选择),展示出来。

496

一个文化世界所仰观的天命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取决于这些个体的特质以及与其他特质之间的交流。天命并不是闭锁在古代瓶中的一匹恶魔,而是潜移默化、生动灵巧地在每一个文化心灵的田野上,悄然流过的一朵多棱的晶体!要想一次性地捕捉它、表述它、弘扬它,是不可能的。否则,天命就是可以限量的瞬息之物了。

只有天才竭尽其明敏的眼光,才能在瞬间抓住天命:抓住瞬间的天命表象,而不是永恒的天命本体──并把它的片断,断断续续地传递给群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变态是连续发生着的……离开震源越是遥远,震波也就越是微弱。但震动毕竟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到于震动的本身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是无从把握的。

如此看来,“意外事件”对大人格的形成,以及通过“形成人格”而施诸心灵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既是常人难以揣度,也使预言家们的预言一再落空而受到事实的无情嘲笑!面对这一困境,经学家们争辩说:“偶然性体现必然性(宿命),必然性呈现为偶然性……”;然而,此间的模糊之处使该论断成为虚无。必然与偶然,二者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没有界限的定义,是浑沌与虚无的伴生物。面对找不出端绪的精神之结──聪明的人“存而不论”;谨慎的人“敬而远之”;但急于行动的人却强作解人。他并不真解。但为要他人建立起对他的信仰,信他在解,信他能解,他却强作解人。但解开精神症结的智性行为本身,从来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其实际功能,无一例外地是促成了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仅仅是缓解了群体精神悬念的活动。

497

如果“必然性”与“听由天命”同质,那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主体的世界,只是主体所观照的世界:真的“必然”即便有,也是超越于人的必然,人怎么能知道呢。

必然性、完整性、固定性、真确性──与天命无缘。因为它们借用了科学,但又不是科学所能证明的;它们像是蝙蝠,既要参加鸟类的聚会,又要贪食走兽的乳汁。

叔本华式(也就是佛教式)的意志绝对主义,也像一切绝对主义那样贫弱。因为他忽略了,意志和迄今为止被各种哲学家奉为“第一性”的各色本原(如“颜色是视象的本原”之唯物主义论调,或“颜色是感觉的复合”之经验论调)一样,都只是派生之物,而非自在之体。意志的根是什么?本能的根又是什么?这位和尚般的哲学家没有解答。

498

人的问题,也许最终还是要到宇宙论中去寻找答案,这一答案早在古代的星相学那里就被揭示了出来。叔本华的智慧吸纳了佛陀之旨,却未看到满天星云,陋哉!

如此看来,“净土”的观念,实在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并囿于理智至上的偏执。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但有时,它竟达到了戕害生命的可怕程度。试想,若是苍茫大地干干净净,无际天穹澄彻空灵──它们还能产生生命吗!它们还能抚育生命吗!若是生命玲珑剔透,一尘不染──他还能抵御宇宙间的尘暴与压力吗!他能有效地忍饥耐寒吗!随机地活动、绵长地繁衍──也将不再属于他!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499

已成的、定形定性的东西产生沉沦力。萌芽状态的、未形未然的东西,产生反沉沦力。反力比正力更富于生气。这里有“轮回”,也有此起彼伏。

已成的产生沉沦力,萌芽的产生反沉沦力;“正确”、“错识”、“正义”、“罪恶”之类的范畴,并不在它的界域之中。

500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或压制了民气,或触发了动乱,使整个民族面临左右摇摆的深渊。走钢丝的艺术,成为一项危险的艺术。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并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却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尽管细说起来,前者牺牲了自由却换得了特权与富贵;后者牺牲自由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奴役并陷入了贫贱。但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一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同为社会压制中的被压迫者。──尽管在被压制的领域内,统治阶层直接压制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则以不满、防御、反抗而间接压制了统治阶层。

501

压制不是一个存在,而体现为一切存在:是存在的源泉与归宿。

现代社团网络,作为封建家族阶梯的代兴者──免不了遭到后者的阴影笼罩。根据以往的经验(如罗马共和国的经历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这甚至是在为新的转换(向新型式的家族政治)做准备。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随着当今战国时代隆隆炮声的终归沉寂,和新的统一世界(“世界和平”)的来临,多元竞争再度让渡给一元秩序,于是,新的金字塔的轮廓,又逐渐清晰起来,压在大大放慢了发展步伐的世界身上。这正如激流之下,水色诚然混浊;但静止之水却酝酿着严重的腐坏。这是反对浊流者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502

有限的社会择优制,是古代中国唐以后的科举制(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举孝廉”)。所谓有限,即指它仅限于选择官吏,并不选择其他社会阶层的优异者,更不选择统治者本身。所以,中国近两千年(若从汉代举孝廉的活动算起)的文化择优制所造成的社会变化,还不及西方社会近二百年来的社会择优制那么大。西方的彻底性在于,在宪法保障之下,甚至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难以逃避择优程序的检验。而在传统中国的智慧中,择优原则只适于官吏的培养上。即便是地方的割据势力、大小规模的秘密结社与帮会组织,在首领继承上还是排斥而坚持以世袭为主。

法国启蒙运动者和德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学家,曾赞扬中国官僚政治所采用过的这类有限竞争的原则,并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我们不必为此兴高采烈──欧洲人赞扬中国人,只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以便获得更大的力量用来征服“东方”。而自我满足与陶醉,却一再堵塞了中国的进步之路。更何况,欧洲人并未止于中国官僚制的“至善至美”,他们继续前进,以分封的封建制一举进入了民主宪政,以而越过了封建大一统的泥淖。在反对国王专制的斗争中,他们把一度赞赏的官僚制,也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503

统治的形式、名称可以大大改观,但统治的性质与功能却永世长存。权力存在的样态变幻无常,但追求权力的意志依然如故。

人的承受力,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增减的。没有人会对即使很少很少的压力也毫无反应。也没有人能在压力消失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反压制力。对于历史潮汐中浮沉不已的人类承受力,只有“新兴的而富于魅力的权力”和“没落而招人厌弃的权力”之分;而没有“这个权力”和“那个权力”之分。没落到同等程度的权力,也就变得同等可憎──不论它的支柱、口号曾经多么动人。奴隶主的、封建主的、剥削者的、压榨者的节节统治就是这样节节衰败下去的。压力增大到同等程度的权力,就变得同等地可怖──不论它先前的自我意识曾经多么良好、仁慈。故封闭的、一元的(即封建的)仁政,到最后无一不是退化成目空一切的暴政。“苛政猛于虎”的解释之一是:残暴的老虎还是可以避开的,但封闭且一元的苛政却垄断一切生民的命脉,任意鱼肉那些丧失了自治力的庶民。

504

没落中的权力,常常招致更多的憎恶,尽管由于衰弱,它显得慈悲与宽大。但到了末日邻近的时候,慈悲宽大反被目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语──例如拿破仑就是这样评价法王路易十六没有用大炮镇压人民起义。人心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热爱力量、趋向力量。这意味着人们宁愿在一个新兴而有效率的权力之下吃苦受难,也不愿屈居在没落权力的夕照中享受清平。所以,社会形式的转换与代谢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半途中止。重新学会了好动本能的人们,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希望鼓动了起来。长期受到催眠的热情突然苏醒,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突破口。就此,他投身于那个──因未知而变得格外神秘、因富于震荡感而格外令人兴奋的──社会运动中。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仅仅是残垣碎瓦。意识到压制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的规范性力量已丧失其原有的积极功能的时候:人们开始要求抛弃它。

506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我们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陈腐套语反其意而说之:“凡是已然存在的,都是走向腐朽的,因而才会显现其存在。”固定的存在透过各种线路压迫新生的无形力量。而无形之力,终究会打破这些已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僵硬形式。它们过去也曾生气勃勃,现在则沦为新生活的障碍。

507

各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它以崇高的名义要求献身。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社会性被认为高于个体性。

集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域中,无孔不入地渗入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508

国家源于抵抗外来势力及其社会内侵的持续需要。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凝结”。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出来的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之上。反制的功能,迅速转换为压制之源。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509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辟了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这个国家正在沉沦。它将从生命的台榭上跌落下来!

510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预测者可以从这个国家对各种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两大范畴)的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具体关系上,着眼体察:

(一)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否准备为保卫这一生命所系的文化而战斗、乃至牺牲?

(二)是真的愿为其文化的理想献身,还是仅仅利用文化的说辞口号去促进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或满足于一般群众的物质奢求?

(三)它所扳依的文化,是否具有无愧于其他文化的内质及效率?是否切合本民族的生存需要?它对该文化的信任是否足以胜任历史的暗礁丛对它的严峻考验?

(四)它所反对的异己文化,是否真的不合所需?进一步,又在哪些地方有损于本民族生命力?对此,这个民族是否已经达成足够的体验与认识?

这些体察的答案──决定并预示了这个国家的浮沉之运。肯定性的答案,表明这个实体还在上升;否定性的答案,则预示着正在沉沦的“巴比伦命运”正降临在它不幸的头上。、或许通过大批“仁人志士”的力挽狂澜,还能扭转天机?但真的沉沦,是伴随志者的毁灭一同来到的。“力挽狂澜”的难以成功,其症结亦在于此。故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获得了永恒性的价值。它于此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美学的原则”,以其貌似平淡的范式,吐露了生命含蕴的极浓烈的主体力量。但面对真正的“不可为”,又岂能为?

511

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藩镇成了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规模战争;但过度的中央集权,又岂能逃避明代那样黑暗的太监政治、清代那样腐朽的八旗制度?一元专制,很容易招来类似宋的退让分裂之苦,以及蒙古与后金的异族统治那样的社会倒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有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方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堵塞渊池缝隙,禁止鱼跃,后患之大,难以言说。

文化的政治,对比非文化的政治、反文化的政治,是一大进步,而文化政治又是社会民主最坚实的基础之一。无文化,则无民主。无对立,则无生机。没有多头的社会组织,民族的活力从哪里来?

“文化的政治”、“文化的国家”──是新世纪即将破晓的标志。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新世纪将受到文化宿命论的统治。文化的宿命论,视文化为“人的宗主”,从而把人生推上了文化的祭坛。这是任何有活力的心所不能忍受的。

512

从历史上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竞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处于两极中间状态的,是某个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有绝对权力的支配地位──国家生活就趋于单调与沉寂;国家的命运就衰微了。

社会集团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压力集团”,这是就它对外的关系而言。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极大的权力。但战争一结束,这位战争英雄就在大选中被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和“大救星”乘机用集团利益代替国家利益。由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从而杜绝了某个领袖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给全社会的危险。这一危险,通常还以“替天行道”以为宣传。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因而得以维持住了。

513

社会民主,决不是一纸空文所能规定的。更不是一纸法律条文所能保障的。必须有强大的自治势力为其后盾,方能信其然。如英格兰《大宪章》在十四世纪时的诞生,就是表达了中小贵族的自治意识,和要求限制王权过度扩张、防止其转为专制的危险。《大宪章》之所以能构成英国代议政体的开端,决不是因为它曾经被写下,而是因为不断有坚决要求自治的力量起而用生命保卫它。并以鲜血发展了它。

514

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儡。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像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515

中国文化不甘岑寂的声音,迫切要求从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下,有效地解放中国民族的创造精灵。为此历史的转折,必须真正肯定突变现象所揭示的个体化原则。至于伟大的人格和新颖的个性如何催化出新社会、新历史、新文化的具体机制──我们今日又何须断言?也许后学之士有兴趣皓首穷经于这类断言的种种证明,但对正孕育着重大活动(因其受压而急于寻找出道口)的当代,不去断言,较之武断地断言──更近乎真实。不急于断言效果,是对创造精神的宽容。

对中国文化再度崛起抱有信心的人们,是采取充满青春气息的宽容态度的时候了!正如现代的活人不再像原始社会的祖先那样去充当死人的殉葬品;不预定畛域、禁忌的创造精神,也不应再去充当文化宿命论的殉葬品了。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516

突变在生命历史上频频扮演的角色,以难以驳斥的强度告诉了迷惘中的现代人类──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一旦趋于衰颓,就很难再逢“中兴之运”;很难通过其“结构内”的修补与调整,使之重获生命之力。它最多只能暂缓时日地步入死灭之域。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族实体,却能几经盛衰,飘浮在历史的洋面上。依靠它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意志。超渡了一个民族实体于危机之渊者,并非它所固守的传统;并非这一传统的牢固程度和固守它的意志强度。而是它在危机状况里发生的精神与社会突变,是这突变的有效性及其力量的强度!

突变的潜力,比传统的坚韧更重要。所以,提供了突变样式的人格与个性,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可以判断,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生存潜能的强与弱,恰恰取决于它所储存的品格与个性的丰富程度(相对于个体内基因储存的丰富程度)。

517

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对自己拥有的品格与个性越能兼容并蓄,那么,它在自身面临危机时可供选择的应变潜力就越大,应变方案也就越多,突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人格与个性类型的贫乏,既是一个生物群落也是一个民族的致命弱点。这是一个群体几经奋斗不能摆脱积弱不振状态的深层原因。例如,由于秦以后两千年间交替出现的战乱与高压、混杂与凝固──中国居民的人格与个性类型被无情地减少了。居民结构的刻板化、单一化,使民族在面临历史大抉择时,只能做出比较单一而刻板的反应。“一窝蜂”,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特点之一。独立思考的匮乏,使大规模的社会文化运动也在“乌合之众”与受到严格操纵的帮会之间左右摇摆。因为,适于各种气候条件的不同人格、个性,尚未再生。从此分析入手,应该说,弱化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其成员趋于单一化。取消不适于一时之需的人格、个性的生存,无异于杀掉这个民族的长久命脉。而虐待这些人格、个性,无异于杜绝了这个民族通向未来的突变之路。

中国人,已经剪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辫子,抛弃了自己精神上的裹脚布……中国人,马上就会与那些西方舶来的精神货物,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历史的结算──以便更清醒、更本位地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不这样,中国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精神天足──健步走入自己苍茫无际的精神天地!

中国,已经有了一种作为历史文献的《十翼》──那是相传中的孔子对《易经》做出的解释……一种富于文化哲学气质的世界观。中国,还有一种不着笔墨,含诸胸臆的“十翼”……它,几经盛衰浮沉,但又终于苏醒──正极力鼓荡着中国自强不息的意志!这是民族主义的意志而非世界主义的意志。

518

西方的有识之士(如渊博的预言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其晚期思想中)曾盛赞,中国人传统中的“世界主义意识”是一项宝贵的财富,这项财富注定要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西方人的真知灼见与我们的恰恰相反,因为,西方人与我们的需要恰恰相反。

使中国在近代蒙受巨大损害的,恰恰是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传统。民族意识的消解,造成了国民性的疲软;类别意识的模糊,使生存者和奋斗者们失去了民族的方向感。这一绵延不息的混乱,正是当前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们必须正视的一大历史遗产。中国人,只有首先走出冷漠了的世界主义,然后方能踏上民族复兴之路;只有以强大的民族意识作为中介,一种有活力的、真能左右历史的世界主义意识方能诞生。

这个“三部曲”(走出古老的世界主义──走入复兴的民族主义──面对新的世界主义),曾在一切伟大民族的历史中回响。

519

生活像一只果子,有人吃着它的这一部分,有人吃着它的那一部分。有吃果皮的人,也就有啃果核的人,也就产生了汲取汁液和贪图果肉的人。所有的这些人,也许是永不相通的。“分享生活”,就意味着你只能得到生活的一角。

人们何妨借用印度人的种姓区分以表示生活者之间的差异:吃果皮的是首陀罗,啃果核的是刹帝利,吸取汁液的是婆罗门,而贪图果肉的则为吠舍。等级外的贱民即无权者,只能看果子或冥想果子,只能咀嚼其枯茎或吞咽其腐败。一切高僧,也是如此。──这作为高级文化的前提,就构成了思想者的命运。

如此比喻不同文化阶层的差异也许是有趣的:婆罗门阶级吸取文化精髓,刹帝利战士攻克堡垒、掳获丰厚的战利品,吠舍商人占有生活的利润,首陀罗们则收得残汤剩菜。高僧和贱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尤其前者,甚至自身在此界也无从构成一个小社会。然而,人数最少的部分却创造了份量最大的文化。──这,就是生活之果的面面观。

520

如果说,身体的脉息是来自心脏;那么显而易见,文化的脉息则来自人的头脑──来自一种古老的生命对迅速变化的文化环境的反应。因而,思想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脉息,哲学则成为对文化脉息的集中表达。通过展示一种文化脉息的发生、生展过程,可以最有效地呈现思想微妙之处,从而证明这个时代的精神即它的思潮大幅度地跌宕变化。

对文化脉息的把握,又必须根据在者的时代与思者的体验来获求一个基本支点。而这两者,是须要到本文以外去寻求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文明社会(尤其是正在上升过程中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合作取代了内耗与“窝里反”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形式。我想告诉一切善意的人们,一切对中国的命运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我们民族并不是命中注定甩不掉自己身上的历史劣根性的。总有一天,中国人能放弃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格局所养成的浑沌意识与利己主义,重振民族的意识以发扬合作的精神;让那些企图通过国难和社会分裂而攫取权益的人,醒悟到自己的罪恶。

在1987年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一书的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里,尤其在第七节“从国家到文化”之中,已经产生了“小国时代”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凝炼为一个理论和概念。

有人评论说,“大国解体·小国崛起”的观念和理论,是为“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准备的。

其实,“大国解体·小国崛起”的观念和理论,恰恰可以“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小国崛起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是从“大清帝国”这个大国的解体中产生的。

(至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崛起还是解体,那要看它自己的造化,未来的历史会提供答案的。)

〔另起一页〕

第五节

小国时代与小股游击队

英国已故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年)在其《插图本历史研究》第二十五章《大卫和歌利亚:对一种暂时性技术的崇拜》里,分析了各种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承先启后、青出于蓝的推陈出新史……

其中许多说历史的部分说得很好,但是说现实的部分却说得不好。这可能是由于汤因比的“智囊”身份决定的。

在《比较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一文里,我曾经写到:

汤因比不仅是个“明察秋毫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智囊”:智慧的智,酒囊饭袋的囊。汤因比的研究结论因此同时要照顾自己的这两个身份:他既对得起自己的想法,又要对得起发给自己薪水的老板。所有的“智囊”都有这样“智+囊”的双重性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就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厅,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1936年,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还授予他德国的“帝国总理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却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参与了战后和谈。他还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与外交部研究司司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借用以塞亚.柏林的话说——“刺猬”与“狐狸”兼于一身的人物。汤因比的一生,可谓风生水起、左右逢源、名利双收。

汤因比自己也对此有一段自述是说他自己在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两个领域,相得益彰。如果只有学术研究,他的学术研究将无法深入;如果只有社会活动,他的社会活动将难以展开。

这种生存状态当然是其性格的结果,但也构成其成果的体现:汤因比的社会活动以学术研究为依托;汤因比的学术研究以社会活动为归宿。

这样反复观察,就可以比较接近并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汤因比的所思所行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厅,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授予他帝国总理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参与了战后和谈。

难怪有人指出:汤因比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没有“国家”的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完成和出版的,和斯宾格勒孤身奋战相去甚远。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所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汤因比的思想比起斯宾格勒来,不得不低了一个层次,这不仅由于他作为智囊,还由于他分散了精力,肩负了普及的工作,不断用各种“通俗简本”来进行布道。

汤因比说现实的部分却说得不好的那句话是这样说的:

“受到技术精良的军事强国在集中使用军事资源时软弱无力的挑战,它们对装备远为低下却能熟练地、随心所欲地发动袭击的小股游击队简直一筹莫展。”

显然,汤因比在这里神化了“小股游击队”,好像小股游击队真的是一个战术上的奇迹。

其实不是这样的。小股游击队之所以能让他们的对手“简直一筹莫展”,是因为有其他“技术精良的军事强国”的支援!

例如,在小国越南的小股游击队后面,有苏联和中共的无私援助;在小国阿富汗的小股游击队后面,有中共和伊朗的战争机器。

所以,应该把汤因比的论述修改如下:“受到技术精良的军事强国美国在集中使用军事资源时软弱无力的挑战,它对装备似乎低下却能熟练地、随心所欲地发动袭击并受到苏联和中国双重支持的越南小股游击队简直一筹莫展。”

不过,汤因比的“小股游击队”却也在无形中佐证了谢选骏在2007年提出的“小国时代”——

——这是一个小国时代。小国崛起,大国解体。

冷战解体了苏联体系,现在美国体系也面临这样的危险。本来人们拿海外扩张的英国和大陆扩张的俄国对比,认为英国失去殖民地但俄国不会,结果苏联还是崩溃了。苏联不仅一分为十六,而且俄罗斯联邦还在继续分化中。现在俄国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来打击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势力,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因为很明显,俄罗斯人口在持续下降,五百年的殖民扩张彻底损坏了它的民族精神,尤其俄国男人,酗酒成风,早夭,而且不能生育。主要因为“区域小国——殖民大国”的游戏玩过头了。英国、法国也有这个问题,表现为殖民地居民的“内住”即逆向殖民。俄国最近驱逐中国移民,但是却不敢阻挡前加盟共和国也就是殖民地的移民。苏联既然在陆地上无法控制殖民地独立,美国就绝对能够阻挡“小国时代”的浪潮?

按照这样的逻辑,反恐战争是否正在逐渐消融最后一个殖民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很有可能。当然可能是在五十年以后才有结局,因为苏联的解体也非一朝一夕,而是花了将近半个世纪。事实上,世界正在“平面化”,失去“立体感”,俄、美两国即欧洲东西两翼的殖民历史的结束,已经带来深远的后果。美国作为一个“五十州联合体”的国家,当然没有立即解体的可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并不仅仅是这个五十州联邦,而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体系,一个势力范围远远超出五十州的世界超强,所以美国才会经常强调,在世界很远的地方“美国利益受到了威胁”。尤其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体系。就世界体系的美国而言,我看到美国正处在解体的过程中:

第一,在北约内部,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德国和法国,与美国离心离德,以伊拉克战争为理由,对美国分庭抗礼;这表明西方联盟也就是美国体系在苏联解体后,失去了外部压力而开始内部解体。随着北约东扩,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逐步加入,但内在解体却日益深重。

第二,布什政府不大谨慎,退出保护环境的《京都协议》,也是美国国际体系一道裂痕。所谓单边主义,其实就是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开始解体的另外一个说法,已经不能再担任领袖了,不能带领西方联盟的兄弟们一起前进了。就五十州联邦的美国而言,也有着比夏威夷示威危险百倍的征兆,例如,最近炒得很热的非法移民合法化问题。如果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议案顺利过关的话,那就是为五十州联邦的解体运动,打响了起跑的第一信号枪。美国从此步上苏联和其他各个殖民大国的后尘,走向不可避免的解体。当然,这个运动可能像冷战一样需要半个世纪来完成。首先,美国会分裂为英语的美国和西班牙语的美国;其次,美国会分裂为白人的美国和少数民族的美国。这都不是暂时的政治分裂。

小国时代的兴起,是由于大国的分裂所致,而不是什么小股游击队有什么奇特的能力。君不见,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所谓“战略”,在其他所有国家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农村包围城市”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只是由于日寇的入侵帮了大忙。

除了汤因比之外,因为智囊身份而拖了深入研究的后腿的还有不少的大师。

例如德国地缘政治学大师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 1869—1946年),被认为是希特勒背后的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指导了二战的德国战略选择。豪斯霍费尔大概没有读过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所以还固执地认为“国家是个可生长和灭亡的有机体”,而不懂国家只是文明的碎片。德苏1941年6月开战以后,豪斯霍费尔没有退路了,他常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骑虎难下”。他极度迷茫,他认为对一个空间广阔的国家的攻击,不是在于占领了多少领土,向前推进了多少公里,而是在于迅速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是这一点在莫斯科战役之后就不复存在了。此后,已经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可以讨论了。1944年因其子卷入暗杀希特勒事件而遭逮捕获,德国法西斯垮台后,于1946年在监狱中自杀。

我认为豪斯霍费尔有些食洋不化,对英国人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的理论过于生搬硬套了。事实证明,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更有眼光,因为他的学术和“政治服务”保持了必要的距离。这一评论也适用于汤因比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的差异。

不过麦金德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说。

〔另起一页〕

第六节

小国新加坡击败超级大国的无冕之王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小国新加坡竟然击败超级大国的无冕之王!这是继中国政府成功封杀“谷歌”(Google)之后,全球最大强权所遭遇的又一巨大挫败!]

众所周知,新闻自由是西方世界的无冕之王,而美国又是西方世界的核心支柱,至于《纽约时报》就不用说了,早在1971年,《纽约时报》就精心策划连载了美国国防部的绝密文件“五角大楼文件”,每天整整六个版面,预计共10天。从而震惊了整个世界,甚至说它改变了历史进程都不为过——因为此举迫使美军从越南撤退,帮助北越共产党攻占了南越。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就是越南的胜利导致中越交恶、中美接近、中国改革开放……这个事件也为《纽约时报》赢得了声誉,说它是“美国的无冕之王”也不为过。

而今天,还不到四十年,击败了美国政府的《纽约时报》,却倒在了蕞尔小国新加坡的脚下,无冕之王的王冠终于跌落在尘埃之中!

历史如此充满了反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我看来,这显然凸现了“小国时代”的精髓:那就是大国不如小国灵活,尤其是大国君子绝非小国流氓的对手。

要证明这一点,就不妨继续往下看去。

先看看新加坡政府是怎样击败《纽约时报》的。

新加坡的“民选总理家族”李光耀、李显龙父子,通过民主新加坡的独立司法系统,对《纽约时报》提出诽谤罪诉讼,结果获得巨额赔偿。批评人士说,新加坡领导人之所以大动干戈,是想阻止新加坡国内外媒体对政要人士进行批评。

今天出版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登文章说,时报公司已经和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之间就《纽约时报》下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刊载署名文章、对其进行诽谤一案,达成协议,在《论坛报》上刊登了一段道歉的文字,并且给李光耀父子赔偿16万新加坡元,相当于大约11万4千美元。除此之外,《纽约时报》还负责支付所有的法律费用。

新加坡前总理、目前担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以及他的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委托新加坡一个律师行指控说,《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个月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文字当中含有诽谤李光耀父子的言辞。

这篇由长期关注亚洲局势的国际知名专栏作家菲利普·包润(Philip Bowring)2月15号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论家族式政治的优劣”。文章中列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很多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在内,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是在领导人的问题上,似乎在某些程度上还沿袭着封建家族制的习俗。文章中只是略带提到了新加坡。

那么,新加坡政府为何要大动干戈,讨伐《纽约时报》呢?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布朗博士(Dr. Kerry Brown)星期四从伦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新加坡方面这么小题大做,实在是不可思议。布朗博士说:“他们外表上似乎是在搞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很多领域也都有自由,但是,在涉及到国家领导人这个问题上,却极其敏感,不能有任何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这和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又有什么两样?难道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价值观’就是说领导人都是至高无上的,持批评和反对意见的都得封口吗?”

长期关注东南亚局势的英国记者本·布兰德(Ben Bland)认为,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推理是:虽然短时间内,新加坡政要的作法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负面反应,但是,新加坡政要以为,这将有利于他们在长期内控制国际媒体。布兰德说,下一次,《纽约时报》再要发表任何对新加坡政府稍带批评语调的文章之前,都会三思而行;而其他媒体,恐怕也会仿而行之。

国际上关注新闻自由的组织,包括《记者无国界》以及《保护记者协会》,对新加坡缺乏新闻自由这一点,多年来不断提出批评。为英国《每日电讯》、《经济学人》、《金融日报》等刊物撰稿的布兰德本人,就于去年年底,被新加坡有关部门拒绝续签记者签证,现在不得不转战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继续新闻工作。

新加坡过去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1960年代初期和马来亚等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目前仍然是英联邦的一部分。现年87岁的李光耀自从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长期担任总理,1990年离任后,由吴作栋任总理,但是,舆论普遍认为,吴作栋担任总理只是短暂的,最终总理的宝座还是会由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来接任。吴作栋当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对这一点也不否认。果不其然,李显龙2004年8月出任总理,任职至今。吴作栋被聘为国务资政,李光耀则被聘为内阁资政。

使人震惊的不是李光耀父子,因为流氓本来就是要作恶的。使人震惊的是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它为什么要像一个流氓大亨家族的李光耀父子屈膝投降?这不是把《纽时》的光荣传统廉价出让了吗?

《纽约时报》可以抱怨说:“亚洲的‘民主国家’只是名义上的,是假货,它们现在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一家报社,我们受不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亚洲小国是如何击败美洲超级大国的无冕之王的?而这就不能不考察一下,三十九年前的美国政府是怎样被《纽约时报》击败的。

1971年,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运动日趋激烈。5月1日,以妨碍首都交通为由,尼克松政府镇压一场数两万人的反战抗议示威,创纪录地拘留了一万两千示威者。这一反战背景终于促使《纽约时报》作出决定:发表国防部绝密文件的时机到了。其实早在3月中旬,时报就获得了国防部(五角大楼)的机密文献:《美国的越南战争决策史》,它包括四千页原始文件、三千页说明,两百五十万字!

文件的提供者叫埃尔斯伯格,反战的信念促使他要将越南战争的真相告诉人民,为此,不惜冒着偷窃和泄密之罪名,他利用工作之便偷偷地复印了全套文件。1971年3月埃尔斯伯格把文件披露给了《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深知发表军方文件的法律责任,经过了四个月犹豫和研究之后,决定以记者调查报告的形式每天发表六个版面,连载十天。6月13日星期天,第一篇报道面世,一时洛阳纸贵,是谓“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国最突出的机密泄露事件。星期一一上班,尼克松的司法部部长便警告《纽约时报》立即停止连载这个文件,否则,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报纸。没有想到,时报根本不买政府的帐,在第三天继续刊登,而且还顺手报道了司法部的警告函。面对报纸的一意孤行,6月16日尼克松政府以触犯联邦反间谍法为由,将报纸告到在纽约市的联邦地区法院,要联邦法院下达禁止进一步发表文件的禁令。一位刚上任五天的法官,下达了临时禁令,并安排周五审讯。 

《纽约时报》顺从了法院的禁令,并在第二天的报纸作了说明。埃尔斯伯格转向《华盛顿邮报》,18日在纽约法院开庭审讯时报案的那天,邮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尼克松政府又把邮报告上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19日,纽约法院接受了时报的看法:文件是“一项历史研究”、无害国家安全的立场,并认为政府没有能够证明美国国家安全因为文件的发表而受损。不过,他还是给政府留了面子,在政府上诉期间,临时禁令继续维持。而随后华盛顿法院就邮报案的判决则没有那么客气了,它驳回了政府的禁令要求。两个案件分别上诉到不同的联邦上诉法院,一个下令继续维持禁令,并且要求重审;一个支持对邮报的判决。相同的案件,上诉法院不同的判决,正是最高法院接招审理的理由。通常,最高法院一向是最讲程序、缺少效率的机构,一个案件从低级法院到它那里,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但这次却非同寻常。它24日接到时报的上诉,25日就通知原被告双方,同意立案,并在次日10点开庭辩论,直到开庭前几分钟,《时报》和政府方面才把所有的诉讼文件送到最高法院。 

7月30日,最高法院以法院简单意见的形式发表了6比3的判决意见,支持了《时报》的立场,要求取消禁令。除了这个只有一个段落的判决意见外,九位大法官,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各自写下了自己对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看法,可谓“九仙过海,各显其能” 。其中,在支持媒体的六份意见书中,有两个意见最值得一提。从新闻自由和反对任何事先限制的观念出发,85岁的布莱克写下自己34年法官生涯的最后一笔,成就其“天鹅绝唱”: 

新闻自由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欺骗人民,把他们派往异国他乡,死于海外的热病和枪炮。……安全这个词是一个广泛而含糊的概念,其外延不能被用来损害体现在第一修正案中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流通的代议政体为代价来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相对保守的大法官斯图尔特则从分权的角度阐述了监督行政权力的重要性:与议会制国家的政府总理相比,美国总统在国防和外交这两个重要权力领域中拥有巨大的宪法独立性。在我们国家生活的某些领域里,由于缺乏政府的制衡,对行政部门在国防和外交领域中政策和权力的惟一有效的限制,只能来自一个开明的公民团体,来自一个信息完备和有批评精神的公众舆论,只有这些才能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可能就是在这一领域里,一个警惕、自觉、自由的新闻界最能实现第一修正案的基本目标。因为没有一个信息完备和自由的新闻界,就不会有开明的民众。  

在美国的宪政史上,作为第一个对媒体加以事先限制的案例,“五角大楼文件案”最终是新闻自由战胜了国家安全而告终。这一判决,强化了美国长久以来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信念: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福祉的最大威胁不是公众的知情,而是公众的不知情。 

“五角大楼文件案”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有关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的大案,最终公众知情权得到维护,国家安全这样的借口让位于人民福祉。美国著名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亲历了这个案子,并写成《第一修正案辩护记》,最后胜诉所依据的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美国建国初期通过的第一修正案,它简洁的条文屡次成为美国历史上言论自由的护身符。

但是,“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胜利者《纽约时报》,不到四十年竟然拜倒在新加坡的流氓大亨李光耀家族的手下。控制了一个小国的流氓家族竟然比超级大国的政府还要强大!这不是孤立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北朝鲜,不也正在把美国玩弄得团团转吗?

这就是小国时代!

这就是小国时代的法则!

仿佛为了印证这一小国时代的精神法则,“美国之音”2010年3月26日报道:“中国网络长城无所不在,开始侵入海外”:

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络运营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正试图找出为什么本周世界上人气最旺的几大美国网站,如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的用户信息被劫持到设在中国大陆的假网站。一些国际互联网专家怀疑中国的防火墙修到了海外,不但不让墙内的人们接触海外信息,还把海外互联网用户的相关信息劫持到墙内。 

据PC世界杂志报道,上周三,智利的一名域名解析系统(DNS)管理人员发现了国际互联网信息流动出现异常行为,并发出电子邮件,呼吁同业管理人员注意。设在瑞典的一个主要DNS服务器,突然把流向这个服务器的Twitter,Facebook, YouTube网站的查询和访问转向设在中国的假网址。 

中国对墙外的信息实施严格的控制,不准中国网民访问和使用在海外非常热门的Twitter,Facebook, YouTube等美国网站,并且使用防火墙过滤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封杀他们认为的低俗和政治敏感的网站。一些中国大陆的活动人士便把在中国大陆被封的网站架设在海外的服务器上,而网民则可以通过翻墙软件浏览这些网站或者交换相关信息。 

对于海外的服务器把使用者的信息转到设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有关网络安全专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这些信息可能会被用来追查和迫害那些翻墙访问海外网站并发表不同政见的网民。美国PC世界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说,Twitter和Facebook没有回应相关电话和电子邮件,而拥有YouTube的谷歌发言人则拒绝发表评论,并称“这似乎是一个特定的ISP层次的问题”。美国IT信息网站CNET报道说,这一现象目前毫无疑问会被猜测为谷歌和中国之间冲突的延伸。美国政府,中国政府以及谷歌公司早些时候围绕有关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的网络,侵入谷歌的Gmail系统盗取人权活动者信息等问题发生争执和冲突。本星期早些时候,谷歌宣布Google.cn网站退出中国大陆,迁往实行一国两制有新闻自由的香港。 

长期以来,互联网安全专家相信中国有能力重定修改DNS,并把用户信息转向中国政府管理的服务器,而不是用户希望访问的Facebook和Twitter等网站。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了这一行为。美国DNS服务商NeuStar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罗德尼乔菲星期四晚间在接受CNET采访的时候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可以修改DNS,这一事件并不出人意料。”他说: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确保防火墙内部的中国人都要受到审查。”他认为,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内部的服务器居然能够发出指令让海外的服务器将信息流向中国境内。CNET报道说,访问这三个美国最流行的社交网站,以及访问多达20个或30其他网站的全球互联网用户,要么被转向中国提供的假网址,要么看到一行错误信息,称他们正在寻找的网站不存在。乔菲拒绝透露任何其他受影响的网站的站点。

“中国网络长城无所不在、开始侵入海外”——这是不是违背了“小国时代”的特点,而走向大国独霸呢?

非也。

这是因为——

DNS劫持是常见的网络黑客行为。劫持了DNS服务器,就通过某些手段取得某域名的解析记录控制权,进而修改此域名的解析结果,导致对该域名的访问由原IP地址转入到修改后的指定IP,其结果就是对特定的网址不能访问或访问的是假网址,从而实现窃取资料或者破坏原有正常服务的目的——因此,这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流氓行为。

在我看来,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体现。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打破垄断而非从事垄断的“破坏行动”,而不是“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建设行动”。

2010年3月26日

〔另起一页〕

第七节

主权国家的克星

人类有史以来,城市始终都是文明的中心,所以“农村包围城市”正如忽必烈南侵以“牧地代替农村然后坚壁清野包围城市”的“改造中国”一样,只能带来社会倒退,不能带来文明进步。土制高炉不能建立现代社会,一如横刀夺爱不能确立礼义廉耻。而解决当今全球问题的秘方,不是降低全球都市的影响力,而是推进其辐射力,连点成线,连线为网,建立全球统一秩序。

(一)全球都市正在走向同一性

正如德国记者《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所反问的,“哈佛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真的懂得国际事务吗?

早在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在美国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非常时髦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吗。

在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全球都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各国精英们正和大众共同接受全球性统一文化的约束,这是从政治文化观念到流行娱乐产业的全面沦陷。在另一方面,如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前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中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因为“中国农民已经对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他们的流动大军已有一亿多人,在贫民窟中寻找生存的地方,远离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样一来,正在崛起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必将被社会分化和断裂所威胁,哪里还有余力去结合深深陷入革命前夜的剧痛的伊斯兰教地区,去反对西方呢?何况,在任何意义上东亚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最多只有小半个朝鲜:南韩之中尚未基督教化的部分)?正如我在《国际反恐战争,建立全球政府--兼论“文明冲突论”之谬》(《观察》11/25/2002 16:28)一文说过的,“当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是现代文明系统里的未开发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冲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

很显然,在“历史的终结论”自身已经终结、“文明的冲突论”自身陷入冲突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及其构成的“同一网络”已经开始攫住各种四脚乱踢的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明硬块,并一把提起它们,把它们扭送到全球谈判桌前,开始“对话”。其实,迫使对话进行的主体并不是这些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而是它们的主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的同一化压力。

(二)同一化压力下的自我形象

在全球文明同一化的压力下,各个都市开始创造新的自我形象。

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在监控器、电子计算机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钢铁加工业。孟买恢复了每年生产八百部娱乐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四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有时超过了日本的最高纪录。上海则力争作为亚洲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来扮演主角,成为东京的替代者,并要二零一零年以前成为西太平洋地区跨国金融商业中心。所有这些自我形象都是背离传统角色的,是全球同一性的新产物。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爱将,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但是冷战终结以后却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失去了习惯的对手,而被陌生感吞噬,产生了巨大恐慌。这些冷战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右翼的或是新左翼的),这样描写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过程——“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

然而,这里的惊恐不正因为看到了新事物的特征吗——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变奏。

已故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1964)一书中所描绘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作“地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现代丛林,一个“全球同一化的都市网络”,已经确确实实地绽露在地平线上了。而其中各个肿块之间思想交流、相互谅解、有机的文化联系、经济上的相互适应,迟早要出现,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因为同一化的网络要消除肿块,增强流通。如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现实。

其人性依据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大都市,是消费者群体狂热向往的地方。城市越大,弊端越多,公害也越严重,秩序也越不稳定;但同时,也就越加奇特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源于城市生活对消费者的感官所产生的强烈刺激甚至“快感污染”如各种上瘾的东西和毒品。人们沉溺在业已上瘾的刺激中,很难自拔。城市中眼花缭乱的生活,对于一个习于乡居的老农来说,也许是陌生且不舒适的(所以农牧区来的军事独裁者往往喜欢毁灭城市);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甚至对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的上瘾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重返乡村(而不是晚上才回到郊区睡觉),将使城市居民感到单调、无聊以致于内心绝望,因为和他们的农民祖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纯朴而富于节律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对小社区文化的感受性,对于习惯了全球性的强烈刺激的心灵,那隔离的乡村不啻是一片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原。 

(三)城市革命的呼唤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如此吸引人们“投身革命”,而不是背叛革命、回到农村。除非,那是已经全球都市化了农牧区,是业已纳入全球都市网络的广袤郊区,那样的郊区可以容纳撒哈拉沙漠和青藏高原。在这种新郊区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战国”)看作复杂而独特的立体结构,那么即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全球都市网络就将是一个简单有效率的平面结构。

在古今任何一个战国时代中,都市的跨国化都是个普遍趋势,所以,封闭如秦国者,也可以实行客卿制度。而今全球移民更是汹涌,国界已经七零八落。看中国战国时代,当时各个区域国家的首要都市大都拥有几十万人口,其余城镇的工商业也随之同步发达,这促使城市网络突破国家并覆盖整个中原。后来秦王并吞六国,建立郡县制度,所设立的“驿道”,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城市网的脉络给制度化了,而并非什么空前的创举。这正如他的“万里长城”不过是连接了原有的各国长城,并不是凭空缔造的。历史上,其他民族和文明中的各个世界帝国,由于同样的理由,无不具有贯穿版图的大驿道网。其实,所有这些驿道网络,都是在早已存在的城市网络和商道的基础上建立的,都是城市文明的果实。比之几百年后的西汉乃至东汉,战国时期的城市化经济,不仅毫不逊色,且因争霸的刺激而更加亢奋、独立、发达。相反倒是随着长城时代中原世界帝国及其抑制工商业、扶植农牧业政策的确立,城市化趋势在汉朝反而受到了抑制。和秦汉郡县制帝国一起到来的,是工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势力的普遍衰退,因为工商业这时不再受到更高目标(如战争胜利与国家竞争等)的激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随着战国的消失和军事需要的锐减,生产的动力退化为消费型的,工商业的竞争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了。

这种情况在罗马也有。在共和国时代,罗马沿着希腊化城市的网络扩张,“罗马的和平”就是终止战国的屠杀;到了帝国早期,罗马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进一步发展,以致罗马城邦发展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而到了帝国中晚期,和中国的汉朝相似,帝国各地的城市逐渐陷于萧条破产的境地,与大批游手好闲的流民无产者同时出现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与大量流失,蛮族入侵一如五胡乱华,结果使得大庄园起来取代了城市的地位,封建时代来临了,这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我们回溯这些历史要说明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倒叙的方式,说明繁荣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世界都会,实际上不是后来的世界政府的产物,而是前此的主权国家战国时代的产物。伟大的城市,是战国竞争、多元角逐的结晶,它带来并加剧战国的流行弊病,但也正是它们形成的跨国网络,为战国划上句号、成为世界政府的先遣部队。随着都市同一网络的蔓延,人口密度与技术密度的膨胀使得主权国家形同监狱,划地为牢的国界将被废除,主权国家的克星、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像是王道的先驱受到夹道欢迎——霸道的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变成过时的垃圾,被抛弃了。

(至于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会有怎样的概貌、功能、特征、性质,我们以后再谈。)

2003年1月6日

〔另起一页〕

第八节

中国并非世界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2011年1月18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模式的优势是“百国之和”》。这篇文章说,中国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本质上是历史上形成的“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定会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该文的作者,据说是“曾任中共已故领袖邓小平英文翻译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

这篇文章一出,就受到广泛的转载,这里面除了《环球日报》超强机能的发射作用,就是这篇文章本身所具有的常识错误,不幸抓住了一般读者的眼球。

这篇文章都有些什么常识错误呢?

首先,这篇文章说,“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这篇文章的作者好像不知道,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包括波斯-伊朗)虽然遭到伊斯兰教的并吞,但古印度文明确实存留至今,而且形成了一个现代印度社会。整个印度社会不仅存留至今,而且没有遭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所以它对现在印度居民,要比古中国文明对现代中国居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其次,这篇文章说:“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篇文章的作者好像不知道,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不只一个,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印度之外,还有希腊、以色列等国,虽然希腊、以色列等国的规模较小,比较容易受到外行人的忽略,但是像“曾任中共已故领袖邓小平英文翻译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应该对此具有基本的了解。如果了解了而不说,那是欺骗读者;如果不了解而乱说,那是欺骗自己。

第三,这篇文章还说,“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国之和’大格局。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点。”现在,并不需要专家的知识了,仅仅一个普通读者也会知道:上述“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等“八大特征”不仅不是中国特有的,而且印度共和国在上述八个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显著甚至有些方面更加显著。例如中国的人口、历史、文化这三大“超级因素”就不是独特的,而是与印度极为相似的。中国的疆土虽比印度多出两倍,但一半以上却是人烟稀少的地区。

第四,这篇文章还说中国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其实呢,中国到秦汉以后实行的“郡县制”就大致上与所谓的“百国之和”告别了,除非把“土司制度”、“朝贡贸易”、“兄弟国家”也都换算进来。相反,与中央集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现代的印度共和国才是一个著名的联邦制国家,不仅体现了“百国之和”的传统,而且具有“百国之和”的现状。

第五,这篇文章篡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把中国共产党这个不断革命的团体说成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

第六,这篇文章在反对西方多党民主政治的口号下,其实推销的是所谓“百国之和”的联邦制度。在那些不赞同“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人们看来:这篇文章所说的“百国之和”,其实就是要瓦解秦汉以来的中国统一格局,简单说来,在中国的国情之下,“百国之和”必将很快走向 “百国之异”;“联省自治”必将很快走向 “军阀混战”,强调和谐的政治必将很快走向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

第七,现在,可以说一说我本人的看法了。如果必须在“中央集权的西方多党民主政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邦制度”之间作出一个选择,我宁可选择前者也不选择后者。十分明显,如果选择了后者,那么“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了。而充当苏联人胯下的亡国奴或红星后面的“好学生”,不是一个中国人所能忍受的奇耻大辱。

第八,从“联邦制”的角度看,可以说《中国模式的优势是“百国之和”》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变相的《零八宪章》;“中国模式的百国之和”所鼓吹的,是一个变相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尽管这个联邦制披上了“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这一层外衣。这一方面说明了《零八宪章》的影响力,另方面也说明“联邦制”现在确实深入人心,是一个塑造中国未来的重要的思潮。

而所谓“文明型国家”,其实就是“费拉社会”,例如中国、阿拉伯、印度等。这听起来似乎不错,其实是沉重的历史负担,“费拉”的另一个译名就是“废垃”。

2011年1月20日

〔另起一页〕

第九节

专制(组织)者的工作秘籍

科学家破解了牧羊犬之所以能“以一赶百”的谜,有助于我们了解“专制者的工作秘籍”或曰“专制工作的秘密手册”。

1、一个牧羊人加一只牧羊犬,足以放牧数十只不守规矩的绵羊群,牧羊犬如此高效的表现被称为“牧羊犬之谜”,科学家最近发现,可用两项简单法则解释牠们的工作方式,相关法则还可用于控制人群和清洗石油溅漏等,甚至可协助研发“牧羊犬机械人”。

2、欧洲一个研究团队为一只牧羊犬和46只绵羊配备高度精准的全球定位系统(GPS),记录牠们的互动,分析牧羊犬工作的数学秘密。

3、研究发现,牧羊犬工作的第一法则,是在绵羊群背后穿插,迫使牠们聚集。参与研究的威尔斯史云斯大学生物学家安德鲁·京(Andrew King)形容,牧羊犬眼前基本上只看到白色和毛茸茸的一大团东西,如果牠看到羊群间有空隙,或空隙愈来愈大,便会逼迫羊群走到一起。

4、当绵羊紧密聚集时,牧羊犬便会启用第二法则:带着羊群向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施特伦博姆(Daniel Stroembom)说:“在研究模型的每一步,都是牧羊犬决定羊群是否足够黏合……一旦羊群聚集,牧羊犬就会推着牠们往目标前进。”

5、一只牧羊犬可一次过控制这么多绵羊,与绵羊本身的聚集习性亦有很大关系。研究模型显示,理论上牧羊犬可以同时控制超过100只或以上的羊群。研究报告发表于Real Society Interface期刊。安德鲁·京强调,这项研究并不纯因好奇,而是有应用意义。

……

这有什么应用意义呢?

这有比“管制羊群”更有应用价值的“管制人群”的应用意义。

1、“领导才能之谜”,也可以简单归结出两项简单法则,根本是操作“如何控制人群”。

2、人类虽然具有自我意识,但只要聚在一起就会像羊群一样,受到集体行动的约束。

3、统治者工作的第一法则,就是在人民背后阴谋穿插,迫使他们聚集。统治者必须目中无人,就像表演者必须看不见具体观众,“眼前基本上只看到白色和毛茸茸的一大团东西”,如果他们看到人群间有空隙,或空隙愈来愈大,便会尽力逼迫人群走到一起,以便控制。

4、当人群紧密聚集时,统治者或表演者便会启用第二法则:带着人群向前。“在研究模型的每一步,都是牧羊犬决定羊群是否足够黏合……一旦羊群聚集,牧羊犬就会推着牠们往目标前进。”

5、人类的能力显然高于羊、犬:研究模型显示,理论上牧羊犬可以同时控制超过一百只或以上的羊群;而希特勒可以同时控制几万到几十万人群;毛泽东甚至能够同时控制上百万人群。当然,这和人群的习性也有关系。

……

所以谢选骏总结下来,“开会学习”是一个有效的管制方法,难怪连黑社会都喜欢用它。“开会学习”就是迫使人群聚集。而每个社会进行控制的拿手好戏,就是升旗奏歌、赌咒发誓之类的仪式。这样双管齐下,就制造了一个方向,以便领导人操纵群众,走向他们原本不愿的地方。

〔另起一页〕

第十节

1984还是2034

(一)

《1984》(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共产党叛徒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内容涉及反乌托邦、政治讽喻、社会科幻等等,出版于1949年6月8日,那时,共产党部队正在接管中国大陆。

故事发生在第一空降场(前身为英国),其为世界永久处于战争状态的大洋国的一个省,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和公众操控由英国社会主义(新语称为英社)这一政治制度支配,其在特权阶层核心党员(英语:Inner Party)的控制之下,核心党员迫害个人主义和独立思考,如“犯罪思想”。

老大哥(暗指斯大林)是暴政(苏联)的象征,他是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喜欢强烈的个人崇拜,但他可能根本不存在。党“寻求权力完全是为了权力本身,不关心其他的利益,只对权力感兴趣。”

小说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是一名外围党员,他在真理部(新语称为真部)工作,真理部是负责宣传和修改历史,他的工作是重新编写过去的报纸,好让历史记录一如既往地支持政党的发展路线。真理部的工作者会得到指定的修正说明,如修正误引,且历史记录在人们眼中就像从来没有真的伪造篡改一样。该部的大部分工作者也积极地销毁不包含修订的所有文件;这样一来,就没有证据证明政府在撒谎。史密斯是一个勤劳且精巧的工人,但暗地里憎恨党并且梦想着反叛老大哥。小说中的女主角茱莉亚的特质是基于奥威尔的第二任妻子索尼娅·奥威尔(英语:Sonia Orwell)而设。、

作为政治讽喻和反乌托邦科幻小说,《1984》不论在内容上、情节上和风格上也被视为经典,它的许多用语和概念自1949年出版以来在英语中已普遍使用,例如老大哥、双重思想、犯罪思想、新话、101室、电幕、2+2=5、忘怀洞。《1984》令形容词“奥威尔式的”(Orwellian)普及,它是用于形容官方欺骗、秘密监视并且修改历史的极权主义或独裁状态。在2005年,本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2005年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还在1998年被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读者票选:第6位;编辑小组:第13位)。2003年,《1984》在BBC的书籍票选活动大阅读中获得第8位。其还在1956年、1984年改编成电影上映。

奥威尔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过于提前预测了民主社会的危机。实际上,19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并未在1984年的英美出现。

不过,奥威尔也可能没有完全错误,因为1984年没有发生的事情,可能推迟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在2034或2084年的西方出现。

而现在,已经开始了某种苗头。

(二)

2016年9月,有美国移民局代表向美国移民律师协会透露,移民官们已经在尝试把对申请人的社交网络审查作为裁定申请是否能通过的一项依据。并且社交网络审查作为一个试点项目,更有可能成为常规审理流程的一部分并决定审理结果。社交网络审查也将会帮助监管其他必要过程。

2015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年中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已开始审核外国游客等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内容。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也曾表示,其实早在去年年初,国土安全部已开始在审核移民过程中加入对申请者社交网络账户检查的试点计划。

约翰逊举了12月2日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社区枪击事件的例子,认为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发现嫌疑人在网上发布的支持极端主义的看法,才让她入境。

2015年12月2日,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社区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枪手是法鲁克及其妻子马利克。其中女枪手马利克此前生活在巴基斯坦及沙特阿拉伯,去年持K-1签证(未婚妻签证)入境美国。

尽管核准签证的过程中,美国移民局官员对她进行过三次背景调查,却从未发现她先前早在社交网站上就表达过支持极端主义的看法。调查枪击恐袭案的执法人员最近在追查其电脑及上网记录时才发现到这些信息。

他还指出,国土安全部在审核许多移民申请时,还从情报机构数据库和执法机构数据库获取意见,社交网络信息也同样有用。

就此次将社交网络审查纳入移民审核的情况,专业移民律师张大钦做了如下解答:

1. 移民局的社交网络试点项目是否已经应用到了审理过程?

在移民局和美国律师协会的交流会议上,律师代表询问移民局代表,在审理的过程中会不会通过申请人的脸书,领英,博客,相亲网站等社交网络账户来确认申请人信息是否属实。答案是肯定的。移民官们已经在测试搜集和使用社交网络信息的可行性,并决定在不侵犯隐私的情况下继续这样做。

2. 审查社交网络是否会成为移民案件的标准流程一部分?

移民局现阶段还没有为如何使用社交网络制定规范准则。这项试点项目只是为了指导移民官更好地平衡申请人个人隐私和信息真实性。但是与此同时,这项试点项目也是在现有的美国国土安全局相关法令下进行的。像移民局所说的一样:“这些法令决定了移民局能够使用社交网络信息的范围和方式。”

3. 申请人是否能为自己的不利信息辩护?

作为申请人,我们当然最关心的是如果移民局在社交网络上找到不利或与申请材料不符的信息,我们是否能够进行辩护?移民局代表证实,在现有规定下,申请人会收到相关不利信息的通知,并有机会提供材料进行辩护。

4. 之前移民局有过将社交网络信息作为审查的标准流程么?

移民局这次透露的消息是令人震惊且史无前例的。尽管移民局之前有用社交网络信息来调查可疑的移民诈骗和违规,但这次的试点项目的目地完全不同于之前。此次目的是为了将社交网络的信息审查变为标准流程的一部分。

CBP入境检查员以及婚姻绿卡面试官已经很经常地要求查看申请人的社会媒体账号(如微信,脸书,领英等)的信息来核实旅行的真实意图,婚姻的真实性,是否违法工作等。在H1B、L1签证审理中,移民官会查看领英Linked账号来看申请人工作履历的真实性,连贯性和OPT期间是否有超期失业。

总之,现如今保证你的申请信息和社交网络信息一致变得至关重要。近些年,越来越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大量个人信息和照片。他们的亲人朋友,甚至不相干的公众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这些信息。尽管大部分信息都是无害的,但是也要注意移民局可能会用到对你不利或与申请材料有冲突的信息。

(三)

当然,欧美在“反恐”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导向“1984的趋向”。但任何可能性都在历史上存在。民主社会反对极权主义的过程,很可能把自己带入新的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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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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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中国特色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直到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中国特色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吃饭,所以就要反对吃饭,提倡吃草;敌人爱民,所以就要反对爱民,极力害民……直到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似乎是“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外交的行事规则”。例如有分析指出,在1980年代,美国支持了独裁者萨达姆 侯赛因,因为他是美国当时的头号敌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但是萨达姆却又丧命于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一场因指控他支持恐怖主义、支持基地组织而掀起的战争。事实是,萨达姆并未与基地组织有染,但是他确实支持了另外一个恐怖组织——伊朗人民圣战。

美国有些官员也希望美国能够将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化为己用,因为他们与伊朗为敌。据《纽约客》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布什政府曾经向伊朗人民圣战提供过金钱、枪支,甚至还从2005年开始在内华达州给他们进行培训。换句话说,如果此文章属实,美国则是向他敌人的恐怖分子盟友提供了支持,因为这些恐怖分子是美国另外的敌人的敌人。就此,美国《大西洋周刊》刊文指出,支持伊朗人民圣战的这种立场看起来令人困惑,甚至还有争议,而且当下呈现出这种局面其实也并不是巧合。现在的世界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理念被普遍当作外交准则使用,已经变得太过于复杂与盘根错节。这样的思维使得美国与自己的长期利益在不断地背道而驰,“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却又制造出更为严重、更为长期的问题。 

利用阿拉伯的独裁者去压制阿拉伯的伊斯兰势力,到头来这些独裁者又一个个被推翻;力推拉丁美洲的右翼势力上台,这些人却最终沦为了臭名昭著的独裁者;支持反抗苏联的游击队,尔后他们的枪口又调转朝向美国,这样的例子几乎是不胜枚举。一些时候,美国甚至还会去支持那些虽然确实是敌人的敌人,但同时却又还在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积极对抗美国的势力,这比如阿富汗贩毒集团头子阿赫梅德 卡尔扎伊(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弟弟),以及自2003年开始获得美国援助的利比亚卡扎菲。 

美国对苏联的冷战也是如此。冷战是起源于美国对苏联的扶持:为了对抗纳粹德国,美国不顾英国的坚决反对,无私地援助了苏联,结果把苏联培养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为此付出了五十年冷战的残酷代价。

看英国首相丘吉尔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即使在大英帝国最艰难危险的时候,丘吉尔也始终没有把苏联作为真正的朋友。他对斯大林的任何要求和建议都持怀疑态度,都要留一手。果然,1944年8月,当苏联军队已经打到维斯杜拉河东岸,与波兰首都华沙隔河相望的时候,被德军占领的华沙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指出:残暴的苏联军队故意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拒绝援助起义抗德的人民,听凭德军将起义残酷镇压下去。说起来波兰和苏联都是“同盟国”,是各自敌人的敌人,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也是如此。为了对抗苏联,美国不惜抛弃战时盟国中华民国来扶持中共,结果用了整整一代人时间(1971——2011年),把中共培养成为第二个苏联,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现在却被形势所逼,不得不准备和中共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钓鱼岛和南海的局势其实是一体的:那就是美国正和中共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为了这场新的冷战,越南这个“美国的死敌”都被动员起来了。但美国怎么可能和杀害了那么多美国人的越南真正和解呢?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再不好,毕竟没有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过。这就是俄罗斯人的狡猾之处:他们自己不动手,却让中国人到朝鲜去放美国人的血,结果把中国和美国做成了死敌,让俄国人坐收渔翁之利。据此我们不妨预测:未来的中美冲突,很可能要比过去苏美冷战远为险恶。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共产主义制度与自由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无法兼容的。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中国人真有“犬儒病”吗?

(一)

中国人常常误解“犬儒”和“犬儒主义”,乃至对“犬儒”和“犬儒主义”进行妖魔化,甚至为此生造了一个词,叫做“犬儒病”。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不是一个爱狗的人群。”

从文字上看,中国人就对“狗”没有好感,像是狗官、狗奴、狗腿子、哈巴狗、落水狗、丧家狗这些都是骂人的话。所以中国人一看到“犬儒”二字,马上就联想到了“臭老九”、“狗书生”、“御用文人”、“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等等,恶感油然而生。于是“犬儒必然有病”的“犬儒病”的望文生义就出来了。

据考证,和中文不同,英语里和狗有关的词,意思有好有坏:好的如lucky dog(幸运儿)、top dog(当权派,头儿)、gay dog (快乐的人)、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时)等,坏的如dirty dog(下流坯)、lazy dog(懒汉)、lead a dog's life(过穷困潦倒的日子,过着牛马不如/悲惨的生活)、treat sb. like a dog(不把某人当人看)等。所以在西方传统中,“犬儒”和“犬儒主义”也具有两面性,不像在中国的西化主义者那里“犬儒”就成了“病”,成为所谓的“犬儒病”,而且“犬儒病”还可以概括“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殊不知“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实乃“无神论”,而不是“无神论的后果——玩世不恭”。例如,在民主国家,许多自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人士那样,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一点也不罕见。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真有“犬儒病”,不如说中国人真有“无神病”。尤其考虑到,犬儒多少还算一个高雅的词,不是每一个下里巴人都可以随意顶戴的。

如此看来,中国的西化“主义者”,其实并不“西化”,因为他们摆脱不了中国人的习惯——例如在“对待狗的态度问题”上,就无法像英语民族那样一分为二。

(二)

大家知道,犬儒主义学派(英文:Cynicism)是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犬儒主义学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新柏拉图学派)。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英文:Antisthenes,公元前445—365年)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英文Diogenēs,约公元前404—前323年,也叫“锡诺帕的第欧根尼”,Diogenēs o Sinopeus,亦译狄奥根尼、戴奥真尼斯)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其名言是:“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腊人,而是一个世界公民。”

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其实也并不一致。但称其为狗,则是大致无误的。 

另外一个说法是:犬儒学派因其创始人安提斯泰在一个名叫居诺萨格(Kunosarges)的体育场中讲学而得名。因为Kuno就是希腊语“狗”的意思。同时,“犬儒”这名称也标志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安提斯泰是苏格拉底的弟子,约长于柏拉图二十岁。安提斯泰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其有似于托尔斯泰。直到苏格拉底死后,他还生活在苏格拉底贵族弟子们的圈子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非正统的征象来。但是有某种东西——或者是雅典的失败,也许是苏格拉底之死,也许是他不喜欢哲学的诡辩——却使得他在已经不再年青的时候,鄙弃了他从前所重视的东西。除了纯朴的善良而外,他不愿意要任何东西。他结交工人并且穿得和工人一样。他进行露天讲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一切精致的哲学,他都认为毫无价值;凡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他信仰“返于自然”,并把这种信仰贯彻得非常彻底。他主张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产,不要婚姻,不要确定的宗教。他的弟子们(如果他本人不曾)谴责奴隶制。他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者,但是他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他说“我宁可疯狂也不愿意欢乐”。

安提斯泰的名声被他的弟子狄奥根尼盖过了,狄奥根尼是欧济尼河上西诺普地方的青年,最初安提斯泰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曾因涂改货币而被下过狱的不名誉的钱商的儿子。安提斯泰命令这个青年回家去,但是他丝毫不动;他用杖打他,他也一动不动。他渴望智慧,他知道安提斯泰可以教给他智慧。他一生的志愿也是要做他父亲所做过的事,要涂改货币,可是规模要大得多。他要涂改世上流行的一切货币。因为每种通行的印戳都是假的:“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

狄奥根尼决心像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所以就被称为“犬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像犬一样”。他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装的、居室的、饮食的、或者礼貌的。据说他住在一个桶里,但是吉尔柏特·穆莱向我们保证说这是个错误:因为那是一个大瓮,是原始时代用以埋葬死人的那种瓮。狄奥根尼像一个印度托钵僧那样地以行乞为生。狄奥根尼宣扬友爱,不仅仅是全人类之间的友爱,而且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甚至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一身就聚集了许多的传说。

尽人皆知,亚历山大怎样地拜访过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据说亚历山大(征服者亚历山大)之后对随从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狄奥根尼。”狄奥根尼的教导,一点也没有我们现在所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犬儒”的)东西,——而是恰好与之相反。他对“德行”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他认为和德行比较起来,俗世的财富是无足计较的。他追求德行,并追求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货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学说在这一方面是被斯多噶派所采用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追随着他摒绝文明的欢乐。他认为普罗米修斯由于把那些造成了近代生活的复杂与矫揉造作的技术带给了人类,所以就公正地受到了惩罚。在这一点上他有似于道家、卢梭与托尔斯泰,但是要比他们更加彻底。

(三)

现在,通常用“犬儒主义”一词来描述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但是,“犬儒主义”并无“趋炎附势”的意思。

你可以说中国的成功人士趋炎附势、玩世不恭,但不能说他们愤世嫉俗,所以,“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的说法,十分牵强。这一牵强是为了证明理想主义的危害:“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

但犬儒主义不是这样虚伪的。现代心理学证明了犬儒主义的担忧:利他主义及道德考量不是人类行为的原始动机。不过,这不能被引申成为“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行为”。事实上,犬儒主义的担忧反倒有助于消除人们的自我神化,给他们一面镜子看看自己实际上是多么的不堪。

“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和“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例如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基本上属于“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但基督教却不是“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中国人常常误解“犬儒”和“犬儒主义”,乃至对之进行妖魔化,甚至为此生造了一个词,叫做“犬儒病”。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不是一个爱狗的人群。”

从文字上看,中国人对“狗”没有好感,像是狗官、狗奴、狗腿子、哈巴狗、落水狗、丧家狗这些都是骂人的话。所以中国人一看到“犬儒”二字,马上就联想到了“臭老九”、“狗书生”、“御用文人”、“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等等,恶感油然而生。于是“犬儒必然有病”的“犬儒病诊断结论”就出来了。

但我觉得,你不喜欢“臭老九”、“狗书生”、“御用文人”、“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等等,就直接说他们是“臭老九”、“狗书生”、“御用文人”、“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而不必曲里拐弯地,用“犬儒”这个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词汇来骂他们,否则,真是糟蹋了“犬儒”一词。

中国人,你什么时候可以多一点对于狗狗的宽容呢?

中国知识分子,你什么时候可以多一点对于知识分子的宽容呢?

中国“‘反体制的体制’之内”的人士,你什么时候可以多一点对于犬儒这个“狗狗知识分子”的宽容呢?

〔另起一页〕

第三节

贪官裸官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后备队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亚洲研究主席安德鲁·韦德曼(Andrew Wedeman)在一本有关中国腐败问题的新书中认为,尽管中共领导人参与了“掠夺性的腐败”,但他们已采取了足够多的反腐运动,来阻止该政权成为一个纯粹的盗贼统治。他在其《双悖论:中国的快速增长和日益腐败(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一书中写道:“该政权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机构,迄今还未蜕变成一个掠夺的工具。” 

其他人不赞同或强烈反对这一观点,因为数据显示,在中共中央委员204名成员中,91%的委员有直系亲属住在海外,或已取得了外国国籍。在中纪委127名成员中,88%的委员有亲属移民海外。显然,这些已经占据了中国政界主流地位的贪官和裸官群体,已经把中国大陆仅仅作为一个吸食对象,而海外的发达国家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地。

有些分析家认为:这些数字体现出,中共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这种“掠夺”还能持续多久也非常不确定,因此他们已经脚踩两只船,随时准备溜之大吉。

这种极其缺乏忠诚度的政治现象,表明中共政权的实际脆弱性。这是从消极方面说。如果从积极方面说,也可以把贪官裸官看作“中国民主力量的后备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贪官裸官既然把家眷都移居到了海外,一旦国内有变、民运蜂起,贪官裸官们也就不会再像1989年六四大屠杀那样卖力镇压民众了:

1、现在的中共官员们已经有了退路,可以在退休以后到海外享受民脂民膏了。

2、如果在国内卖力镇压反而会破坏他们隐居到海外的前景,甚至还会遭到国际法庭的通缉、追捕、审判。

3、摇身一变为“党内民主人士”反倒能够确保他们获得叶利钦、普京那样的地位,可以继续升官发财。

“贪官裸官,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为中国民主化而奋斗!”

〔另起一页〕

第四节

退房潮与民主政治的迟到

2011年,中国房价大幅“跳水”,降声一片。继今年5月北京、深圳等地个别楼盘相继降价之后,到10月下旬,从一线到二线城市、从华东、华南到华北区域,包括中海、万科、龙湖、恒大等在内的各大开发商,集体拉开房价下行的序幕,部分楼盘价格降幅超20%,降价范围波及城区和郊区。多位地产奸商在骤增的市场竞争压力之下,选择降价出货回笼资金。房价隧道的拐点似乎越来越近,光明就在眼前了。

但奇怪的是,房价回归正常的趋向,不仅没有受到欢呼,反而遭到怨恨。退房的人们络绎不绝 ,好像降价是割了他们的肉。其实在他们购买之后,降价不降价与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如果大家可以退货,股票市场如何运作?在那里,一天的价格波动就可能超过90%。

现在的退房潮,可以反衬出购房时候的不负责任。那多少是为了赶潮流,而不是出自实际的需要。

“使诈骗得以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是“受骗者的贪婪”,而不仅仅是“愚蠢”。

房价都是你们的疯狂购买给抬上去的。你们怪谁?

购买是一种契约,任何契约都含有风险,任何风险都需要购买者自己承担……你不能只怪骗子(地产奸商+贪官污吏)太狡猾,你还要怪自己猪油油蒙了心。

但是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似乎还没有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强人或曰强盗的控制下,人民群众因此也就长不大了,更不肯自己承担起责任来。

有这样的“有赖”的民众,民主政治之于中国社会,难矣哉!

〔另起一页〕

第五节

中国可能民主化吗?

 

埃及军方承诺六个月内实行民主化,美国《新共和》双周刊(The New Republic)2月16日刊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及法制中心”主任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文章说提问说:埃及军方大谈六个月内草拟新宪法,举行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那就能使埃及很快民主化吗?

西班牙、阿根廷、智利、印尼、南非、乌克兰等许多经历过专制独裁统治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要制定新宪法,组织自由、公正的选举,六个月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各项准备工作至少需要一年以上。否则所谓选举将落入军方及穆巴拉克时代执政党——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借尸还魂的圈套中。 

其实,核心问题是由谁拟定选举规则、时间表和民主化的模式。埃及目前的问题是掌权的军方和民主反对派的利益尖锐对立,完全没有合作和互信的基础。掌权的军方将领多是穆巴拉克的亲信,军方的核心利益并不是给人民自由、民主,而是保住自己的权力、财富、特权,并免遭报复、惩罚。许多国家民主化转型的主要教训就是,需要通过谈判方式化解这种潜在的毁灭性僵局——民主派想要民主,但却不愿对独裁政权人物作出安全承诺;独裁政权人物想要得到安全保障,却并不想实行真正的民主。 

从西班牙、巴西到波兰、南非,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转型,都经历过不同版本的成功的谈判过程。旧秩序及军方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保有大部分财富和特权,旧秩序的追随者除非有新的罪行,否则不会因过去的罪行遭到检控。民主派得到民主,专制政权人物保留财富和影响力,但他们除非按照民主程序参选,否则今后不再能染指权力。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将这种民主化转型交易,形容为“相互保障”(mutual security)的政治契约。 

埃及的残余的专制政权势力和崛起的民主派力量,只有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突破目前危险的僵局,平稳地实现政权的民主转型。为了促成谈判,埃及形形色色的民主派必须团结起来,以统一的形式和旧秩序势力谈判。反对力量的联合,将使埃及民主派形成战略优势。如果旧政权势力拒不妥协,统一的反对派就能动员广大人民提供力量予以压制。 

只要谈判最终能够确保民主派的基本条件,如废除《紧急状态法》;实行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建立新的公平选举委员会等,那么统一的反对派能够保证社会和平与政治稳定,确保按部就班实施民主化转型。而旧势力作为谈判的一方,也会因达成困难的妥协协议,而获得公众的谅解。 

如果戴蒙德的上述分析是对的,那么我们拿它来看中国的前景,问一问“中国可能民主化吗”,其答案会是什么呢?

我们先不急于回答,而是先看看作为民主化的前提的“妥协协议”需要什么必要的条件。

在我看来,“妥协协议”的必要条件是最低限度的互相信任,也就是说,不论政治上如何对立,双方起码要能够相信对方提出的保证,而自己也需要具备起码的信用。

这个条件在现在的中国还存在吗?

可以说一点也不存在。

战国末年纵横家流行以来的中国人,就已经不大把信誉当作一回事情了,甚至还把“欺诈”当作“权变”与“聪明”的代词,但解放以前的中国人

毕竟还有“指天发誓”和赌咒“断子绝孙”的习惯,多少不敢肆无忌惮。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天了,许多人也被“一胎化政策”断子绝孙了,他们对社会只有厌恶,没有任何想维持基本信誉的愿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侈谈民主化,真是给叫花子穿晚礼服、饱汉不知饿汉饥、缘木求鱼。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废除了对于满清的优待条例,直接导致伪满的兴起,但那还可以推说是满清复辟不成而自食其果。而“解放以后”就不同了,中共把食言而肥当作一个策略故意使用,破坏自己“优待俘虏”的庄严承诺,而发动“镇反”和一系列“整人运动”,把不是俘虏的人也一步一步地屠杀光了。在这样的历史过后,要别人再怎么相信他们呢?

这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有了这样的历史的中共,再也不会相信别人对他们的承诺和善意了。甚至再也不会相信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承诺和善意了。

上行下效,流风所及,中国社会演变到今天,已经进化成为一个专门研究如何造假的社会,这个社会习惯进行“谎言竞赛”、“欺敌制胜”。不仅在中共内部如此,就是在反对派内部也是如此;不仅在新左派那里是这样,在自由派那里也是这样。这种现状造成的各怀鬼胎和一盘散沙,才是最不开明的专制政治的沃壤。

中国可能民主化吗?

几乎不可能。

为什么说“几乎不可能”而不说 “绝对不可能”呢?

因为民主化又是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民主化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假货横行、毒素泛滥、社会信誉荡然无存的国家。

而要把这个“几乎不可能”变成“可能”,显然需要一些特别的努力。关于这些特别的努力,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得不少,兹不赘述。

2011年2月17日

〔另起一页〕

第六节

寻找1968年的中国民主党人

近日整理早年日记,赫然发现以下内容:

第一条

1968年2月6日星期二天气阴

最近成立“革命委员会”似乎已经成风了,黑龙江、贵州、甘肃、河北、河南、青海、山东、江西、内蒙古、上海、北京、陕西、湖北、天津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之风,一定能刮遍全中国、全世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也可能在近几个月中成立,只是不知由何人来掌权。这个问题可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必须注意的事啊!

第二条

1968年2月7日星期三天气晴

今天我看了一份布告,乃是破获了一个“中国民主党”。这个中国民主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布告上公布了他的党章,党纲、党员证以及粮票和活动经费。还有一张《雄鸡报》和手枪、手榴弹。上面共有一、二十个人被抓,尽是民主党的骨干分子,还有一个是女的,这批人,除了一个贫下中农以外,全部是地主、富农出身,可见民主党的性质了,它是由一批阶级敌人组成的,他们共有几百人呢!当然,一定有一些反革命组织比他更大、更严密,但他们还是一定会被破获、逮捕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谢选骏指出:以上文字,出自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之手,不是为了任何宣传目的而写作的,应该说是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相关内容,却不见于现在的网络和有关“文革”的多种著述。日记中之所以要加上“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这些官腔,是因为不这样做就极其危险。例如我本人就有两次日记遭到销毁的惨痛经验。一次是七个月日记惨遭覆灭的命运,由于其内容记载了1967年下半年文革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而被家长认为威胁笔者合家的人身安全,因而在1967年12月底“武斗”高潮中遭到销毁。一次是半个多月的日记由于内容记载了1968年春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场面,而被家长认为威胁笔者合家的人身安全,因而遭到销毁。因此加上官方的口号和结论,是使日记得以幸存下来的基本条件之一。

当然,大部分日记得以幸存下来,还得感谢我的父亲谢冀亮先生和我的母亲刘锦霞女士,如果不是他们的开明所造就的高瞻远瞩和大仁大德,冒着很大的风险包容并保护了其余的日记,那么我不仅会失去一份历史的记录,而且还会使得我的思想萌芽被摧毁殆尽,使我以后的思考和写作横遭釜底抽薪死亡厄运。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于历史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令人感叹的是,这段珍贵的并历经了如此患难而保留下来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已经淡出于笔者本人的记忆之外,如果不是整理日记,“1968年的中国民主党人”就将消失于滚滚红尘之中了。因此现在我把它公布出来,就避免再次因为偶然的原因而失去这段记忆。能与大家分享是一大乐事,虽然没有人能够支付我的稿费,也不枉费当时记载的辛苦和现在整理的功夫了。

以上的史料记载可以说明: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79年的“民主运动”之间,中国大地并不都是左派、毛派的天下,甚至不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1976年4月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只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右派的活动、民主派的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不绝如缕”地一直存在着,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个传统,尽管这个传统经常是浸泡在鲜血之中的。

而目前流行的看法却是,1957年—1979年之间的当时,中国没有民主派的组织活动,只有“极左派的造反组织”。显然,这种看法只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因为现在书写历史的,大部分是“幸存者”和“胜利者”。

“寻找1968年的中国民主党人”有三个积极作用:

1、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

2、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民间的民主运动的连续性;

3、建立未来中国的可能的法统。

我相信,这部分资料虽然不见于目前公开的著述,但在中国公安部的档案中,一定是大量存在的。总有一天,这些档案会被公布出来,以证明上述的事实为真。

在此之前,希望大家都来加入“寻找1968年的中国民主党人”,凭借自己的记忆和手头的材料,利用互联网无远弗届、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特点,把相关的资料打字上网、公诸于世。

1968年的中国民主党人应该还有部分成员存活着,他们的亲属,存活率应该更高,他们的故事一定极为精彩、足以警示后人。

2010年6月26日

〔另起一页〕

第七节

宦官、秘书、书记、主席考

(一)

宦官而身兼秘书的,大有人在,而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指鹿为马”的赵高,便是其中一位。

现代中国,没有了宦官,却从秘书行业中发展出了书记、主席。考书记、主席,本来就是秘书的意思;书记的秘书的工作(会议记录)、主席是秘书的座位(会议主持)。

例如毛泽东,就从毛秘书到了毛委员、毛书记、毛主席,一路走来,从后排到了前排,从打杂的到了掌权的。而且他不长胡子,像太监一样,是块天生的秘书料子。

有文章指出:大汉奸汪精卫的秘书毛泽东,拜汪为“恩师”:

1939年,格鲁吉亚鬼子斯大林为把德国战火引向西欧,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局即把斯大林的此一重要动向通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

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毛泽东心领神会,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

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陪岩井等日本特工头目睡觉,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在这同时,潘汉年又派遣人员到南京,打入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家中。

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汉年本人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了秘密联系。

中共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安全,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泽东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潘汉年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

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精卫对毛泽东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泽东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那时奉汪精卫为“恩师”。1939年10月这次,毛泽东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精卫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

本来,地下情报工作无所谓手段,只有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毛泽东授意潘去找汪精卫,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革命有益的新情报,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了毛泽东对汪精卫的致意。

李士群于1943年在汪伪政权的内部被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的恩师汪精卫已于上一年去世。潘汉年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的汉奸队伍”之中。

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1955年3月,年仅49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泽东号召中共的高级官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

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汉年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儿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毛太监泽东一人知道。

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汉年当年曾去见汪精卫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

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

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泽东,当面讲清楚。只要毛泽东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

潘汉年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毛太监亲自下的命令的“秘密逮捕”。潘汉年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汉年永不谈及毛泽东叛国投敌的旧事。

潘汉年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这时,毛泽东已死去大半年了。可见毛泽东虽死,秘书党宦官的势力依然在。

毛泽东得到汪精卫赏识,因为汉奸总是臭味相投的。

毛在第一次国共狼狈为奸期间曾任汪精卫的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反动派的职务: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就是出于汪精卫的推荐,代理的也是汪精卫的职务。汪精卫在与潘汉年见面时托潘汉年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也符合汉奸们的性格。当然,潘汉年的地位还不足以让汪精卫谈论实质性的东西,与汪精卫第一次谈话无实质性内容是自然的,但见面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二)

《毛泽东特赦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始末》指出:

抗战胜利后,汉奸逆案成为全国瞩目的重案。法庭上,昔日那些趾高气扬的汪府大员,一个个垂头丧气,唯陈璧君硬着头皮,拒不承认是汉奸,还厉声质问众位法官:“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华北、华东沦入日本人之手,还不是蒋委员长拱手相让的!当初日本人进攻广东,国府大员闻风而逃,你们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难道也是汪先生的责任?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汪精卫投靠日本是汉奸,蒋介石投靠美国英国是不是汉奸?”此言一出,法庭大哗。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当庭宣判时,她大声抗辩道:“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1949年4月,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将陈璧君从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移送到公安局看守所。数月后,陈璧君被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其余生的最后十年便在此度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

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你看,明明是毛泽东想报答汪精卫的提拔之恩,却要两个老女人出面。否则按照毛泽东的屠夫性格,怎能不杀了这三个啰里啰唆的汉奸婆子?

陈璧君当然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但不想给毛泽东这个小秘书这么大的面子。

她回信严辞拒绝了。

大意为: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陈璧君真比毛婆子、臭戏子江青坚强多了。她就把毛坑牢底坐穿了。不管你是否认定她是汉奸,你肯定会对她饰演的硬派角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硬气的男人尚且不可多得,何况她年老多病。难怪人家说,她比汪精卫更像男人。而毛泽东周围,谁比毛泽东更像男人呢?

尽管陈璧君不给毛泽东下台阶,毛泽东为了报答汪精卫提携之恩,依然下令监狱里的管教干部对她进行了优待,还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希望挽回自己的面子。

于是监狱里的管教干部就编造了以下的故事:

傲慢的陈璧君情绪逐渐平和下来,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她写道:

我初到此处监禁之时,自己一点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及后,我看了些书后,渐渐认识到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平气和,后来竟大彻大悟,知道一切的道理。及得读《解放日报》加以深深的学习,不但气平而且羞愧。

1955年7月,又写道:

我少子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地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下来。日日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完全了解了……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

谢选骏指出: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陈璧君为什么因此低头认罪没有而得到释放呢?

(三)小秘书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自比秦始皇?

小秘书本来是赵高的工作,但毛泽东这个汪精卫的小秘书,却对汉奸主子汪精卫夫妇知恩图报,这比“起义”杀害秦二世的赵高段数还低。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下九流的毛秘书后来却热衷于自比秦始皇,因为他企图掩盖他一生最大的失败:那就是作了苏联的狗,却没有能够统一中国。

毛泽东的一生,不仅比不上秦始皇,甚至比不上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好歹赶走了蒙古人,毛泽东却引进了苏联人。

毛泽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反清成功的吴三桂”。这就是小富农的狡猾之处:通过叫嚣“我是秦始皇”来转移视线,掩盖自己卖身投靠的汉奸本质。

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西到流沙、东临碣石,统一并扩大了中国,堪称东方的恺撒、中国的亚历山大,在世界历史上都算是一流的征服者。

毛泽东呢?这条可怜虫北边朝拜斯大林,东边为金日成替死,南边帮胡志明撑台,西边给霍查送钱,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堪称是一个真正的二百五,比他那位试管里做出来的孙子毛新宇好不到哪里去。

结果呢,毛泽东这个不长胡子的二姑娘,还通过倒贴,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饿殍遍野,死了一两亿人。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他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再见先人,临死的时候口口声声要去地狱里见他的野祖宗马克思。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把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毛泽东拙劣地模仿狗主斯大林,站在天安门上人五人六,但是人家好歹扩张了俄罗斯帝国,把东欧、蒙古都占为己有,毛泽东呢?割让蒙古领土收不回来,还把台湾海峡让给第七舰队。就这么一个毛东西,还想要净重,和秦始皇比?其实毛泽东全党的毛重,也比不上一个秦始皇的净重。

这就是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的秘密所在,这个狡猾的小富农想偷梁换柱,冒充残暴的秦始皇,只不过他残暴有余,皇气全无,只是斯大林帐下的一条狗。

斯大林的狗毛泽东,他做的“国家”当然也只是一个狗国,而不可能是中国。

堂堂中国,五千年历史,不可能永远做俄国的狗。相反,中国迟早要收复失土,把苏武牧羊的地方拿回来。

何况毛泽东并没有统一中国,反而只不过做了一个裂土的“主席”。毛泽东,充其量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领袖,而最终没能做成整个中国的领袖,更没有收复中国的一寸失地。

将来的中国,谁想自比秦始皇,起码要收复蒙古、西伯利亚、朝鲜、越南、日本,接管南洋群岛,也就是统一所有东亚文明人居住的地方。因为这就是秦始皇干过的事情。拿这个标准来看,毛泽东不过是一只龙虾,跟祖龙根本不具可比性。

毛泽东晚年最喜欢自比秦始皇,是不是他承认了自己残害百姓的罪恶?

如果说秦始皇是个暴君,那么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相形之下不过是个小丑。

毛在天安门上的滑稽表演,和通过演说煽动民众对外扩张的希特勒相比,不过是个脑满肠肥的土霸、鱼肉百姓的懦夫。

毛泽东这个没有胡子、倒贴外国、根本不像男人的二姑娘,怎么能够控制中国大片领土的?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帮狗奴,是五胡乱华以后留下来的杂种,历经安史之乱、沙陀、辽、金、元、清、倭、俄历次杂交混血,在中国培养的第五纵队。

这些人以金庸和爱新觉罗等等为代表,不仅混进文艺界炮制歌颂满鞑子的清宫戏,还登堂入室混淆视听。

正是这些人渣建立了一个狗奴国家。

秦朝虽然凶悍,不过二世而亡。也就是说,亡在了红二代手上。

毛泽东预感这个危机,所以反修防修,妄图延年益寿甚至倒转水流,借以避免秦朝和隋朝那样二代继承人手里的亡党亡国。

但是,赵高这样的秘书执掌中央权力,却是专制政治不可避免的宿命。宦官政治不过是秘书政治的一种形式。东厂恐怖不过是秘书政治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虽然做不成秦始皇,他的政权却可能二世而亡。

〔另起一页〕

第八节

中国需要一个“新道统”吗?

——驳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曲)随感录》

(“道统”是文明业已僵化的证据,新兴的文明尚未定型,所以无需道统的束缚。)

最近(1985年12月)浏览杂志,翻到了一篇评论文章《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曲〉随感录》(作者何新,《读书》杂志1985年11期),此文不长,却有些特点,流露出仿佛怀古的恋旧思绪。它吐露了一句颇能提示全文风格的话:“概括无须全面,但必须抓住特征。”作者用思想触须抓住的“当代文学倾向中的特征”,其实是与他自己的思维特点相一致的。

(一)“一位历史学家的遗言”

“有一位历史学家临终时曾这样说过:‘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性断裂。……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以及当代中国文化和价值所面临的尖锐挑战,似乎印证了这位先生的预言。”

我们未能幸运地站在这位史学权威的病榻前,谛听他对祖国未来的悲观预言。我们无缘结识他,也不知他是否真的存在。但我们知道,像“文革”这类文化浩劫,并不真正“史元前例”。其实,类似的浩劫在中国历史上是周期性地出现的:

秦始皇、五胡、隋炀帝、蒙古统治者这些野蛮化运动的推动者,都曾祸及中国文化,甚至一度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流向。但中国历史文化的活体,却一直绵延不绝、波澜壮阔。

如果文化、历史真会“断裂”——仿佛社会将对短短几年一下子落到几千年前原始蒙昧的峭壁之下,可惜的却是,这样的大悲剧还从未发生过。说它“断裂”,只能就“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遭到颠覆的象征性而言。即某种神圣的“黄帝、孔子以来”的“道统”断裂了。但这个却不是文革造成的,而是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成果。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泛滥着一些消极因素。但消极、颓唐和积极、奋发的倾向——究竟哪个占据主流?正确的回答是后者而非前者。

事实表明,任何社会的文化浩劫,都断裂不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流和文化之流。更何况,“浩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歼灭行动。

(二)中国民族失去了灵魂?

一个民族无法失去灵魂,只要还有一个人存在就行了!

十年浩劫,充满了牺牲,它以此迫使人们思考。“路漫漫共修运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少忠贞之士,在白色恐怖中思索着民族的未来!缺失这先决条件,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新局面就不可想象。可见,如此抓住这“断裂”的历史特征,是偏颇的。

“那是一个断裂和毁灭的年代,一切文明和价值都被摧毁、被扫荡、被践踏。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

有历史感的人,不会苟同这番宏论,在人类文化史上,哪里有过“整个民族”一起失去“灵魂”的实例?哪怕是仅仅一个实例!诚然,权势者蒙蔽与胁迫人民追随他们滚入浩劫的巨流,但这并不等于“整个民族”。多少有志之士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意识,身体力行去反抗狂潮,直至献出生命。他们没有失去灵魂。直到今天,我们还感谢这些“民族的脊梁”。

所谓“整个民族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也许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提法?

“传统文化,首先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不被打破和崩溃,随后又降临了二十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把本已所存无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连根拔起,荡涤无余。而这种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并不是集资修复几处文物就能恢复和重建的。

这就是“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的实在意义?因此,使作者痛心疾首的,似乎是不能“恢复和重建”断裂了的“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这种痛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肯定。

(三)我们民族的灵魂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实践表明,不同答案具有并不等量的可行性。而复古的,国粹型的即对传统文化作牧歌式的怀念的答案,只有很低的可行性。

物换星移,逝者如川……民族生活面对的主要挑战变了,民族的需要变了,应付这挑战、满足这需要的文化,当然也得应变。根据文化人类学的常识,各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特性是后天习得的,它不像种族特征那样一代代遗传下去。文化能超种族地传播,也可在本民族内部自行放弃。文化的价值是造福于人,而并不等同于人。因此,文化的价值恒在变革之中。文化绝不构成“本体”(“本体的荒谬”这一提法来自对文化的误解)。文化经历着类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考验;任何一个民族,它所创造、借鉴、发展过的文化,到头来,多数未能保存下来,而是被新的需要给淘汰掉了。这是好事。否则,人们就难免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蒙昧和“黄帝孔子”的青铜器时代。“放弃”对人类文化的推动作用,至少是与创造等同。

所谓“恢复”、“重建”的欲望,流露出缅怀传统的情感。但是使人留恋的东西也是潜伏着危机的东西。张之洞一百年前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差矣,学无论中西,却只是一个“用”,被奉为“体”的道统文化,岂可与民族争取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意志本身同日而语?

把“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升到“体”的位置,是错误的。把文化表现和民族生命划上等号,至少是个文化学上的病态。

我们民族的灵魂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自己!

(四)一个新的道统观?

中国民族的先行者们,从来不是那些为了“扭转传统文化的困境”前去力挽狂澜的英雄。他们的“富国强兵”与“救亡运动”是实在性的而非观念性的。没有一个拓荒者甘愿与那早已衰落的古老偶像共命运。拓荒者们,凭着对命运的直感,知道民族的兴亡远比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是是非非,重要得多,好男儿哪肯为幻影去殉葬?

再者,传统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先秦文化由中原诸国文化和“四夷”各族文化交融而成。而非来自所谓“黄帝孔子”这样一个道统式的神话渊源。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化的冲击与重组,隋唐新文化终于在文化动荡中破土而出。尔后,又经宋元明清的定向发表,才渐渐步入了僵滞之境。这些常识人们还是有的。那么,“从黄帝孔子以来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模糊概念,究竟意欲何谓?显然,黄帝孔子的道统早在魏晋时期就断裂过了。儒家式的道统观念并非真实的历史的景观。“道统”虽是程式化理论的根基所在,但确属历史的子虚乌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是被规定下来的,并严禁推敲——这才是努力要使自己的民族“失去灵魂”!

在如此不伦不类的道统观的透视下,历史成为系列退化变质:打破——崩溃——浩劫——连根拔起--荡涤无余……好一幅悲凉景色,真可算是邵雍式的复古退化史观的二十世纪版。

难道我们的近现代史没有生成什么?难道这些破坏不是为了激发新精神的崛起吗?不错,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了,“传统文化”的锁链仿佛断了。但同时,也为中华民族送来了民族主义精神复兴的左右手——科学与民主。中国人不甘落伍的自强自新精神,从来没有如今这么强烈。这些难道都属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这一“失”一“得”的比价如何,天下自有公论。

使人担忧的,倒不是传统文化真的被连根拔除和荡涤无余;而是它们更为善于借尸还魂。“十年浩劫”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倒是大大冲击了在中国土地上立足未稳的现代文明——“大革了文化的命”。它并非仅是摧毁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恶性断裂”,而是本就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的政治痞子和武装盲流们的暴动所造成的文化事业的中落。

对外开放带进了资本主义流行性文化的因子。这让何新惊心动魄,也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思考对待。但这复杂的全球性的现代问题,决不是怀旧、复古的思维所能解决的。

难道“扭转”一下“传统文化的困境”,就能抵达民族复兴的彼岸,就能解决发达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而我们要说的是:传统文化与民族兴亡,没有因果关系。

例如,把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命运作一比较,可以证明民族兴亡的关键在人,不在传统文化。天亡我,非传统之罪也!

日本明治维新前,封建文化和制度居于统治地位,但通过一场时间短暂、流血甚少的革命,幕府体制倒台了,以天皇名义推进改革的维新之士,使日本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相比之下,现代化事业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中国民族历经一百多年的怀疑、寻求、奋斗、牺牲,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救中国”(决非“扭转传统文化的困境”)的道路。但还没有前进多远就遭到挫折。因此,怀疑主义在八十年代不幸兴起了。

为什么日本民族仅仅用了三十年就做到了的,中国民族用了一百四十年却未能做到呢?日本版图只及中国三十分之一强,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又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国,应该说它比中国更脆弱也更容易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波。它的文明史并不很长(不过千余年),它的文化及制度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传统也就不像中国那么稳定。正是这种敏感的、不稳定状态,迫使它对外来文化的压力,作出比较积极的反应。

一八四〇年,英帝国的军舰轰开了清帝国的门户。又过了十四年,美国军舰才去扣击日本的大门。从时序上看,现代化之花理应先在中国绽开。但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见了分晓,积极开放的日本,优于被迫开放的清朝。此后五十年间,力量对比更是急转直下,小小的日本国,竟能凭借刚刚学到手的现代化组织和技术,大举入侵中国,并驱逐了盘踞东亚的帝国主义列强,几乎做成了东亚霸主之梦。中、日这两个东亚传统社会的上述不同命运,不能简单套用传统文化“被打破——崩溃”的大悲剧理论去解释。因为在传统文化与民族兴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西化派认为只有完全摒弃传统文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前途。国粹派又认为只有尽量保存传统文化,民族才能得救。从局部看,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从大体看,它们却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赋予“传统文化”这历史的浮游物以过大功能,赋予它决定活人命运的超现实作用。如后来发明的等而下之的调和论——精华与糟粕论二分法——事实上也都是赋予任何文化传统都不可能具有的本体论地位。传统只能通过活人的行动发挥作用,关键不在于传统文化,而在于行动者对它的态度。同个文化,在不同人的把握中,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命运。

日本的维新之士并非简单的“西化派”——他们没有抛弃传统,在“王政复古”的号召下、他们拾掇了“古道”,作为一块粘附新文化、吸收新思想的海绵体。但明眼人一眼看穿,近代的天皇制是受英国君主立宪制启发而创,决非古代天皇制的“恢复与重建”。这恰说明,日本维新之士多么大胆又多么巧妙地处理了他们的传统。

相比之下,清朝统治者几乎白白浪费了一八四〇——一八九五这五十五年的宝贵时间!他们是不是真的酷爱传统文化,以致到了不顾现实的地步?非也。他们并不是书生气十足的教条主义者。在照顾自身利益方面,他们是极其精明能干的。对他们手捧的经典如《四书》《五经》上的关于“仁政”和“王道”的神圣观念,他们充耳不闻,更不实行。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他们反倒兴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并假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搜罗焚毁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有人做过统计,表明清首领的“修书”,比秦统治者的“焚书”,毁掉了更多的“传统文化”。他们关心的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利益。由于害怕人民接触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和科学精神而脱离其控制权,又对八旗子弟的发展潜力缺乏信心——他们才突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感情,企图以之抵挡近代平民主义启蒙精神的冲击。

上述历史过程表明,“传统”文化从来都没有成为“体”而只是被各取所需者所“用”的。对不再能发挥与之有用的“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格越老,就越陈腐,越需要放弃——从来的掌权阶级都是这么做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传统文化”的崩溃,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文明内在发展的过程所致。“内因”比“外因”更有决定性,“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远在鸦片战争前几百年,中国大一统社会和文化模式就已经老化和不思进取了。二十世纪中叶时英国史学家阿诺尔穗·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也未敢把战胜东方文明的“伟业”归在西方文化名下。他指出,许多遭受欧洲殖民侵略的地区,其文化式微久矣,西方人才得以乘隙而入。

(五)现代文化将在我们手中发达

作为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民族,我们当然需要创建适合民族新需要的文化与价值系统。但这只能是不断创造发展的东西,而决非臆想的“黄帝孔子以来”的道统文化与道统价值。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文化”,“不在后面而在前面”!——它不在书本上、记忆中,而在每个人的手中、细胞中和寻求开拓的意志里,在每个人寻求发展的远征行动中!

在这样的心灵看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并无不同——它们都是一个“用”字。各种文化差别尽管诸多,但完全可以相融互补。我们不必在“非此即彼”中抓住一个定式不放。更不必做某一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殉葬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自然法则,同样适于“道统”的命运。

消极、虚无的态度与现代化的事业并不相容。但如何诊治这并不罕见的时代病,则是分歧所在。

是不是开出“各式各样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的药方,再度拿来尽情试验愚弄百姓一番?把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财富当作学费,再次投入盲目的旋涡——以满足超验的“道义责任”?讳疾忌医固是消极,病急乱投医更是危险。

英雄主义有具体内涵,英雄并不总是好的,神圣的东西并不总能促进社会发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可谓英雄之极矣,可是它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什么?

“我宁可喜欢金庸作品中的大侠胡斐、袁成志。……他们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神通广大、除恶灭邪、大快人心的英雄梦。”

看来何新这位金庸迷并不完全清楚,英雄,不只是一个力挽狂澜的梦游者,更不是疯疯癫癫的小说家所杜撰的精神病患。如果英雄只能提供“梦境”而不能在社会实践上有效——那么,这样的英雄越少越好。愚昧,专断,个人至上,独往独来地草菅人命:这样的“英雄”难道我们见过的还少吗?他没有能振兴中华。

封建时代的英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他们古老而简单的理想已无力解决当代新颖而复杂的难题。而当今,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麻烦,祈灵于旧时代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那只能是盲目的、徒劳的、有害的,最终流于骗人的、欺诈的、自己都不相信的。这种“英雄”的气息里,潜藏着某种鬼鬼祟祟企图嫁祸于人的东西。

这使每个严肃的人们不禁反思,难道历史真是循环式的?难道我们除了道统和亡灵之外,就无所依靠了?难道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不是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你害怕别人捏住你的命根子不放,所以争取主动把它出让给“英雄”?

须知,只要我们决心对民族的未来负责,“英雄的气息”并不是永远主宰我们命运的先决条件,我们又何须重新仰其鼻息。何须重新,何新何新。

(1985年写,原为《三月风》杂志约稿,他们毁约不登以后,载于“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73-482页。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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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欢迎孔子回到庙堂

(中共尊孔意味共产主义末日来临)

据报道,2011年1月11日上午,一座总高9.5米的孔子塑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雕像正对东长安街,孔子雕像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身体左侧佩戴有一把宝剑。雕像作者介绍,雕像从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的整体建筑环境与周围空间环境出发,以简朴、概括的手法,将人体的结构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似巨石,似高山,气势磅礴,与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展示出中国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

另据了解,历时3年半、投资25亿元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已全面竣工,今年3月开馆。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项目”,改扩建后的国博建筑面积由过去的6.5万平方米增加到近20万平方米。800—2000平方米展厅达到49个,藏品数量超过105万件。

这一现实不禁使得人们想起了不久前的历史:毛泽东预言说,如果共产党有一天再请回孔子,那就表明共产党快完蛋了。

毛的这一谈话见于其侄子毛远新记录的毛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论。

这篇谈话记录,系统介绍了毛对孔孟的具体观点,毛认为,随着孔孟的大行其道,统治阶级离灭亡也不远了。封建社会的王朝如此。袁世凯,蒋介石之类的独裁者也是这样,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汉奸和侵略者也是一样。(按照毛的这一思路,他所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卷入的孔孟热,也是一个政权的末日。)

在谈到中央电视台有人讲“主席诗词讲的非常好”时,毛远新说,1973年毛给郭沫若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后来有一部分已经成册,包括毛未发表过文章、诗词包括进去了,这首诗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总理,那一段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讲主席诗词的,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毛110冥诞时,中央文献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毛的诗讲毛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但毛给郭写的这首没有收入毛的诗集,当年老毛给小毛一句一句讲这首诗,小毛拿着这首诗,老毛还给小毛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老毛让小毛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这首诗:

《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秕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老毛毛泽东写于十大之前,十大之后给小毛毛远新讲)

祖龙——指秦始皇

十批——郭老的十批

唐人——指柳宗元,他写的封建论

子厚——柳宗元的字。

毛远新说,老毛这首诗是1973年夏写,但跟小毛讲是十大后,十大是1973年9月,小毛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小毛要回去辽宁,和老毛告别,老毛给小毛讲的。

郭的《十批判书》里有一篇是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的书是1950年代发行的,所以老毛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小毛,小毛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难读,但小毛说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他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小毛都不认识。小毛问老毛这是什么字,说清末民初的文章怎么比唐朝的还难读。(老毛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说唐朝的人还没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像越是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老毛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显然没有读过程朱语录和王阳明的传习录,就信口开河,连自己的侄子都加以欺骗。)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老毛也照样不懂装懂,拿起来就吹,)老毛认为孔子当年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谈学问驴唇不对马嘴的老毛,谈起夺权经却头头是道。)他现身说法道: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时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老毛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他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老毛那个时候搞文革那个东西,为什么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孔子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后边这话没有讲,这是我悟出来的。老毛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专制的工具。

(老毛的意思是说: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决不能批了再尊,等到中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套在老百姓头上时,就落入了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中共自己的末日。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中共也快完蛋了。)

毛远新回忆老毛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像西方。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她忘了。毛远新说,老毛想的是,中共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得起来吗?

……

在谢选骏看来,上面这些小毛说老毛的“两毛谈话”,显出两毛对于历史实际持有的是一种“演义”式的道听途说。

但是,两毛作为中共的主席和省委书记,他们对于中共命运的“把脉”应该是有“冷暖自知”的发言权的,应该受到足够的注意。

中共尊孔是否意味中共自己的末日来临,相信不久就会揭晓了。

2011年1月11日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主权问题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思想主权颠覆国家政权——略论“颠覆国家政权罪”

中国共产党编辑的《百度百科》这样陈述“颠覆国家政权罪”: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这里的颠覆,是指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篡夺国家现政权,包括中国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内的整个政权。中央政权的安危,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决定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央政权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犯罪分子也可能是推翻地方人民政府作为第一步,进而推翻中央人民政府,以实现其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目的。因此,实施推翻地方人民政府的行为,也是本罪客观方面的表现。颠覆政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等各种手段。如策动武装政变、直接推翻国家政权,或者利用已经窃取的国家部分领导权,实行和平演变,改变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等。所谓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指以各种方式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的行为。其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本罪属行为犯,本罪的构成,不要求有颠覆政府的实际危害结果,行为人只要进行了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不管其是否得逞,不影响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成立,只要查明犯罪分子以颠覆政府为目的而进行了秘密谋划活动,就足以构成本罪。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本条将犯罪主体分别规定为首要分子、罪行重大的、积极参加的和其他参加的。实施颠覆政府行为的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但主要是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窃据党、政、军重要职位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野心家、阴谋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具有颠覆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意。

刑法条文

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 犯本章之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五十六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一)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分裂国家罪的区别两罪都是极为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因此处罚很重,在条文上位于本章犯罪的前列。它们的区别主要是:

(1)犯罪的直接客体不同。本罪客体是国家政权,后罪客体是国家统一。

(2)犯罪行为内容不同。本罪是颠覆政权,后罪是分裂国家。

(3)犯罪主观主面和犯罪目的相应地存在区别。

(二)颠覆国家政权罪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区别一是行为方式不同,本罪是组织、策划、实施的方式,后罪则是煽动群众的方式。二是犯罪故意不同,但两罪在犯罪的直接客体上、犯罪目的上是完全相同的,这正是它们被规定于同一条文的原因。

(三)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行为人如果使用暴力手段时,应注意与本法第104条中武装暴乱罪的区别。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属于武装暴乱的,则应依第104条规定的武装暴乱罪定罪处刑。

处罚犯本罪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根据本法第56条和第113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根据本法第106条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依照本条规定从重处罚。

一、这里所指的国家政权主要是指中央人民政府。犯有此罪的行为人若从推翻某些地方人民政府开始,企图逐步做到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篡夺国家领导权,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权”又可以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

二、本罪所指的行为无论有无危害结果,只要查明行为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进行了秘密谋划活动,就构成本罪。中国人、外国人、无国籍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政权的稳定。

三、本罪主体有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三种类型,着重惩处首要分子。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区分,分别量刑。

陈平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于9月4日开庭审理了一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年55岁的陈平福,大学文化程度,甘肃皋兰县人。2012年6月2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皋兰县公安局监视居住。起诉书称,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陈平福在网易、搜狐、新浪等多家网站,用博客或微博发表、转载财新网消息,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于9月4日开庭审理了一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今年55岁的陈平福,大学文化程度,甘肃皋兰县人。2012年6月2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皋兰县公安局监视居住。

起诉书称,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陈平福在网易、搜狐、新浪等多家网站,用博客或微博发表、转载《向埃及人民学习,我们不想再忍受花言巧语的愚弄》、《不当奴化教育的帮凶》、《中国特色——领导创造思想》、《抗拒民主和法制,全民族都是输家》、《我在自己的祖国被自己的仆人欺负》等34篇文章。起诉书认为,陈平福通过互联网攻击党和政府,诋毁、诬蔑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规定,应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首先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陈平福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有的是根据自己的遭遇撰写的,有的是转载的,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表达“对现状不满,发泄心中的不快”,没有“造谣、诽谤”的内容,是在履行《宪法》赋予一个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如何能被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政府不等于国家,公民批评政府工作人员、乃至批评政府,不等于要颠覆国家政权。

据陈平福公开发表的多篇博文所述,他原是皋兰县一家国企学校的数学教师。2005年,他遭遇了一连串的生活打击。先是企业倒闭导致失业,继而又生了一场大病,负债累累,孩子又要上大学,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他来到省城兰州,靠拉小提琴卖艺为生,却多次遭遇当地政府救助站的“驱逐和羞辱”。

该案结果:2012年12月14日拿到甘肃省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以兰州市检察院撤回起诉而划上了一个句号。

……

谢选骏指出:很多人批评上述条款,认为没有经过选民同意。但中国还没有选民,所以专制政权的恐惧是一个“客观事实”。

既然专制有理,那么颠覆国家政权也就是天经地义的:

思想主权启示人们说:“大楚兴,陈胜王。”你秦始皇可以灭人国家,我为什么不可以灭你国家!由此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国家政权传统。

思想主权启示人们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你忽必烈可以灭人国家,我为什么不可以灭你国家!由此开创了此后八百年秘密会社对抗国家政权的传统,直到这类秘密会社以“党国”的形式控制了国家政权。

由此可见,思想主权不仅可以颠覆国家政权,还可以创造国家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说法是错谬的。因为没有获得思想主权或曰天命许可的枪杆子,只是土匪,是出不了政权的。这也是共产党和土匪的区别所在。

但是毛泽东的智力理解不了这一点。而且毛的学力不足支持他的思考,因此毛只能把国家政权理解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程度,终其一生,无法摆脱“造反有理”的魔咒。也因此,毛泽东建立的政权,只能在国家政权和土匪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转悠,无法建立稍微长治久安一点的正规国家。这无形之中使得颠覆国家政权,成为必然发生的正义之举,那就是“天命的鼎革”、“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重新任命和授权”。

由此看来,“颠覆国家政权罪”,无上光荣!

例如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就是一种“颠覆国家政权”。

“颠覆两个中国”,新王国的开始,基督教中国的曙光。

〔另起一页〕

第二节

新国家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灭亡

《金融时报》的副主编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新国家主义死灰复燃》一文中担心说:“多么殷切的希望啊!昨天,欧盟(EU)还堪当多级世界的楷模;今天,20国集团(G20)摆出了全球姿态。这是一个把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利益捆绑到一起的机制。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欧洲的乱局和G20的僵局。”

斯蒂芬斯怀疑2011年10月底刚刚达成的旨在拯救欧元的协议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他认为多边主义时代正在让位于新的国家主义时代:“自1945年以来试验过合作式全球治理之后,我们正在重返十九世纪的‘国家世界’。这是第一个悖论。各国一方面追求维持国家主权的妄想,另一方面却在全球化进程中交出权力。各国政府已把权力割让给了流动金融资本、跨境供应链以及比较优势的快速转移。如今,信息控制权属于二十四小时卫星电视和充满不和谐声音的互联网。其结果就是一场政治危机。民众希望本国政治领袖能够为他们消除伴随全球一体化而来的经济、社会和物质上的不安全感。然而,各国政府已经丧失了满足这些需求的大部分能力。”

谁若想探究大西洋两岸都在兴起的排外民粹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华尔街(Wall Street)和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发生的反资本主义抗议——的起因,将会发现其原因就在于个人安全的供需失衡。不久以前还可以认为对战后解决机制加以延续和修改就能适应全球力量的再平衡。大家都明白,维持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斯蒂芬斯指出,均势问题——指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中的席位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建机构中的投票权重——还将引起一些争论。那些最近才获得了对国内事务主权的国家,将不愿把它移交给全球治理这个抽象的概念。过去曾有人怀疑,多边主义受到操纵,有利于西方的准则和价值观。但通过相互让步,中国、印度和巴西可以成为合作对象。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所称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说似乎是个可行的办法。毕竟,其它地区的崛起依赖的是一个全球规则体系。结果,后起大国的意图受到了可怕的考验。富裕国家遭受重挫。国内危机使西方国家焦头烂额,它们已经无心于国际主义的抱负。过去,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通常是关于欧洲在全球的地位。眼下,布鲁塞尔会谈却是为了救亡欧洲。

斯蒂芬斯说,有希望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傲慢地谈起了另一个美国世纪。罗姆尼他是在说大话。在债务和赤字的双重作用下,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在走向孤立。

欧元的问题表明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危机。法德和解,共产主义崩塌,使得欧盟丧失了创立之初的宗旨。欧元区领导人最近的努力或许将稳住欧元。但他们还没有去除病根。在围绕欧洲团结的高谈阔论的背后,曾经隐藏着对“合作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一观点的严肃认同。更多欧洲特色意味着更多法国特色……更多德国特色,更多意大利特色,等等。欧元危机已使这个进程变成了一种零和游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或意大利得到多少,德国、荷兰和其他国家必将失去多少。照这样下去,欧洲将重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新兴国家没有错过这一教训。如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联系如此紧密的欧元区国家都对拯救这个单一货币如此犹豫不决,那么其它国家为什么还要相信“全球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能忍受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难道就能指望胡锦涛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相处融洽?

斯蒂芬斯指出问题所在:当前,西方的混乱对新兴世界有利。反省的美国为中国留出实现主导亚洲的目标的空间。自身前途未卜的欧洲不可能在人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说教。西方的衰落加速了权力的转移。但总有一天,新兴国家会发现自己陷入同样的全球化自相矛盾的激流中。非洲将与亚洲展开竞争。中国的工作岗位将被孟加拉国夺去。新的繁荣会遇到新的危险;国内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上的相互依存相抵触。当然,有些国家不会因选民不满而伤脑筋。但它们都有国民。阿拉伯之春的教训是,独裁统治者无法免受民众不满的冲击。在重塑全球秩序方面,国家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现在战胜了世界主义者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但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悖论:国家主义时代预示着一场新的国家危机。

……

谢选骏指出:其实,斯蒂芬斯上面所担心的“新的国家危机”并不是新的东西。因为谢选骏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里,已经提出了“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计划。关键不在于计划,而在于如何执行计划

例如,现在的欧债危机,在谢选骏看来不过是主权国家在垂死挣扎。谢选骏对此指出:欧盟必须经过一场南北战争,才能走向真正的统一国家。而在新的欧洲统一国家(而不是国家联盟)的基础上,新的世界国家、全球政府才能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

其执行的关键在于:传统的“军事整合”看来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经济整合甚至政治整合只能是空中楼阁。对待全球分裂主义者,就像对待萨达姆侯赛因和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一样,这样下来,全球秩序必成无疑。欧盟的失败,只是从反面证明的问题的所在。好的“计划”,必须和“有效的执行”配合起来使用。

新国家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灭亡,只有一步之遥。

新国家主义离主权国家的灭亡,是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因为全球整合的步伐正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加速而不是减速。

〔另起一页〕

第三节

极端主义的对决

(一)

2016年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同性恋夜店Pulse Club遭枪击恐袭已致50死53伤!案件已被定性为恐袭,凶手有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目前枪手已被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称,事件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日凌晨2点多。一名枪手手持长枪,向正在舞池及吧台前狂欢的民众乱枪扫射。据称,枪手开了至少40枪。

警方已证实,嫌犯为佛罗里达男子奥马尔·马丁(Omar Mateen),27岁(另一说为29岁),为阿富汗裔的美国公民。警方在第二次的通报中,确认的死伤人数剧增,目前确定已有50人死亡,53人受伤。据悉,马丁在店内挟持人质,并开枪扫射,事件发生时店内约有320人。而在过程中,约有30名顾客遭枪手作为人质,与警方对峙约3小时。

警方出动包括拆弹小组等大批警力攻坚,并击毙枪手。警长米纳(John Mina)稍早曾指出,枪手仅一人,属“独狼”式犯案,并定调为恐怖袭击。联邦调查局则称,枪手有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美国白宫披露,总统奥巴马已下令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反恐部门对本案提供协助。

奥尔兰的这个酒吧夜店当晚正举行拉丁主题的周末狂欢舞会,离出口较近的民众及时逃出,也有人躲在厨柜中。当时夜店内有逾100人。

奥兰多警方随后对枪击事件作出应对,派遣大批警力赶到事发现场。枪手躲藏在建筑内并设了壁垒。有消息称,枪手携带了炸弹,并劫持了人质。不过奥兰多警方稍后发布消息称,枪手已经被击毙。在24小时内,奥兰多市连续发生两起枪击事件。11日,22岁的美国年轻女歌手克里斯蒂娜在奥兰多市举办演唱会后遭枪手枪击身亡。

这些活动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美国已经陷入了一场未经宣告的游击战争!该夜店距离美国好声音选手克里斯蒂娜·圭密被枪杀的地点不到6.4公里。

随后不久,伊斯兰国(ISIS)声称对此负责。伊斯兰官方媒体Amaq的报道称:“针对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性恋夜总会的袭击造成超过100人伤亡,该攻击是由伊斯兰国的战士进行的。”

包括NBC新闻和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声称凶嫌、29岁的阿富汗裔公民Omar Mateen在枪击案前拨打了911,宣誓效忠ISIS。 这些报告还不能立刻证实,但ISIS同情者过去发起攻击时,常常有这种效忠声明。

ISIS旨在激励其追随者进行攻击,不管有没有从ISIS得到支持,然后声称为恐袭事件负责。

伊斯兰斋月从6月6日开始,伊斯兰官方鼓励全世界的追随者在斋月发起袭击。在5月22日公布的录音中,伊斯兰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南尼呼吁“对不信教的实施一个月的灾难”,他的号召特别是对“欧美哈里发的支持者”。

在阿德南尼的录音中,他特别专注于不再能够到达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领土的支持者。该消息似乎是鼓励“独狼”袭击者,这些袭击者被伊斯兰鼓舞,但和组织没有关系,“在他们的心脏地带,你做的最小的动作,对于我们来说,比和我们在一起效果更好。如果你们希望到达伊斯兰国,我们希望在你自己的地方惩罚那些异教徒。”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斋月从黎明到黄昏禁食、祈祷和反思。但包括伊斯兰和基地组织的激进团体使用斋月为借口来进行攻击和获得关注。 由位于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最近的报告认为,“今年,伊斯兰可能会采取行动扭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严重损失,同时扩大对非穆斯林世界的攻击,试图引发全世界的战争。”

其他证据也指出,对于凶嫌Omar Mateen,个人偏见也是一个可能的动机。在NBC采访中,Mateen的父亲说Mateen看到两个男子当众接吻后“很生气”,“这无关宗教”。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凶嫌的前妻说,Mateen精神状态不稳定,并没有“过分的宗教信仰”。

显然袭击同性恋酒吧,这是极端主义的对决。即使不算宗教之间的极端主义对决,也算生活方式之间的极端主义对决。

(二)

如今的世界,除了宗教之间的极端主义对决,以及生活方式之间的极端主义对决,还有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对决。

例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川普vs.民主党喜莱莉,将会是一场泥泞抹黑大战,至于要低级到何种程度,无人能够预测。

共和党的川普誓言绝不留情,一定火力全开,强攻对民主党对手喜莱莉在丈夫性侵女性一事上,一忍再忍,完全无法代表妇女权益。丈夫克林顿风流丑闻,现在都变成共和党对手川普据以说事攻击丑化的根据。但是川普批评和不信任审理川普大学一案的墨西哥裔联邦地区法官库瑞尔,却引起党内人士不满。

奥巴马总统则宣布全力支持喜莱莉参选,全力辅选,对抗川普。但早在200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时,两人曾是对手,后来又搭档演出,双方“知之甚深”。

他还以双关语“橘色不是新黑”,暗贬川普,明白表示秋天美国人必需要小心慎选领导人。搭腔的黑人歌手念念有词:“用过巴拉克·奥巴马,你就回不去了。”

随着总统大选成为有史以来“最骯脏战斗”的残酷对决,“抹黑战”只会越来越激烈,这就是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政治遗产?

喜莱莉貌似拉高选战格局,她在NBC受访时说不会和川普相互诬蔑怒骂,因为这次选战已够乌烟瘴气。她说:“他打的是诬蔑选战,我要的是辩论议题、能为美国民众贡献具体成果的选战。”喜莱莉并表示,川普的性格不适合担任总统。只是选战的基调未必是主动操之在她,类似的指控也同样对着她。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名特勤局人员伯恩(Gary Byrne)出版的新书称,喜莱莉是“火爆、冲动、喜欢拍马屁的人,并轻视别人订下的规则,缺乏担任总统的诚信和气量”。

这本《性格危机》(Crsis of Character)书声称曾亲眼看见克林顿出轨。在1995年,作者有一次听到白宫的住所传出喜莱莉“洪亮的声音”,当时她与丈夫争吵。后来,地板上发现一个砸破了的玻璃花瓶,总统丈夫翌日眼眶瘀黑。

川普的失格完全是个人做生意缺乏诚信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查阅了33个州的法庭纪录显示,川普在40年的商业生涯中经常赖帐,许多企业主也说,他们和川普做生意时,川普欠他们的钱。一家灯具店和一家窗帘制造商都证实,川普的企业曾向他们订货,但货到却不付款。

拉斯维加斯一家布料厂的业主沃特斯说,他们八年前向川普的赌城酒店供货,但酒店开发商对合约的新增条款不付钱,厂家便停止发货。而川普的酒店却把他们告上法庭,警员来工厂用车把布料拉走。

《纽约时报》同样也是引用法庭文件揭露川普恩将仇报,指香港的一群亿万富翁投资了川普在曼哈顿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帮助拯救了濒临破产的川普。香港财团中包括全世界最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郑家纯(Henry Cheng Kar-Shun)和罗康瑞(Vincent Lo),川普在这宗交易中从合作到反目,还对在他濒临破产时搭救他的几位香港富豪提出告诉。

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的主流媒体都倾力挖掘川普的过去,毕竟生意人的弹性与国家领导人的诚信完全是不同的课题,川普生意做那么大,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必须弄个清楚。

川普一方面很自豪他的媒体策略,声称数不清媒体排队等着访问他,竞选经费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可是对于媒体穷追猛打却是恼羞成怒。川普数月前宣称为退伍军人募款,但筹募款项流向何处始终未公开,在各方施压下才公布接受捐款的41个慈善团体名单,表示他在1月举行募款活动筹集的560万元已交给这些团体,不过美联社指出,十余张支票5月才自纽约寄出。他们致电川普名单上的所有团体,在回电的30个团体中,约半数说,他们上周才收到川普的支票。数个团体说,支票日期为5月24日或前后,当天正是川普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日期,在此访问前,华邮追问这笔募款去向已连续数周。

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正在控制世界。

〔另起一页〕

第四节

枪杆子创造言论自由

枪杆子可以建立暴政,也可以创造言论自由,而且确保言论自由、抵制国家的侵权行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紧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不是没有逻辑的。

(一)言论自由修正案限制国会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限制国会制定法律的: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前十条修正案于1789年9月25日提出,1791年12月15日批准,被称为《权利法案》。其中关于新闻言论自由的这一条被列为第一修正案,这是为了抵制政府和国家机器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钳制。

美国社会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学术与法理认识的改变而很不相同。最具代表性的五种理论看法是:

1、绝对主义理论

认为言论和出版绝对不应受到政府的任何干涉。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差不多绝对绝迹了。

2、特殊平衡理论

言论和出版自由只是美国人民享有的众多项有价值的人权中的两个。这种理论其实是一种策略,法庭基本上是在一个个的单个案例中,考虑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其他权利的斗争,以进行取舍。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这里是由一个个的案例在一种种特殊的情况下来定义的。

3、优先平衡理论

即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和其他的权利进行权衡时,处于更加要保护的地位。这种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所有权利的保障都有赖于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运用。

4、米克尔约翰理论

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是美国人走向成功的自我统治的一个手段。提出这种理论的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还把言论分为,公言论和私言论。“所谓公言论就是与统治事务有关、代表人们参与自治过程的言论。私言论就是与统治事务、与自治过程无关的言论。前者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后者受到第五修正案的保护。”

5、接近理论

大众传媒是公众的园地,每个人都应有权在日报,周报,电台,或电视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看法,由于大众媒体资源的十分有限等原因,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这种理想却很有可能以先前的理论家思想家们预想不到的方式实现。

(二)时刻警惕法律的边缘

在美国历史上,有过一系列关于煽动和间谍的法案获得通过。正是在托马斯.杰弗逊的党派反对亚当斯政府的过程中,美国历史上言论自由与钳制斗争的大幕被拉开。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在美国独立后的政党政治萌芽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二战时期,反共冷战的初期,这些法案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对反对批评政府的言论施以严厉的惩处。

1798年通过了1798年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最严厉执行的条款是《惩治叛乱法》中的“任何阴谋反对联邦法律实施,煽动叛乱,发表反对、丑化、中伤美国总统和国会言论和文字者,将被处以最高为5000美元罚款,最多为5年的监禁。”有24位支持和同情民主共和党人的报刊编辑和发行人在《惩治叛乱法》下被起诉,其中10人被定罪。

1917,“反间谍法”对未经授权擅自取得、接受和传播国防资讯加以惩罚。次年,对这一法律添加了一套修正案,通称“1918年反叛乱法”(SeditionActof1918),规定对可能有利于美国敌人的资讯言论施加惩罚。

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威尔逊政府对雅各布·阿布拉姆斯(JacobAbrams)的起诉案确立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原则,认为阿布拉姆斯撰写并散发两份传单,批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美国政府向俄国沙皇提供镇压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军事支持而触犯了“反叛乱法”。虽然这分别用英文和意第绪文写成的这两份传单只散发在纽约市的小部分地区,虽然阿布拉姆斯提出的批评同美国的对德作战行动关系不大。最高法院维持大多数法官的理由是,阿布拉姆斯的行为对社会安宁形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应受到政府的惩罚。

1927年,布兰代斯大法官在“怀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中就指出“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压制才是正确的。”他认为如果需要通过讨论暴露虚假和谬见,通过教育防止邪恶的话,那么方法就是更多言论,而不是压制声音。

1940年,史密斯法案通过,规定:凡密谋要宣传暴力革命思想的人均犯有颠覆罪。

1951年,高院裁决史密斯法案不违宪。

1957年6月17日“叶芝诉合众国”(atesV.U.S.)案中,最高法院判决“叶芝”一案涉及的十四个共产党员无罪,因为单纯的入党并不构成“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行动,所以不适用于史密斯法案。此举极大的削弱了史密斯法案的钳制力。

1969年,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宣布一项惩治非法工团主义的州法无效,所谓非法工团主义是指鼓吹在工作场所的劳资纠纷中使用暴力。这里所使用的“煽动”检验标准实质性地削弱了政府对于煽动的指控。

反越战的抗议中,没有人因煽动叛乱而被起诉。但是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大众传媒受到的钳制越来越严厉。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的缘故,另一方面还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法律途径以外的方式来对大众传媒的言论进行控制,这样政府就可以绕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钳制设立的障碍,迫使国内大众媒体言论与政府基本保持一致。

几乎所有的美国法学家都同意第一修正案的采用是为了废除事前限制,但在美国事前限制依然存在。1931年尼尔诉明尼苏达案中,高院就裁定当合众国受到存亡的威胁时,事前限制是容许的。在1971年,世纪大案纽约时报诉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诉华盛顿邮报案中,虽然高院最终允许两报公开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但是毕竟已经将材料封锁了两个星期,而且高院的看法只是认为政府的败诉在于没有能给出有说服力的禁止理由。而在1979年,70年历史的进步党杂志拟将从非机密材料进行整合分析成的核技术文章发表时就受到禁止,只是在一家小报在此期间先行将文章发表了之后,此案才不了了之。

(三)枪杆子修正案确保言论自由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是确保人民拥有枪杆子的:

“无论个头,无需畏惧,人人因我而平等。”(Fearnoman,nomatterthesize,forIamtheequalizer.)十九世纪后期,柯尔特公司为新式左轮手枪做的这句广告词,拨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结束,贯通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铁路正在修筑,大量的人从东部向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移民。

这也是美国牛仔们的鼎盛时期。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头戴着宽边牛仔帽,骑在雄壮的高头大马上,将牛群从畜牧业发达的西南部赶到中部的火车站,再运送到屠宰业集中的芝加哥一带。

牛仔们经常是几个人甚至单枪匹马赶着牛群在蛮荒的平原与山区中走上好几个月,路上要对付四处出没的强盗和毒蛇猛兽,枪支就是必不可少的防身武器。1873年,柯尔特公司推出了一款性能良好、使用简便的左轮枪,立即就成了牛仔和警察中风靡一时的武器。由于柯尔特公司的广告,人们昵称这款枪为“equalizer”——“平等的利器”或者“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好莱坞五、六十年代红遍一时的硬汉牛仔影星约翰韦恩在他的牛仔传奇电影中,十有八九使用的就是这支equalizer。一百年之后的今天,牛仔早已是传说中的故事,但是对枪支的热爱在美国人中间依旧风行。在美国的枪店和靶场,枪支爱好者们不时会到这里来过把瘾。

在美国历史上,持枪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个人自由权利之一。1789年,由麦迪逊提出的宪法第一至第十条修正案——也就是《权利法案》——中,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被列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后,成为第二条修正案的核心内容。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说明,枪杆子可以确保人民的言论自由。而且,美国的独立和自由就是用人民的武装而不是党派的武装创造出来的。

简单地说,人民的武装确保自由,而党派的武装确保独裁。

没有武器的人民,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民,就不配获得言论自由。

其实,从历史上看,武器在多数时间里是由私人来持有的。武器是自卫和谋生的手段。当国家征兵的时候,士兵和军官们需要自备武器。中国古代著名的长诗《木兰辞》中提到:“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17、18世纪,美国的先民从欧洲来到新大陆这块儿的时候,枪支是每个家庭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不仅个人持枪,而且每个社区还会组成保卫家园的民兵。1775年的独立革命中,十三个造反的殖民地的民兵们,组成了华盛顿指挥的军队。

“美国枪支拥有者协会”行政主管拉里.普莱特说:“在北美洲殖民地时代,还有在独立战争时期,民兵可以被召集。男丁被召来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带军用长武器,那是违法的。结果我们的枪比英国人的都要好。我们的步枪比英军的优越。”

“英国的国王和议会经常言不守信,最后,北美的拓殖者意识到,我们远在三千英里以外,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只是在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在我们头上进行独裁统治。所以,我们才向他们开火,直到他们离开我们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修正案’被铭刻在‘权利法案里’。”

“这是行使先有的权利。拓殖者们表达得很清楚,这些权利来自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说,它不可被剥夺,不能被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解除。”

美国建国初期还有过一个关于持枪权的插曲:当时国会就是否应该限制持枪权进行辩论。议员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个人持枪权提出疑问,倒是不少人觉得联邦政府不应该有权持枪。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根本不应该有国家军队。有人说,既然民众手里有武器来保卫自己,联邦政府要军队干什么,难道是用来镇压人民不成?

虽然限制联邦政府组织军队的提议最终没有通过,但是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持枪权在美国宪法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持枪法律的具体条款,是由各个州来订立的,每个州的法律不一样。以首都华盛顿一带为例,这个地区跨越马里兰、弗吉尼亚两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所在地华盛顿特区的持枪法律最为严格:公民可以合法拥有枪支,但不能公开挎枪出门。马里兰州无论是买枪还是挎枪都有相当严格的申请手续。而弗吉尼亚年满十八岁的居民如果没有犯罪或者精神病记录,买枪几乎和买菜一样容易,而且有权公开挎枪。

枪杆子可以建立暴政,也可以创造言论自由,而且确保言论自由、抵制国家的侵权行为。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紧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不是没有逻辑的。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枪杆子里面出银行——从毛泽东到周克华

(一)

“毛泽东主席是周克华劫匪的先行者,周克华劫匪是毛泽东主席的小学生”——这不是玩笑,而是逻辑,因为二者的共同逻辑就是:枪杆子里面出银行。

早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中,毛就说过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枪杆子里面既然出一切东西,当然也就包括“出银行”了。

周克华劫匪正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武器,所以“出”了银行。

周克华劫匪是这样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既然我有枪,那么银行就是我的;既然银行是我的,所以去银行取款的人就是拿了我的钱,就是剥削者;对付这样的剥削者,我必须用我的也就是人民的武装把它抢过来。我这行为因此不是抢劫,而是把银行收归人民所有。”

网上有人针对周克华的行为斥责说:“和谐国出来的抢匪就是不一样,外国的抢匪是到银行里面抢银行的钱,和谐国的抢匪专门在外面抢老百姓的钱,和谐国连抢匪也充满和谐特色,都是档(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儿女。”

这样的言论其实不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谛:

“周克华、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抢银行,而要去抢银行的储户?因为银行只是钱款的保存者,并不是取用者;保管是无罪的,取用才是有罪的;保管是为人民服务,等待我来接收;取用则是挥霍浪费,必须绳之以法。”

其实呢?这只是借口。周克华不敢抢劫银行,其实是害怕保安的火力;正如毛泽东有了枪杆子,却不敢去苏联收复失地西伯利亚,也不敢去日本收复失地琉球群岛,只敢到农民家里搜刮土地,到市民家里搜刮房产。

(二)

周克华“出银行”杀了十个人(包括他自己),毛泽东“出政权”杀了十亿人(包括他们的灵魂)——毛主席比周劫匪伟大多了,而且伟大得有了四个方面。但是,毛泽东依然是“大周克华”,周克华依然是“小毛泽东”。

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说:“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周克华照章办事:“抢劫有理”、“枪杆子里面出银行”。

他们的共同逻辑是:暴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在中国这个暴力之上的地方,甚至储户在银行也会被运钞的警卫开枪打死。

1、

2004年5月29日光明网-新京报报道: 

辽宁锦州银行运钞车押运员闹市开枪,打伤无辜市民 ,3市民入院治疗,警方捕获押运员。

辽宁锦州市一名银行运钞车的押运员在闹市开枪,一女子和两名男性市民无辜受伤。据目击者介绍,5月26日下午4时许,锦州市义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运钞车在倒车时,一辆三轮车挡住了车的路线,坐在运钞车副驾驶位置的一名全副武装的押运员立刻探出头,呵斥车夫赶快离开。可能是押运员嫌三轮车的动作慢了,就看到押运员把枪指向了车夫,接着就听到了枪声。

当枪响的时候,正是下班的高峰期。据了解,押运员使用的qiangzhi是警用霰弹枪,这种枪在近距离的杀伤力很大,而且打击面积比较广,造成3人受伤。警方已捕获行凶者,3受伤市民伤势比较稳定。《辽沈晚报》供稿

2、

2006年8月7日南方新闻网报道:

辽宁两运钞车被收费站拦住收费,运员持枪追打收费员。据《华商晨报》报道闯岗亭、砸玻璃、持枪追赶收费员,这一切,都发生在辽宁省辽阳市新立公路收费站口,为了能免费通行,运钞车上的押运员上演了一出持枪追打收费员的闹剧。

第一辆车被拦破口大骂:4日下午,记者在辽阳市中心医院见到了辽阳市新立收费站值班班长李振杰和收费员张帆,他们回忆了当时的情形。4日7时15分许,两辆车号分别为辽K22012、辽K22014的运钞车驶过该收费站2号收费亭,尾号为14的运钞车先停下,司机不住按喇叭,示意收费员免费放行。“我让该车出示有效证件,穿白上衣的司机一听,大喊‘公安局的车还收费,也太装×了’。”张帆说。这时,“白上衣”跳下车破口大骂,猛地拽开收费亭门,身后还有两个穿着迷彩服的押运员跟着闯进来。张帆见状,赶紧起身想和他们解释有关规定,可是,3个人仍旧喋喋不休地冲张帆大骂。正在站口疏导车辆的李振杰听见争吵声,小跑过来,“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我让张帆先记下车牌号放行,事后再追究其责任,第一辆车过杆通行了。”

第二辆车被拦枪砸玻璃:尾号14的运钞车开过收费站后,落下的栏杆拦住了尾号12的运钞车。这时该车上两个戴钢盔的押运员端着长枪下车,直奔岗亭而来。“我们是一车一杆,通过电脑控制,两辆车不可能在短时间同时通行,可能对方以为故意拦车,才把火撒到我们身上。”李振杰认为。“当时,我正在电脑上查资料,耳边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吓得我一哆嗦,玻璃碴子溅到脸上,转头一看,左侧岗亭玻璃破了个大洞。”张帆回忆,一个押运员端着枪,作势还要用枪托砸玻璃,她被吓得哭着尖叫起来。

手持长枪狂追收费班长:与此同时,另一个押运员不由分说,抡起枪托朝站在岗亭旁李振杰的左胳膊狠狠砸去。“我哎哟一声,看见‘迷彩服’还要打我,转身就跑。”李振杰说,“迷彩服”拎着长枪,边骂边追,并在后面不住地抡枪,试图打到他。“‘迷彩服’在追赶过程中,大喊让我站住,我偷偷回头看,他几次将枪端平,好像要瞄我一样,我脚下速度更快了,挑人多的地方跑,就怕他真的开枪打我。”李振杰心有余悸地说,大约追出二、三十米,“迷彩服”脚步停下了,他这时已跑到附近村道上。7时19分许,两辆运钞车一前一后开走,李振杰才敢回到工作岗位。“我干了十多年收费工作,遇到这么野蛮闯杆,还是头一遭。”李振杰说。(南方都市报) 

3、

2007年4月10日,凯迪的帖子称,4月8日“下午五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到中国建设银行苏家屯支行取款,取完后正要离开时,正赶上运钞车来了,车上的运钞警卫不准顾客出入,这名男子说他有急事要先走,便和运钞警卫发生了口角,运钞警卫说:你信不信,再走我就打死你。这位男子不信邪,向前跨了一步,这位警卫马上向外喊:进来。这时又进来一位警卫,二话没说,举枪就朝这位中年男子脑袋开了一枪,中年男子当场死亡。

4月9日晚9:30,辽宁电视台新北方《正在行动》栏目对此事故做了报道,并说是该男子因抢劫被击毙的(因为,他们接到报案是这么说的),可在场的围观者纷纷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个人30多岁,开车到这来取钱,车停在门前就进屋了,运钞车是后到的。”“那能叫抢钱吗?哪有一个人空俩手抢钱的,车还灭火了。”“运钞车来后,在门口影响他们进屋了,就和他口角了几句,拿枪那小子就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他还说呢‘你还敢开枪打死我呀!’于是,枪就响了。”“这个银行太可怕了,以后谁还敢来这存钱呀!”围观者们都期待着事情真相。

10日上午十点多钟,该帖子的作者又来到了中国建设银行苏家屯支行,银行门前仍然聚集着很多人,而且还有辽宁电视台的记者。

老毛泽东反抗,小毛泽东也反抗: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一切!拔枪射击的,不仅是周克华。看来在中国,只要有枪的,就忍不住要拔出来向无枪者射击,就应了北京人的土话:“看见(【尸從】左上、右下排,发音sóng)人压不住火”。就是说,看见比自己弱的就想欺负。

(三)

从毛泽东到周克华,不仅有“枪杆子里面出银行”的思想传承,还有“下放劳改出农奴”的社会关系。原来,周的父亲原是城里人,后被毛泽东放下放农村,沦为农奴;被迫娶了一个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寡妇,生下来劫匪周克华。周克华因此一代不如一代,连返城都不可能,只能进城坐监狱或当劫匪。这个处境让周家父子刻骨铭心,远远超过一般的农民。结果老周郁闷而死,小周发奋出击。

按照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许诺,有一天,劫匪周克华会作为“农奴解放”的典型而载入毛史——

尽管毛左们经常故意省略甚至完全忘记了: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现代农奴制度(人民公社、城乡差别、户口制度)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主席是周克华劫匪的真正父亲。

周克华之所以失败,就是他是一个人抢银行,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纠集起一帮人来抢银行。

列宁的哥哥也是如此,他只是纠集了几个人去暗杀沙皇,结果失败了。而列宁弟弟吸取了个人恐怖主义的教训,先抢夺了国家政权,利用政府推动国家恐怖主义,足足折腾了七八十年。

〔另起一页〕

第六节

政治正确与讽刺的权利

为什么“英国的和大部分的美国媒体都决定不转发那些有争议的欧洲漫画”?因为那些漫画讽刺了伊斯兰教,“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就像批判毛泽东也会“伤害了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这些漫画“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数以百万计穆斯林的愤怒的抗议和可怕的暴力破坏”,就像外国使馆在中国大陆遭到了各种抗议示威的破坏。尽管这几百万穆斯林加起来也不到全部穆斯林人口的百分之一,尽管打砸烧外国领事馆的中国人甚至不到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

为什么“英国的和大部分的美国媒体都决定不转发那些有争议的欧洲漫画”?因为英语世界没有欧洲大陆国家那么严重的穆斯林危机。因为欧洲大陆现在是穆斯林前进的主要战场。什么时候,穆斯林在欧洲大陆取得了“民权”,甚至出了个穆斯林版的马丁路德金,那时,欧洲穆斯林就会像美国黑人一样,获得了“政治正确的庇护”,就不再有人敢于讽刺他们了。

网文《从巴黎恐袭到丹麦漫画:嘲讽的权利》指出:

法国巴黎《查理周刊》因刊发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遭到恐怖袭击、12名媒体人遇害,震惊世界。各国媒体在报道事件背景,谴责恐怖暴行,支持言论自由的时候,也面临一个困难的问题:要不要刊登《查理周刊》那些引发争议、乃至极端分子仇恨的漫画?欧洲国家许多媒体都选择了刊登,而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CNN、NBC、福克斯等电视台都决定不登。在加拿大,英语媒体和法语媒体形成两大阵营,甚至同属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英语部和法语部,做法都截然相反。 

在谴责暴力恐怖行为的同时,人们也在争论,言论自由是否应有约束,言论自由是否高于宗教尊严这样的深层问题。 

这使人想起几年前的丹麦漫画事件。2005年9月30日,丹麦《日德兰邮报》上刊出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穆斯林群众暴力抗议,也带来部分极端分子的恐怖威胁。丹麦政府尽管谴责《日德兰邮报》这样的污损行为,但也强调捍卫民主与言论自由。随后,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国的报纸也陆续刊登这些漫画,立场同样是捍卫言论自由。伊斯兰世界的抗议动作逐步升级,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及政治事件。 

除了没有直接遭到恐怖袭击,丹麦漫画事件与此次《查理周刊》事件从背景到舆论反应都有很多相似之处。2006年3月号的《纽约读书评论》发表了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宪法学学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Ronald Dworkin的文章《嘲讽的权利》。文章不长,却深入浅出,就少数族裔的权益保护,民主体制,言论自由,宗教尊严等相关概念的联系做了阐述。 

笔者将此文翻译贴出,仅供参考。 

《嘲讽的权利》

作者:Ronald Dworkin 

权衡利弊之,英国的和大部分的美国媒体都决定不转发那些有争议的丹麦漫画,这是对的。那些漫画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数以百万计穆斯林的愤怒的抗议和可怕的暴力破坏。再度发表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人遭杀害,更多的财产被破坏。这会造成许多英国和美国的穆斯林巨大的痛苦,因为其他的穆斯林会对他们说,发表这样的漫画是表现对他们宗教的蔑视,尽管这种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准确也不公平,但是痛苦仍会实实在在。诚然,一直关注着这个事件走向的读者和观众们也许很希望能由自己来判断那些漫画的影响,幽默和冒犯程度,媒体可能会因此感到有责任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公众并没有权利不计社会成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何况那些漫画在互联网上随处都能找到。 

有些时候,媒体的自我审查意味着重要的信息,争论,或文艺作品被牺牲掉了,但这次并非如此。不发表丹麦漫画,似乎是让那些狂热分子和背后策动暴力抗议的势力取胜了,促使他们今后还会采取类似的战术。但是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一波在漫画发表后四个月突然发生的骚乱和破坏,是由丹麦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领导人,出于更大的政治目的而策划发动的。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转载发表那些漫画将会让这个议题持续发酵,让那些事件的幕后黑手正中下怀,反而奖赏了他们鼓励暴力的策略。 

然而,还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就是英美媒体不转发丹麦漫画的明智决定,会被误读成对另一个广泛持有的观点的认可,即所谓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平衡; 而布莱尔政府关于对任何“虐待或侮辱”宗教团体治罪的提议,仿佛也完全正确了。 

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一个特别而显著的徽标,可以随意删减以示慷慨,或者被当成一种手段用来表现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就好像新月形或犹太教灯台可能被添加到基督教的展示中。言论自由是合法政府的前提条件。除非是经过了民主程序而被采纳,否则法律和政策就不是合法的;如果政府阻止任何人表达对这些法律和政策的看法,那么这个程序就是不民主的。 

嘲讽是一种特定的表达,如果借助另外一种不那么冒犯的修辞形式,就无法同样表达其本意。这就是为什么漫画和其他形式的讽刺在过去数百年来,即使违法,都是或高贵或邪恶的政治运动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一个民主体制下的任何人,无论多么强势或孱弱,都有不被侮辱或冒犯的权利。对于一个致力于实现种族和民族公平的国家而言,这个原则尤为重要。如果弱小的或不很受欢迎的少数族群希望有法律保护他们免受经济或司法上的歧视--比如寻求制定法律,禁止针对他们的就业歧视--那么当反对这项立法的人用任何侮辱或嘲讽来影响其他选民,他们也必须愿意予以容忍,因为只有一个允许这种侮辱成为公众辩论一部分的社会才可能合法地采纳这样的法律。如果我们期望反对派能服从大多数派所表达的决议,那么我们就必须允许他们在这一决议过程中表达自己顽固的反对。无论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什么,不管吁请对所有公民和团体更加“尊重”究竟是何涵义,如果想籍此鼓吹官方言论审查制度的合理,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被丹麦漫画所激怒的穆斯林们指出,像伊朗总统那样公开否认纳粹大屠杀曾经发生过,在一些欧洲国家被视为一种犯罪。他们说,这证明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为自我服务的伪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补救的办法当然不是在民主合法性方面做出更大的妥协,而应该是努力就《欧洲人权公约》形成新的认识,取消否定大屠杀罪和整个欧洲其他的类似法律,因为它们违背了该公约所主张的言论自由。 

人们常说,宗教是特殊的,因为宗教信念构成了人们人格的核心,不应该要求他们忍受对自己信仰的嘲讽,而且人们可能会感到有宗教责任去反击所谓的亵渎。英国显然接受了这种观点,因为它保留了亵渎罪,虽然只用于对基督教的侮辱。但是,如果我们想用法律来保障宗教在其他方面行使自由,也就不能破例对侮辱宗教治罪。如果我们要禁止警察根据种族做判断,比如谁看穿得像穆斯林就特别搜查一番,我们也就不能禁止反对这一政策的人们,以漫画或以其他方式声称伊斯兰教支持恐怖主义,即使我们认为那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当然应该批评这些人的判断和品位。但是宗教必须服从民主的原则,而不是相反。任何宗教都不能像法律一样规定人们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顶多就是他们可以或不可以吃什么。没有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可以压倒自由,因为自由才使民主成为可能。 

……

对于上述说法,读者评论说:

1、

“任何宗教都不能像法律一样规定人们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顶多就是他们可以或不可以吃什么。没有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可以压倒自由,因为自由才使民主成为可能。”

很多人总是把宗教圣人和他们的统治者当作自己个人的主宰来敬仰的,西方文明好不容易让个人从中解脱出来。 但是一直都有强大的力量要把人类拽回中世纪。 

……

不过在谢选骏看来,纽约大学法学教授Ronald Dworkin显然并不懂得:这场较量并不关乎“对不对”的问题。二是关乎力量对比。

强大的东西就是通行的,通行的东西就是主流的,主流的东西就是对的,对的东西就是真理。。虽然“强权就是真理”是“不对的”。因为“强权就是真理”缺失了中间的几个环节,显得过于直白和粗暴了。

政治正确与讽刺的权利,其实是不可并存的。前者必将削弱后者。这不可并存在中国和俄国等等是一个明目张胆的现实,在英语国家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事实,而在欧洲即将成为一个现实。欧洲的未来,是属于穆斯林的,因为欧洲基督教会已经放弃了十字军精神,而伊斯兰教正处于一个扩张期。

〔另起一页〕

第七节

大众民主不该沦为“僵尸政治”

华尔街日2011年6月21日发表了一篇评论,声称“‘僵尸’消费者阻挡经济复苏 ”(作者:史蒂芬·罗奇)。

该文分析说:全球经济正受到新一代“僵尸”(经济学意义上的活死人)的拖累。美国消费者已经步入一个空前紧缩开支阶段的初期。自2008年初以来的13个季度里,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平均年化消费增长率仅为0.5%。在二战之后的岁月里,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还从未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如此虚弱。

“僵尸”症状已有一个重要的先例。这是“日本病”的一个症状,也是该国“失去的二十年”中第一个十年的罪魁祸首。在政府的鼓励下,日本各银行不断为各行业濒临破产的企业提供信贷展期,推迟了重组和不可避免的破产。随之而来的“僵尸横行”严重地削弱了日本生产力的增长。以政策推动银行发放贷款的救急措施,使破产的公司得以保留过多的员工和过剩的产能。但这使泡沫破裂后的日本丧失了极需的活力。

泡沫破裂后的美国和这种情况很相似。持续了十几年的创纪录消费狂潮过后,美国消费者前所未有的拮据。过度消费建立在房地产泡沫和信贷泡沫的基础之上,而这两个泡沫均已告破裂。这场泡沫催生的消费狂潮留下了一片狼籍,美国消费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旨在降低过高负债水平在去杠杆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是的,2011年初期美国家庭债务已降至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15%。尽管这一数字比2007年的峰值下降了15%,但仍远高于1970至2000年间75%的平均水平。储蓄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2011年3月和4月,美国个人储蓄率仅为可支配收入的4.9%。或许这较2005年年中1.2%的最低点有所升高,但远低于20世纪最后30年近8%的标准。

像日本的银行一样,华盛顿的决策者正竭尽所能阻挠合理的经济调整。美联储(Fed)已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希望这种政策促成的股市反弹的财富效应,能刺激消费者重新开始消费。国会和白宫已采取了控制房屋止赎的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债务减免政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使“僵尸消费者”忽视他们不断恶化的问题,重新开始消费,而忘掉在大衰退期间资产负债表受损的痛苦经历。潜台词就是,美国在纵容鲁莽行为的死灰复燃。

意料之中的是,美国消费者比政策制定者还要精明。由于眼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长久维系,美国普通家庭明白,政府的这些生命支持措施充其量只是暂时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劳动收入低于正常水平、高失业率创下历史纪录,加上2400万美国民众未能充分就业,更是强调了紧缩开支的必要性。

紧缩开支、去杠杆化和增加储蓄是美国“僵尸”消费者仅存的可持续选择。对于7700万婴儿潮时期出生、正在进入老年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中的年龄最大的正接近退休年龄。

与日本的“僵尸”类似,美国消费者长期消费不振的局面不会很快结束。史蒂芬·罗奇认为至少还需要三到五年,债务负担和储蓄率才能恢复到更加可持续的水平。但是现在呢?消费仍占美国GDP的70%,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将大幅下跌,除非美国能很快找到充满活力的新增长源。就这方面而言,华盛顿方面的政策瘫痪并不令人鼓舞。

美国的局面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持续衰退,加上日本和负债累累的欧洲消费疲软,都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部需求造成了持续的压力。如果不尽快转向内需驱动、实现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奇迹可能将遭到当头一棒。

可悲的是,美国的“僵尸”消费者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要比日本僵尸企业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更大。美国个人消费占GDP的70%,是1990年代初泡沫扰乱下日本企业资本支出占GDP比重峰值水平的3.5倍。不吸取日本的教训,尤其是泡沫破裂后的“僵尸横行”,未来若干年内美国和全球经济将举步维艰。渴望看到增长的金融市场将会感到非常失望。

……

谢选骏指出:对于史蒂芬·罗奇先生的上述经济分析,我很赞同。我想补充的是史蒂芬·罗奇没有看到的政治层面。那就是日本政府何以如此愚蠢地造成了“僵尸横行”,而美国政府又何以不能吸取日本的教训,在日本的僵尸横行之后接着炮制了美国的僵尸横行?

其实,日本政府的愚蠢是出自他们的聪明,美国政府的追随愚蠢也是出自他们的聪明!

这里的奥秘就是大众民主的致命伤。

日本、美国的“民选政府”,之所以一前一后地炮制了两大僵尸,是因为他们为了确保继续执政,不得不用“救经济”的方式“骗取选票”。至于他们违背市场规律和诚信行为的“救经济”的火上浇油和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僵尸横行”,他们就不管不顾了,因为那是下一届政府要收拾的烂摊子,“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法国专制国王路易十五语)。

大众民主所造成的民选政府的这一痼疾,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史蒂芬·罗奇或是不知道这一点,或是来不及谈到这一点(其实用不了几句话,点到为止即可),所以我有必要把它点出来。

大众民主所造成的民选政府的这一“罔顾未来”的特性,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国政府在“为人民服务”的“大众民主”口号下推行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异曲同工:都是劣质的官僚主义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的官僚主义确实都比不上贵族主义。

1988年12月13日,谢选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贵族主义与官僚主义》一文就已经指出:

贵族比官僚更有责任意识。

在欧洲,封建贵族中产生的优越感,特权和豁免权,集团认同意识与惯例,是推动走向议会民主政体的主要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认。而强有力的官僚体制却排除了贵族作为自由反对派出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使得中国在面对新的历史挑战时缺乏灵活性,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几乎完全分崩离析了。 

当然,像法国专制国王路易十五那样的“贵族”应该除外。

无疑,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阴影下长大的路易十五,经历了泡沫破裂之后的“古典的僵尸横行”,并为路易十六的断头台,铺平了道路。

“法国大革命万岁!”

2011年6月24日

〔另起一页〕

第八节

对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评胡平、刘军宁“民族自治”论兼谈许倬云

有人指出说,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解说:清帝国的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胡平:《谈谈民族自治问题》,北京之春2009年4月号 )

如果许倬云真的这样说过,那就是“历史学家昧于历史事实”了:

首先,这个二元体制起码在辽、金、元那里都已经十分成熟了。而先前的北魏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二元结构、一面倒地推行汉化政策而亡国的。所以我个人一向十分关注北魏历史,关注北魏与中共在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相似性质。(参见谢选骏《邓小平改革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较研究》)

结果唐朝吸取了北魏灭亡这样的教训,这个二元体制在唐朝已经出现了萌芽——所以唐太宗号称“天可汗”——在汉人的皇帝身份之外,兼任“草原民族的最高可汗”。

不过这可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大一统专制。同时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这个二元存在进行一元化的领导,后来的辽金元清都是沿着这个“唐太宗思想”继续前进的。

其次,在欧洲历史方面,别的不说,突厥人组建的奥斯曼帝国,其实也具有这种二元帝国的性质——苏丹一人分别统治农民为主的基督教民族与牧民为主的伊斯兰教民族。所以苏丹也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直到民族主义支配的“青年土耳其党”起来革命,才改变了这一“二元政策”。

最后,综上所述,二元帝国基本上是草原牧民社会的军事贵族所发明的一套管理办法,其作用是在维持对于草原牧民社会的秩序之外,同时有效控制农耕社会的平民政治。在这种意义上,北齐的高欢可以算是李世民的先驱。而有效统治平民社会的政治方式,在中国后来体现为科举制度,在拜占庭帝国体现为教会政治,其形式都是官僚制的,不问出身贵贱。

中国汉朝以后之所以屡屡被“外族征服”,近八百年来之所以三度亡国(一次亡于蒙古,一次亡于满洲,半次亡于日本,半次亡于苏联),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其实质,就是“平民社会亡于军事贵族”。其实质,不是“外族好战、汉族懦弱”,而是汉唐以后统治汉族的,只是一帮文学或科举出身的文官,而统治五胡、鲜卑、辽、金、元、清、日本、苏联的,却是军事贵族。文官统治造成了“一盘散沙”的民族性格——谁也不会从内心真的服从权威人格。结果唯有外来的军事贵族能够“凝聚”、“振作”一盘散沙的汉人社会。所以中国不得不定期遭到不同形式、不同方向的外来征服。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中国进行“有效统治”的秘诀也许就在于此:中共的本质,是苏联军事贵族集团(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力量延伸。不仅如此,连改组后的国民党(1924年)也是如此(是苏联军事贵族集团在中国的力量延伸)。换言之,北洋军阀之所以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不是由于他们缺乏武力,而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毕竟不是日本人、苏联人那样的服从军事贵族的社会,而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儒将”,这些缺乏军事贵族性质的军事首长。北伐军、红军、解放军所拥有的战斗力,则是来自于苏联的政治训练和组织方法,其结果就是军事贵族对于平民社会的征服和改造——“社会主义”改造。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国的“准军事贵族”(太子党)向平民政治的转化。但是根据中国历史,这种转化是异常艰难的,甚至是危机重重的。因为,外来的军事征服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后患就是:汉人已经丧失了古代的规矩(包括汉服、汉魂、汉官威仪)和内在权威,不尊重规则,倒玩弄诚信,因此无法形成和平的秩序。看看西方各国的唐人街之脏乱差,我们就不由得联想到:即使专制瓦解,中国人是否真的具有自治的能力?

其实答案很清楚,中国人特别是汉人,如果真的具有自治能力,那么早在一百年前,在推翻了军事贵族的满清统治之后,就能像美国在推翻了“具有军事贵族传统”的英国统治之后,比较迅速地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哪里需要到现在花了一百年时间,还遥遥无期呢?

“自治能力”不是空洞的,而是十分具体的:例如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不随地吐痰,在拥挤的地方不去触碰别人,具有公共空间的意识,尊重别人包括开会时严格遵守发言时间等等“生活小节”……

如果连这些“生活细节的自治能力”都不具备,“公共事务的自治能力”当然无从谈起。“不自觉的人”如果变成了大多数,“法不责众”之下的社会秩序将不得不通过强力予以维持——这就构成了新一轮专制制度的起源。

历史在辛亥革命以后,给了中国人二十年时间来建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制度”,可惜中国人错失良机,民众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导致议会政治瓦解,一切诉诸武力。这一乱局诱使日本军阀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在这以后,中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建国”的道路。在这之后,中国人的自治能力不是增强了,而是进一步衰退了。

在这之后,枪杆子之下的所有“制度”和“法律”,已经证明不过是装饰性的。

鉴于现在的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比较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反而进一步衰退了,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将显而易见是漫长的、艰难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推翻一个专制政府容易,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艰难;因为民主政府的基础,是建立在民众的自治能力之上。而中国的现实是,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连社会精英也缺乏基本的自治能力。投机取巧、见风转舵、三心二意、做事缺乏分寸、不按牌理出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习惯,成为“聪明”、“识相”的代词,成为多数人的选择。

在这种现实里,有人主张“取消自治,多元共治”(刘军宁:中国应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元共治),但是根据我们前述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容易,“实现多元共治”艰难。因为连“一元自治”(汉人自治)都属子虚,不同民族之间的“多元共治”便是“乌何有之乡的消息”了。而“乌何有之乡的消息”最终只能把“善良的人们”引向古拉格群岛?

2009年7月22日 

附录之一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胡平 

北京之春2009年4月号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民族自治。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中共当局指责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是没有根据的。今日西藏实行的是中共党治,并没有实行藏人自治。在达赖喇嘛与中共当局的争端中,显然是中共当局不占理。

不过,最近我们又听到另一种意见。按照这种意见,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在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民族成分”,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国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看来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知识界也有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其他观点上有区别)。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上述观点在学理上不是没有它的部份道理,但失之片面,失之笼统,实际上不能成立。

首先,尽管中共学习苏联,人为制造出若干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深厚的历史根基,倒并没有什么闹分裂闹独立的。

其次,那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愿的少数民族,如藏族,都是自古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不同于汉民族的民族性而著称于世的,而导致他们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而是出于他们的不自治,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被干涉。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那一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例如唐宋时的羁縻制度,中央王朝在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设置羁縻州,册封原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或刺史,并世袭罔替。中央王朝祇要求他们向朝廷称臣进贡,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也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谈到西藏,远的不说,就说清朝吧。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西藏即便不是相对独立甚至事实独立的,起码也是高度自治的。至于到了民国时期,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明文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

说到学美国学印度,那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并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美国人。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再说印度。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印度没有主体民族,第一大族的印度斯坦人也祇占总人口的20%而已。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主要按语言和民族划分。每个邦有自己的主体民族,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样,各个民族就可以在自己占主体地位的邦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坚持以我为主。所以他们不大担心被某一强势民族给同化掉,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反而成了少数民族成了边缘人。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

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藏人则不然,藏人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这和藏人的宗教传统以及西藏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呼声就特别高。如果同意藏人自治,藏人多半会愿意留在中国,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我们知道,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分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对外自决,意味着可以独立建国;对内自决,意味着可以建立自治制度。我们这里讲的是对内自决权。

不消说,原住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有很多争议或解释上的分歧。我这里无非是说,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都归结于前苏联那以套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在中共一党专制没有改变之前,真正的民族自治固然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总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附录之二

中国应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元共治

刘军宁

护宪维权网

2009年7月29日

最近中国发生的两起事件分别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引起全中国关注的是考生家长通过改变考生民族身份获得加分的重庆高考加分事件。另一起不仅引起全中国而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七月五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流血事件。

如果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都与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关。

重庆加分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所引发的问题。根据四九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民族划分政策,中国被划分成56个民族,同时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差别待遇,高考加分就是其中的一项。

中国政府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差别待遇 

新疆暴力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之后实行民族自治所诱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从1954年起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上述两起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这两项做法长久而言是缓和消融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还是不断地累积呈现爆发的态势?不认真回答这两个问题,发生在重庆和新疆的事件,以后还将发生,并且以更大的规模,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民族划分制度的渊源

就像阶级成份划分一样,中国的民族划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遗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他的这一定义是中国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斯大林根据共同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等四个要素来确定一群人是不是能够构成一个民族。但是这样的定义没有可操作性。这个定义没有说明多大范围、多大程度叫“共同”,它排除了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权利,不能回答同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区分不同民族的经济形态,没有涉及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如何处理。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四标准,“中华民族”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民族。按照这一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应该重写。

不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问题。而且“民族”这个概念本身语义不详,含混不清。我们甚至无法为中文的“民族”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最接近的就是“Nation”,但是这个词多指“国家”。如此翻译,在不懂中文的人看来,五十六个民族同样可以指五十六个国家。

如果说“民族”的概念含混不清的话,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则名实不符。在中国还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因为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可行性。中国的五大自治区都是有多个“民族”构成的,怎么能指定某个“少数民族”来“自治”这个地区呢?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排他性的,不是包容性的,是静止的,不是动态的,不能适应该区域人口的变迁。况且,中国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管理体制同样贯穿“民族自治”地区。但大一统与“自治”却是不能并存的。换句话说,有大一统,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治”。

民族划分与民族自治制度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相反,自实行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反而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

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在不同族群间划出只有作弊才能逾越的界限,在各族群之间实行差别待遇。这样不仅造成了族群之间的鸿沟,而且还区分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这就把族群间的差异与隔阂固定化、永久化,造成族群的敌意与对立,并最终从摩擦走向冲突,促使民族间的矛盾不断的升级。从1954年到今年约55年以来,民族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发恶化、激化。我们不能不问,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不划分民族的。在古汉语中,“民族”不是一个正式的概念。“民族”作为一个正式的术语是近现代从日本引进的。不仅在中国古代没有民族的概念,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对民族做法律的划分。在香港澳门、台湾,也不实行民族划分的制度。易而言之,中国的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

两边不讨好

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满意,但是被执行者都不满意。它做到的不是让相关各方都满意,而是都不满意。尤其是新疆事件大大激发了汉人的不满。不仅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而汉族人和汉族地区却得不到这一权利。其他“民族”都能自治,唯独汉人不能,是汉人能力低下,不配自治吗?这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所必须回答的追问。造成各方都不满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成功的政策。

因此,为了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的民众共融共处,应该在政治和法律上取消“民族”的概念,并相应取消民族身份划分,取消户口、身份证和个人档案中的“民族”栏,取消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划分与称呼,实行人人平等,把保留和守护各族文化传统的权利还给各族群民众。政府的职责就是尊重并保护这一权利。

应该取消名存实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代之以全国各地一律实行地方自治,由各地的公民,无论哪个族群,自主管理地方事务。唯有充分自治基础上的多元共治,中国才可能有一个和平安宁的未来!

〔另起一页〕

第九节

新疆动荡由于人口失衡

(一)

新疆喀什暴力袭击案发后,2011年8月1日晚,数百在疆汉族人在喀什市内聚集,抗议汉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认为现时政府对伊斯兰教徒“太软弱”。

据香港《明报》2011年8月2日报道,新疆喀什市1日在全市范围追缉在逃的“斩杀平民恐袭案”的两名维族疑犯。1日晚10时后,数百汉族人在市内人民广场一带聚集,抗议汉人生命安全受威胁,认为现时政府对维族人“太软弱”,附近有数百全副防暴装备及穿迷彩服的军人持枪监视,阻止他们到广场外游行。受连续多宗凶案影响,当地一些汉人担心遇袭,希望离开喀什。

当地人民广场外,有汉族民众不满军人阻挠他们到街上游行,质问军人为何要驱散他们。

1日晚9时许,喀什市街头一些街道委员会人员,开始撕去政府早上贴出的悬红10万元人民币追缉两疑犯的通告,他们表示,刚收到通知,警方已当场击毙两名通缉犯,因此撤销通缉令。

新华社1晚11时许发稿,指2名疑凶昨晚在喀什市郊的玉米田因拒捕,被围捕的军警当场击毙。

受前两日连环袭击影响,1日喀什市内不少店舖都关门停业,原本热闹的市集空无一人。两处杀人事发地点,都有大批武警和公安荷枪实弹执勤,市内街上亦不停有装甲车和警车巡逻。多数保安手持棍棒,进入步行街者要被检查行李。武警、特警向外围成一圈注视途人,禁止任何人拍照。据目击者称,袭击事件后,警方在现场共缴获刀具10余件。

由于路边行人稀少,的士生意减少一半以上。有维族司机称, 2009年7·5骚乱后生意大减,今年刚刚恢复,每日可挣约260元人民币,“这次发生袭击事件,整天生意不足百元”。

有当地汉人民众认为,事发后戒备森严,应为最安全时期。但也有人手持棍棒外出,“关键是你不知什么时间会突然袭击”。亦有人即时到旅行社报团,想赴其他省市旅遊避祸,“现在这地方不敢待了”。汉人间更流传,在30天的维族开斋节结束时,局势会更为紧张。

喀什首宗斩人袭击发生在30日深夜,两名疑犯在美食街劫持一辆卡车冲向人群,并下车持刀砍杀民众,造成6死28伤,疑犯1死1被捕。至31日下午4时许,喀什市中心步行街又发生维族歹徒持刀乱砍民众,共5名疑犯被警方击毙,另有6名民众死亡,至少12人受伤。

(二)

新疆发生的社会动荡,多数人都是从宗教因素、经济因素、民族因素去解释,很少有人注意到人口因素: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精神的汇报》中说:“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 

由于现在的少数民族的出生权利在汉人的两到三倍,年轻人口众多,未来汉人在许多地区可能沦为少数民族。由于这种倒置作用,自然使得人口比例不再自然,于是上演了一幕幕血腥冲突的“自然过程”。

再参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四章)》: 

第三章生育调节 

第十二条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 

第十三条要求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夫妻,应当在依法结婚后至怀孕三个月内持下列证明材料,到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领取服务手册: 

(1)双方的户口簿、结婚证; 

(2)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本人婚育和收养状况证明。 

第十四条夫妻双方均是一千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夫妻双方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审查,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对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特殊规定:

新华网(2001年5月18日)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因此,有关部门在具体政策的掌握上,采取了分类指导的原则,避免了“一刀切”。少数民族地区也从实际出发,采取了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具体政策、办法。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生育政策中对少数民族生育的政策规定大致可分为三类:

(1)五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云南、贵州、青海等省的计划生育政策。 

内蒙古自治区规定:蒙古族公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非城镇户籍的蒙古族公民,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三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公民,提倡优生,适当少生;要求节育的,给予技术服务。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公民,一对夫妻只可生育两个子女,不准生育第三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城镇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只准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符合特定条件的可再生育一个子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规定:夫妻双方为瑶、苗、侗、仡佬、毛南、回、京、彝、水、仫佬等一千万以下人口少数民族的,经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生育间隔时间不得少于4周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规定: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可生育2个孩子;一些山区县的少数民族农民可以生育3个孩子。 

西藏自治区规定: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提倡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对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只提倡优生优育、晚婚晚育,不限定生育胎数;如有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给予技术指导。 

云南、贵州、青海省的大致规定是:少数民族可生育2个孩子;有特殊情况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经过批准多生育1个孩子。对总人口很少的民族不限定生育指标。 

(2)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浙江、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甘肃等省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些地方都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建有自治州或自治县,一般都规定少数民族夫妻可生育2个孩子。例如吉林省规定:夫妇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允许生育2胎,生育间隔为4年;夫妇一方为少数民族的,允许生育2胎,生育间隔为8年。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是少数民族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夫妻双方均是农业户口的农民、渔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两代以上户籍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 

(3)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市)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些省(市)属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在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均考虑到了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少数民族可生育2胎;其他省规定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均可生育2胎。 

(资料来源:国家民委网站) 

其实,人口因素在西藏和其他民族地区也存在,甚至在回族与汉族的冲突中也不乏其身影。

在我看来,喀什的情况还不太糟糕:毕竟维族百姓没有庇护两名在逃的维族疑犯,而听凭他们遭到围剿。这说明,目前的新疆还只有专业人士的“圣战”,而没有形成“民族的人民战争”。但是,如果放任“新疆动荡后面的人口因素”一味发展下去,若干年后的情势就不容乐观了。

(三)

有评论指出: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最能反映出战略眼光。稳定低生育率,不是中兴,是中跨,不是和平崛起,是和平衰败!历史将采纳冰冷的客观数据(生育率某年低于更替水平,某年低于1.5,某年低于1.3,但人口政策纹丝不动),所有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理由”都不能成为历史的借口。人口资源是第一资源,是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生育率是评价政绩的最好的综合指标(反映出民生压力大小、和谐程度)。陈水扁对台湾最大的危害不是贪污,而是将生育率降低到1.1,损失近百万人口;马英九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那么其他再好的政绩从历史角度也将没有意义。

将人口视为资源还是负担,将新生人口当成分子还是分母,是检验是否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的试金石。我们有理由相信,调整人口政策将是“以人为本”的最为绚丽的标志,人口政策的调整程度将反映出“以人为本”的深度。停止计划生育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其影响将延续上千年!

还有评论指出:海外华人普遍不关心中国人口危机,认为中国计划生育与海外华人没有关系,他们只关心海外华人参政率。其实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

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是全球最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台湾、韩国只有1.1,香港只有0.9;而欧美主要大国中,美国生育率有2.1(唯一将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法国1.9,英国1.7。新加坡2001年华人生育率只有1.21,而马来人生育率却有2.45,华人的生育率比马来人低了一半,虽然目前华人比例高达70%以上,但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华人成为少数民族是迟早的事情。海外华人生育1、2个为多(近年出国到北美的华人中只愿意生育一个的比例在增加),生3个的少见,生4个的非常罕见,没有小孩的丁克夫妇比例不断增加。比如加拿大的华人生育率只有1.23(意味着下一代比他们父母一代减少差不多一半),低于加拿大平均水平1.5。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2006年的资料(http://www.census.gov/prod/2008pubs/p20-558.pdf),美国亚裔生育率也是所有种族最低的,40-44岁妇女中,亚裔妇女平均每人只生了1.69个孩子(估计华人应该更低),低于白人的1.85个、黑人的2.0个、拉美裔的2.3个。如果没有大陆移民,随着人口比例的减少,海外华人的政治势力将不断降低,“海外华人”将成为历史名词。现在海外华人地位在提升,一个重要原因是最近30年来中国大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海外移民。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远远比印度要多),1980年代也平均还出生2500万(平均还生育2.4个孩子,大多数人都还有兄弟姐妹)。庞大的年轻人口基数,为1980年代之后的西方国家提供了移民来源,并且这些年轻移民没有后顾之忧(都有兄弟姐妹,不用担心父母没人照顾)。但是中国1991年之后生育率直线下降,从1980年代的2.4下降到1995年之后的1.3左右。现在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只有1980年代的一半,也只有印度现在的一半。并且他们移民的动力大为降低,因为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不得不留在国内照顾父母。也就是说,海外华人力量将不断降低,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移民来源减少,一方面因为海外华人的生育率过低。而今后印度移民海外的人数将不断增加,印度裔的政治势力也将不断增强。香港目前生育率只有1.1,如果没有大陆年轻移民,经济不要20年就将崩溃!因此停止计划生育,不但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海外华人的地位提升,同时也有利于侨居国的利益(年轻人口结构缓解老年化)。

上述评论,说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是多么短视愚昧,完全不懂周边国家的情况,闭门造车,结果大大加剧了汉字文化圈的人口凋零。

悲哉,中国之无人乎。

2011年8月2日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还原偶像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均富”的口号是一个政治骗局

以1973年至19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所以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可见,“均富”的口号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骗局。

“中国民族的解放”,其社会政治的意义,是建立一个纯粹而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复兴”一个秦汉式的世界帝国);其历史文化的意义,则是开辟一个融合了现代文明的“第三期中华”。“第一期中华”是南北朝以前的“本土文化时代”(可考的记载约两千二百年);“第二期中华”则是民国以前的“传统文化时代”大约一千八百年);1911年以来的“革命文化时代”(迄今为止已经将近百年,还需要五十年左右才能结束),只是第三期中华的序幕,它的一切宣言,不过是第三期中华(它也将持续一千年以上)开场白……第三期中华的形成,将取决于对两种压力的抗衡、转化与再生:

一,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外部压力。

二,以“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西域等地的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第二期中华的核心)为资源的“老中国人”的内部干扰。

先看外部压力。百年来,中国首先在外部压力下趋于崩溃,而后,一再的重新组合都先后宣告失败(1912年、1928年、1949年、1966年……),时至今日,这种压力仍然支配着中国生活,以“马列主义”的称号肆其荼毒。环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外来侵略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

1、英国与日本的岛国形式;英国以罪恶的鸦片开路,用炮舰政策在中国割取“租界”,日本急起直追,要把中国完全彻底地租界化。这两个岛国是“旧殖民主义”的代表。

2、美国与苏联的大陆形式;美国反对瓜分中国的领土、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又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在中国兴办西洋式的学堂;苏联比美国更“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其实完全是梅毒患者列宁同志的宣传伎俩。两个领土扩张已经过度、“吃饱了撑得难受的殖民帝国”,于是转而要改变中国社会的体质,以便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卫星国。作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它们分头赢得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的掌声。由于采取了比国际化的策略,美国与苏联对中国的扩张方式,比英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接近全球时代的“民族平等”风格。

再看内部干扰。满清为了保持鞑子的特权,极力阻挠中国的改革。满清溃灭之后,中国又陷入失控和战乱不息。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大陆地区)好不容易统一了起来,然而,中国却陷入了更深的动乱。因为这个中共,种族上虽是中国的,文化上却是外国的,是不折不扣的“共鞑子”,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东西,比一般的汉奸更加缺乏一颗中国心。他们和满鞑子一样,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不惜崇拜红毛番鬼,屠杀民族志士,他们“治国”的日课,就是对中国民族的最大歼灭战。而他们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患有梅毒的“列宁同志”。

苏联崩溃后,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早在1895年医生就建议列宁去治疗梅毒。1923年,列宁的医生给他使用了用于治疗梅毒的六零六和碘化钾。解密文献提及,主管尸体解剖的病理学家阿波利科夫(Alexei Abrikosov),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受命证实列宁并非死于梅毒。虽然阿波利科夫在尸体检验中没有提到梅毒,但是血管损害、瘫痪和无力都是典型的梅毒症状。现代医学指出,晚期梅毒病人由于出现幻觉,经常能够迸发出异常的“思想光芒”,十九世纪的欧美(包括俄罗斯)著名人物,许多人都得过梅毒,例如思想闪光的尼采等人。“列宁主义”说到底不过是“梅毒病人的思想闪光”。列宁主义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怪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尽管显赫一时,不过就维持了短短的七十多年,其寿命还比不上头号屠夫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古帝国。

现代中国的一败涂地,也不完全是像满清、国民党、共产党所推卸责任的那样,是由“外国侵略造成的”?比外国侵略更为重要的内因,是因为近代中国断了自己的社会脊梁骨。这一点不仅是现代中国的特点,其实在明朝末年就显示出来了,否则满清鞑子断不可能以区区十万之众,就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中国大地。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意义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先秦的“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功能衰退的“读书人”和“官-僚”们。“学而优则仕”,却不能承担起创造的责任,结果社会文明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

满清社会解体的时候,具有秘密会社特点的“党”趁乱而起,虽然“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的本质,专政却失政,峻法却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是其“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党”就要拼死阻止国家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的士。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顽症。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即“新士阶层”的崛起!

一个新士阶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读书人”,甚至不仅仅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士阶层,不是舞文弄墨者,不是技术专家,不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士阶层,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宇;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

新士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即使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的有计划的消灭文化阶层的手段,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且速其死亡。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立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覆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清朝廷亡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抗,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中的人,而是来自各个社会角落的文化阶层。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夸夸其谈:“与工农兵相结合……”),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个关键的区别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士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只有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文化、新士阶层的摇篮。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士阶层正在一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

新士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他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被塑造者,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他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足他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的创造力;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垒,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对于他们的挖苦?成了痞子运动的倡导者所谓“臭老九”那样的泼妇骂街?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欲──只是下等人类(其中许多自命为“中产阶级”或被其他贱货视为“上流社会”)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精神贵族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们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优势。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施行“间接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在王道,“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作用,因为所谓“独立的舆论”,就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的证明。

新士阶层,决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士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虚荣、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惟一道路!“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言!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鲜卑、沙陀、辽、金、蒙古、满清八旗直到“党”……)所形成的“军事管制下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士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一,新士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生活的污泥浊水。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消极的状态,污泥能使荷花得到活力。

二,新士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性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三,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地同情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压榨的自我保护。

而文化阶层受到这激励,又会进一步发展被“民族”所渴求的这种“精神食粮”。这种精神又进一步激发了这个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所代表的现实力量)的热情──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

三个社会层次拧成一股绳──共同应付他们的环境压力、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更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命脉。于是,“社会和谐”成为千年一度的景致。

对这一点的思考,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前景,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之间基本上是分离的。尽管国君也要聘请名声显赫的高僧和士人做他们的国师、幕僚、门客或思想指导者,但总的看,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人和具有社会行动力的人之间,并不相通。而新知识分子阶层即文化的运输者与布道者,和那种真正执掌天下兴亡的“世袭大族”(相当于近代中国的“帮”或“党”)之间,却甚少同一身份。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了,表面上是科举制起了作用。其实“举孝廉”的制度在汉代就有了,但后来魏晋时代却废弃不用了,就像是科举制在清末以后也同样废弃不用了。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新文化势力由新的“士”组成,不仅有武士,还有文士:文士和武士所合成的“新士阶层”,把新的文明推向高峰。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新士阶层”,我们可以借助一下“精英主义”理论。

精英主义(Elitism)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雷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的保守态度。

人们而常常使用“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寡头”、“统治阶级”等概念来称呼精英。帕雷托在区分“精英统治”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高度”和“素质”两个方面来定义精英;韦伯、熊彼特等人倾向于将精英视为民主政治的获胜者;拉斯维尔则试图以“高度”的概念作为定量地分析精英的标准。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精英主义者内部,精英的含义亦并不一致。

早期的精英主义有一种贵族倾向,把身份、地位、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在不断的发展中,精英主义逐渐接受并融合了民主的某些要素,发展成为精英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否认古典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种程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响到达尔、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理论。

精英主义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类型,并提供了“精英—大众”的两分法。精英主义蔑视大众,崇尚精英。甚至在主张民主制的熊彼特那里,大众也被认为是政治领域里的“原始人”;相反,精英阶层则适合作为大众的统治者。他们相信,人们对精英的偏见是出于嫉妒,而普通大众没有精英是绝难实现自治的。

精英主义主张精英治国,普遍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们眼里,民主制刻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爱好,常常发展成为“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垒,佑护民主免于暴民政治。他们主张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对二战后兴起的政治科学有重要影响。

典型的精英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认为少数人可能拥有各种权力资源,却不一定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未来社会只能由少数人统治,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与精英统治社会相抗衡的。精英主义还遭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的挑战。多元主义者认为,当代发达的自由社会,其特点就是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的政治组织为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一个小规模的团体很难全面地控制局面。相反许多变化着的不同的团体则可能影响到决策的各个领域。他们认为精英主义者对权力的研究方法有缺陷。

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雷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年)是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

1887年帕雷托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注意到十九世纪英国人财产和收益模式。发现社会80%财富落在20%人手中﹐而其中50%财富由5%人拥有﹐财富分配是极之不均衡的。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仍是如此。今天世界称此一财富分配现象为“帕雷托法则”。西方政府透过税制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苏联及中共也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结果证明﹐社会财富分配一旦离开帕雷托法则﹐经济便停滞不前。换言之,“均富论”只能存在理想主义中﹐在现实世界一旦出现,社会经济便进入停滞期。

以1973年至19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所以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可见,“均富”的口号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骗局。

责任政府的责任不是改变帕雷托法则﹐而是阻止阶级流动性屏障出现﹐即不是把人按出身﹑成分而列入某一特定阶级﹐而是各展所长﹐随时由下层社会晋身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同时,上层人士亦不获保障﹐一不小心便跌回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社会。换言之﹐没有阶级屏障出现。人人凭自己本事在市场上找寻自己本身定位﹐整个社会财富自然增加﹐富者(社会上20%人口﹐尤其是最富有的5%)必然愈富﹐但整个社会因财富增加﹐甚至穷人虽然所占财富比例有所下降﹐但生活素质仍可改善。例如2005年香港一般人生活条件较五十年前香港富人生活条件更好﹐又何惧富者愈富?

请不要用行政力量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如此做法﹐否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社会财富一直以来都无法平均分配﹐无论透过税收或透过制度﹐最后仍返回20/80比例。20/80现象无处不在﹐例如一间企业80%利润来自20%产品﹔企业内20%员工努力成果才最重要﹐余下80%员工对公司盈利所起作用十分微弱。因此自80年起﹐美国企业开始裁减公司内80%员工数目﹐发现对公司营运真的没有影响﹐企业反而因节省开支而纯利上升。又如企业明白80%纯利来自20%产品﹐因此把80%非核心产品外判或结束﹐结果企业营业额只减少一点点﹐但纯利反而因节省发展80%非核心业务而上升。企业要简化产品而非多元化﹐明白哪些才是企业核心产品(20%产品带来企业80%利润)﹐企业员工宜精简(20%员工提供企业80%盈利来源)﹐把无关重要事项外判甚至不做。社会也一样﹐20%人口才重要﹐政府应研究如何吸引20%人口而非推行均富方法。因为社会财富贫富不均的出现,主要是人对金钱态度的不同﹐最后产生帕雷托法则。这方面无法以制度或税收去改变﹐即一个人可从下层社会爬升到上流社会﹐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永远是20%人口拥有社会上80%财富。

自从莫斯卡和帕雷托首创精英理论以来,许多政治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一流派的行列中来,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之能在当今的政治社会学说中保持自己鲜活的生命力。莫斯卡最早(1896年)提出,“最漫不经心的人也能注意到,在一切政治制度共有的、恒常存在的事实和倾向中,有一种极为明显的现象:从最原始的、几乎还未跨入文明世界的社会,到最发达、最强大的社会,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属于统治阶级的永远是少数人,他们行使着各种政治职能,垄断政权,并享有政权带来的各种利益。”在帕雷托那里,“统治精英”的概念取代了“统治阶级”而成为他理论关注的焦点。据他看来,在各自活动领域内获得最高指数的人都可以确定为一个阶级,即精英阶级。精英阶级又分为两个部分,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 

米歇尔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化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哪里的组织程度越高,哪里运用民主的程度就越小,这是一条“铁律”,是一个不可逆转或阻止的过程。由于精英集团内部结合紧密,联络便利,行动配合默契,因而他们与大多数民众那种典型的一盘散沙、不能本能地迅速行动的情况相比,总是具有组织优势,从而使得他们可以迅速动员起来,制定决策,采取主动并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但是到了熊彼特、罗伯特.达尔等新多元民主理论家们那里,通过对民主概念的修正,精英的概念与民主不仅不再相互对立,反而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他们认为,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统治,而是意味着精英的统治,即多元的精英通过竞选获取权力的过程。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政治决策者和自己的统治者,这就是民主的全部含义。同时,公民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影响决策,其组织者和领导者构成了政治精英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上升为精英。

这种意义的精英集团,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新士阶层”。

新士阶层与精英阶层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加深对它的理解。

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十年之久。他在1974年接待来访的《英国游记》作者勃鲁斯·查特温时谈及当时西方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他说,当今世上最需要的莫过于对人自身的改造,古代罗马人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内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马尔罗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未能成功(美国人更不必说了),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能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不愧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英国公学是英国绅士的摇篮。

英国公学像小型的国家,在等级次序森严的公学成长意味着学会顺从与领导,明确责任与特权。公学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教书,还不如说是育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学学生是社会乃至大英帝国的栋梁,他们的举止言谈和精神气质无形中成为英国绅士的原型特征。公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但它们的办学特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给人留下系统的印象。马修·阿诺德之父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1828-1842年)使该校成为公学的样板,在学校新哥特式的回廊里,秩序、权威和传统被奉为神圣。从此公学学生以遵守纪律、富有公民责任感、热心服务社会和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著称。拉格比公学还是英式橄榄球的发源地。他们提倡“体魄强健的基督教”,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伦理观,一边鼓励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勇敢、公道、忠诚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不幸的是,崇拜希腊异教魔鬼的奥运会的恢复,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奥运会遭到职业化、赏金和“金牌战略”的彻底败坏,只时一个时间问题。但在当时,英国公学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中,参加者还是精诚团结、各尽其力的,“费厄泼赖”的精神焕然成风。

一个没有公学精神的英国是不完全的英国。在讨论十九世纪“绅士”的概念时,我们要意识到“绅士”不是唯我独尊的人,也不是玩弄生活艺术的人;而是诚实、克己、正直和社会责任感的化身。英国绅士正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台柱,绅士的道德观才是政府官员清廉品行的主要来源。

附录摘自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谢选骏

1975年构思

1979年起草

2006年第一稿

2011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morning twilight as is reflected in Xie, Xuan Jun’s boo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e., the two Chinas created firstby the warlords and then usurped by the Party-l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unified by a thir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xactly lik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ng unified by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usher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rn out of this unific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 Man who is to unify China, not splitting China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透露的曙光,发现并阐释了“现代南北朝原理”,那就是建立在“军阀造国”、“党阀篡国”之上的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被文明生长的第三中国所统一。这就像古代南北朝必将被大唐统一,从而开出第二期的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原理,将产生一个真人,他能统一中国,而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一再地分裂了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文明生长期:一是西周、春秋、战国;二是唐、五代、北宋南宋。它们分别演化出两个统一帝国期:一是秦、西汉、东汉;元、明、清──然后是两个过渡时代: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古代南北朝曾经酝酿和产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现代南北朝正在酝酿并产生第三期中国文明……

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曙光!我殚精竭虑地“发现了它”,但愿我还有能力“说明了它”。

──谢选骏

全书目录

2011年电子版前言

(第一卷)南北朝曙光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二卷)南北朝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三卷)南北朝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四卷)南北朝比较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五胡乱华与猪羊之争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七、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八、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九、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十、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二、民族意识与文化阶层

三、日本的南北朝

四、越南的南北朝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九、罗马史的例证

(第五卷)南北朝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六卷)南北朝哲学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全书后记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英文专电报道

https://www.lulu.com/shop/search.ep·keyWords=xie%2Cxuanjun&type=

〔另起一页〕

第二节

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想当皇帝

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想当皇帝,所以他的后继者们,把他的帝王思想继承了下来,蒋介石和王汪精卫不仅把孙的坟墓弄成了超级皇陵(“中山陵”),而毛泽东在文革中还有样学样大搞个人崇拜,做了袁世凯都没做的缺德事,把中国弄得乌烟瘴气,沦为人间地狱。相形之下,袁世凯的坟墓不过僭称“袁林”,虽然厚颜无耻地攀比两千五百年前的孔林,但毕竟还没有“中山陵”这个超级皇陵那么厚颜无耻。这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孙文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他祭祀专制暴君朱元璋的文告,就是这一司马昭之心的表露。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暴君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真正的宪政。这是因为,从军政和训政里,只能培养小人,培养不了君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

孙文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暴君制的?孙文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直接称帝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乔治·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因为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的独立,何况美国还有许多法国后裔的居民呢。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这也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都是奉行独裁制度的。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中山名为祭祖,实为登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孙文不仅祭祀大杀同党的暴君朱元璋,而且他的祭祀还模仿了另一个大杀同党的暴君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洪秀全、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孙文从小就崇拜其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心在作帝王梦想。孙文后来没有大杀同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文只能偷偷摸摸杀害陶成章和新闻记者。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就做到了这一点,学习朱元璋、洪秀全,大开杀戒。如果说,孙文“祭明太祖”是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那么,孙文为什么要用日本人姓氏的“中山”来给自己命名,从此改名为“孙中山”?据统计,“中山”是日本的第五十七大姓氏,总人数在二十七万二千左右。孙文在日本苟且偷生,化名“中山樵”,情有可原,但他当上了中国总统却改名“孙中山”,确实是认贼作父的行为,为日本侵华打开了精神通道,羞辱中华,不可原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但孙文还要瞒天过海——他的所谓“中山装”就是日本的学生服,这岂不是他连名带服完全臣服于日本的印记?

中国古制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推翻满清后,国家正朔成了“民国纪年”,孙文的名字却成了日本的姓氏、孙文的服色却成了日本学生服,孙文这样,哪里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呢?孙文晚期勾结苏联,与孙文早期勾结日本,可以互相参照来解读。从这种意义说,汪精卫后来追随日本,岂不正是仿照了孙文的“日本姓氏加学生服”的路线吗?恰巧,汪精卫早期也是一个亲苏派。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

我们只要拿出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和上面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也不较少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肉麻的口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并顺便把自己打扮成“我太祖”的法定接班人。这无疑对袁世凯后来自称“中华帝国皇帝”的逆举,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然,从其内心深处看,孙文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虽然丑恶,却是一次“集体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娱乐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等“共和主义者”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洪秀全等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他不仅要把自己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这体现了孙中山的终极追求,一个广东赤脚医生的帝王梦,这和后来的民办教师毛泽东“挥手登上天安门”的帝王登基梦,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充分暴露了“中山陵体制”的实质所在。

现在百年之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拖着满洲人的猪尾巴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向满清的酋长牌位低头下拜,心里只能充满了奴性意识,最多不过是也想当一回奴隶主的冲动,所以孙中山的幼名就叫做“帝象”,毛泽东晚年要住进中南海、一直霸占到死。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决不会认同他们,更不会继承他们。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腐朽,以便整个民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继续前进。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承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在中国成活。

中山陵是“中山陵体制”的象征,但“中山陵体制”决不是一个人的葬式问题,而是独裁制度的宗教化,是一种真正“邪教”即活人崇拜的本质体现。这一邪教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死人压制活人,全面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山陵体制”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个人崇拜,人而神化之,在此之下,当然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

(四)中山陵体制背叛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主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在辛亥革命面前,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可以说,中山陵体制背叛了辛亥革命,为独夫民贼登上天安门城楼,消灭了一切社会良知上的阻力。

这一倒退并非必然的,而完全是悲剧性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孙中山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篇革命文告,不去祭祀“我祖轩辕”而去祭祀“我太祖”?显然,“我祖轩辕”是遥远的上古传说人物,不是历历在目的皇帝陛下,继承轩辕远远不及继承太祖来得实惠。但是孔子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二十四节)”孙中山不是朱元璋的后人,为什么要去祭朱元璋的鬼?难道他只是在玩弄“反清复明”的帮会把戏?非也。因为满清已经推翻,根本无须再动员明朝的记忆。何况明朝本来就不怎么样。可见孙中山的“昭告”另有所图——那就是觊觎明太祖的实权,而不要轩辕氏的虚名。这正好暴露了孙中山不是“中国的华盛顿”,而是“袁世凯的同类项”——后来的蒋、汪、毛开创的“新三国演义”各霸一方,完全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太祖幽灵”。

与孙中山的太祖情结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军发布的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奉天讨满檄文》,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才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点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从轩辕倒退为朱元璋,从文明创造者倒退为专制暴君: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五)如何补救辛亥革命的失误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正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具有这样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漏洞,也就给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等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留下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鼠道。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 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现在的台湾,表面上已经走上了民主轨道,但公共权力却同步萎缩了。这是因为台湾虽然“民主”了,但并未脱离“中山陵体制”:政府机关到处都挂着孙文遗像,这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完全没有的一大怪现象!这说明,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而依然是孙文的国家——甚至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代(2001—2008年)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依然是不伦不类的“五权”的,而非国际通用的三权分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制”,更是直接承袭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父子的独裁路线,完全不合中国统治权分离的古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徒然造成政党恶斗、政出多门。最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了争当总统不惜开枪、贪污、内斗、挑动省籍情结、甚至策划发动军事政变。至于2009年国民党复辟之后,更是对孙文的僵尸敬礼有加,每到节庆就不失时机地顶礼膜拜——仿佛国民党复辟不是台湾选民的作用,而是“总理引魂的庇护”。

若说今日台湾的局面是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的结果,那如何解释日本今日的局面呢?是僭号“天皇”的倭王开恩所致吗?不是的。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综合压力所造成的。我相信,只要美军退出西太平洋,日本和台湾等“岛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改变,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等“半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六)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在迄今为止将近百年的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黑暗中,摸爬滚打。

孙中山以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历尽坎坷,因为这两个“国”迄今都还供奉着孙文遗像,迄今都还在“中山陵体制”里,缺乏真正意义的制度创新。不说别的,中华民国的首领蒋介石父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领毛泽东,死了以后还都是按照“中山陵体制”的方式,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明显。这种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在这种恶劣示范下,中国社会无法走上正轨。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明·冯惟敏《耍孩儿·骷髅诉冤》)这是因为,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入土为安”的反义词“弃尸荒野”,文革期间,许多死刑执行后,就把受害者的尸体弃之荒野,不准家属收葬。这种做法十分野蛮,但毕竟还是符合中国传统中比较恶劣的一面的。惟有中山陵体制下的孙尸体与毛尸体的处理,却完全不合中国习俗,是苏联征服中国的可耻象征。孙僵尸与毛僵尸若不能入土为安,则中国的海峡两岸还将继续陷于长期动乱之中,中国社会还将不得安宁。不论这些僵尸是白毛僵尸、红毛僵尸还是绿毛僵尸。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难道要中国带着这些僵尸一同崛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吗?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摘自《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2008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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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孙中山毛泽东效法日寇取消春节

网文曰:一百年前,孙中山取消“春节”梦想落空。

1914年是中国第一个“春节”。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采用新历(阳历)。元旦成为共和后的法定新年,民间传统延续的新年则被称为“旧历元旦”,官方甚至会动用公权力对后者进行压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试图取消旧历新年的梦想,至此算是落了空。

1914年1月26日,甲寅年春节。

上海城隍庙内,两位北方军人在大殿上游玩,意外地被巡警碰落军帽,引发冲突,后经其他警察赶来排解,才平安落幕。城隍庙是年节吸聚人气的所在,“游人如蚁,热闹异常”,很多流氓和盗贼亦混迹其中,因此第一区第二分署署员魏君,特于大年初四加派巡警、侦探巡查。

比巡警更为警觉的是军警。在上海高昌庙海陆军警察队,队长王雅泉君奉命从这一年的春节起,令西栅口望道桥的守门弁兵,夜间禁止无警队执照的东洋车驶入防御线以内,“以防匪类混入”。

这并非太平时节。半年前,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上海和江西、安徽、湖南等地宣布独立,爆发所谓的“二次革命”,虽在1913年9月袁世凯总统即将“叛军”镇压,但社会秩序仍不稳定。在春节这一天,他任命赵倜督办豫南剿匪事宜,第二天又令各都督及民政长“慎选贤能,认真防剿”。

更为严重的威胁是白朗军起义。在春节前一周,这支在河南宝丰县起家的农民绿林部队,已击溃政府军进入安徽境内,附近绿林军纷纷响应。1月20日,袁世凯将“剿匪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革职,准其留任立功。

100年前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的。

广东年关关键词:“悲观”

1914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广东省派驻香港的侦探发回报告,称“查有大帮军火,自外洋运入口,于旧历十二月二十后可到。”这让广东都督龙济光异常紧张,开始严密的稽查。不仅各个轮船码头、火车站详细查验,就连城内也实施戒严,军队遍布街道和城门口。包括济军(龙济光部队)总稽查王统领、警察厅长邓瑶光都亲自查街,日夜不辍。

军火尚未查出,先破获了一起行刺都督未遂案。

除夕前一天,突然有两名穿军服的人乘坐轿子来到总督府,“昂然直入,仪容甚伟,衣服甚丽”。守卫以为是军官谒见,此二人得以顺利通过第一重稽查闸门。待到第二重闸门处,他们才在守卫的盘诘下露了馅。搜身后,二人身上查出凶器,遂被送往军法处。审讯之下,他们对意图行刺龙济光之事供认不讳。按其供述,军方还在城内破获一处隐秘的机关,抓走了若干嫌疑人。除夕那天,这两名刺客被枪毙。

“悲观”是《申报》总结的广东年关关键词。除了戒严所造成的惊惶外,纸币贬值所造成的恐慌,也在民间蔓延。在两名刺客被抓捕当天,广东省李省长令警察厅发布布告,大意是:财政司此前已严令本省商场贸易一律限以纸币为本位,银毫为辅助,但昨日听说各行商连日纷纷集会,拟议在阴历正月即以银毫为本位,如果属实,属破坏币制的违法行为,必须严行禁止……

广东金融市场的紊乱,只是全国货币滥发的一个缩影。在广东警察厅发布布告后没多久,1914年2月7日(阴历正月十三),袁世凯公布《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实施细则》,以纯银库平六钱四分八厘为一圆,要求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实施币制统一。广东中国银行业开始设立,着手发行公债票和中央新纸币。但在这之后,广东货币市场仍随政局变化而动荡不已。

多出来的假期

金融市场的乱象和军事戒严,并不影响广东迎来自民国肇始以来最热闹的旧历新年。

1914年是中国第一个“春节”。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采用新历(阳历)。元旦成为共和后的法定新年,民间传统延续的新年则被称为“旧历元旦”,官方甚至会动用公权力对后者进行压制。

按当时媒体的报道,1912、1913年的广东旧历新年都“异常落寞”,尤其1913年警察厅长陈景华对此“厉行干涉”,“严禁商民庆贺旧年”,导致“民多怨之”。因大家更重视的是旧历新年,而政权由革命党转入北洋军阀手中后,“旧官力反前时之所为”,在接获内务部的呈文之后,袁世凯遂顺从民意,下令将这一天命名为“春节”,给假一天。

在广东,被压抑两年的传统庆祝开始复现。“家家爆竹,户户桃符,大小商场,一律休业数天,熙来攘往,遇人即相互庆祝,皆说吉祥佳话。”

一个花絮是,广东行政公署及各局所,早在中央关于“春节”放假的指令传达下来之前,即已放假三天,“表面上不庆祝,然员司往来仍互相贺岁也。”比较背时的是学界,因教育司长此前曾颁发通告,禁止学生告假,所以一直到农历正月初一还正常上课。当时学界多议论政界中人办事颟顸,只准政界自行休业。正月初一,才由李省长传达大总统令,学界于是正月初二补假一天。

名义上放假一天,但事实上通常要长得多。上海《申报》1月22日至28日(腊月二十七至正月初三),连续休刊7天。即便在首都北京体制内,各总长、院长、局长也多面谕属员,三日之内是否坐班听任自由。商家,则到正月初五以后才渐开市,北京的报纸也比《申报》出报时间为晚,正月初五才复工。所以在几乎一周的时间内,“政治上社会上几于停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试图取消旧历新年的梦想,至此算是落了空。

民国与清室联络感情

“春节”的诞生,意味着北洋军阀对被革命冲击的古制进行恢复的努力。但在1914年春节,并未举行传统的祭天礼。媒体称,这是因为政治会议讨论该案未决的缘故。这意味着统治阶层内部对此尚有分歧。不过总统府在这一天举行了“新年之常礼”。

值得观察的是孔教会在春节期间的聚会。正月初一这天下午2时,他们齐聚在北京圣人府礼堂开会,分班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大家推宋伯鲁上香,李文治、龙泽厚赞礼。谒完圣像后,开始大众团拜,陈焕章、常赞春和高丽人(朝鲜人)全东熏均穿深色衣服行礼,最后乃由欧洲人卫西琴演讲,题目为《近世之孔教教育》,陈焕章进行翻译。

卫西琴在演讲中称,中国宜有中国的特别教育,以孔教为根本,不可徒学外国。所谓的孔教教育亦与专一守旧不同,宜以孔子之本义为主,而合于近日时势需要,故名曰“近世”之孔教教育。这场盛会还吸引了美国驻华公使馆数人前来听讲,中外人士同聚一堂。大家还商定,下届请江叔海先生主讲。

1914,正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年份。虽然民国成立,但满清仍受到优待,春节这天,清室仍照常举行贺礼,宣统帝升殿受贺。大总统袁世凯还与副总统各派代表,赉文往贺,“以联络民国与清室之感情云”。

秘密赌博压不住

民国的新政,也影响到春节百姓的日常生活。

在满清时代,旧历正月初一到初五,并不禁赌。在赌风极盛的上海,总有一班无业之徒借此渔利。待光复之后,此种恶习在政府的打压之下,早已从公开场合消失,但在深房密室及富绅之家,仍有秘密赌博,有的会一直延续到二三月间。一旦被警察查获,则“或以势压之,或以钱贿之”,很少窝点被端掉。以致于淞沪警察局萨督办于2月4日下令部下严密查办,毋得徇私轻纵,以维护法纪。

秘密聚赌、贿赂和“以势压”警察的案例,是1914年春节期间社会生态的部分展示。江湖上各类人才辈出,仅在2月5日的《申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下报道:在闸北一处赌点,当警察试图拘拿赌徒时,遭遇拒捕,沈阿宝等人并用门闩等物将巡警击伤;家住南京路493号的王张氏,乘坐黄包车经文监司路时,被六七名持枪匪徒围住,抢走金手镯金戒指等物;还有沪宁车站侦探金润照被流氓朱斯卿讹诈,称其在赌场耍老千赢得洋银4元的案例。

被压抑了两年、再度恢复的旧历新年喜庆气氛,1914年在民间有了自己的冷暖体会。总有一些传统被保留了下来,也有一些新变化让民众备受困扰。这些丰富的细节,成为了洞窥历史真相的钥匙。

……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不知的是,1967年文革高潮,毛泽东也宣布废除春节假期,“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从此把春节当作

“四旧”取消了。

孙中山毛泽东此举,其实是跟日本人学的。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中国的孙子(朝鲜的儿子)变成了欧洲的儿子。用阳历新年取代了阴历新年,阴历新年的“春节”也就是被小日本取消了。

孙中山毛泽东取消春节,就是效法日寇,难怪孙中山要割让领土给日寇,毛泽东要感谢日寇侵略中国!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孙中山为什么一败涂地?

孙中山为什么一败涂地?亲手断送了他声称要拯救的中华民国?因为他背叛了上帝,而选择与魔鬼结盟?

 

1897年,孙中山前往英国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被“中国”外交人员搜捕,囚禁於中国公使馆,等候船期,押解回国,审讯处决。在此期间在囚室之中,他唯有日夕祈祷求基督教的上帝带领他摆脱困境地。有一天他对每天前来替他送饮食的英国仆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将为基督而受难,请将这封信依地址送交收信人。”这个英国仆人深受感动而答应替其冒险送信,孙因此得以脱险。

但孙中山后来却引进苏联的无神论势力,与魔鬼结盟、背叛了上帝,最终毁灭了他希望拯救的中华民国。

(一)

孙中山临终有段话,对此做出反省忏悔,:“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这段话常常被他的无神论的后继者掩盖,因为无神论者们希望照着孙中山的道路走,而不按照孙中山说的忏悔行。 

(孙中山这份遗嘱是由从事孙中山与基督教研究多年的舒波先生提供的,并得到台湾“国父纪念馆”的认证,并已发表于台湾《国父纪念馆馆讯》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上。摘自1997年3月21日《广州日报》之《孙中山的“第四遗嘱”》)

但孙中山自己知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因为没有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就无法推翻自然的大山。

如果孙中山不走投靠苏联的绝路,而走投靠上帝的道路呢?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当时在中国立基督教为中国国教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那么,现今在中国给予基督教以信仰自由的社会条件则明显已经完全成熟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解构,已在无形中摧毁了敌视基督教的传统势力,如今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其实就是共产党了。起码,中国社会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力量,已经远远不如对马列主义怀有敌意的力量那么强大——那么,既然连人人讨厌的马列主义都可以成为中国的国教,基督教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的国教?

中国具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奴性大众,这些人基本上是政府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政府要他们信什么就信什么;但即使这些人,现在也不信马列主义了,因此整个中国就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空洞。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一位中国的君士坦丁,一位真正信仰上帝的领袖人物,

 

(二)

我为孙中山的堕落叹息,我也以孙中山为我自己的镜子:

1、中山先生自幼即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杨太夫人问及宇宙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杨太夫人惊异辞穷。十三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里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四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就读,校长韦理思先生(Alfred Willis)对他尤其关爱,中山先生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十七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愿,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 

2、孙中山自檀香山回到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像,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像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像,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幺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与以色列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3、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C.R.Hager)在公理会为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先生年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又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目的在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这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时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的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能,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4、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幺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写《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教联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5、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

6、民国元年五月孙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年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异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

7、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8、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同道的协助,上帝的保护。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陈少白、随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峰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9、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康德黎博士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确有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参阅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10、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中山先生在美,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中山先生谦虚恳辞,且谓,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谓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博士于其家书中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以上十条,都是孙的仰慕者们收集的,可惜孙的晚节不保,勾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终于在建国大业上功亏一篑、一败涂地。

孙中山一败涂地。亲手断送了他声称要拯救的中华民国。因为他背叛了上帝,而选择与魔鬼结盟。

与魔鬼结盟必然灭亡。这个铁律不仅适用于孙中山,也适用于蒋介石以及其他的中国领袖,还适用于每一个有志于中国复兴的使徒,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正如基督耶稣所说的:“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十三章)后来耶路撒冷果真被彻底摧毁了。伤害耶稣的犹太人果真遭到永远的放逐。罗马帝国也被完全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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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孙中山也是西方新闻界捧起来的

新闻说:“国父”孙中山肖像人人熟悉,但国父首次登上西方媒体的模样,你肯定没看过。大块将出版的「辛亥革命现场报导:西洋画刊新闻文献选集」,收录多张百年前国父在西方媒体露脸的图片,提供读者另一种历史面貌。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委托荷兰友人蓝柏,在欧洲花一年时间搜寻刊载辛亥革命新闻的西洋画刊,找到近百张精彩的史画报导,出版「辛亥革命现场报导」。书中许多肖像版画是两岸首次曝光。 

一八九六年十月廿三日,被扣押于大清驻英使馆十三天的孙中山,在舆论的帮助下终于获释,这是史上著名的「伦敦蒙难」。卅一日英国「图画报」(The Graphic)刊出孙中山被释放的图文报导,标题是「孙中山案」,报导附上一张孙中山肖像的木刻版画,据推算该是孙中山最早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的图片。 

这张肖像画与国人所熟悉的国父容貌差异不小。画中的国父眼睛细长、脸颊瘦削,表情阴郁。徐宗懋表示,百年前的照相机又大又笨重,冲洗底片耗时费工,因此欧洲媒体多以版画代替照片传递新闻讯息;画家绘图难免出现误差,甚至仅凭想象作画,「然而这种『不像』,也正是史家研究东西文化差异的题材。」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法国画刊「我全都知道」(Je Sais Tout)报导辛亥革命,标题为「孙中山,中华民国的总统」,并附上肖像画。这是目前所知国父最早的彩色肖像画。 

徐宗懋说,一百年前西方摄影和文字记者已深入中国各地,对于中国重大事件有详细的图文报导,西方读者往往比中国人更快知道中国的事情,近代著名的中国历史影像也几乎全出自西方人之手。尽管这些照片带着西方角度和眼光,却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第一手史料。 

西方媒体是研究国父的重要史料。法国史学家白吉尔便曾指出,国父「伦敦蒙难」获释后在伦敦召开多次记者会,透过媒体在西方世界树立起「可敬爱国者」的形象。这个英雄形象接着传回中国,有助于国父成为革命军的精神领袖。 

……

谢选骏指出:如果新闻说得对,那么看来,所谓“国父”孙中山,也是西方新闻界捧起来的。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伪历史学家们怎样看孙中山?

网文《历史学家怎样看孙中山?》说,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北京当局对此予以隆重纪念,并借机向台湾喊话,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而在尊孙中山为“国父”的台湾,却鲜有官方出面的纪念活动。两岸的历史学家,又分别是怎样看待这位历史人物的呢?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 在台湾金门大学教授周阳山看来,孙中山固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后人尊敬、怀念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中山完全不眷恋个人权位”。他对德国之声表示,在辛亥革命后,“为了尽快结束流血革命、并与北方的军阀妥协,将大总统之位拱手让出。”他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不完全的辛亥革命成为“流血冲突相对最少”的一次革命;“而后来的中共革命,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规模流血革命。”

然而,曾经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数十年的历史学者袁伟时,却对孙中山有着另外的解读。他在数年前接受《阳光时务》杂志采访时曾经尖锐地指出,孙中山非常贪图名誉,“为什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袁伟时当时在采访中,还引述孙中山“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的言论,批评孙中山“仍然受;‘朕即国家’旧思想支配”。(谢选骏指出:袁伟时不敢说的是,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劣迹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劣迹做了先行者。)

不过,周阳山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除了“民生”、“民族”,还有“民权主义”这一支柱。而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依然同孙中山的理念存在巨大落差,“可以说,还有待‘补民权主义之课’。”

居住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章立凡也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批判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与孙中山思想背道而驰”、“拒绝革命先行者所倡导的宪政”。章立凡还指出,如今,中国当局将宪政理念视为“西方阳谋”。(谢选骏指出:他不敢说的是,国民党是共产党的先头部队。)

11月12日,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国民党党员要反省,不要忘怀了国民党的创党精神和理念。

而曾经任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的历史学家张磊则在今年9月接受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孙中山对中国的贡献主要是共和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政治思想的启蒙,“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他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开创者。”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历史学家”都是供职于某些机构的人,其言论不能不受到其职业的限制。所以他们无一能够指出:孙中山并非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具依然在“两岸”发挥着污染作用的僵尸偶像。未来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埋葬他,然后才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予以公允的评价。舍此之图的“历史研究”,不过是为稻粱谋的政治鼓吹,殊不可取也。

在这种意义上,汤因比也算是一个伪历史学家,因为他的“历史研究”,是为垂死的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服务的。相比之下,斯宾格勒就要真的多一些,因为他拒绝为新兴的纳粹第三帝国背书。这也许是他深知,西方国家乃至西方文明的衰落不可阻挡,无论希特勒如何挣扎也无法挽回白种人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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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人民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钟敬《日军为何对孙中山的坟墓都表示尊敬?》指出,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径是世界公认的兽性行为。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南京城里到处都是硝烟炮火,大多建筑物被炸毁,人民流离失所,四处逃难。然而,唯有中山陵,没有受到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攻击。当时1937年,中山陵总体建筑已经完工,只是内部装修还未完成。日军在雨花台和中山陵附近肆意枪杀、活埋,却没有一个日军兵士闯进中山陵里面捣乱。这是为什么?

作者说,“五十多年来,我所能看到的报刊上,也没有对这一怪现象作过任何解释。当我从北大荒死里逃生病退回城后,我到绍兴去看望巳退休在家的舅舅时,偶尔说起了这个事情。我舅舅告诉了我这个事情的原委。舅舅在抗日战争时,一直在上海国民党被服厂做工,专做将校呢制服。我们在席间边喝边说起了这件事情。我舅舅说;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封建皇帝,建立中华民国,在日本住过很长时间,在这期间内,孙中山和日本天皇裕仁私交很深,这对孙中山的帮助也不小。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为答谢裕仁的帮助,就答应了让一部份日本平民到中国东北开荒种地,当时为了防备东北土匪对日本平民开拓团的骚扰,允许日本人配备一些保安队保护开拓团。我舅舅说,他这是听一个日军军官说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有旨意,日军在中国什么都可以毁灭,就是不准动孙中山一丝一毫,就算供有孙中山像的人家,一律不准进入骚扰。这大概也算是对孙中山亲日路线的一点报恩吧。舅舅说,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舅舅和几个要好的同事,赶紧把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了堂前。当时确实靠孙中山的这张画像,躲过了不少日本兵的骚扰,舅舅还说,一些进门的日本兵看见孙中山的画像,还要弯腰行礼后才走。

从多种指标来衡量,应该说孙文对二十世纪中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论其广度还是深度都要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事情,都在孙文那里开了头,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像日本侵略军那样,始终捧着孙文的遗像不放手。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毛泽东的继承人们每到逢年过节,还要在布满弹孔、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上,祭起孙文的遗像。

于是,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成了每个关心中国事务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事情。

正如孙大炮的《建国大纲》对于绵延不绝的军阀造国的时代,迄今具有魔咒般的指导性;孙文主义,也是顺理成章地给军阀统治戴上了党阀政治的面具,并把私人军队改造成为党派军队。其结果,不仅赋予军阀统治以合理性、不仅赋予僭主统治以合法性,而且使之武运长久,至今繁荣昌盛,《建国大纲》自身也因此具有了一种“谶纬的性质”。而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所习用的“建国以来”一语,也不能磨灭它于孙文的继承关系。只不过进一步明确:此国实非中国,而只是苏联的“人民共和国”的卫星国系统在中国领土上的延伸,结果构成了本书所说的“新北朝”。

当然,本人并不赞同使用匿名的方式发表严肃的言论,但是对于网络作者们的苦衷也能够理解,因此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民间议论于我们的讨论之外。对于“1911年辛亥革命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有匿名的网络作者评论说:

1、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是农民起义,阻碍了社会发展,其结果破坏了生产力,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孙中山出生前的中国,是一个讲究礼仪廉耻、尊重生命、尊上与有爱心的士大夫社会,各地军头从不敢“兴兵争总统”。平定太平天国后的曾国藩集兵权、财权、物权、人权等大权于一身,当时他完全可以像孙中山那样“兴兵争总统”,但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军头没有权力方面的野心,他们是一心为公的士大夫,他们是国家的脊梁,心里想的完全是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民生民权和炎黄子孙最根本的利益。想的是发展国家的经济,要的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要的是安定团结、安分守己──“立功、立德、立身”,他们最怕看到的是因为自己之私利造成社会国家兵连年的荒马乱和内战,伤害国家伤害社会伤害老百姓。他们是没有私心的士大夫。

2、民国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民主共和,而是建立一个更为封建专制的王朝,使中华大地分崩离析,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实际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中华大地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中华民族就在这场腥风血雨中,近百年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不停顿的斗争中失去了元气。孙中山带给中国大陆的是国家灾难──社会灾难、经济灾难、人文灾难和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近两亿的中国人为孙中山失去了的宝贵的生命或死在孙中山的暴力革命理念之下。孙中山带给中国大陆的是无休无止的兵祸和生灵涂碳;孙中山带给中国人民的近一百年的中国人之间的仇杀。

3、林彪读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兴兵争总统”学说之后,才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悟!暴力革命、残酷斗争和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与专利,而是孙中山的专利!

4、自从孙中山开始二次革命,中国就开始多灾多难!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谓军阀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孙文在广东就任总统宣布不承认北京政府之前,中国一直保持着政体的统一。所以1928年国民党完成统一之说是大可商榷的。一则是国民党分裂国家在先,从二次革命开以武力解决党争的恶例以来,始终坚持武力征服的道路,事实上放弃宪政共和转而寻求独裁政治。

5、民初的中国社会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全社会包括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朝廷政府的承认。中国社会是处于一种社会良行循环之中,老百姓安居乐业、人民老百姓生活安康富足!这是孙中山出世前的中国社会。但是,孙中山搞暴力革命,气死袁世凯和掏空北京政府之后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兴兵争总统”的政治主导下,中国社会变成了“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的兵荒马乱的内战社会。这种“兴兵争总统”的政治和兵荒马乱一直延续了近一百年,中国人民吃尽了孙中山的苦头。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军阀。孙中山就是要另立中央,搞分裂,就是要中国处于一种分裂或政体不统一的状态,这样就方便孙中山“兴兵争总统”。

6、说穿了,孙中山就是要以牺牲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老百姓的幸福作为革命党“兴兵争总统”的代价。当不上民国总统,孙中山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不管袁世凯和北京政府如何做,孙中山是一定要不择手段地去搞破坏的。宋教仁被刺案就是孙中山向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开出的“兴兵争总统”的第一枪。孙中山即有联合日本军国主义去“兴兵争总统”,又有联俄容共去“兴兵争总统”。

7、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暴力革命的凶残之徒和人类社会文明的破坏者,例如,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以杀人为职业之快乐的暴徒,代表人物有林彪与徐向前等。除此之外,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破坏中国的安定团结、以“兴兵争总统”为己任的追随者,例如,蒋介石与毛泽东。更为恐怖的是,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卖国贼,例如汪精卫。有人考证孙中山本人就是靠日本起家、靠苏联致富的!

8、蒋介石“兴兵争总统”靠的是北伐战争,推翻了北京政府,建立了南京政府;毛泽东“兴兵争总统”靠的是解放战争,推翻了南京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政府;叶剑英“兴兵争总统”靠8341部队,推翻了毛泽东的文革政府,建立了改革开放的政府:军队干部一直是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核心”主导。

9、平心而论,如果以皇帝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作人主,比毛泽东强多了。起码他知道自己老了,好东西不能一个人把住,也该让一点给别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就让给了胡锦涛?直到2003年,“兴兵争总统”在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好像才开始有了一点结束的意思。

上述九条言论都是匿名网友的意见,并且由于匿名而可以不负个人责任,从而和其他匿名的或化名的网络言论一样“畅所欲言”。但是这也许才真正代表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至于我本人,反对上述言论美化袁世凯、美化北洋政府的成份。在我看来,孙中山虽然走向了极权主义的道路,但毕竟是个“现代”人,其创造的极权主义因此也是“现代极权主义”;而满清、袁世凯、北洋政府,毕竟都是比较落伍的。孙中山“四十年国民革命之经验”并不是浪费与反动,而是投资与前进。在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向着现代极权主义的前进,也就是向着政治现代化前进的第一步。

现代极权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即使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华民国福建省金门县大胆岛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仍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遥遥相望,似乎在说那说不尽的现代极权主义和现代南北朝的沧桑。

而中国大陆地区自从1949年以后就习用的“全国解放”的提法,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相当正式的放弃了对于台湾的主权要求,而把台湾以外的大陆地区视为“全国”──否则,它就必须悲哀地承认:自己“始终没有能够统一中国”。那么如此一来,“1949年全国解放”也就成为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了。更有甚者是“建国以来”一语,更加明白地承认此建国所建之“国”非“中国”,而仅仅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中国历史岂非只有短短五十余年,而不再是悠久的五千余年了?如此一来,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正如“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甚至一个分裂国家,而不是也不能是“等同于中国”。

相反,倒是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现代南北朝的帷幕才正式揭开了。而我们迄今还生活在这一分裂的壑隙中。我们的所思,自然也是分裂时代所特有的。在我们这样的所思下,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就具有了谶纬性质、毛泽东的“建国以来”就成了自我限定的预言,“建国神话”就还原其军阀造国的本来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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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革命外交是丧权辱国的外交

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丧权辱国的竞赛中,就是比腐败的满清也毫不逊色:满清打赢了中法战争却割让了越南、出租了福建;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赢了抗日战争”却割让了外蒙古。国共两党割让外蒙古,与列宁签订对德和约如出一辙,只是比列宁更为下流:列宁是打输了投降,国共是打赢了还要投降!这可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最近,中国知名杂志《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及记者赵灵敏,因发表采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的文章,揭露孙中山卖国,就被调任和停职。因为他们得罪了国共两党的当权派。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在接受的《南风窗》杂志社采访时,揭露两岸均视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说,“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唐启华据此呼吁,“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

其实,在谢选骏看来,唐启华虽然“专长中英外交史、近代中国外交史”,不过他的这段话却完全说反了。

在谢选骏看来,不论是国民党的革命外交还是共产党的革命外交,都与列宁与德意志帝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这一“革命外交”一样,与完完全全的卖国行为,应该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

布列斯特和约,全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与德国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

按照合约,苏俄割让三百二十三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六十亿马克。这个苛刻的和约,不仅使俄国本土丧失了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五千万居民,而且在被占领区有占全国煤炭开采量的90%,铁矿石的73%,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这个条约导致后来的希特勒有理由入侵苏联,并使得苏联最终在1991年完全解体。

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拥戴孙中山,这不是偶然的,而是那个“中国流行国耻时代”的“革命共鸣”。

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中国算是“赢家”,其实却输了——和日本一样遭到割地!中国被迫割让的外蒙古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远远超过日本被迫割让的朝鲜二十二万平方公里与台湾三万平方公里的总和,并且达到了六倍之多!可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都赞同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千古奇闻。

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丧权辱国的竞赛中,就是比腐败的满清也毫不逊色:满清打赢了中法战争却割让了越南、出租了福建;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赢了“抗日战争”却割让了外蒙古。中国割让外蒙古,与列宁签订对德和约如出一辙,只是比列宁更为下流:列宁是打输了投降,国共是打赢了还要投降!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蒋介石比毛泽东好的地方,使他对此“打赢了还要投降”还感到羞愧,知道是国耻;而毛泽东却只知道感谢日本的侵略、苏联的“援助”。事实证明,苏联的援助是空前的毒药,让中国人堕落为红色殖民地里的八亿乞丐。

毛泽东像老巫婆一样,吸干中国的精华去供养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以及亚非拉共产党游击队,也是典型的丧权辱国。如果硬要说那是爱国行为,那是爱了汉奸们的苏维埃祖国,而不是爱了多灾多难的中国。

现在都2011年了,取名日本“中山”的孙卖国先生死了都快一百年了,在中国还要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孙中山提出批评,在中国大陆比在台湾还要敏感。

照道理说,揭露孙中山卖国事实,对台湾的震动要更大,因为台湾还奉孙中山为“国父”,大陆把孙中山仅仅是当做是共产党革命的“先行者”。但是,因为台湾后来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为苏联殖民地了,所以它现在就不那么害怕揭露孙中山的卖国行为,因为它已经与孙中山保持了距离;而大陆就不然了,它至今还对日友好、与蒙古建交、勾结俄国一起对抗西方,因此不能否定丧权辱国的“革命外交”。

《南风窗》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双周刊杂志。引起争议的文章采用问答式形式,标题为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该文于2011年7月25日刊出。星期一,《南风窗》社长陈中被调任该集团内部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南风窗》的记者赵灵敏也不再担任记者小组主任职位,目前被停职。

目前这篇文章在《南风窗》网站上已经无法找到,但仍在各大新闻网站的转载仍可以打开。 

下面是网上找到的《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一文: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2011-08-03 07:11:09)转载标签: 南风窗文化 分类: 文化—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发自台北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谢选骏指出:现在“两个中国”之间为争夺邦交国而进行“大撒币”的金钱外交,其实还是“革命外交”、“卖国外交”的延续和变种。

〔另起一页〕

第九节

邵玉铭用基督教为孙文贴金

2011年7月25日,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开了一个座谈会:“孙中山先生与美国”。

这个座谈会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举办的。

美国“三一学院”的历史系主任里茨(Michael E.Lestz)受邀致词。他拿出了美国国家档案局的图文资料,显示孙中山如何冒领美国公民身份,冒领人除有孙中山本人,还有他的大老婆卢慕贞、长子孙科、长女和次女。孙中山冒充是在夏威夷出生,其实,孙中山十三岁时才第一次抵达夏威夷,在胞兄协助下,曾就读Iolani书院和Punahou学院(当时称为Oahu学院)。里茨挖苦说,美国总统欧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也遭质疑出生问题,其实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怀疑早有历史先例,“如果你完全相信那个证明,就会认为孙中山、及他的妻子、儿女,全部都是美国人!”里茨表示,孙中山与欧巴马的渊源,不只“出生证明”。孙中山曾就读夏威夷Punahou学院,正是欧巴马母校,孙中山可说是欧巴马的“老学长”。

在这个座谈会上,为孙中山贴金化妆够一帮大小官僚忙活的,不过最离奇的马屁精言论却来自“台湾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邵玉铭,他竟然表示,中国传统都认为“知易行难”,孙中山第一个说出“知难行易”,很可能就是来自圣经教育:圣经上指出,知道真理较难,实行却很容易。

邵玉铭用基督教来为孙中山贴金,用心良苦,甚为可怜。不过邵玉铭的基督教知识也太贫乏了一点,他的贴金动作适得其反,反而暴露出孙中山是个不学无术的理论骗子。

事实上,基督教不仅没有“知难行易”的噱头,反有“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忏悔。《新约罗马书》明确说到: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知;“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行——这哪里是什么“知难行易”,而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是比“知易行难”还要难上加难的。因为,这里不是说“行难”,而是说“行出来的结果是完全由不得我的南辕北辙了”!“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知易行难”是古代中国的智慧,是人生的经验*;“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是上帝的启示,是人性的剖析,而“知难行易”是什么呢?是孙大炮的“理论脱离实际”,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至少也是一种理论骗子的矫情。

结果如何呢?“知难行易”搞了一套复杂的“三民主义”(“知难”),最后却引进了苏联的红水(“行易”),让中国大地不断流血将近百年。

(*《尚书·说命中》:“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传:“言知之易,行之难。” )

2011年7月27日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最佳国体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中国适合内阁制不适合总统制

在《“共和国脊梁”是人类公敌》一文中我曾经指出:

不论这个“共和国”算是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事实证明,这个“共和国”是人类公敌,而这个“共和国”的前身所谓的“民国”,也是人类公敌。所以,“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始终处在“无政府状态”;“共和国”六十二年,中国始终处在“坏政府状态”。如果说“共和国”比“民国”还有进步,那就是“坏政府取代了无政府”这个进步。有人说:“人类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也许这才是共产党能够夺取俄国、中国等“破产国家”的控制权的“强权政治”理由。

事实证明,“民国”和“共和国”并不比元明清的屠夫们略高一筹:他们全部都是人类的公敌。

这是因为:过犹不及。

不论是“民国无政府”和“共和国坏政府”,都是在“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名义下,造成了一种“无主状态”,大小官吏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仅仅依靠枪杆子就可以像随便打鸟一样地“打天下”,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这种无主状态,是元明清屠夫们的“凹凸翻版”: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实际上是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的。

表面看起来,“共和国是专制的”,专制的就是霸主的,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但实际上“专制”和“无主”并不矛盾,所以专制头子的刘少奇可以一夜沦为丧家之犬,而毛泽东霸主一死其家族即被扫地出门。这样的“专制”其实加剧了“无主”,正如民国的“无主”促成了共和国的“专制”。

民国说“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事实证明这是一句空话。但到了在共和国那里,人们不仅国家的主人做不成,连自己家里的主权也在“当家作主”的欺骗宣传中遭到剥夺:土地和住房遭到共产党没收,妻子儿女也被解放军分配了。

“共和国”是人类公敌。“共和国脊梁”当然也像“共和国卫士”一样,是人类公敌。

“民国”与“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人类的公敌,还因为“民国”与“共和国”实行的都是总统制而不是内阁制。总统制包括“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把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行政长官的职能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引起野心家的觊觎,特别容易激发个人崇拜的病态情绪,特别容易在中国这个“盛产皇帝”的社会里产生格外腐败的效应。

要消除“民国”与“共和国”这俩人类公敌危害中国的行为,就要取消总统制包括“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就要实行“统治权分离”,把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行政长官的职能分割开来。这多少可以纠正一些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失衡。

此外,考虑到为害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恶劣习俗,中国的国家元首必须被置于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例如,像日本的“天皇”或中国的“衍圣公”那样不可替代,而不可像中国的皇帝那样可以改朝换代,更不可以像总统、总裁、主席、书记那样定期选举。

国家元首的选举,在欧美国家不会引起社会分裂,但在华人的社会里却足以引起社会分裂。不论是袁世凯与孙中山,北洋军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民进党与台湾国民党,都是由于争夺国家元首的位置而致使整个社会陷入了定期的动乱。

甚至在海外华人的社团里,只要是奉行类似于总统制、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的,没有一个不闹分裂与“多胞胎”的。除非那干脆就是一个家族企业。

为什么华人的企业多是“家族企业”,而难以发展出“公司制度”?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家天下”,不习惯于合作——竞争。家天下的习俗之下,只有斗争,没有竞争。要改变这一点很难,百年来的中国可以说是毫无长进;因此,与其“改变它”还不如“顺应它”,那就是“不对国家元首进行改换更不进行选举”。某种形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中国这个国家,也需要包产到户。

只有领悟到这一点,中国才能逐渐脱离“民国——共和国”的万丈深渊。

2011年8月1日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从穆巴拉克受审看总统制的弊端

——从穆巴拉克受审看统治权分离的必要

〔另起一页〕

(一)从“朋友”的命运反观自身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与他的两个儿子于2011年4月被捕,8月3日,他们在设于开罗警校的法院受审,并出现在法庭特制铁笼中,接受审判。这是穆巴拉克今年2月11日被迫结束三十年执政、下台后首次露面。许多受害者家属都难以相信,穆巴拉克终将面临法律制裁。

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现在却被推入法院特制权充被告席的铁笼中,接受历史性的审判。穆巴拉克对贪污以及在埃及人民起义时下令杀人的罪名,均辩称无罪。这次大审透过电视转播的画面,令推翻他的埃及人欣慰,却让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们感到心惊胆战。

在今年2月“茉莉花革命”浪潮下的中东地区阿拉伯统治者中,穆巴拉克是亲自出庭受审的第一人。审判过程由埃及电视台立即转播。穆巴拉克搭直升机从红海度假胜地夏姆锡克的一所医院,抵达设于开罗近郊“穆巴拉克警察学院”内的刑事法院受审。当直升机抵达时,附近民众高兴地欢呼“窃贼到了!”“要审判屠夫了!”这是人民的节日。

穿着看似病衣的白色衣服,面色苍白的穆巴拉克被送进大型的黑色铁笼,两个儿子阿拉与加玛尔在他病床旁一起受审。三人均自称无罪。穆巴拉克赖以镇压民主示威的前内政部长艾德利等七名前官员也在庭内受审。穆巴拉克稍早曾透过阿拉伯电视台发表录音讲话,否认对他的腐败指控,他在调查人员的讯问笔录中也否认曾下令向示威者开枪。庭审中,穆巴拉克的辩护律师要求军方最高负责人、前副总统苏莱曼和南西奈省省长等人出庭作证。但这些前任走狗们会不会为老主子出庭作证,说是未知数,其实是天方夜谭。主审法官结果当天宣布,对穆巴拉克及其儿子的审判将在15日继续进行。一般估计全案至少要审理半年,变数仍多。 

埃及主要报纸在3日头版纷纷报导穆巴拉克即将受审的消息,英文“埃及公报”以红色标题“从总统到被告”刊登头条新闻。埃及最大政治派别之一的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和正义党”认为,这是一场世纪审判,“也是对所有自认为可以逾越民主和正义的总统候选人的教训”。 

(二)总统的命运引起两种观点

穆巴拉克案的主审法官3日宣布,对穆巴拉克及其儿子的审判将在15日继续进行。埃及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对穆巴拉克的审判涉及多人,过程复杂,持续时间可能会超过半年。现年83岁的穆巴拉克目前身体状况相对稳定,但如果审判长期进行下去,他的身体恐难承受,届时审判进程也将受到影响。 

穆巴拉克等人被控从国库贪污数百万美元,以及在人民起义中,造成逾八百五十人死亡,超过六千人受伤。罪名一旦确立,穆巴拉克可被判死刑,但可能念在他对埃及有过贡献,免去死刑。预料他的律师将以八十三岁的穆巴拉克病重禁不起受审,且他未批准镇压示威,请庭上网开一面。穆巴拉克患有癌症,律师日前称他一度陷入昏迷,但医师否认,说他因拒绝进食数天,极度衰弱与沮丧。三十岁的自来水公司雇员阿默说:“我好快乐。觉得明天会更好,下一个总统会知道,背离民意,会有何种下场。” 

开罗2月“茉莉花革命”期间,约850名抗议民众在军警镇压时遭杀害,穆巴拉克、前内政部长和六名警界主管因而被控杀人和杀人未遂罪。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受审的画面透过电视画面,转播到中东大部分地区,中东民众极关注此案发展。许多人认为,此案将改写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

一些民众希望该案是该地区第一个将独裁者诉诸审判的范例;有些民众一方面希望正义得到伸张,但对于曾经位高权重的阿拉伯领袖,受到普通囚犯一般的对待,也感到震撼。 

对北非到波斯湾的民众而言,这个案件意义深远。巴格达一间糕饼店老板马穆德(Saif Mahmoud)说,此案将重定阿拉伯领袖和人民的关系。 

在巴勒斯坦人大本营、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市(Ramallah),二十九岁的萨梅拉(Salah Abu Samera)说:“这在阿拉伯世界非常不寻常。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位阿拉伯领袖受审,对促进民主和未来是好的发展。” 

利比亚反政府军发言人(Mohamad al-Rajali)认为,穆巴拉克受审是罪有应得。穆巴拉克和利比亚总统卡扎非取得政权前,都是军人。发言人说:“我们希望有一天看到卡扎非也在同样的笼子中。”他保证,如果反政府军逮捕卡扎非,会让他获得公平的审判。 

波斯湾巴林岛二十九岁失业者阿马德(Sayed Ahmad)表示,他希望该国人民从埃及的审判学到重要一课。他说:“我希望我能在法庭高喊,‘公义万岁’。”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四十五岁加萨走廊居民Hassan al-Masri认为,穆巴拉克是一位伟大的阿拉伯领袖,“不应像普通犯人一样关在笼子中”。 

(三)对立的观点可能引起内战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开始接受历史性审判,逾千名军警戒守法院内外。在法庭外,人民起义的牺牲者们的家人与一批群众透过法庭外的一个大型萤幕,观看审判的进行;但是穆巴拉克的支持者们则在场外与他们不断爆发严重肢体冲突,一度导致短暂停。随着审判的持续进行,支持者和抗议者发生更多冲突的可能性很大,这也会对审判进程产生影响。 这种冲突,很可能就是即将到来的“全面内战”的一个开端。

2月份,茉莉花革命十八天的抗议行动,推翻了长期掌权的穆巴拉克,数千名受害者家属要求穆巴拉克要为死伤民众负责,而他们在目睹穆巴拉克受审后,亦感伤不已。儿子也是被害者之一的前海军军官阿米德(Ramadan Ahmed),在电视转播见到八十三岁的穆巴拉克躺在牢笼围起的病床接受审判时,先是有点同情,但随即笑逐颜开,并立刻通知妻子。五十一岁阿米德说:“这是埃及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不举行审判,人民一定会愤怒,这是穆巴拉克自己种下的恶果。”阿米德表示,见到一位曾统治埃及三十年的人落得如此下场,令人难过。但他强调:“穆巴拉克罪有应得,这是他的政治愚昧和无知所造成,让他遭到蒙蔽。”阿米德指出,他本人是直至儿子枉死之后,才惊觉总统政权的黑暗面。他说:“我身为军人,已有相当好的生活,从未想过国家存有不公不义的事情。阿米德说,他现在很高兴见到穆巴拉克如同困兽般受审,但他要求对穆巴拉克进行制裁不仅仅是为儿子讨回公道,也要唤起人民的正确认知。

阿米德和许多受害者家属曾到处举行静坐抗议,指控新政府迟迟没有审判前政府官员。阿米德说:“如今审判穆巴拉克只是第一步,其他人也会陆续受审。”但根据中国的经验,如此上下一锅端的“擒贼擒王效应”,最后很有可能引起全面内战,最终瓦解现存的社会秩序。

(四)思考统治权分离的必要

埃及是一个“总统制国家”,缺乏民主选举,又不像美国国会和各州具有权利,可以制衡总统,结果很容易造成“专制腐败与动荡革命”的政治两极化。

在一个总统制的国家,在位的国家元首倒台就意味着“革命”,下台的国家元首受审就意味着“秋后算帐”。不仅如此,国家元首无论在位与下台,其受审还将极大地动摇国家的权威,削弱当局管制能力。

相比之下,内阁制就比较容易控制权力的集中,同时也就控制了腐败的程度。

试想,像埃及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人口七八千万,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省,总统制尚且带来“独裁——腐败——低效——动荡——革命”的连锁反应;难怪中国1911年开始实行了总统制以后就陷入了“国无宁日”的内耗。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领土大国,并不需要权力的过分集中,相反,权力的分散反而比较利于社会的发展。中国文明在秦始皇以后就大致陷入停滞不前,就是出于这样的道理。而在明朝取消宰相一职,实行皇帝专政以后,明清社会陷入了取消宰相制度的“晚期皇帝制”的极端专制,也是出于这样的道理。

看来,“统治权的分离”确有必要。

“统治权的分离”就是“统权与治权的分离”。

“统权与治权的分离”就是“国家元首与行政长官的分离”。

“国家元首与行政长官的分离”就是内阁制。

思考一下中国与日本近代命运的不同,很可能就与日本实行的是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有关,所以在社会变革中避免了全面内战的发生。而日本的“军部独裁”其实是最接近“天皇独裁制”的了,结果招致了两颗美国的原子弹并带来了彻底的战败投降。

2011年8月4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从陈水扁案看总统制的弊端

总统制和主席制、皇帝制一样,都不是内阁制的,它们执行了统治权合一的专权制,而不是统治权分离的分权制,很容易导致贪污腐化的社会弊端。陈水扁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008年9月3日,台湾前调查局局长叶盛茂隐匿“陈水扁密帐情资”一案,让调查局形象跌至谷底!事件爆发后,许多基层调查员踊跃投书到调查局的内部局网,抒发个人情绪;有调查员甚至直言,“叶盛茂应该公开下跪,为调查局洗门风!”但也有调查员为叶盛茂抱屈,质疑敢做敢拿的阿扁当上总统,是台湾的不幸,“百万红衫军都压不垮他(阿扁),你又奈他何?”

叶盛茂隐匿情资的消息传出,调查局的内部局网几乎被调查员的投书灌爆,有调查员表示,阿扁总统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宪法把总统保护得太好,“法律管不到他,检调动不了他,所有调查他的人,陈聪明、许永钦都是他的部下,所有情治检调首长都是他任命的,所有大法官及监委都是他提名的,见扁,检调没有一个单位敢先立案”!所谓“宪法把总统保护得太好”,就是总统制、主席制、皇帝制的显著特点。 

难怪一位调查员写到,“中国五千年之乱在争皇帝,中华民国百年来之乱在争总统,台湾的民主仍旧走不出权利斗争!”这可谓一语中的。不仅适用于台湾,而且适用于大陆;不仅适用于中华民国,而且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特别不适合推行总统制和主席制,因为中国有过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很容易造成总统独裁或主席专政。总统制和主席制,是一种比之英国和英国的首相制更可能走向专权的现实危险。总统制和主席制在中国已经创造了绵延百年的暴君行为,而且很不幸地,再加上百年混乱不堪的“共和制”,火上浇油,燎原不灭。

相对而言,即使在共和制之下,中国也是实行内阁制比较好。但是中国的掌权者,都喜欢总统制、主席制,因为总统制和主席制比内阁制更加接近独裁制和皇帝制,其逻辑结果就是共和制在中国成了僭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成了“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

再过三年,清帝就退位一百年了。百年中华,选票不乏。显示孙文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是袁世凯曹锟之类精彩表演所依仗的选举,也有共产党的红军根据地的选举,还有毛泽东的新华社1940年代坚持不懈的对“美英民主选举制度”的推崇和宣传,也有1947年底国民党主持的“用政党提名的方式”在全国进行的国大代表选举,还有1954年人民共和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再往后,是国民党台湾的百年国大,和中国大陆的二十五年假选举都不选,以及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的一纸空文。可是这么多“选举”,有一个公正的选举吗?有一次“一人一票”吗?

尤其考虑到,喜欢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汉人,人人怀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野心,实在不适合从事选举国家元首的严肃活动。

即使像美国,其总统选举制度也是弊病丛生,初衷和现状相去甚远,结果并不能实现“多数人统治”的目的。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分别观察之。

〔一〕美国的总统选举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实行总统制,行政权属于总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集中于总统一人。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由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大选选出,任期四年,并可连任一次。 

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漫长而复杂,主要包括预选、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运动、全国选举、选举团投票表决以及当选总统就职仪式。 

预选阶段通常于大选年2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二在新罕布什尔州拉开帷幕,到6月份结束。此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将分别在全国大多数州选出参加本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少数不举行预选的州,则由两党的州委员会或代表大会选拔代表。因新罕布什尔州率先进行预选,其选举结果对其他各州影响很大。 

美国两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在7月和8月分别举行。届时,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州代表将投票选出本党总统后选人,然后通过由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并正式选举出竞选纲领。大会往往长达数天,投票上百次。 

代表大会结束后,选出的总统候选人即开始在全国展开历时数月的争取选票的竞选运动,其中包括到各州作竞选旅行、广泛会见选民、发表电视演说、进行电视辩论等。总统候选人为竞选而耗费巨资,使尽各种招数。 

美国法律规定:在全国选举时,选民要在大选年的11月第二个星期二到指定地点投票,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全国选举还要通过选举团的投票表决。由于在一个州中获得选票最多的总统候选人便赢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因此一般情况下选举只是例行公事。 

〔二〕美国副总统的产生 

在美国政治中,副总统不担任实际工作。他的公务是担任国会参议院主席,但这主要是礼仪性的,因为他只有在参议院表决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情况下才投票。副总统的日常工作通常根据总统的要求而定,一般无足轻重,如代表总统参加外国领导人的葬礼活动等。 

根据美国宪法,如果总统去世或失去工作能力,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先当副总统是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途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三位副总统在总统任期内接任总统职务。杜鲁门因罗斯福去世,约翰逊因肯尼迪遇剌,福特因尼克松下台而分别继任总统。此外,有几位副总统还当过总统候选人,其中包括尼克松、汉弗莱、蒙代尔和布什。 

美国副总统不是由美国公众直接选出的,而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挑选并经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统候选人在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时首先要考虑此人的政治资历和条件,但主要看他在党内代表哪部分势力以便取得平衡,尽可能争取最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但大选结果不取决于总统候选人对副总统的选择,而是取决于总统候选人。1988年美国大选期间,许多美国人认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的竞选伙伴奎尔太年轻、不老练、不值得考虑,而认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竞选伙伴本特森经验丰富、深孚众望。但大选结果,布什获胜当上了总统,奎尔自然也成为副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通常是国会议员,但参议员被挑选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机会较大。原因是参议员一旦当选副总统,就担任参议院主席,这可加强总统与参议院的联系。 

〔三〕思考美国的选举

当美国选民在选举日投票选举自己中意的总统候选人时,他们实际上只能在各州推选一组选举人。这些选举人承诺在选举团投票中支持由本州多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总统和副总统实际上是由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这个代表机制选出的。鉴于这个原因,参选政党必须将每个州视为独立的竞选阵地,因为他们知道全国选民总票数并不是关键,谁能入主白宫将取决于候选人获得的选举人票。候选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竞选活动,通过全国面向大众的媒体发表他们的政见;同时必须在各州展开更有针对性的竞选活动,强调地方性和区域性问题以及当地选民所关注的问题。

很多州,鉴于其人口结构和经济状况,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某一位候选人或某个政党。近年来,所谓“红州”和“蓝州”的说法非常流行,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州被称为“红州”,多数支持民主党的则被称为“蓝州”。标明“红州”和“蓝州”的地图显示出:“蓝州”大多位于沿海地区,而“红州”则集中在南部和中部地区。那些选举结果难以预测的州──被称为拉锯州或摇摆州──往往成为两党候选人集中资源的争夺之地。 

由于每次选举局势不同,究竟哪些州成为各位候选人支持率相差无几的拉锯州并非一成不变,即使在同一次竞选中也可能发生变化。2004年大选的拉锯州有十个,分别是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新罕布什尔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十个州共有一百一十六张选举人票,在赢得大选必得的二百七十张选举人票中占很大比例。

选战策划人必须估算出候选人在每个州应当花费多少时间和经费才最有可能获胜。2004年,布什总统和克里参议员曾多次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等拉锯州。候选人不仅亲自出马,他们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家庭成员以及在当地受欢迎的政界要人等其他助选人士也纷纷出动发表助选演说。

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选民投票率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两党都组织选民动员活动,锁定支持者并动员他们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站,或鼓励他们提前以邮寄选票的方式参加缺席投票。两党还积极展开选民登记活动,主要以可能支持本党候选人的社区为对象。

从美国总统选举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1、政党在选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党就是为选举而存在的,大部分竞选过程其实都是围绕政党展开的。而开国元勋们在制定总统选举程序时并没有政党并且还有防范政党的意思,但是政党横空出世,进而因此改变了整个选举程序。 

2、初选和全民投票是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两阶段就决定了由谁当总统,而宪法上规定的选举人团投票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对事实的认定,因此可以说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一种直接选举,不过这种直选是以州为单位进行的,尽管从法律及过程上看是间接选举。 

3、总统和副总统是国家一级政府里仅有的两名由全国选民选出的官员。参议员和众议员则是由更少的选民在州或国会选区内选出任职的。 

4、美国大选是非常复杂的,有的美国学者称:美国人选择总统的复杂程序对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简直是一个迷。美国的政治家只有社深谙选举的程序极其实际运作,才有可能取得选举的胜利。而且对于我们而言,要想了解美国的选举过程关键是要看其最初的过程,要从各政党进行的活动看〔因为候选人都是以其代表某个政党的身份进行的〕,而非最后的选举人团投票。 

5、选举人团制度发展到现在表面上看违背了设计的初衷,但其所要维护的大州与小州利益的平衡及美国的联邦制,实现最大多数的民主的作用并没有改变,并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不过,2000年美国总统难产,凸现了一个事实:美国的选举制度需要改进了。全国点票已有初步结果,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得票四千九百一十万张,共和党的小布什四千八百九十万张。戈尔多得二十万票,显然得到较多选民的拥戴,但最后却落选了。因为美国总统并非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来的,而是通过所谓选举人团间接产生的。

各州选举人团将于12月18日开会,按该州多数选民意愿推选总统。国会再于明年1月6日审核各州的推举结果。任何候选人只要赢得全部五百三十八张选举人票的半数以上,即至少二百七十张,便成了美国的新总统。 

各州选举人的数目,和该州在国会两院的议员人数相同,大州较多,小州较少。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选举人团是按照“胜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原则产生的。一个候选人只要赢得该州的多数票,不论是多几十万票,还是仅多一票,即可赢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这样,便有可能候选人赢得了全国普选票,却因输了选举人票而当不成总统。 

这种现在看来不公平的制度,是在二百多年前美国立国之初制定的。当年开国元老之所以不采用目前通行的全民直选或国会选举政府首脑这两种制度,据制宪名人汉密尔敦说,是旨在防止“阴谋与腐败”。具体而言,开国元老担心总统若由国会选举,易受国会掣肘,难以发挥作用,但若由全民直选,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可能无法选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领导人。再说,在当时条件下,要点算大量选票亦非易事。因此,当时决定由各州选出选举人团,再由这批“精英”选举总统。不过,由于政党迅速崛起,选举人其实并没有像制宪元老们所设想的那样运作过,他们只能按照赢得地方选举的政党的要求,而不是个人意愿去选举总统。

既然选举人团早就像聋子的耳朵,只是虚应故事,而很多当年的不合理规定,例如不予妇女和黑人选举权,都早已更改,为什么选举人制度二百多年来一直不取消呢? 

原因之一,是普选票和选举人票不一致的情况较罕见,自1888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美国人以前感觉不到修订的迫切性。 

原因之二,是这一制度对当今的两大政党有利,可防止第三党崛起。例如富豪佩罗特参选总统,声势相当凌厉,曾夺得百分之十九的普选票,但因其地方组织羽毛未丰,在任何州都夺不到多数选票,结果是选举人票一张也拿不到。他的改革党因此而一蹶不振,到后来已是再衰三竭,连百分之一的普选票也拿不到了。

原因之三,美国由大小不同的五十州组成,取消这一制度,将损及众多小州的利益。然而,美国十多个小州,人口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其实,美国总统大多不够多数民意。例如,克林顿1992年击败老布什入主白宫,所得普选票仅为百分之四十二,远未达半数,而美国近年投票率大致在五成上下,即是说,只有二成左右选民支持克林顿,他便上了台。这完全不合“多数人统治”的初衷。结果只是给了少数职业政客以摇唇鼓舌、营私舞弊的天赐良机,好来瓜分国有财产。

较具公民道德的美国何以如此?只是因为总统位高权大、顶天立地,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为了得到这个位置,结果不择手段。

较具公民道德的美国尚且如此,较少公民道德的中国演出“百年共和”的血腥丑剧,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帝国时代,从秦汉开始在政治制度上就始终存在一个隐疾:国家元首〔皇帝〕和政府首脑〔宰相〕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教训,说明中国不适合总统制,只适合内阁制。应该明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国家元首就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不能也不会掌握行政权力。所以我们看到,越是“伟大”的帝王就越是胡作非为,经常成为社会公害。 

王国制度变成帝国制度以后,所有权位都不世袭了,惟独皇帝是世袭的。皇帝可以世袭,但必须是虚的,虚君就可以世袭,实君不能世袭。虚的没有关系,反正是摆设。如果当时是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那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正如有人曾经明确指出过的,汉人王朝如果实现君主立宪,本来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中国本来具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所谓“吏不下县”,县以下推行乡民自治。但是满清趁乱窃据中国的军事征服活动,破坏并杜绝了中国近代进行君主立宪的可能性。

一方面,在忠于华夷之辨的汉人看来,满人只不过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趁着汉人内乱窃据华夏神器,且对汉人杀戮过重,入主中国后还迫使汉人剃头易服,到了清末,满人已经没有成为立宪君主的道德地位,进一步的排满浪潮又反过来导致汉人厌恶皇帝。

不要说先秦王国的封建制度,就是汉、唐、宋、明等本土皇帝如果碰到清末的情况,本来可以比较容易立宪,因为这种妥协对于皇室和国民是互利的。士大夫、平民得到了民主自由的活力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皇帝避免了被最终推翻、得以永享尊荣。何况汉唐宋明各朝各代本来就有不少“不管事”和“少管事”的皇帝,只顾自己享乐。现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拨给他固定的款项就可以满足其需求了。士大夫与平民,欢迎昏君胜于欢迎暴君,除非这个昏君同时也是一个暴君。

实现君主立宪,既能保证皇室永享尊荣、不被推翻,还不用操心复杂烦恼的政务及其成败利钝的责任问题,这也并不违反根深蒂固的儒家道统。汉族皇室自己也不会担心“驱逐鞑虏”或“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再者,汉朝的丞相本来就有很大的权力,而唐宋更有“君臣共治”的传统,明朝除了军事强人朱元璋、朱棣父子之外,后来的内阁和文官集团,也掌握治理国家的实权。

正像葛剑雄所说,儒教立国并不是汉武帝一时兴起而能决定,是因为儒家是中国人的一贯传统,契合中国广阔的农业大帝国,无论皇帝、官僚、士农工商各取所需,都能在儒家中找到合理性。

现在中国的问题只是:“中国陷入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没有君主立宪的空间。连思想都给统一了,还谈什么立宪?”

结果呢?正如人们惊呼的,“世袭时代全面到来,富贵和贫穷都将世袭罔替!”例如,辽宁本溪市拟任命的四名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人选中,有三人的父母是该市的高官。像本溪市这样的世袭制任用现象,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父母当官,其子女常常就是未来的官员;父母单位好,其子女往往也能安排到好单工作。在人们惊呼:“父亲就业”的时代到来了。同时,许多人已明显感觉到又迎来了“父亲做官”时代,“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学习好确实比不上“爸爸好”,“爸爸好”不仅能负责将其子女养大,而且还可以自费送孩子出国留学,回国后为其找一个好的工作让他衣食无忧,甚至还可以让其当官发财。

中国官场上这种权力的变相世袭,不仅仅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还荫庇扩散到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一个信号。我们主张,世袭制度只能限制在立宪范围内。

非法的世袭制只是一种血缘制度,和在封建时代形成的合法世袭制不同,何况合法世袭制也在科举时代废除了,但是非法的官场世袭却常在专政时代上演着。有些官员虽不能直接的对位世袭,但却通过间接的方式曲线换位世袭,像本溪市工会主席,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在官场的脉络资源,请各级各部门掌权者相互关照,你帮我儿子升官,我帮你女儿发达,最后相互得利共同分配权力,变原先的家庭直接对位世袭为亲缘曲线换位世袭,在现实中这种模式有时做得相当隐蔽。 

官场上如果变相世袭制泛滥成灾,其恶果就是直接加剧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不稳定和秩序的严重破坏。在靠非法世袭制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在他们掌权后,不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只会把公共权力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把拥有的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把官场的变相世袭制演变成一种社会常态的,就是政治的癌症。这种非法世袭,还不如满清;因为满清起码在治理汉人时,还是运用科举制度的。

中国人已经把过分集权的皇帝制度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现在,百年已过,乱象未已,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该把总统制和主席制也一并清理掉呢?

2008年9月4日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君主立宪制适合中国国情

前言:

1981年,我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看见许多“中国国民党旅美支部”捐献的碑刻,还有自由雕像(Statue of Liberty,翻译成“自由女神”是完全错误的)等等装饰,说明美国对1911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的影响之大。几个月以后的秋天,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满清,并且照搬美国的共和制度于中国。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一权独大的总统制?因为中国有两千多年皇帝制度的传统。

(一)“兴兵争总统”的弊病

由于中国的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皇帝”制度作祟,“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家天下思想根深蒂固,为了个人私利,不惜毁灭社会。

现在,中国大陆的总统制(“总书记”、“主席”)导致寡头甚至独裁,中国台湾的总统制(“总裁”、“总统”、“主席”)导致族群撕裂——就是因为华人社会的“家天下思想”太重,在所谓的“共和国”、“民国”之下却满脑子想当皇帝的欲望,等而下之者,人人不服从人人,社会秩序只能依靠枪杆子来维持。

(二)总统制何以在中国大行其道

总统制既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它何以在中国大行其道?

这是因为,总统制满足了中国人的“皇帝情结”。虽然皇帝都是通过暴力起家的,但是皇帝制度背后的那个传统的君主制度,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一贯之道。中国具有人治的传统、百姓怀抱清官的盼望,和西方的宗教情怀和法治传统不同,这集中体现在一个“替天行道的君王”身上,很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如果没有一个虚拟的君王,人们就会抓住一个实际的首领,把他打扮成英明领袖。辛亥革命中黎元洪之所以能够登上权位,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幸亏武昌首义的黎元洪还好是被动上台,但后来的主动夺权的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就没有黎元洪这样好了,他们毫不客气地抢班夺权,让中国大乱了一百年,至今犹烈。

(三)总统制不如君主制

总统制不如君主制稳定,因为总统几年就要换一次,不像君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换一次,其他时间,君主的轮替只在其家族内部进行,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与撕裂。

当然,在现代条件下,传统的君主制肯定是不行的了,不论开明君主制如何可以创造唐宋那样的文明,都是无法适应现代最社会的,唯一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是立宪君主制。君主主要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存在,不履行行政职能。

在君主立宪制之下,国家的“老大”(国家元首)不再竞选,只有“老二”(行政长官)需要竞选。

这样,国家元首无需竞争,就可以充分发展道德修养。肮脏的事情让政府官员去做,做得不好由国家元首出面予以解决,例如“解散内阁”甚至“解散国会”。

(四)宰相制度接近君主立宪

中国传统上虽然没有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却有君权和相权互相制约的宰相制度。从商朝的“伊尹”、“三公”到唐宋的宰相,对于稳定中国政治、制约君主专政,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的周公、萧何、诸葛亮、王安石,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

君主制度可以满足中国人的个人崇拜心理,宰相制度可以发挥责任政府的功效,君主立宪可以帮助完善现代社会的管理。立宪的君主可以发挥类似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裁判作用,但又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能满足中国人的个人崇拜的需要。

五、如何实现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

许多人和我说:你的设想很好,但是在现在的中国难以实行。因为中国的君主制度已经断绝了,无从为立宪制度的有机成分了。

我觉得,这种“百年共和”所造成断裂,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可以使立宪君主远离皇帝制度的有害影响。

此外,这还给了中国人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拒绝让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皇帝家族,来扮演君主立宪的核心角色。

中国人如何可以既要君主制又不要皇帝的后裔呢?

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和各个暴力起家的皇帝家族完全不同的“中国最古老的贵族世家”:那就是孔子后裔,衍圣公家族。

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已经把孔子列入“世家”了,两千多年来未曾中断,其地位其实高于任何“皇族”。而那些打打杀杀的皇族,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踩在脚底下,巴不得“来世莫生帝王家”了。这是因为,依靠暴力夺取政权的帝王家族,由于缺乏宪政保障,命运其实最为悲惨,到头来无不作为满门抄斩的对象,留待诛戮。

(六)中国立宪君主的称号

中国的立宪君主一定不能称为“皇帝”,因为皇帝不是一个好东西,带有太多的历史垃圾。

中国的立宪君主也不必称为“国王”,因为国王只是一个中小国家的首脑,无法代表庞大的中国。

但不论中国的立宪君主具有怎样的称号,只要是“世袭罔替”的,就可以避免定期的元首选举,就可以避免国家因为党派政治争夺元首位置而陷入百年来的分裂。

同时,由于这样的立宪君主是虚拟的权力,又可以防止出现二十世纪中国“行政长官变为独裁暴君”的政治悲剧。

(七)君主立宪制不具宗教性质

中国的君主立宪制不可像日本所谓的天皇制那样具有宗教性质。

中国的君主立宪制是世俗政治的,不是神权政治的;中国的立宪君主是道德楷模,不是精神源泉。这样的制度可以保障中庸之道,不会走向极端主义。

后记:

我的君主立宪思想,不是来自于日本或是清末民主的中国在日流亡者。而是来自于西班牙佛朗哥(西班牙语:Francisco Franco,1892-1975年)所推行的“复辟”制度。 

1947年,他自任摄政王(但西班牙国王之位却悬空)。1975年他逝世后,胡安·卡洛斯一世登上王位,实行民主改革,西班牙独裁统治结束。

西班牙人在其王政中断以后可以重行建立,中国人有这个“推陈出新”的能力吗?

(2011年8月6日在纽约“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设计研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成文时有所补充。)

〔另起一页〕

第五节

现代禅让制与君主立宪制

(一)

有一种说法是:中共的“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民主集中制就是现代禅让制”。

这种说法指出了“制定接班人与会议追认通过”与“古代禅让制”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还引起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之类的狂想。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相似性更可能指向了一个归宿:那就是古代的禅让制走向了王国时代,现代的禅让制也将走向君主立宪时代,也就是我所说的“新王国”或曰“第三中国”的出线。

说穿了,“现代禅让制”其实是一种僭主制度,它摇摆于独裁制(个人崇拜)与寡头制(集体领导)之间。

而古代的禅让制,作为中国“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的他人。形式上,禅让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通常,禅让是将权力让给异姓,这会导致朝代更替,称为“外禅”;而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则被称为“内禅”,让位者通常称“太上皇”,不导致朝代更替。

显而易见,中共的专制统治基本上属于外禅,而台湾和北朝鲜的专制统治由于是在父子之间进行的,接近内禅。

(二)

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那是一种“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一种方式: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最后族人拥戴禹之子启为王,发动政变,禅让制变成君主制。启建立第一个朝代——王国时代的夏朝。

到了帝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这些所谓的禅让,都是朝中权臣胁迫皇帝退位,而由于继承者是当政者的臣子,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打着禅让的旗号,以取得正统性。因此,以禅让而灭亡某一朝代,史书中也多表述为“篡”(如“王莽篡汉”),而若以武力直接推翻某一朝代,则用“灭”(如“元灭宋”),以表明某种价值判断。

(三)

“古史辨”学者顾颉刚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又说“这时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1936年,他发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其依据有下:

荀子在《正论》中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是陋者之说也。”

韩非子在《说疑》一文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竹书纪年》认为:“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

《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受为疑。”

《广弘明集》十一引《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今见有囚尧城。”

不过1993年郭店一号墓出土的《唐虞之道》与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收录的《子羔》、《容成氏》三篇都记载了“上古的禅让”。《唐虞之道》推崇禅让,指出“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等于是说,统治权一定要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取得同化的效果。

(四)

帝国时代用“禅让形式”完成政权更替的有如下表:

西汉→新朝

公元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

东汉→曹魏→西晋

220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

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

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

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

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

502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

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东魏→北齐

550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北齐文宣帝高洋

西魏→北周→隋朝→唐朝→后梁

557年,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

581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705年,周圣神皇帝武曌禅让给唐中宗李显(内禅)

907年,唐哀帝李祝禅让给后梁太祖朱温

南吴→南唐

937年,南吴睿帝杨溥禅让给南唐烈祖李昪

后汉→后周→北宋

951年,后汉李太后下诰将后汉皇位禅让给后周太祖郭威

960年,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

以下是其余在中国历史上曾完成禅让程序,但随即以失败告终的政权

前316年,战国时代的燕王姬哙禅让给子之

403年,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禅让给桓楚武悼帝桓玄

551年,南梁帝萧栋禅让给汉帝侯景

619年,隋帝杨侗禅让给郑帝王世充

兰芳共和国

华人在南洋婆罗洲建立的兰芳共和国,总长实行禅让和选举结合的形式。

(五)

论者有谓:

1、世袭制度建立之前的禅让制另当别论。当世袭制度建立之后,禅让制已经沦为权力争夺的结果。是建立在争权夺利的基础上的。在实现禅让之前,首先要经历剧烈的权力争斗。最后由胜者掌握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在世袭制度建立之后,禅让制仍然并存着。至少,从形式上讲,从西汉朝至北宋王朝,其每一个开国统治者都是从前代的末代统治者手中“禅让”而获得政权的。其本质,与尧舜禹时代的禅让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表现为成王败寇。 

2、民主制度是民意选择的结果。是按照法律和人民意志转让权力。民主制能让社会进步。而禅让制只能使社会整体腐败。因为民主制度中执政者要取决于民意。而后者中执政者只取决于实施阴谋的能力, 所以,禅让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

3、自曹丕以魏代汉,“汉魏故事”便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以晋代魏是“汉魏故事”的一次翻版。此后,南北朝及隋、唐、后梁、北宋各代帝王纷纷效尤,如法炮制,亦以禅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权臣既谋夺位,又欲逃避篡弑之名,于是便上演“禅让”的闹剧,胁迫傀儡皇帝主动逊位,然后故作姿态揖让一番,将夺位美化为禅让。帝制社会之禅让虽与传说的唐虞时代不同,其目的是用以掩盖篡弑,但皇位与皇权的更迭相对比较平稳,一般不易酿成大规模的社会瓦解。故汉魏时期的禅让制颇有研究之必要。

4、更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夺取帝位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或封王,赐九锡,然后登上九五之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是汉魏晋之际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

5、所谓“九锡”,是中国汉朝、晋朝等朝代皇帝给臣子的九种最高赏赐。“锡”同“赐”。九锡包括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斧钺,九锡秬鬯。这些物件通常是天子才能使用,赏赐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受九锡者之后大多篡位,故历史上有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譬如李严曾向诸葛亮劝进受九锡,诸葛亮回答要灭魏之后再接受)。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九锡制从周代滥觞,汉魏之际形成,一直延续到五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开国之君的《本纪》中都有受禅前的“九锡文”。

在我看来,还有两条值得注意:

1、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禅让”,大约可以算袁世凯从满清手中接受“退位”,然后自己转身称帝了。

2、当然,毛泽东利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共同纲领》来任命自己进行专政,也是继承了袁世凯的“变相禅让”。邓小平继承了毛的“变相禅让”,规定了第三代第四代……的衣钵。

(六)

“新王国”或曰“第三中国”应该拒绝类似的禅让。不论是古代的禅让还是现代的禅让。

“新王国”或曰“第三中国”应该建立在真正的普选的基础上。

“新王国”应该和“王国时代”、“帝国时代”告别,进入“宪政时代”。

“第三中国”应该和“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告别,结束“南北朝分裂”,进入“隋唐的统一”。

如果有幸这样,那么“现代禅让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过渡也就算是完成了。

是所至盼。

〔另起一页〕

第六节

皇帝制度是一种僭主制度

一般认为:周武王灭商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封建时代。西周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分土封侯制。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既是中央机构的首领,又是诸侯的共主。周王以下实行分封制,形成一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式的统治,并且世卿世禄。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出现了春秋五霸迭兴。

西周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体制。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是个过渡期,从公元前221年开始,中国政治体制转变为中央集权。这样区分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学术界没有太大的争议。分封制开创了中央与地方贵族分权管理的体制。贵族政治基于宗法血缘关系,形成世袭特权。礼乐制度则区分了等级、调节了社会关系。从这三个制度即可透视西周社会。那么,秦以后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那些制度可以勾画出两千年发展的基本走向?过去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概括秦以后政治制度的特征。

“专制”指君主独自掌握政权,凭自己的意志操纵一切,独断专行。“专制主义”的内涵包括专制的系统理论和主张,以及世界观等诸方面。专制主义还不等同于君主制。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分类,君主制是一种政体,僭主政体是君主政体的“变态”。 “专制”更像是君主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更多地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品格。

“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是两个既不相同又互相关联的历史概念。中央集权是指政权体制,即国家政权的结构形式,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本质特征是地方政府必须绝对服从于中央,并接受中央的监督,它与地方分权是相对立的。“专制主义”亦即君主专制,指的是政体的本质特点,君主具有世袭性和权力行使的不受约束性。用专制主义概括两千年来中央集权制度的特征,等于说历代帝王都是专制君主,混淆了二者的内涵。但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相辅相成,中央集权是君主专制的前提和基础,君主专制是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其目的都是要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终结、中央集权制度的诞生。这一制度用皇帝制和郡县制来配套使用:

(1)皇帝制。确定最高统治者的名号为皇帝,嬴政自称始皇帝,总揽国家大权。

(2)郡县制。郡设守、尉、监御史,郡下设县,县以下是乡、里,基层治安机构叫“亭”。郡县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任免,必须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

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帝制度。它一方面以皇位世袭显示其权力的不可转让;另一方面以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法力无边显示其权力的不可分割。

古今制度有其相通之处,但在相通之中又有相违。

在我看来,先秦的君主制度和秦汉以后的君主制度,,其实具有本质的不同。

在我看来,皇帝制度其实是一种僭主制度,是一种“非传统的暴君制度”,而不是传统意义的君主制度。

在我看来,皇帝制度与其说接近先秦的君主制度,不如说更加接近二十世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寡头独裁制度。例如,总裁、主席,其实也是一种僭主的、暴君的制度。

古今制度有其相通之处,但在相通之中又有相违——在另外一些领域也可以看出,例如古代希腊曾经出现过代议制政府的雏形,那就是按照城邦单位而不是按照人数来进行投票,以选举联盟机构,这是美国参议院的先驱。

再如,罗马的统治者一直都是寡头,因此罗马的共和制按照今天的标准与其说是民主制,不如说是贵族制。只是到了公元前二三世纪,“民主”一词在希腊还被用于各种形式的共和制,不论其统治是多么寡头式的。到了公元前一世纪,“民主”又被用来称呼寡头实力非常强大的罗马共和国。

上述几点,说明“名实不符”的种种,同时也说明了古今制度的演绎过程极为复杂。因此说“皇帝制度是一种僭主制度”也有其并不周延的部分。但是,如此理解皇帝制度,可以帮助我们作出比较贴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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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君主制与中国再统一

有人说民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实体;也有人相反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两种说法巧妙地避开了为“民族”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是因为人们发现,民族是一个如此难以把握的对象。尽管语言、人种、领土、宗教或者文化等因素被用来定义民族,但都无法将民族完好无缺地盛入概念的器皿。“民族”在定义上无法确定性,甚至使人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的结论。但是空洞无物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毕竟归属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是人类的自然要求。这样的群体,无非就是家庭、部落、等级、宗教、政党、国家以及民族。

帝国时代的中国,号称“汉字文化圈”,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只是到了清末才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欧化的紧身衣。因当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汉人中心思想逐渐以古代的华夷之别的形式得到复兴。但汉人中心又会迫使少数民族独立分离,所以民国汉人掌权后,一改民族革命的论调,使用“五族共和”的诡辩公式予以补救,企图用黄帝崇拜来代替清帝崇拜,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下策。

从上述可知,国家的团结需要君主。没有活的如光绪那样的贤君,就要了一个死的如黄帝那样的传说人物,否则就会有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毛泽东这样的汪洋大盗,出来欺世盗名,甚至鱼肉百姓,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糟蹋了中国的百年历史。

──你说联邦好还是邦联好?

──我看还是“刘邦”好。当然这个“刘邦”不是那个古代的市井无赖,而是现代的立宪的君主:古代的刘邦能缔造“大汉”、铸造“汉族”;现代的立宪君主可以从黄鞑子、白鞑子、红鞑子之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仅恢复政治中华、地理中华,而且恢复文明中华、精神中华。现在,经过了历时百年的共和浩劫之后,国人终于意识到,君主制当然只能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君主制”,不再是一个荒唐的复辟梦,因此这确实是“一个理性的选项”。尤其考虑到:中国从来都没有现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所以君主立宪制在中国不是一个“复辟”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创新”。

在立宪君主制的意义上,有人已经逐步认识到,“信不信,君主制国家人民生活更幸福!”〔王从圣〕,于是得出结论说:“实现了民主的国家,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如卢森堡、挪威、丹麦,比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还要好。而英国、日本也比美国更加稳定。”

即使在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君主制也比共和制要好一点好:如沙特、科威特、摩洛哥、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几个阿拉伯君主国,就比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这几个阿拉伯共和国,为好。泰国比越南强不用说了,也比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要强,因为泰国是君主制度的。最落后的国家,如以前的柬埔寨、尼泊尔等也比最落后的共和制国家要好。何况二十世纪的柬埔寨就是被1970年发生的共和国革命给毁灭的;而二十一世纪的尼泊尔则正在毛派的推动下走向共和国形式的社会毁灭。

那么中国呢?中国向何处去?在上述共识之上,现在有人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的出路:

1、“我有妙计:既能实现民主,又能两岸统一!实现民主的最大困境是大陆的执政者不愿意放权,也不敢放权。不愿意放权,那是因为特权利益太诱人了。因此,要想民主没有压力实现统一那是不可能的。冷战以后,民主在全世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完全能够认识到,民主是唯一的出路。剩下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他们不敢下台。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萨达姆等人的下场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这使他们越发不敢放权。一旦放权谁能保证不被清算,不被报复?毕竟,过去侵犯人权的经历实在太多了。但是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就陷入了僵局之中。人们无奈地、默然地等待着那么一天,体制崩溃和爆炸的那一天。在这个过程中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多少生灵会被涂炭。即便一个已经实现了民主的国家如台湾,也实际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党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斗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制度被冲得七零八落,国家被闹得四分五裂,人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2、“摆脱中国这一困境的理智办法,就是在国家之上或曰政治实体之上、党派之上,建立一种权威,节制党派及其造成的政治实体之间的斗争。不仅促成执政党派与在野党派达成妥协,也促成不同的执政党及其国家和政治实体达成妥协,共生共存。”这个思想虽与西化派的“国家主权至上理论”背道而驰,但确实是兵不血刃地解决中国死结的最佳方案。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权威呢?在日本建立民主的过程中,美国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在西德建立民主的过程中,美法英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在柬埔寨,联合国与中国、美国、苏联、法国、印尼、泰国等共同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但是要想让偌大的中国接受这样一个权威,似乎比登天还难。然而,中国有中国的幸运。真是天助有夏!我们有与大陆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台湾、香港和澳门。港澳台三地均有良好的法治传统,民主比较成熟,经济也很发达。如果我们能借助港澳台,共同构筑两岸四地之上的、超越党派的权威,中国人是能接受的。这需要理智!更需要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崇高品德!一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惊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今,当中国正走在为民族发展开创千年基业的伟大时刻,中国人,你准备好了吗?政治家,你有这样的文明胸怀和历史视野吗?”

3、“有一种方案很难被人们接受,那就是君主制。实际上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和两岸统一的一个绝好的方案。这个方案对于摆脱实现民主和两岸统一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君主以及台湾和香港澳门的共同保障之下,使现时利益集团免予被报复的忧虑。也让台湾放心,台湾的现有地位和权益没有受到侵犯可能。比如,可以组建由君主牵头,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成员组成的中国民主和统一的委员会。同时,君主制将为实现更大范围的中国统一提供条件,比如外蒙古,在共戴一君的前提下纳入中国,中国为外蒙在天津或秦皇岛提供专用出海口和码头,并修筑乌兰巴托的铁路。中华民族的更大范围的统一就是可能的。”

4、甚至具体的道路也有了:“君主从历代衍圣公后裔中选择。现在,中国最后一任衍圣公就在台湾,可以让台湾放心。”

上述的种种议论表明人心所向:在中国境内实行民族平等、在中国境外实行种族平等,就需要某种君主制度。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在君主制度息事宁人的示范下,一切人类才能“在自然秩序面前具有尊严”。承认生命的本质所具有的尊重秩序的共性,并不等于抹煞秩序和人生的戏剧性。排斥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无法产生新的中国人。不承认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无法建立一个具有尊严和秩序的中国。不论一个中国人他原来的种族背景和文化背景究竟如何,只要他承认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应该得到接纳。这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

不应排斥“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中国文化,不应排斥“外国人”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否则,一个新的中国民族及其文明是难以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不是现存中国居民的花色翻新或改头换面,而应具有全新的质地、全新的形态、全新的功能、全新的心灵。全新的心灵要求全新的质地──仅从现存中国居民这堆原始材料中,很难延伸足量的上等货色。所以,中国必须坚持内外之分,坚持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与外部文化订立可耻的“城下之盟”。我的意思是,外来文化的势力有一天不衰退到疲极而难以自保的地步,中国就应当有一天不与它真正和解。中国可以接纳它们,但决不向其投降,更不会把它们当作真理予以膜拜,而要一直抵抗下去。要通过一直的坚忍,不被其表面的荣华与富足所诱惑,正如不被它的武力所屈服一样。中国拒绝步其后尘,成为它的精神仆役,1950年代的梦魇,应该一去不返。

譬如遭到围困的城市,即使终于陷落,但多坚持一天,就意味陷落以后的结局有所改观。文天祥虽然被杀死亡,可是他的牺牲尤其是他的坚持、冥顽不灵、忍耐精神,在历史上引起了持久的反响,并对后来的英雄施行了有力的催眠。

由于时局的不断演变,有一天中国的子孙们发展了祖先的优势,弥补了其劣势的时候,他们就能成为天下秩序的奠基者。这样的奠基者,或是中国种族上的子孙,或是中国文化上的子孙,而后者的可能性及重要性都远远超过前者。

……

中国人民不喜欢造反。即使活不下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也总是习惯于跪着祈求,最后导致起义领袖变成了新的暴君。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实际上这并不是西方意义的“革命”,只是中国意义的治乱相循。

这样的民族习俗,决定了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稳定,最终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基础上。

我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君主制,中国不仅不再可能获得统一;而且连独立都很难维持下去。最后只能被全球化的浪潮完全吞没,就像埃及人那样。埃及人就是因为法老制度的瓦解而消亡的。先是亡于亚述人、波斯人,然后亡于马其顿人、罗马人,最后亡于阿拉伯人。

中国人,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埃及式命运,请认真考虑建立新的君主制度:君主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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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现代中国人要想避免古代埃及人那样的亡国命运,不在欧风美雨中彻底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生物特征,逐渐流失为文明意义上的浮游生物,唯有在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

僭主时代的人们打着共和的旗号,抨击君主政治“专制”,却不知即使专制的君主如两千多年来的皇帝秩序,其政治虽然专制但社会并不极权,比起革命群众的专政和革命僭主的政治,其暴虐程度其实还是要缓和得多。无论多么残暴的皇帝,其统治基本只到县城一级,即使为非作歹也只会派出太监,而不会派出政委、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居委会监视系统和生产队村委会的“细胞渗透”。因为皇帝制度的极限只是“中央集权”,而僭主制度实行的却是“全面专政”。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僭主政治,才是彻底极权主义的。

帝国时代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例如中国,即使帝国时代的皇朝,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大多还是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只有元明清的统治,由于成吉思汗的恶劣影响,才失去了基本的尊严。

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当然不是要恢复皇帝制度,那是死路一条,袁世凯、张勋、溥仪等辈都尝试过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是要铲除现代僭主政治,并防止这样的极端体制在中国死灰复燃。更何况,君主制度可以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下的现代民主制。不像群众专政与僭主政治那样,无论如何都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

先秦封建贵族时代的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其社会职能的充分实现上。要求君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若不以君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我们可以理解,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这与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更迭政府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

即使秦后帝国官僚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依然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人格独立意识。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为了适应普及宣传,这种论说虽然有些简化,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还具体分析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尽管在大一统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专制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扩张的压抑,但起码在两汉、唐宋,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还有相当程度的制约。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制约其实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其实是在保护车辆,没有刹车的结果,必定造成车毁人亡。不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政权颠覆;现代僭主制度因此最终无法逃避车毁人亡的结局。这说到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都会对君主政治尤其是先秦的王国制度而非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保留相当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才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相对之下,帝国制度就是一种比之王国制度较不稳定的制度。而二十世纪的“红太阳专政”则是一种最为暴虐、最不稳定的伪君主制度。文革时代“红太阳专政”完全是夏桀式的,已经不是君主的,而是独夫的,构成了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可笑的是,这个无知的现代夏桀竟然不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是快要下山夕阳,而不是刚刚升起的朝阳。文革中这个夏桀式的“红太阳专政”是个伪君主,他也不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反而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果反倒很难传位给自己的家族。如果他有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像皇帝那样行事,稍微稳健一点,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那样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懂得退位──如果毛有后代,他的僭主革命就不会做得那样“绝”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会那么惨烈了。所以伪君主制比真君主制,要差劲许多。

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红太阳毛所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彻底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斗天斗地斗人”的禽兽行为。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彻底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死亡。

毛其实很无知,不懂国家乃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体现。国家既不是镇压的机器,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箱子。他也不懂在他之后,并非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所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只能祸害中国、“改造中国”。

作为极端现实主义者,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移花接木,中国人最大的愚昧是鼠目寸光,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委曲求全,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屈从强者,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兄弟阋墙,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天下一统,中国人最大的贪婪是身家性命。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一个“大保衡”,来保持社会的团结与平衡。而不需要毛这样的不断革命论者来不断打破平衡、制造灾难。可以使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大保衡,所保之衡有四:

〔1〕社会之衡:法度;

〔2〕文化之衡:礼貌;

〔3〕人性之衡:道理;

〔4〕人欲之衡:中庸。

保衡的功能作为“中国的心”,一旦停止跳动,社会就会陷入二十世纪那样的灭顶之灾。为了免除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人间地狱再临中国,新的保衡者不得不起而应战。保衡者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状态,保衡者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当人们在黑暗的中心喘气、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绝望的深渊升起一道灵光:保衡者开始澄清世纪末叶的混乱与疲惫了。

保衡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使历史震撼、令艺术黯然──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纠正另外一种倾向。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他永远不会落伍因为他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保衡者并不追求中庸,中庸却自然来到他的身边。

保衡的巨鼎矗立天下,镇平漫天胡尘,驱逐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君子团、执法团、虎贲团,三足鼎立。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战而有平叛权。三团首领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仅要动刀兵,更且要致太平!

保衡者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他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不是目的;两者之间的“化”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化,就是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王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斧,拒绝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看守既得利益的恶犬。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保衡者面前,都是权术的把戏、文化的半成品。并不是因为保衡者“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保衡者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帝国鹰犬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保衡者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道与礼制的“化”,不是“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武力征服”,而是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是磁性的吸引,而非暴力的压迫。中国“书经时代”的圣王与霸主们的历史,一再揭示了这一点。没有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王道与礼制的征服是不能持久甚至是无从发轫的。唯有保衡者的创造能力将结束中国百年未成的长期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集权──效率──法制──秩序──社会民主──礼制──文化复兴。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秩序”。而套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说法,君主则是秩序的象征。战后民主改革使得日本的君主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君主制,根据日本现行宪法,君主不具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其所有的国事行为,都必须得到内阁的事先认可。其第一条规定,君主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其第三条规定,君主“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其第四条规定君主“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2004年日本策划的宪法修正草案是由执政的自民党特别小组负责制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君主的国家元首地位,使其不再只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国家元首,日本历史、传统、文化和统一的象征”。这种意义的秩序象征,与周天子的功能其实颇为相近。

(摘自谢选骏:《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第十章《中国的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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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衍圣公之死打开君主立宪的大门

孔德成走了。孔子七十七代嫡长孙、末代衍圣公、首位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2008年10月28日病逝台北。

对此,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孔德成先生的一生流离颠沛,历经现代南北朝的动乱、革命、战争、分裂,遥看斯文扫地、人伦尽毁的惨剧,社会结构的瓦解、生态环境的破坏,其天灾人祸的惨烈程度要超过蒙古入侵,甚至超过了五胡乱华。孔德成生前接见日、韩来访者,对方尊敬他是孔子嫡孙,就跪下来,他因此感叹在国人之间反而得不到这样的尊重。但是毕竟现代台北孔庙规定,祭孔大典有三十七道仪程,其中一道为“奉祀官上香”,由奉祀官在大成殿上香,代表儒家精神代代延续的精神。

衍圣公的谱系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衍圣公的谱系也是通过孔子来承上启下的;因为孔子的谱系实际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殷商王室,而殷商王室的谱系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炎黄二帝。进一步看,殷商王室作为起源于通古斯的鸟图腾部落,显然和朝鲜乃至日本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认为是日、韩的共祖。

自秦汉以后,历代中国大一统政权都追封孔子后裔,如秦始皇召第九代孔鲋鲁国文通君,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封孔鲋之弟孔腾为奉祀君,汉文帝封第十代孔忠为博士、褒成侯,魏晋南北朝又封“宗圣候、崇圣大夫”,唐朝封“文宣公”,宋代以后都封“衍圣公”……包括金、元、清的蛮族入侵者。但其实,即使从政治而非精神的角度,这些封爵也都贬低了孔子。更何况,精神的业绩本来就是无须封爵的。

在中国复杂多变的历史上,有一个家族的谱系似乎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颠覆,保持了两千五百年以上的绵延和尊荣,这个号称独一无二的家族,就是山东曲阜为中心的孔府世家。研究孔子的谱系,使得我们看到,孔子的先辈和后代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而非精神现象,是和中国文明一同绵延发展的,其不绝如缕的状态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孔子谱系就像中国文明一样屡仆屡起,而每次仆倒和再起之后,都会更加发扬光大。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的历史所提炼的某种支柱,我们不该无视它。

孔德成先生的一生与中华民族共苦,但也从另外一面见证了“现代南北朝”作为一个灭顶之灾,也许正像古代南北朝一样,是中华民族否极泰来、迎接盛唐文明的契机。所谓“现代南北朝”,是笔者拟构的一个名词,用以指代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现代南朝中华民国。

孔德成先生的逝世,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我衷心希望,随着孔德成先生的逝世,现代南北朝也将逐渐走入历史,华人世界将结束“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的不幸遭遇,开始迈向统一的第三中国。

孔德成之死使得作为“圣裔”的孔子家族,从历代册封的文宣公、衍圣公、金元后金(清)玩弄的政治傀儡、党国任命的“奉祀官”、中共批判的“封建余孽”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给与中国人民一个机会,可以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从圣裔中从选举一个可以代表中华道统的人物,君临天下,无为而治,象征宪政民主的成熟。

我的研究结论业已证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秩序,只有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才能胜任。当然这个“君主制”不是帝国时代专制君主制的复辟,甚至不是王国时代礼制君主制的复兴,而是近代立宪君主制的创造性转化。这样的君主不是来自军事领袖,而可以通过一次性的选举由全民公决产生出来。例如从孔子后裔的代表人物中寻找合适的候选人。

这并非孤立的异想天开,实际上,类似想法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例如有一个具体设想是:“组建中国民主与两岸统一委员会,由现居台湾的衍圣公或奉祀官做主席,主持会议,没有表决权。大陆执政党推举两人,在野民主人士共同选派两人,台湾立法院选派两人,香港立法会选派两人,澳门立法会选派一人。共九名成员。保障现利益集团不被报复,保证海内外民主人士参与民主进程,保证台湾的现有地位和权益不被侵害。该委员会在完成民主过渡之后改组为枢密院,调整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之间的关系。”该建议还有一些具体的限制:例如,“委员会成员不能参加总统、议员选举,以保障公正、中立。”

上述想法虽然有点一厢情愿,但和君主立宪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谋而合了。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中国需要孔子后裔的代表人物出任更有实质意义的公职,而不仅仅是上述那样的会议召集人。

帝国时代的衍圣公传统,原本意义不在政治结构价值,而在其道德教化功能,但在不经意之间却做成了最大的政治遗产。这一政治遗产在现代国际环境下,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却可以生长出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

孔子的素王身份,与其说是来源于古代的祭司军事首领如殷王,不如说是更加类似罗马的保民官、商朝的大保衡。其实汉唐以后的衍圣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势力均衡的保障者、社会文明的调节器。结果,任劳任怨的衍圣公,既然不是国王,更不是诸侯,而是真正的公仆,就像风尘仆仆、奔走列国的孔子那样。

现在,无君无父的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立宪君主”这样的概念,那么,为了满足这一陋习,也不妨称之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个大法官当然也要受到最好的法学教育,但不必参与竞选,而且终身任职。如果犯法,则削职为民,另选一位具有法学背景的孔氏后人。原则上,这位立宪君主意义上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应该是世袭的职位,这样就可以免除不必要的争夺和觊觎。

为什么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包括军阀政治、寡头政治、僭主政治、毛泽东的全面专政,始终是中国社会的粘合剂?因为中国始终是一个人治的而非法治的社会,是家长制的而非逻辑化的社会。所以我们倡导“君主立宪”,这不是专制而是“对专制进行限制”:与其要一个没有权力限制的“共和制度”,不如要一个局有权力限制的“君主立宪”。这样的君主立宪,并不是主张复辟更不是主张倒退,而是主张制度创新和社会前进,是在中国确定有效秩序的必由之路。

无疑,君主政治一般要比共和政治来得稳定。君主政治的缺点是过于稳定以致失去了竞争能力,结果不利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争霸。但是从长远看,君主制更利于一个社会保护其传统。所以英国、日本的社会保育做得比法国、美国更好;社会发展也比较平衡与稳定。

相对来说,共和制比较适合小国,而君主制比较适合大国。所以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只能推行联邦制度,通过地方自治的国家联合体的方式,来达到“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保持活力”的双重标准。结果现在,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小国反倒是君主制的,而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反倒是共和制的,所以英国和日本的社会就有些显得停滞不前,而美国和中国就有些显得不够稳定──如果两造中和一下,情况就比较理想了。

现在,末代衍圣公虽死,但北宗的传统和南宗奉祀官仍在。从长计议,孔德成之死使得孔子家族切断了与旧时代的所有关联。使得中国今后有机会,可从圣裔中选举一位深孚众望、可以代表中华道统的人物,代表人民的意志,终结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的分裂行为。新的盛唐、第三中国,将在这个分裂时代结束以后,开始出现。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君子之国终将复兴,君临天下,无为而治,象征宪政民主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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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失败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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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京是异族建立的奴隶巢穴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插图本历史研究》第六部《大一统国家》第三十六章《首都》里面,有一段话值得中国人好好反思:

“虽然北京成为政府所在地不是始于任何本土汉人王朝,而是始于契丹族,但是后来金人取代契丹对汉人的统治、蒙古人取代金对汉人的统治,无疑都得益于保留了这个首都。因为被统治的汉人已经逐渐习惯了一个异族主子从北京发号施令。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当满洲人从汉人本土王朝明朝的手里而不是从先前辽金元等异族手里夺取了这个帝国都城时,就更有理由保留北京作为帝国政府的所在地了。”

有一种说法,叫做“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这种说法甚至被写成了一本书:《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它认为,“中国”的“中”字,是对于古代城市中轴线的最好的图示。从这个象形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座四方的城池,和贯穿城池南北的中轴线。现在的问题在于,中轴线先于城池,还是后于城池?它在中国人的城市观念中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显然,中轴线为我们进入古代城市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途径。

从北京城的初建,到历代不断扩张的城市格局的变迁,从几百年胡同文化的兴衰到现代化建设中四合院命运的沉浮,作者以时间为参照系,结合各朝各代对北京城市布局的改造,探索前人在宗教、建筑、科技、文化等方面,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就,并客观纪录了建国后,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学者,在古城保护、新城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引领读者徜徉在文化与历史的记忆片断与思辨之中。该书为配合“人文奥运”,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北京八百年历史,并附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

不过,这个力图作出政治宣传的作者没弄明白,从中轴线的角度看,北京其实是一个“伪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原来,北京八百年古城的建筑解密,显示北京的中轴线“指向”具有一个“斜又邪”的“玄机”。

(一)歪斜的北京中轴线

北京比较明确的中轴线起于女真人统治的金代,一条御道贯穿外城的丰宜门、皇城的宣阳门和宫城的应天门,但御道上并无著名的建筑。蒙古人统治的元代,中轴线正式形成,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的中心线及其向南的延伸线,越过太液池(今北海及中南海)东岸的宫城中央,直抵外城正中丽正门。到了明代,蒙古化的朱棣将北京中轴线向东移动了150米,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目的是为突出皇宫,不与西苑太液池连在一起,避开琼华岛和西海子众多的楼台亭阁,中间有相应的空间,更使宫殿显得凝重富丽,唯此独尊。因此,北京中轴线其实并不完全在城市中心线上,如正阳门与崇文门之间的距离就比与宣武门之间的距离近200多米。

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帝王的中心地位,正如中国之所以命名为中国,意为“天下中央之国”一样。

据此,北京城市总体布局就以中轴线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北京因此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典型城市之一。为体现王朝在国家的中心地位,北京许多著名的建筑都处在中轴线的位置上,如正阳门、天安门、帝王所居之地紫禁城、全城报时中心钟、鼓楼等。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因此凡来北京旅游的人,没有一个不来这里参观游览的。

北京中轴线是自元代至今以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建筑的对称轴,北京市诸多建筑亦位于此条轴线上。

在元代,元大都城墙即为左右对称,南边正门丽正门即在中轴线上。皇城坐落在中轴线上,也是左右对称的。

除西直门以北城墙的一角外,明清北京城基本按元代的中轴线对称(从卫星地图上看北京故宫可以明显发现其西斜),但北部偏斜的中轴线后来被矫正过来。

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箭楼(1957年拆除)、永定门城楼(1957年拆除,2005年重建)、天桥(1934年拆除)、正阳桥坊(五牌楼)、正阳门(前门)箭楼,正阳门城楼、中华门(明称大明门,清称大清门,民国时改为中华门,1954年拆除)、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御花园、钦安殿、顺贞门、神武门、北上门(1956年拆除)、景山门、绮望楼、万春亭、寿皇门、寿皇殿、地安门(1954年拆除)、万宁桥、鼓楼和钟楼。

从北往南依次为,钟楼、鼓楼、万宁桥、地安门、景山(寿皇殿、寿皇门、万春亭、绮望楼、景山门、北上门)、故宫(神武门、顺贞门、钦安殿、御花园、坤宁门、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乾清门、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中华门、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正阳桥坊、天桥、永定门城楼和永定门箭楼。

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就有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三座门──西三座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

故宫的建筑多数东西对称,因为太和殿等主要建筑也是坐落在中轴线上。

人们在后门桥的河泥裡发现了石老鼠(地支子鼠),在前门附近的河里发现了石马(地支午马),这是北京中轴线(子午线)的标志物。

但是,一个致命的现象却在此时发生了:

自皇城以北,中轴线向西偏斜2°。在这个偏斜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向西偏离子午线200多米,而元大都的钟鼓楼已向西偏离子午线近300米。

为什么发生这个偏差?

原来,这个偏斜的中轴线顺延270余公里后,即为忽必烈入主中原前的国都元上都(今锡林郭勒正蓝旗兆奈曼苏默)!

原来,北京的南北轴线是:身在中国,心系蒙古。

由于北京的南北中轴轴线是斜的,东西中轴线因此也是斜的。整个北京,因此成了一个“歪斜的城市”。

(二)歪斜的轴线与邪恶的统治

有文章揭示这一“身在中国,心系蒙古”的“玄机”指出:

听到“玄机”这个词,大概大多数的人都会感到好奇吧。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人会知道,在中国,很多东西都讲究“风水”,北京作为中国的古都,皇城的首选宝地,任何的规划和治理应该都格外讲究。可是现在有人对北京的中轴线提出了疑问。中轴线,开始于永定门,终止于钟鼓楼,全长7.7公里,是北京的中心标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中轴线难道不是正中的?到底专家发现了什么?……

中国古代帝王皆自命天子,是以大建九重天庭,“坐北朝南,殿宇接天”,试图构建君之权“受命于天”的假象。但是,自元代始,至清朝亡,有33代皇帝办公、寝居的地方,并不是“正南正北”的朝向──在左右北京城后700余年的建筑格局上,中轴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的专家学者发现,它并没有同子午线重合…… 

航测专家看北京全景图,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劲。 

原来,地图上的中轴线是“偏的”,“钟楼偏离约300米”。拿地理坐标一印,它(中轴线)偏离子午线两度十几分,但不到两度半。不仅仅是影像图,在地形图甚至在旅游图上,中轴线无一例外偏离了子午线(经度线)。” 

学者夔中羽介绍,在精确的地形图上,中轴线显示了这种“偏离”:从南端起始点(永定门)开始,向北延伸时开始呈逆时针方向偏离子午线,而终点位置(钟楼),换算后的实际距离,已经离开子午线约300米!为了搞清楚现实中的北京中轴线走向,夔中羽做了一个实验,名曰“立竿见影”。在新建的永定门下,研究员做了一个日晷,立了根2米高的竿子,在永定门朝北的甬路上,贴了条6米长的黑色胶带。“胶带的方向就是中轴线的方向,竿子的影子则代表了子午线”。

当年成吉思汗攻克金中都(今北京)时,将它破坏殆尽,之后,元朝在金中都的基础上建立了元大都;到了明朝,为防范蒙古人,在元大都基础上,加建了德胜门一线,而东西城墙则沿用元代的土城,包砌了城墙,中轴线方向未动;清沿用明城,中轴线也未改动,到今天已有730多年。明朝继承了蒙古统治的歪斜暴戾,没有唐宋的宽容开明。

中轴线谜局出现不同版本的解读,一说系“汉人有意为之”:中轴线是汉臣刘秉忠、郭守敬故意弄偏的,也就是他们并没按照蒙古鬼子的意图,使影响城市布局的中轴线处于正南正北的子午线上,试图以此反抗元朝统治。 

对此有学者质疑,于是有了第二种看法:可能是建造者采用磁针定位法,造成了技术上的误差。还有第三种说法是,中轴线可能是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而发生偏斜。

在中国,唐朝的学者曾在河南准确地测量了子午线,复原的宋皇城模型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城中那条笔直的中轴线,那根线与子午线之没有一丝一毫的偏离。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水平,所以北京中轴线的偏离不是测量错误,那又是什么呢?难道是人为的?设计北京城的人故意设计歪的?但是要知道,设计一座城市不是一个人能做来的,一大堆人在做,设计师如果有意设计歪的话,那些捧着罗盘测量方位与方向的人可不是吃素的,敢把中轴线设计歪,那是要掉脑袋的。况且,元实行的是暴政,中轴线设计歪一个人死是不够的,全家都完了。因此,应该不会是设计人员搞的鬼。那么,会是什么原因使北京的中轴线歪了呢?

夔中羽惊奇地发现,上述三种“善意的理解”都不对,因为中轴线遥指的万恶的蒙古“上都”遗址。

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兆奈曼苏默是元“上都”遗址所在地。当年忽必烈就是从此地迁都到元大都(今北京)的。而事实上,忽必烈实行“两都巡幸制”:冬天在元大都办公,元大都就是所谓的“冬都”;夏天在元上都办公,元上都即是“夏都”。 

当忽必烈定都北京之前,元的头领住在元上都,定都北京之后,称北京为元大都,然后他们确定了中轴线,并修起了北京城,但是,忽必烈有个习惯,每年总要回蒙古的上都去过段日子,而他显然是个很迷信的人,所以要求元上都与元大都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必须贯穿两都的中轴线,那么,元上都已经存在了,只要把元上都的中轴线向南方延伸至北京城就可以了,忽必烈应该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就是这么做的,于是,上都的中轴线向南延伸了270多公里,最终到达北京,并确立了北京的中轴线,于是北京城建立起来了,北京的中轴线也就这样歪了下来,而紫禁城里的龙椅也就跟着中轴线一起歪了。

从此,北京歪斜的、隐瞒真相的轴线,就引导出了元明清邪恶的、蛮不讲理的统治。

欺诈和暴力,从此成为北京政权的“两杆子”:笔杆子与枪杆子。夺取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而完全不讲道理和文明。“笔杆子与枪杆子,夺取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林彪这里总结的,不仅是中共的经验,也是蒙古经验、满洲经验、日本经验、苏联经验。

那么,忽必烈不知道他坐歪了吗?不是的,因为使北京的中轴线歪的人就是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如果要纠正北京的中轴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彻底重新确定北京的中轴线,使中轴线回到子午线上来,但是这个办法却不能完美地使上都和大都在一条线上了,也就不能稳定他的邪恶统治了。第二个办法是把上都拆了,与北京城保持一致地修建起来,但是元上都是元朝的发源地,给忽必烈一百个胆,他也不敢拆了元上都。因此,忽必烈将错就错,干脆把这件事瞒了下来,就欺骗天下人,说北京的中轴线是与子午线重合的。这样一来使得后来的元明清三代的皇帝们都不知道自己的龙椅其实是歪的。

(三)北京其实是一个“伪京”

从中轴线的角度看,北京其实是一个“伪京”。因为从中轴线的角度看,北京是指向蒙古的上都,呈现出一股奴颜婢膝的朝拜状态。就此而言,这种阴险的布局召唤了一股邪恶的势力,使得所有建立在北京的政权,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伪政权”。

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蒙古逐步脱离中国,北京自那以后的磕头对象,就是俄国和苏联这个“白种蒙古”了。

元明清以来北京政权为何斜而又邪?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外来政权,根本不顾中国本地人的利益和感受。在这漫长的八百年内,只有两度短暂的“南京政权”穿插其间,一个是明朝的建文帝,一个是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加起来不到三十年,而且南京的汪精卫也还是日本人的走狗,一如北京的毛泽东是苏联人的走狗。

忽必烈“元上都与元大都在一条直线上的愿望”,不是一个骚鞑子的心血来潮,而是说明其政权的性质。北京的中轴线歪了将近八百年,中国文明也堕落了八百年──这个八百年,正是中国从世界第一转变成为倒数第一的时代。这能不让人痛心疾首?这也说明,中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复国运动:不仅需要摆正自己的中轴线,而且需要恢复中国的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萌芽于南北朝、昌盛于唐宋,衰落于金元,结束于明清。

我虽然生于北京,而且也是在北京开始发表思想的,但我的结论是:中国如果要复兴,要建立第三中国、要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一定要迁都、一定要离开北京这个歪斜的是非之地。北京这个地方之所以发生针对平民的屠杀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野蛮歪斜的背景决定的。

我虽然生于北京,但不能因私废公,不能不说出真话:北京是异族建立的奴隶巢穴,而且北京的中轴线歪斜向蒙古苏联,不迁都中国会注定一再亡国。

能够实现民族复兴的,是第三中国,它拥有足够的合法性,因此无须保留北京这个第二期中国文明里异族建立的奴隶巢穴,不可以此作为自己的首都来麻痹中国大众、营造一种虚妄的合法性。

能够实现民族复兴的第三中国,既然拥有足够的合法,就不妨移除“首都北京”这个异族建立的奴隶巢穴,从而全面释放中国民族的创造活力。

〔另起一页〕

第二节

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

报道指出:袁世凯称帝典礼花费3000万,可买10艘驱逐舰。

报道还指出:袁世凯敢于开历史倒车,将自己的头衔从大总统阁下改为大皇帝陛下,那也是有民意的强力支持的。1915 年12 月11 日上午9 时,中华民国参政院专门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有关变更国体事宜。据记载,当天参加会议的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 人,一致同意国家实行帝制,称“中华帝国”,并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推戴袁总统为皇帝:“恭戴今日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歌功颂德,会议宣告结束,随即便将推戴书送到中南海总统府。面对国民代表机构的“拥戴”,袁总统自然十分感动和激动。在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客套性地推脱了一番后,袁世凯最终接受全体国民的“拥戴”,开始着手策划登基称帝事宜。

与此同时,以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骨干的登基大典筹备处开始忙碌起来。尽管袁世凯一再叮嘱手下要节省开支,但该花的钱还得花,仅初步预算就得590 余万元,内含祭典费26万,修理大殿工程费105 万,调度费117 万,飨宴费22 万,接待费51 万,犒赏费69 万,大礼关系费166 万等不一而足。而据有关史料披露,实际上为了此次称帝,袁氏政府前前后后竟花了3000 万元!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但在“梁财神”梁士诒的精心运作下,还是为此次复辟帝制提供了非常充裕的资金。

据保存下来的账单显示,仅仅为筹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就支出了2000 万元。例如单是为了感谢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在学术理论上对帝制的“支持”,政府就付给其50 万元的“润笔费”。再有,为了获得舆论界的支持,袁世凯还慷慨地向《亚细亚日报》《国华报》等提供了30 万元的友情赞助。至于为了修缮紫禁城内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则更是一笔浩大的开支。为了显示新王朝的新气象,袁世凯先是下令将三大殿分别改名为承运殿(取意“奉天承运”)、体元殿(取意“恭体黎元”)、建极殿(取意“建国立极”)。由于嫌原来宫殿的黄色不符合本朝的“火德”,又下令大殿内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殿中央的八根大柱加嵌赤金,饰以盘龙彩云。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项大工程交给了袁世凯同姓不同宗的侄子袁乃宽办理,结果袁乃宽竟花费了270 万元,而据承包商透露实际上只用了100 多万元。

为了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及其家人乃至大小官员都要添置新式服装和各类用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门为袁世凯定制的两件龙袍,据说花费了60 万元!说起这两件龙袍,其豪奢程度真是丝毫不亚于古代帝王的龙袍。据亲历者记载,该龙袍由内务部官员陶洙设计:“冠用平顶,皇帝十二旒、卿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上衣下裳,绣山龙火藻八章。……黄龙袍由庶务司长郭葆昌承办,命大栅栏瑞蚨祥制衣,特绣金龙,双目皆嵌以精圆珍珠。”龙袍全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大大小小无数颗珍珠,甚至还有一颗从逊清皇宫“借”来的鸽子蛋大的东珠。尽管龙袍的承办商、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不敢怠慢,集中了所有名师精心制作,可当他们将做好的第一件龙袍呈送给袁世凯审查时,却遭到了一番奚落。原来,龙袍尽管看上去富丽华贵,上面所绣的九条龙张牙舞爪,但要求苛刻的袁世凯却总觉得“龙气”太散,缺乏帝王之气。恰巧那几天著名京剧老生刘鸿声正在上演《斩黄袍》,身为其戏迷的袁世凯便大方地将这件龙袍送给偶像作戏服了。于是乎,刘老板竟有幸身穿货真价实的龙袍在舞台上亮相,因此而红遍全国。之后按照袁世凯的要求,瑞蚨祥又重新做了一件九团龙袍,每团绣一条龙,龙眼上各嵌一颗大珍珠,龙头各部还镶有小珍珠,龙鳞处则缀有珊瑚断片。对于这第二件龙袍,袁世凯很是满意。此外登基大典筹备处还花10 万元定制了两顶复古式皇冠,12 万元的一枚玉玺,60 万元的两颗金印,40 万元的一把新龙椅,如此等等。除了袁世凯外,其家人的服装用品也是一笔大开销。据说光是众多“娘娘”所需费用就高达200 万元。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袁世凯还兴致勃勃地下令将中南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下令发行一套刻有其本人头像和“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字样的纪念金币,甚至专门派手下到景德镇督造一批“洪宪”瓷器。

万事俱备后,按照原定计划,新皇帝将于1916 年1 月1 日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袁世凯竟没有耐心地突然决定提前登基,并且地点也临时变动,闹得众多官员手足无措。关于当时忙乱无序的情形,曾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唐在礼是这样回忆的:忽然,在12 月13 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 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约在9 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

至于袁世凯为何如此匆忙草率地举行登基典礼,外人始终无法探知。就这样,在外界的一片议论声中,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从此,中华民国大总统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帝国大皇帝。为了安抚一些老资格的地方大员和民国元勋,袁世凯又于12月20 日专门下令特批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位元老级人物为所谓的“嵩山四友”,即他们不用在皇帝面前称臣跪拜。与此同时,新皇帝又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分别赐予128 人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爵位。

……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没有能够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

这个问题,我在1974年毛泽东行将就木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了。毛泽东以后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无法摆脱这个“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

(二)

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由整人运动驱赶着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等暂且不去说它,且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本世纪伊始,中国就发作了一场史称“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痉挛,这是对西方文化势力〔如教会的布道活动和科技势力,如采矿、修铁路等等〕的非理性反抗,为什么说它非理性?因为它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不知道应该发明一些替代品,然后这种反抗方能奏效。当时中国的南方省份虽然避免了这一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义和团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和满洲政权的权威破产,却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气候,南方诸省亦莫能外。

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旗中央”政权还归不久,立宪运动就风起云涌。原来立宪运动乃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报复。这层姻缘关系,迄今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故此略表一二:例如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有志者纷纷逃往海外藏匿,清朝被视为叛逆,因此首都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上。那拉氏集团和八旗中央顽固派,为自己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就把维新活动和卖国行为划上了等号,恰巧维新者师承的那个“新”,恰恰具有外国的来源,正是这层复杂的关系,使得反对变法维新的活动,仿佛具有了一种民族的色彩,这真是荒唐透顶。因为我们看到,这时以反对西方文化和科学这一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十年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族主义〔先前是文化〕,恰具完全相反的社会属性及社会功能。因此这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一种伪民族主义。这种虚伪的愚昧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上层逆流的默许和鼓动下,裹挟了民间的会道门势力以一种极其落伍行式的开始了“政权主导的动乱”,就像后来的毛所发动的文革。应该说,毛的红卫兵和那拉的义和团,有其神似。这两个“运动”发作起来都是惊天动地,没有官方的赞助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抗当局的动力,总是在边远地区发生的。义和团和红卫兵却一反常态,表明两者后面“另有黑手”即“地下力量的支持”。而在义和团与红卫兵、支持它们的那拉氏和毛氏集团失败以后,立宪势力和改革势力再度崛起,迫使“中央政府”同意采取措施,召开立宪会议和改革会议。

立宪运动和改革运动的始末,最能说明中国事态的悲剧性质。中国的改革,总是来得太晚又进行得太慢,最后就成了一种满大人式的敷衍和推诿,成了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老人政治一种最怕的痼疾之一。维新运动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反击而成为立宪运动之后,正是如此便成了一种点缀品和喜剧角色:其关键在于精华社会人物的背离。社会精英们敏感地看到的总是症结所在,他们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这就是1905年以后同盟会力量空前剧增的社会动力。所以继立宪运动之后,又发生了辛亥年间的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又有倒袁运动和二次革命。1916年袁世凯死,中国中央政权从此丧失对整个国家局势的控制,直到今天。但运动的精灵并未随着中央政府的垮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剧增起来,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方域。

运动的样式在不断翻新,性质也不断变化。例如袁世凯的对头蒋介石打赢北伐战争,这期间席卷中国大地的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还第一次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开近代另一革命的之先河。

新文化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路,而国民革命运动最后又引出了北伐战争,它把中国现代史中运动的意义空前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运动是一种合乎时期的社会战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途径罢了。

事实上,从太平之乱以来,伴随着华工的贩卖、南方和北方的交通、满洲的汉化以及中日战争期间的剧烈移民运动、对西藏及新疆的殖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规模人口的重新配置工作,它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家庭的破裂及夫妻分居等等,这一系列历史性运动,意味一场新形式的民族迁徙活动,已经揭开了它的序幕并逐渐转向高潮。是的,这只是“转向高潮”──因为真正的高潮尚未来到。在我的意念中,那个高潮正在凝聚其压抑力量,并向全球范围的广延,作出惊世骇俗的怪诞形态。

(三)

二十世纪初年,反革命分子梁启超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果然,辛亥革命之后将近百年,中国迄今还在不断流血,不仅海峡两岸经常兵戎相见,而且大陆中国也不断流血,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偶尔露峥嵘。这种百年革命如果连上1850年开始的长毛和捻军,就显得更加漫长。这种悲惨处境的规模巨大,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空前的,它迫使中国不得不继续革命,也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有关继续革命的话题。

思考“不断流血的革命”,使我在1974年以前成为一个“社会分权”、“互相制衡”的信徒,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制衡与竞争”。那时我崇敬希腊,景仰立法者梭仑──并对历史学术形成浓厚的兴趣。

但是1974年的批孔运动使我燃起了对于古典的热情,并逐渐趋向于社会等差的礼制信念,我认可定先秦精神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脱离惰性、走向自新的可行指引。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经可以较为客观也就是较为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等问题,因为我发现,无论分权集权,都是实行并贯彻社会动员的手段;如果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分权;如果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集权。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因为长期观察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发现它在分权集权之间来回摇摆的事实,尽管不同的社会其分权集权的倾向各有不同,但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在不断地摇摆之中。

一般说来,多国环境需要进行国内动员,所以容易促成社会分权发展。因此从长期历史观察,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取的。任用其中一个倾向──不足以使他的祖国摆脱历史的沉疴,直趋复振的朝圣之途。

这种历史精神觉醒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新的战略,不仅仅停留在“并用〔兼顾〕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它应深入“交替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交替式的极端发展──废弃了兼顾式的中庸之道。

那时我对自己说:勇敢的人们!要是我们只能停留在两千年来〔集权式的、压抑的〕的生活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试问,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

第一步为分权,以驱散那“借集权之名而肆行的腐败”。第二步为集权,以便在腐败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结构。第三步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结构──日益归于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之中。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之精。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首次成为有积极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早产儿〕关键在于“可塑性”──不要死抱住某个“模式”、“道路”、“理论”,以至一道沉沦。

要认清它们的工具性质。要善于更换工具,对于一个具有伟大前程的民族而言,与某种工具一道沉沦、毁灭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活力;在于追求活力〔反抗增熵趋势〕的激励下进行运动,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显示活力、以活力自娱……

1984年4月20日,我写下了《中国新王国的战略图景》,首先谈到了“民主也就是分权的口号,具有革新社会的功能”,是“唤魂之始”,即社会动员的第一阶段。其次,任何民主革命或民主运动都会随后经历一个反动时期,其表现是“集权的实践与秩序的重建”。但与此同时,“民主的分权的实践与唤魂术的普及”却在潜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最后造成一个不同于“中王国”也就是秦至清两千年大一统帝国的“新王国”。“新王国”远离“中王国”而接近先秦的“古王国”,可以成为“宪政中国”、“中国宪政时代”,以区别于“中国王政时代”〔古王国〕、“中国帝政时代”〔中王国〕。宪政中国比王政时代更比帝政时代为民主,但在世界范围内,其作用如果发挥开来,却可能导致集权倾向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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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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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一页〕

第三节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大事:袁世凯称帝。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机关算尽的袁世凯要不是自己称帝,而是推举“孔圣人”的后裔衍圣公出任世袭的中国国家元首,自己仅仅扮演摄政的角色,则会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并可能成功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稳定制度。从而使得中国避免巨大的社会崩溃、动乱,早日建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后相继有多个省宣布独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国知道清国国内,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军,于是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荫昌无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内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

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布解散满人皇族内阁,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

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二)

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袁世凯称帝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

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三)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当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原令如下:“……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他表面支持君主立宪,背后却筹备讨袁,蔡锷这种表里不一的可耻行为毫无荣誉感,亦遭人质疑。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日本帝国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四)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英语:Royalist attack on Chaves),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取消帝制后滇军仍坚持要袁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袁死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坟墓被称为“袁林”,冒充圣人,占地近130亩。

(五)

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汉人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满清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伦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中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另外,华人四大节日与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关史料记载,中国春节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

(六)

袁世凯临死前总结自己的错误说:“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历事时多,读书时少,这说明在于他的行为中,国家主权压倒了思想主权,因此错失百年机遇。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机关算尽的袁世凯要不是自己称帝,而是推举“孔圣人”的后裔衍圣公出任世袭的中国国家元首,自己仅仅扮演摄政的角色,则会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并可能成功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稳定制度。从而使得中国避免巨大的社会崩溃、动乱,早日建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假博士孙中山看上了蒋介石的假学历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假文凭泛滥成灾。洋人发出的假文凭尤其泛滥成灾。对于偏爱古董和赝品的费拉民族来说,这是正常的:假的总比没有的好。

而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出洋镀金拿假文凭的事情其实也屡见不鲜,而且涉及不少大人物,例如胡适先生,没有博士文凭却冒充博士,混了二十多年以后才依靠假博士的名声混出来的社会地位,回头补了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凭。而就连“果腹孙中山”和“总菜蒋介石”这两位大佬,也都身背“学位疑案”。 

孙逸仙博士中山先生其实是“野鸡大学”毕业,未获博士学位。

1879年,孙中山13岁就离开家乡,随兄长孙眉到檀香山教会学校就学。1883年,孙中山回国后,先后进入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香港西医书院。根据国民党过去的宣传,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业成绩相当优异,大小考试都常拿满分。1892年7月,孙中山作为香港西医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官方宣传甚至还说,这个成绩不但在当时是第一名,此后百年港大医学院也没人打破过。其实不然。

1992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第61卷第5期)载文批驳了这一说法,文章指出: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学习成绩并没有什么非凡之处,因为这个班上只有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个学生,拿第一似乎算不得什么伟大事迹。

官方宣传还把香港西医书院说成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其实所谓香港西医书院只是个未获立案的“野鸡学校”,成立于1887年,孙中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而港大成立于1911年,西医书院于1913年并入该校医科,1915年宣布结束。也就是说,西医书院只是在港大建校之初被吞并的一所学校,并非港大医学院前身。

由于香港西医书院的毕业证书不为香港当局承认,因此孙中山毕业后无法获得行医执照,毕业即等于失业。为解决就业问题,孙中山到处奔走,拉关系求贵人走了不少后门,均无效果。于是只得改去澳门行医。澳门行医也要执照,孙中山也没有申请下来,没办法,他只好无照行医,结果又被澳门当局禁止。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又跑回国内,在广州开办“中西药局”。也许是这张医学文凭让他吃够了苦头,没多久,孙中山就干脆弃医从政,转行闹起革命来了,此所谓 “不能为良医,则退而为良相”。

那么孙中山的博士头衔又是如何来的呢?1894年,孙中山找到香山同乡郑观应,希望他帮助自己上书李鸿章。于是,郑观应写函给盛宣怀,请他转达。在推荐信中,郑观应写道: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盛宣怀接到信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的别号)六个字,就转了出去。由此可见,孙中山其实是以医生的身份出道的,而“博士”这个职称,似乎是在翻译“Dr.”过程中,将医生、博士的称谓混淆而来。孙中山当时也就听之任之,似乎并没有主动澄清,而且在其后与国际友人的书信交往中,有意无意地署名“Dr.Sun Yat-sen”,孙博士的头衔也就慢慢传开了。 

1923年,孙中山在广东当非常大总统的时候,专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可见,博士这个头衔,不但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公认,孙中山本人也自认无愧。其实孙先生是不是博士并不要紧,世上没有一所大学设有革命专业,也不会有授予“革命博士”的地方。孙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只要革命能成功,他本人是不是博士也就无所谓了。

蒋介石总裁中正总统,其实是初中毕业却谎称军校高材生,学历还不如那个湖南师范生前门毛(“毛主席”的英文尊称),难怪他老蒋连毛泽东这个阴沟里的赤匪都打不赢,活生生地失去了一个中国大陆,陷四万万同胞于水深火热的共产主义地狱里。

如果说孙中山的“博士”是以讹传讹的结果,那蒋介石的文凭就纯属自己吹出来的了。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而1937年5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这种说法也就流传下来了。可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1907年,时年20岁的蒋介石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1908年春由清政府陆军部选送到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16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

创立之初为15个月,1905年10月,改为18个月,次年,再改为2年,旋改为3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也不足。振武学堂的军事课时仅仅不到20%,而且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即便如此,蒋介石的成绩也仅仅是勉强合格,毕业后,只能在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3联队第5中队当马夫。

也就是说,蒋介石在日本受的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相当于初中学历。可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处说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的。当时正是用人之际,谁还去核查学历的真伪?1911年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回国就在沪军陈其美部任团长。

此后,蒋介石为了将自己的学历作实,以捐会费为名,派其副官陈铭阁到北京米市胡同南兵马司,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同学会总会负责人刘宗纪,要他将蒋介石说成是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的,并捐款5万大洋。刘宗纪收下巨款,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将蒋介石列为第6期学生名单中。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生杨文凯、卢香亭知道后,很气愤,质问刘为什么作假,刘宗纪对他们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杨文凯、卢香亭便不再深究。蒋介石就这样用5万现大洋,为自己弄了一个假学历。

后来蒋介石就顶着假文凭招摇撞骗。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蒋介石经常跟老朋友张群一起参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中国的同学会,每次张群都介绍蒋介石是自己的同学。张群何许人也?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而且确实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的学员。有这位真毕业生打掩护,蒋介石吹嘘自己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时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可假的就是假的,据考证,昭和十五年(1929年)日本兴亚院编纂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第6期和第10期上均无蒋介石的名字,甚至连姓蒋的学生都没有。而在第10期上赫然写着张群的名字,第11期上则有何应钦的名字。看来,蒋介石的真正学历,应当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而不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1924年1月,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在选择校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不知道是孙中山自己就没有学历,所以并不看重文凭,还是被蒋介石的虚假文凭所欺骗,竟然钦定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从此,拿着冒牌学历的蒋介石一飞冲天,成为中国政坛的一颗新星。

当然,更大可能的是,假博士孙中山看中了蒋介石的假学历,惺惺惜惺惺,猴子爱猴子,就像长相女性化的大汉奸汪精卫看中了没有胡子的大汉奸毛泽东、共产党叛徒蒋经国看中了共产党叛徒李登辉。

其中,没有胡子的大汉奸毛泽东最为让人恶心的是,他后来索性男扮女装,把自己的相片修改成了观音菩萨的模样,让手下的恶棍四处张贴,活生生地把一个土匪打扮成了一个菩萨。但同时呢,这个极为阴损的“毛观音”却到处杀人越货、奸淫妇女,干尽了魔鬼也会皱眉头的勾当。

假对假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毛泽东的假对假,引来邓小平的假对假,邓小平索性打着红旗反红旗,把劳动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让自己的狗崽子和狐群狗党们的狗崽子们先富了起来。

看来,冒牌“国父”(实为叫花子“果腹”)孙中山造假的后遗症,真是严重!

假货不除,国无宁日!

可以佐证上述断言的是一个情况:

有篇网文写道,《中国几千万富人中有几百万人在默默的变成了毛左》:

你走进中国任何一家金店,记住,是任何一家金店,基本上你都能买到毛主席像章。

对我这个说法有怀疑?那你们可以试试看啊,可以做个社会调查啊,你们可以随便走进几家金店,问问店员:你们这里没有用毛主席像章?(其实,最后你不想买是没有关系的,按你们猫眼人的说法你们就说这个像章做的真他妈的恶心就行!)

可是如果你们真去了,你们将发现,我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现在中国任何一家金店,基本上你都能买到毛主席像章。

中国有多少家金店?我保守的估计是最少五万家。是不是政府在强迫他们卖毛主席像章?不是。是这五万家金店老板恰巧都是毛左?那更扯淡。生意人,没有市场需求,没有人经常来买毛主席像章,甚至,如果毛主席像章卖的慢,他们才不会不约而同的在柜台里摆那个东西的。他们这么干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毛主席像章太好卖,需求太大,买的人多。那么,每家金店,每年能卖出多少毛主席像章?我的感觉是,如果一个月连一枚都卖不出去的东西是早就应该下架的东西。

50000家金店乘以12枚乘以10年=6百万。

就是说,10年来,在中国大陆,在比较富裕的阶层,在这个按理来说应该憎恨毛泽东的阶层,但他们却购买了6000000枚毛主席金像章!

……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大惑不解的原因,是其未能明白“前门毛”、“毛观音”的秘密。

富人买毛像和司机挂毛像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趋吉避害”。富人买毛像,是想用毛的血腥来冲邪,以毒攻毒,避免自己的血光之灾。司机挂毛像是中国人典型的“恶神崇拜”,用“钟馗”来“避鬼”。

〔另起一页〕

第五节

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

——读《圣经·旧约·申命记》

这样的标题好像很有些“僭主思想”的味道:把天下人民看作是自己“打下来”的某种猎物。“僭主思想”是介于帝王意识和民主意识之间的过渡产物,如毛泽东思想的专政、三民主义的训政等就是。只是我们既然生活在僭主思想的阴影下,也免不了要借用它们的术语来谈问题了,否则似乎普罗大众便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了。

(一)僭主得罪了上帝

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战八年战胜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仅仅四年,就被迫离开大陆;其子蒋经国随同他苦心经营台湾将近四十年,死后仅仅十二年就丢失了政权,现在父子两个连临时的坟墓都快要保不住了,随时可能被驱逐。蒋家父子何以在大陆和台湾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蒋家父子作为现代国家的开路先锋,分别建设了大陆和台湾,何以自己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应该说,其中原因多多。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可能就是“得罪了神”。

(二)拜偶像的密闻

据台湾“东森新闻”揭秘,1950年代的台湾海峡,曾发生过两次惊心动魄的撤退行动,分别在舟山群岛以及大陈岛,当时国民党军在美军的掩护下全部转进台湾,不过在丧失沿岸据点后,两蒋也因此放弃了反攻大陆的计划。

1949年,尽管撤守台湾,但蒋介石仍然部署重兵在大陆沿岸的舟山群岛,希望能当作前进基地,举兵反攻大陆。但“时不我予”,共产党海空兵力增强,孤岛反被困守,这时蒋介石决定将这批三个军十个师约六万人的国民党军从舟山转进,于是在1949年初派了蒋经国运行撤退任务。但天候不良,甚至还发生船舰毛病,让所有人忧心不已。

“资深媒体人”张友骅在东森新闻台晚间的“关键时刻”节目中表示,舟山群岛位于江浙外海由四百多个岛屿组成,是中国的海上要冲,撤退展开后,其中一艘船舰突然毛病,“那个时候防卫司令希望经国先走,蒋经国就说你先走,这些人我一定要带回台湾,结果在那边等船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尊关公的浮像,那个浮雕像顺水而下漂过来,蒋经国就命令他们去把关公像把它弄起来。拿起关公像一看,蒋经国就说国家复兴有望。那个时候,舟山群岛下雨已经下了五天五夜,蒋经国拿了关公像一拜以后,结果一个小时雨就停了。所以蒋经国终生都信奉关公。蒋家还有台湾的第一尊关公像,那就是蒋经国带回台湾的。”

尽管出现这样的“神迹”,但是仍然无法挽回颓败的局势,舟山岛退守,共产党军也把攻击矛头转向另一个孤岛大陈。已经拥有米格十五战机的共产党空军,天天轰炸大陈岛,再加上1955年1月18日共产党华东军区海陆空三栖进攻,激战一昼夜,仅有一个团驻守的一江山岛陷落,大陈岛进入火炮的射击量程。

中华民国当局见到一江山岛也失守,决定展开大规模的大陈岛撤退行动,张友骅表示,“美国逼台湾撤退,蒋介石于是命令蒋经国去办理,要他看看情况,回来报告能否守得住。蒋经国回来也是说,上下大陈绝对守不住,那守不住的状况之下,美国派了六艘航空母舰,就是运行金刚计划。”而这样的行动宣告封锁大陆沿岸的岛链溃散瓦解,这时蒋经国心有定数,反攻大陆已经大势已去。

当时蒋介石内心彷徨,即使身为基督徒,也只好选择相信中国神明的力量。资深媒体人张友骅﹕“他离开定海的那一天,到普陀山,真的去抽了一根签,这个签是下下签,他说这一支签已经命中注定,你不可能再回中国大陆了,只能够向海外发展。”

一支下下签蒋介石决定撤退,不过究竟该到哪里﹖进可攻退可守的台湾很适合。民俗专家林正义﹕“台湾这一块地理是弯背,跟大陆,大陆是一个背对的背,也就是说他是背向,所以这一块是背向,在地理上不容易被中国大陆统治。”

高人指点,蒋介石铭记在心,而一句“胜不离川,败不离湾”这八字箴言,更注定蒋介石将撤退到台湾的事实。资深媒体人张友骅﹕“胜不离川的川,就是指今天两川,就是四川,就是川东和川西,败不离湾的湾,那他们有人讲像黄浦,像黄浦江口,那一些都有很多湾,大鹏湾大亚湾等等,但是没有人想过,这个湾居然是代表台湾。”

(三)《圣经》的警告

蒋介石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且公开认信过,但是他可能没有认真读过《圣经》。

《圣经·申命记》如此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十八章)

不论拆字还是抽签,显然都属于《申命记》上述所禁止的巫术范围,平时做做游戏都很危险,何况据以制定军国大计?蒋介石是无知还是病急乱投医、明知故犯、饮鸩止渴?

当然据说,其实当年选择台湾作为撤退据点,蒋介石也是经过多方考量的,并不单单依靠迷信巫术。他甚至故布疑阵,误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而其中包括军队﹑故宫国宝﹑国库黄金甚至是两百万军民的迁移,都是经过精心布局的策略。

1949年共产党席卷中国大陆,蒋介石带领的国民政府重演八年抗战的历史,一路退到四川重庆和成都,当时各界都认为蒋介石将以四川崇山峻岭的天险保留一息命脉,即使要再退守,顶多也只到海南岛,但蒋介石已经有了另一番盘算,刚光复没多久的台湾,将成为国民政府的复兴基地。文史工作者王丰﹕“台湾是全中国唯一没有共产党的一个地方,包括海南岛,在这一个五指山的山区,琼崖山区都有共产党游击队,而台湾是唯一没有的。”

资深媒体人刘宝杰﹕“蒋介石选择台湾,据说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跟他建议的,因为张其昀是地质学者,他就告诉蒋介石说,台湾物产丰富,而且它可以收三期稻作,最重要是它的稻作可以收到三期,同时它有台湾海峡的天险,如果你要打回去的话,这个地方有天险帮你挡着,同时你有物资可以让你供养军队,这一点后来让蒋介石觉得,听到里面,这是他选择台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四)《圣经》的预言

台湾有丰富的资源,而且海峡相隔,当时缺乏海空兵力的共军难以渡海攻击,但这个决定只有极少部分的人知道,就连他的儿子蒋经国一时也摸不清他的想法,除了陆陆续续将兵力转移台湾,有鉴于当时大陆经济崩溃,蒋介石作的最重要决定,就是在台湾重构财政体系,斩断和大陆旧政权的经济相连。

但是无论如何,蒋经国参拜偶像和传播偶像的行为,显然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了。蒋介石作为其父亲,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不积极阻止这类行为,实际上就是同谋共犯,当然难辞其咎。国家行为如此,民族隐患生根,社会动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蒋经国的钦定继承人李登辉,后来也是如此行。他自称基督徒,却到处跪拜庙里的偶像。还有许多“民意代表”也上行下效,顶着基督徒的光环却去崇拜迦南的偶像,把一个外表亮丽的台湾弄得乌烟瘴气。

《申命记》规定:“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五章)《申命记》也禁止不同信仰之间的混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二十三章)否则就是背叛了神。

《圣经》上对信过神又背叛神的人,所规定刑罚是很重的。《申命记》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这样说:

“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像。惟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事奉它。

“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作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像,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尽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第四章)

(五)犹太人的先例

神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没有偏待;而且对越是亲近的,管教越严厉,因为他必须对从神那里得到过的恩典,有一个交代。例如,号称选民的以色列人,在背叛了神以后,得到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惩罚。《申命记》的结尾处,好像预言了几千年以后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奴婢,却无人买。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二十八章)

后来以色列人不仅拒绝悔改,还进一步杀害了耶稣基督,所以受到惩罚也就其来有自: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

“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

“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

《申命记》二十八章)

(六)人文主义的理解

如果比喻说大陆类似埃及,台湾类似迦南,那么从一开始,蒋介石父子在信仰上的道路就走歪了。所以他们的事业和后人最终也许只有回到埃及,而无法在迦南建立佳美之地。他们出埃及的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算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在信仰上并最终在文明发展上却是失败的。

无论从神秘的还是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的成功,如果缺乏信仰上、文明发展上的根基,最终是要迅速瓦解的。“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这算不算是玩弄信仰所得到的一个回报呢?

“得罪了神”是信神的人们看法,用不信神的、人文主义的看法,则是“在信仰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鼠首两端”。在信仰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鼠首两端,会导致行为上的莫衷一是和前后矛盾。这个行为特征不仅是蒋介石父子的特点,也是近代中国僭主们的共同特点,例如毛泽东发动文革又镇压文革,接见红卫兵又流放红卫兵,被他始乱终弃的人们,最后则成了他的“革命事业”的掘墓人。毛派分子在当今大陆的处境,不会比蒋家余党在台湾的日子好过到哪里去。凡此种种,不得不认为是某种不好的民族习惯造成的,例如喜欢窥测动向,根据环境迅速改变自己,以致投机甚至赌博成为“华人”的代号。蒋介石做过股票生意,毛泽东家族甚至是高利贷经营者,这些人后来能成为中国的领袖都不是偶然的。

蒋介石帮助中国摆脱一百多年(1840—1945年)的屈辱地位,使得中国成为五大强国之一、民族得以重新站立起来;如果再考虑到1840年代的中国沦为满洲的殖民地已有二百年之久,而蒋介石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可以说蒋介石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蒋经国主持中国复兴基地的建设,台湾经验风靡大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样板,它提供的资金、人才、市场转让等,使中国大陆得以崛起,人民也有程度不同的受益。

但是《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十五:十九》)

还有一段话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勉:“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九:二七》) 否则,二十世纪的灾难就还不会过去,它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再画上浓浓的一笔。

〔另起一页〕

第六节

蒋介石是一个假基督徒

谢选骏曾在《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等文章里指出,孙中山、蒋介石、李登辉等人都是假基督徒。所以中国社会基督教化的进程,在他们手里,还不如在敌基督的魔鬼仆人毛泽东手里,来得深入。

(一)

新闻报道《只因老蒋母亲… 玄奘舍利 供奉日月潭》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是一个假基督徒:

玄奘大师的舍利子有部分安奉在日月潭玄奘寺供信众朝拜。

日月潭玄奘寺9月17日举办“2016玄奘大师纪念专辑音乐发表会”,首度播出该寺与生命电视台合作制作的《玄奘大师舍利来台历史》影片,再揭尘封已久唐三藏大师舍利子供奉来台传奇故事。

西游记中唐三藏西域取经引人入胜,唐僧的原形就是玄奘,他俗名陈祎,出生于隋朝,10岁出家,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上乘的传承者,更是人类史上集探险家、翻译家和留学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

玄奘的顶骨舍利从南京越日本,辗转安奉在日月潭,更充满故事性。

1942年12月,中日战争,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后,在中华门外雨花台山丘原报恩寺遗址兴建稻荷神社,无意间发掘到明朝大报恩寺遗址,发现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与土石函(棺)一件及陪葬宝物一批。

当年日军高森部队确认发现玄奘顶骨舍利,曾严密封锁消息,但纸包不住火,经媒体报导后,日方出版由谷田阅次署名的《三藏塔遗址之发掘报告》承认有其事,并于翌年3月办奉迎法会,由南京政权、北京政权及日本东京政权均分。

战后,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在日本慈恩寺寄居的日本佛教联合会顾问水野梅晓,曾就玄奘舍利是否归还征求故总统蒋介石意见,取得回音决定安置于蒋母王太夫人灵位所在的日月潭慈恩塔旁,这也是当年会在台湾那么多寺庙中,选中玄光寺原委。

1955年双方同意将玄奘大师舍利子一半留在日本,另一半返还台湾,同年11月25日日本高僧仓持秀峰从岩槻市慈恩寺将分骨迎请到松山机场,有10余万人恭迎并在善导寺举行交接典礼暂奉,翌年5月暂奉日月潭玄光寺奉安所。

蒋介石后来还赐匾“国之瑰宝”,因玄光寺规模太小,指示在玄光寺上方宗教园区建国家道场,随即于1960年仿唐建筑玄奘寺,1965年巍峨的玄奘寺落成,西游记中唐三藏顶骨自此永远供奉在日月潭。

日月潭石姓耆老说,当年玄奘顶骨来台是件风动全台的盛举,不但环岛一周,接受夹道民众膜拜,后安奉玄光寺期间,整整六年还派有情治人员严密保护,日月潭畔修筑玄奘大道,蒋介石还捐助了50万台币在寺旁盖了一间斋堂。

……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可见,蒋介石口口声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是个佛教徒,有时还是个儒教徒,由这样一个典型的“三教九流”的人,来领导中国抗敌,其结果可想而知:先是败于日本,后是败于苏联。

(二)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去时,根据侍从翁元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总统蒋公遗嘱已于3月29日“预立”。此遗嘱由秦孝仪代笔。并且直至蒋过世后,五院院长才签名以为旁证。内容如下:

总统蒋公遗嘱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

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秦孝仪承命受记

蒋宋美龄 严家淦 蒋经国 倪文亚 田炯锦 杨亮功 余俊贤

遗嘱争议:关于蒋中正是否耶稣基督信徒

参见:孙中山与宗教及蒋介石日记

遗嘱代笔人秦孝仪指出,蒋遗嘱首句本为“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耶稣基督”是由宋美龄添加,秦因此背了一段时间“黑锅”。

对于蒋是否真信基督教,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蒋早年即随母信奉佛教,并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蒋于基督教受洗是因为其妻宋美龄家族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蒋确实信仰基督教。

该遗嘱存在纰漏和矛盾,一则蒋“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不符事实,蒋早年颇信佛教,还时常到佛寺中礼佛求签,四十多岁方接触基督教;一则以耶稣基督信徒和以总理中山信徒自居存在矛盾。

(投机分子孙中山晚年亦否定基督教,反对宗教信仰。)

国民党败于共产党,其实是孙中山、蒋介石这俩半吊子信仰的失败。

〔另起一页〕

第七节

蔡元培的恐怖活动和伪造文书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恐怖分子已经成为全球声讨、追剿的对象,但是有一个恐怖分子例外,那就是蔡元培(1868-1940年)。

2008年是蔡元培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不少人纷表纪念。这是为什么?因为蔡元培除了是一位暗杀高手、恐怖分子,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并通过北大晋身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进而变成了“新文化党”的领袖人物,并把北京大学办成了一个培养恐怖分子的巢穴,把新文化运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阿富汗神学生运动(塔里班)那样的暴力运动,裹胁左右两派却左右逢源,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如此看来,纪念蔡元培,等于是在纪念恐怖分子。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85年十七岁考取秀才,1886年十八岁设馆教书。1890年二十二岁中进士,1894年二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堪称天资聪慧。可惜中国在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下,无力对抗西方渗透和日本侵略,这迫使三十六岁蔡元培在1904年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

这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让他来上海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就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陈独秀一到上海,随即加入了暗杀团。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暴露了目标,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陈、蔡作鸟兽散,各自夺路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便告结束。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

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掀起了暗杀高潮,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腥一页。

由于暗杀高手的恐怖经历留下了精神创伤,蔡元培后来不敢再吃荤菜,因为荤菜让他想起了血肉横飞的人体组织。当然,冒充好汉的蔡元培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他诡称自己是在赴德国莱比锡游学时,听朋友李石曾谈到食肉的害处,正好他又看过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不再食肉的。但是他其实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专是因为戒杀。但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挖苦蔡元培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对此,蔡元培不得不坦白说:“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他解释说,“蔬食者不是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一水中也有不知道多少动物,但因为常人无法看见,所以感情也未能顾及。而对于能够看见的动物,感情则可以顾及,所以要戒杀。”

由此可见,蔡元培确实是因为自己从事所恐怖活动造成的“感情问题”而被迫吃素的。当然应当承认,这比毛泽东等人后来的“谈笑用兵”还是文明得多。因为蔡元培等人只是新文化党的野蛮化运动的始作俑者,而非集大成者和“顶峰”。其实,这些恐怖分子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推翻满清统治,而是要颠覆整个中国社会,彻底粉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分别多年之后,陈独秀、蔡元培这两位恐怖分子都进入文化界,并再度见面,成为上下级同事,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碎一切的恐怖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而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名为求“贤”若渴实为招降纳叛、网罗恐怖主义党徒的蔡元培听到陈独秀来京的消息后,当天上午,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全校震动,新文化党徒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教师中的正派人士却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独秀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但恐怖分子出身的蔡元培却指鹿为马地胡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说无真才实学?”新文化党徒们像1957年反击右派时一样纷纷表态支持,说陈独秀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研究有著述。这样众口一词,堵住了正派人士的嘴。

而蔡元培为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惜伪造履历文书。这一犯罪行为可不是用来推翻满清的,而是用来对付民国制度的。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全文如下: 

敬启者: 

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鮞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以上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三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五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就是因为做贼心虚,怕教育部发现他伪造履历文书的犯罪行径、拒绝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是蔡元培一手编造的。

陈独秀根本就不曾毕业于什么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资格。另外,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陈独秀也承认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伪造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陈独秀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恐怖分子陈独秀还向蔡元培极力推荐那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冒充到处美国博士的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聘请二十七岁的假博士胡适为北大教授。结果把北京大学弄得乌烟瘴气。

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语言暴力的杀戮号角。在紧接着的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腥气息开始弥漫开来,注定要未来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对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北大的这段文化破坏工作,同样被蔡元培“破格”弄到北大、成为讲师的梁漱溟后来自吹自擂地粉饰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言行不检,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难在北大站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这真是惺惺惜惺惺,猴子爱猴子。

在号称“五四运动”的文化破坏中,陈独秀不仅是蔡元培手下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之后又因为在苏联指挥下建立恐怖组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遭到当局追缉,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宅楼被捕。蔡元培和胡适“博士”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七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罪罚一百大洋了案。由此可见,法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容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逮捕陈独秀,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4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这比后来共产党专政期间“收藏反动书籍”的处罚轻微得多。但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显然来自西方国殖民国家的传授。

1932年10月15日,由于中共党内同志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十一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这一次被捕与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后被立即引渡给国民政府,将依据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求营救他的推荐人:“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三三一号(今陕西南路一四七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议如何营救陈独秀。蔡元培对杨杏佛说:“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并建议“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最后在电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等为新文化党徒。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官送私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六十多年后,张耀杰《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提出了一个“蔡元培悖论”: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该书序言说:“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有人惊叹: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朱健国《“蔡元培悖论”与新文化运动路线图》〕论者指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致命隐患就是不宽容。论者称此为“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并说“‘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其实,根据我们对蔡元培的论述不难理解,“蔡元培悖论”就是蔡元培自己一手导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蔡元培悖论的悲剧”,而只有“蔡元培悖论的闹剧和丑剧”。蔡元培这个风派头子,兼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参与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混杂阅历,不论他多么善于伪装“兼容并包”,他的假包装终于在“打倒孔家店”的问题上破了局。因为不论新文化党的说辞如何,从它后来表现看,就是企图在“不破不立”的闹剧和丑剧中,取孔家店而代之。其极端表现,就是林彪在毛泽东授意下,企图用《毛语录》取代《论语》,修齐治平一番。可惜毛语录质量太差,用了不到十二年就破损不堪了,还不如希特勒《我的奋斗》。

用“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来描写蔡元培这个新文化党的党魁和新文化党的党徒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关系,并不确切。因为蔡元培这个一娘和他的九子实在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造反派,这个一娘九子的造反乱伦的结果,就促成了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及其闹剧文革,把毛的新文化党的祖师爷们也一起否定了。

而蔡元培伪造履历文书的罪行,后来也被毛泽东等人有系统地继承发扬,用来批量篡改历史记载,并堂而皇之地叫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仅党史,而且国史,全部重新伪造一遍。这样的历史,还不应该结束吗?

2008年12月26日

〔另起一页〕

第八节

“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

现代人一般用“五四运动”来指代“新文化运动”,而蔡元培其人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幕后黑手之一,因此探讨一下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发现这场运动的暴力性质。

“新文化运动”与恐怖主义的这一内在联系,不仅被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而且大家都不会忘记,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幕后黑手毛泽东,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文革”的许多恶劣做法,都可以追溯到“五四”。

根据《蔡元培的恐怖活动和伪造文书》一文所说,可以知道蔡元培是一位暗杀高手、恐怖分子,并把北京大学办成了一个培养恐怖分子的巢穴,把新文化运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阿富汗神学生运动(塔里班)那样的暴力运动,裹胁左右两派却左右逢源,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

三十六岁的蔡元培,1904年在日本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这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让他来上海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就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陈独秀一到上海,随即加入了暗杀团。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暴露了目标,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陈、蔡作鸟兽散,各自夺路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便告结束。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

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掀起了暗杀高潮,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腥一页。

由于暗杀高手的恐怖经历留下了精神创伤,蔡元培后来不敢再吃荤菜,因为荤菜让他想起了血肉横飞的人体组织。当然,冒充好汉的蔡元培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他诡称自己是在赴德国莱比锡游学时,听朋友李石曾谈到食肉的害处,正好他又看过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不再食肉的。但是他其实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专是因为戒杀。但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挖苦蔡元培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对此,蔡元培不得不坦白说:“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他解释说,“蔬食者不是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一水中也有不知道多少动物,但因为常人无法看见,所以感情也未能顾及。而对于能够看见的动物,感情则可以顾及,所以要戒杀。”

由此可见,蔡元培确实是因为自己从事所恐怖活动造成的“感情问题”而被迫吃素的。当然应当承认,这比毛泽东等人后来的“谈笑用兵”还是文明得多。因为蔡元培等人只是新文化党的野蛮化运动的始作俑者,而非集大成者和“顶峰”。其实,这些恐怖分子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推翻满清统治,而是要颠覆整个中国社会,彻底粉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分别多年之后,陈独秀、蔡元培这两位恐怖分子都进入文化界,并再度见面,成为上下级同事,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碎一切的恐怖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号称“五四运动”的文化破坏中,陈独秀不仅是蔡元培手下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之后又因为在苏联指挥下建立恐怖组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遭到当局追缉,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宅楼被捕。蔡元培和胡适“博士”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七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罪罚一百大洋了案。由此可见,法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容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逮捕陈独秀,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4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这比后来共产党专政期间“收藏反动书籍”的处罚轻微得多。但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显然来自西方殖民国家的传授。事实上,反清、反专制、反西方、反压迫的自由思想家邹容(1885-1905年),早在这之前就被西方国家关押迫害致死。

“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却是一脉相承,其理昭昭!

2009年5月4日

〔另起一页〕

第九节

“持久战”是慢性自杀的亡国路线

最近围绕着“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死而未僵的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打起了口水战争——

《郝柏村大揭毛泽东老底:〈论持久战〉是抄袭》 :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宣传当年抗日战争打响后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但越来越多研究历史的学者指出,最早提出持久战的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代校长蒋百里。日前,美媒采访抗战老兵,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8月31日,《美国之音》发表了对台湾抗战老兵郝柏村的专访报导。 

回忆往事,曾经先后担任台湾的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的郝柏村上将感慨万千。在谈到”持久战〞究竟是谁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他说:”我们抗战一开始,当时蒋百里是陆军大学的代校长,他就说过,抗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与它讲和。〞 

他还特别说明,那是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事,”不是毛泽东那个论持久战,那是以后的事。我们从抗战一开始就决心要打持久战。〞(确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年后的1937年才写作的,一年的时间,足够剽窃了。) 

郝柏村接着分析说,打持久战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中国军队需要一个好的根据地;第二,我们要长期抗战,我们要维持一个国际交通线。所以,当年蒋委员长(即蒋介石)为了把日本人由北往南的作战路线转变成由东向西打,就发动了”八一三〞上海作战,把日军的主力统统移到上海来了。 

据介绍,上海战役整整打了三个月,共有70万国军参加这场战役。 

郝柏村总结上海战役的战略意义时说:”第一个打出我们一个持久抗战的信心。光在上海就打了三个月,那全国那么大,打三年、三十年我们都可以打。第二呢,上海有租界。国际人可以看到。原来国际人认为中国同日本打,大概打不了几天。可是上海我们就打了三个月。国际人认为蒋委员长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行,得到国际的同情。第三就是我讲的,争取了14个月的时间。我们把该迁到四川和云南的迁过去。所以,把日本的三个月解决中国的战略打破了。〞 

郝柏村表示,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蒋百里是中国近代史上”了不起的军事学家〞。 

时光网3月21日曾发表题为《揭秘中国军神蒋百里:率先提出抗日持久战策略》的报导。 

据这篇报导,蒋百里生于1882年,是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本名叫蒋方震,字百里,笔名飞生,晚年号澹宁。蒋百里从小禀赋超群,所读诗文过目不忘,被誉为”神童〞。 

抗日战争打响后,当时住在上海的蒋百里对自己的家人说”现在打仗了,我是军人,我也要上战场〞。于是,他开着自己的汽车到南京去,向当时驻南京的国民政府报告,要把汽车捐给国家,他本人则要求上前线带兵抗日。但国民政府安排他担任陆军大学的代校长。 

1937年初,蒋百里撰写了一部题为《国防论》的新书。在这本书中,他阐述的对日战略主要有三点:第一,持久抗战,用空间换时间,等待时局扭转;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变日军南北进攻轴线为东西进攻轴线,利用地理条件削弱日军攻势,阻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1937年至1938年,蒋百里到处作报告、演讲,并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被称作“战时的文坛健将”,乃至中国政府抗日政策的“发言人”。而蒋百里所宣讲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成了抗日时期的名言。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因操劳过度而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56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惊,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

谢选骏指出:国共俩党卵翼之下的“两岸中国”,只知道竞相抢夺“论持久战”的帽子戴在头上,却不知道“持久战是慢性自杀的亡国路线”。

不信?

看看南宋,看看南明,包括后来的三藩,和蒙古、满清打了几十年的持久战,最后还不是被消灭占领?

所以我最恨宣扬人海战术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那简直是草菅人命,不把中国人当人,而是当作酒囊饭袋,当作没有神经系统的炮灰,还不如伊斯兰的自杀炸弹。

你们这些官老爷早干什么去了?

贪污腐败、任人唯亲,一定要等到外敌打了进来才把老百姓拿去送死?!

持久战是慢性自杀的亡国路线:如果日本没有愚蠢地向美国开战,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的中国再如何持久也不是日本的对手。何况苏联已经承认了伪满,和日本沆瀣一气;而亡了国的法国和依靠贩毒起家的大英帝国早就在亚洲边缘化了。

虽然毛泽东说“感谢皇军”帮助他乱中夺权,但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那些傻瓜确实愚蠢。日本人现在还在纪念他们,真是没有出息。这说明日本的宗教有问题,不懂反省,属于低级宗教,而非高级宗教。

换而言之,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基于日本的战略错误;如果蒋介石专注于消灭共产党、拒不和日本开战,日本最后也是会向美国开战的,国际形势的最终结果还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战后的中国,将属于国民党的蒋家,而非共产党的毛家。

蒋介石的这一失策,是他晚年最大的心病和痛苦源泉。所以他一直关押土匪的儿子、地下共产党员张学良,要不是他老婆宋美龄拦着,早就把张小胡子撕了票了,就像对待杨虎城一家那样。

“民族英雄”的虚名,让蒋介石葬送整个中国于苏联之手,还被斯大林的干儿子毛泽东耻笑为“沽名学霸王”。

“持久战”是慢性自杀的亡国路线。

至少对中华民国确实如此。好在持久战在中国的第一鼓吹者蒋百里第二年(1938年)就死掉了,没有看见十年后(1947年)的惨烈结果。其后几十年中国遭受的苦难,甚至超过了抗日战争。

“感谢皇军!”这个仇还没有报。

2015年9月3日日本投降日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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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历史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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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巨大野性冲破专制

网文说:中国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或者说有这么多的评论家让我们相信这一点。 

在任何一个共产国家不透明的世界里,一切都笼罩在可疑之中。

对于中共这部杀人机器,没什么可说来赞同它的,但是有一点:至少中共的领导层知道,“改革”如果在中国继续下去,将会在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引发“内部爆炸”。他们可能还不明白的一点是,中共的灭亡已经无法避免;没有政策可以拯救它。 

中国的经济已从最近几十年平均10%的增长率,降到了2011年最后两个季度只有1.5%。政府2008年至2009年推出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但它承担不起再来一次。国有银行正被问题贷款缠身,公共教育和卫生保健系统在崩溃,养老保险制度不能为人口老龄化服务,现在又有房地产市场过热迹象。 

就像1911年的满清王朝,这个共产党气数已尽。其一党独裁的政治体系,意味着没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贴补进这个真空。无论这个党内哪派最终“成功”,别期望它会实现议会民主。

中共这个“党”既没有合法性,也不具有道德权威(没有任何共产党曾经有过这一点)。自1949年以来,它已屠杀了1亿6500万人。可能还要加上那自 1980年起,3亿7000万被强制堕掉的胎儿。中国的人口已被这“一胎化政策”扭曲到每十个中国男子中就有一人讨不到妻子;至2020年后期,这种不平衡性将扩大到每五个中国男子就有一人如此。 

这种社会和经济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巨大的野性的男性人群,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令其安定的家庭责任,这已经让犯罪率翻番。在2013年,有超过19万起社会动乱事件,这个政权正坐在一座火山口上。 

那时,只有一种宗教可以救赎他们,那就是谢选骏的《天子经注集》:

内五诸侯:天子的仆从披褐怀玉(一五一章)

【「九卿西五星曰内五诸侯,内侍天子,不之国也。辟雍之礼得,则太微诸侯明。」(《晋书·天文志》)】

天子的仆从披褐怀玉。他们衣衫褴褛,但是满怀燃烧的热情。他们粗鄙顽冥,却有一颗细腻的心。

天子的仆从爱好以粗粝的食物,磨炼他们的胃肠、筋骨,他们从最原始的状态中吸取生命的元素!他们看待死亡尤如荣归故里,不是轻生,而是由于生命的挚爱。他们的举止不文雅,面貌不可人,对女人也没有魅力;但他们的心田却孕育不断生成的文明之灵魂。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紧张而危险;他们的情境却沸腾著活力,灵感飘逸著轻快的笑语。

谁能想到,在峥嵘冷峻的巨岩中,竟然深埋了如此温软的奇玉?他们的色泽悦目,他们的棱角分明,他们的实相年轻而活泼……但他们的神采却被幽蔽在令人却步的岩石中,他们的命运是守护那永闭的洞府!

啊,这「怀玉山上的蛮人」,只出现在天地剖分、历史叉流的零点时分!

【注:在他们面前,种族与文明是二元的。种族一阴阳,文明一阴阳,种族──文明,亦一更大的阴阳。种族是自然的、非人的一极,文明是反自然的、人文的一极:人生是二者间的平衡。「披褐怀玉」(《老子》七十章)一语,表达了这一平衡的最佳状态。披褐怀玉,是平衡者的世俗画像。他们扔掉的是珍珠,他们脱下的是精金。他们穿戴粗布,为了保持自然之力,粗布更能磨砺肌肤,更接近大地的颜色。他们珍藏石精,为的是张扬自然之力,祛除邪气,明鉴日月。

社会的标准不是他们的标准,他们为天下设立新的法规。社会的意义不是终极的意义,他们把社会的功用,借用于宇宙使命的天梯。他们是天梯,以地上的材料做成,但意义却不在地上。

伟大的平衡者!将作为种族与文明的代表,迎谒天子。

最无我、最自律、最有牺牲精神的门徒!你们对世界虎视眈眈,以超级牧羊犬般的嗅觉,以诗人式的第六感──面对著环视敌对你们的衰朽文明!你们是现代世界的虎贲,你们以百兽之王的风度,静待时机,发起猛攻。你们具有古代教士的严格信仰和苦行精神,但你们的攻击却遵循现代战略的最精致法则。

没有家庭的羁绊,没有酒色财气的扰乱,没有广泛的兴趣,何须全面的发展,惟精惟一的专注!

你们是这样一个特权阶层:拥有绝对的权势却自甘于极端的刻苦,终日乾乾并以此为乐事。你们可以纵欲却自愿禁欲,并将此视为高贵者的精神标志。

「让芸芸众生去舔舐生命的快感,让我们来吞咽生命中难以吞咽的精髓。」这精华的极致就是「区别感」!不虐待自己治下的生灵。尽管他们邪恶卑劣且污秽,仿佛一堆垃圾。你们以豢养宠物为社会职责,更以此为自己的高贵作个陪衬,还要尽力善待宠物:不仅出于牧人的经济需要,还发自饲养员的爱意和艺术的情趣。这需要进化得相当完整的智人,如佛陀式的品性和风度,甚至,需要一个更新品种的智人。】

在这个幽深的洞府……埋藏著关于天子的秘密。人们不知道这洞府的名字,在那云雾缭绕、怪石嶙峋的奇境……永远有一位天子,在等待召唤、出世临众……

【注:天子的仆从!你们也这样永远都在恭候天子?永远都在想象天子到来时的情景?没有天子,你们也嬉戏,有了天子,你们必中止一切嬉戏,背负自己的宿命。「他们的一生,都在等待天子中度过。」这是虚妄地白活一世?但是如果你们放弃这纯真的希望,就能摆脱人生的悲苦和虚妄了吗?恰恰相反,这一纯真的希望,正是从类人的悲苦和虚妄结出的「不能朽坏的果子」。是的!这不是一个真理问题,这是一个趣味问题。

天子的仆从并不愚昧,并不一味抬高自己的锺爱,对他们的心智而言,多馀的乔饰没有用,不会增添行动的力量。而他们的伟大之处,正在于神智清彻地等待。】

内平:天子的仆从藐视一切世俗道德(一五〇章)

【「(三台)南四星曰内平,近职执法平罪之官也。「(《晋书·天文志》)】

天子的仆从藐视一切道德规范。

【注:一切道德愿望,原都发自他们的性灵,仿佛沃野中盛开的一片无名花。一切道德规范作为他们手中的枷锁,又可以压制群众的邪恶冲动。】

在他们心目中,一切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是非善非恶的利器;而非慈悲无限的归宿。让衰落者和寂灭者把道德规范作为避风港和墓地吧!

【注:天子的仆从的性灵,就是以天子的本相为命运,这命运与群众的命运不是同类项,有不同的能不同的值。但是群体的道德规范,无时无刻不准备压灭天才的道德冲动。性灵的火花以反抗黑色的规范为自己的乐事,它出头拔尖,勇于烧毁受到颂扬的规范。他们对旧世界的藐视,基于最深的自律,陈腐的建筑因他而铲除,芜杂的道路,因他而清理。失灵的规范到头来,不过是激起这冲动的锋芒。……新与旧这一对死敌,是如此相依为命,相克相生,谁也缺不了谁!】

为了未来的等待,天子的仆从们要给予自己一个特殊的训练: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善自孤处,至少一年的独身生活。他们的独身不仅要与异性隔绝,也要与同龄人和母语隔绝。这彻底的独身在他们生活视野中排除各种人性的干扰。人性的弱点,使得极少有人能忍受这枯刻的生活,并长达一年以上。其间除了必要的食物和阳光外,什么多馀之物都不给。除了送饭者与清洁夫外,什么人也接触不到。除了健康必需的运动外,禁止一切活动,不准读书、听音乐;甚至禁止点灯照明……凡是各种可以想像得出的「磨毁人类意志的法宝」都要一一用在他们身上……以便增强他们对于生活的免疫力,甚至与动物的结伴嬉戏,或是与花草的赏心悦目,也在禁止之列!

这是新世界的轴心!谨防「移情」的危害,以免改造世界的力量,反被世界的力量所软化。而这独身生活将是自发与强制的完美结合,以便完成必要的身心训练。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轴心的生存真是可怜:不期然之间,竟成为历史上第一批「自愿囚禁的文武之士」。他们的日子比起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生活」还要清苦!因为做天子的仆从,比做教皇的门徒,更难。

他们在完全的冷漠、彻底的遗忘、严格的与世隔绝以及深刻的绝望中,完成了训练。这种经历将使他们日后的征程获益匪浅,仿佛得到心理原子能。命运,请尽量虐待他们!只要不是严重地不可挽回地损害他们健康。以便他们更真切体验到生活的本来面目。你想给一个人怎样的世界观,就先给他怎样的遭遇!

【注:除去集中的黑屋训练,天子的仆从们,将怎样打发他们的休息日?在禁闭室里阅读虔修。这是他们在紧张活动的间歇中,获得的唯一喘息,以防过度的身心紧张和无法调解的单调,终会损害他们的健康。在除去坚硬的床板外空无一物的石窟里,连续禅静十二个时辰……没有比这更好的休息!这不仅是身体的「气功」,也是精神的「自新」。世界上,哪有较此更强的恢复旺盛斗志的稀世秘方?当他们从石窟的禁闭中走出时,世界应为之发抖。

当他们从独身的古风中走出,社会的散沙将凝炼为完美的秩序。为此「出世──入世」的合二为一,他们的生活将仅仅是哑铃形的:禁闭室──社会;社会──禁闭室。】

由于命运的垂青,他们已经成为不需要思想、不需要头脑、不需要推理的现代圣人。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复焘。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礼记》)天子的仆从能够理解:君子的集群,在其前进道路上,只需要一个思想、一个头脑、一个推理。那就是天子。这样的圣人之道,必能弥纶天宇的神秘、威胁大地的罪恶、征服地下的黑暗。

现在,这圣人之道既已大备,所以他们的潜修并不为了酝酿有力的思想、新颖的形式;他们的受苦,只是为了熬炼势不可挡的锐气,强化企图半途而废的意志。为此,天子的仆从藐视一切道德规范。

周鼎:天子的仆从喜好逆风行驶(一四五章)

【「(摄提)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鱼在摄提间。大角者,天王座也。又为天栋,正经纪也。」(《晋书·天文志》)】

天子的仆从,喜好逆风的行驶!在冰雪迷漫中……在狂风热浪中……在万丈悬崖上,他不屈不挠地警醒著。这里体现了多么强劲的力度感,多么空灵的距离感!他多么愿意即使死在这样一种孤旷之境。

天子的仆从!在你们的基因中已经包含了一种「逆境的美德」。倘若失去了逆境,则无异剥夺了你们显示这一美德的神坛,无异于让你们的生命萎缩,使你们的肌体崩溃。因为没有这生产美德的神坛,你们的意志也将晦暗失色……你们是为逆境而生的,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你们也因此而变得强健、变得坚韧。惟有在逆境与险情中,你们才优裕自如,否则倒仿佛无所措手足了。

【注:所以,要寻求伟大,必先寻求逆境,甚至制造险情……在和平的羊群中制造战争;在绿色的原野里散布死亡……然后再以伟大超凡的救主形象出现,把平安的恩典赐给吓破了胆的芸芸众生……许多壮丽的事业,正是这种美德创下的。因此,理解这种美德并保持这种美德,就成了透视历史的「X光」。】

你们是轻快的跳跃者。你们还没有被过重的行装压得瑞不过气。你们以内在的智慧,去抵偿空匮的行囊,正如强健者以体魄,去抵偿食物的匮乏……你们有敏锐的触觉,是 冲浪运动的爱好者。

【注:对天子的仆从来说,首要的问题仿佛是判明「谁是天子」以及「谁不是天子」。这关系到,你是天子的朋友,还是天子的敌人。但实际上这种判断不是人力可以胜任!因而以下说法最是无稽之谈:「谁最无畏、最无忌、最无我、最无碍、最机警、最能应变、最富于创新精神并有极强的生命冲动,谁就是天子。因此,聪明的人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经验和理性,在一位天子降临之前,在他开始证明神性之前,判明他的天子身份。」

而以下说法可能几近真实的景况:

「天子产生于宇宙的命运」,而不是产生于所谓「幸运跟随强有力的人」,有时,厄运拣选的孱弱者,反被任命为世界的航向。幸运只是人间的事,而宇宙的命运却超越幸运与厄运之上。天子既是幸运,也是厄运,既是世界的共主,也是世界的弃子。他是宇宙命运之定数,是必然来临的超幸与超厄;同时又是偶然的巧合,所以,作为神秘的底蕴,天子不可分析不可描述有如奇云异雾,实非人的世界可以摹拟。

真的天子以怀疑的目光扫射世界的一切,甚至爆破一切存在和一切观念。没有东西能瞒过他的灵光。他的门徒决不因他的审视而泄气,反以更大的忠贞,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宿命!天子的仆从,喜好逆风的行驶!

正如囚禁在羑里的周文王,他们念念不忘历史复仇,在文王儿子武王手中,「思想复仇」这个历史复仇的第一阶段,终于演成「政治复仇」这个历史复仇的第二阶段。历史复仇无不借助军事征服开端,其总结则为政治秩序与文明教化。思想复仇的首战告捷,文王创造了中国精神最宝贵的纪念物:《周易》。在惨淡的羑里,古代的明王就是用心思的革命擦去了脸面的耻恨!】

天子!你在世所不知的潜伏之所,孕育了光耀百代的文明之核。愿你的创伤足够深刻,足以成为新王国的摇篮!让你的世俗情感碎为粉末,足以促成新中原的肥沃!你的戾气化为空前的毒素,改变全球的容颜。而对天子的仆从,天子的毒素则是至爱至美,冷峻里藏著无限的光明。

天戈:愿你像一艘无顾忌的海盗船(一八八章)

【「天戈一星又名玄戈,在招摇北,主北方。芒角动摇,则北兵起;客星守之,北兵败。」(《宋史·天文志》)】

愿你像一艘无顾忌的海盗船,茫茫汪洋上神出鬼没。愿你抛弃一切畏惧,哪怕面对隐藏的危险。最尖利的暗礁,只能诱使你发起旋风式攻击,你使劫掠成为殉道,你视畅快的粉身碎骨为淋漓尽致的解放……

你敏感。有时,一件细小的事,引起你经久不息的波澜,并为你的生命流,平添一笔写在水上的逆转。

你麻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利剑悬于顶而气犹清。人类对此一千种传说,一万种解释,不能触发你一丝微笑。你充耳不闻世界之最,闭心不念世界的谜;又像万古之前的老人,与母腹中的胎儿共嬉戏。

你是宇宙的感应器。时空交错的千奇百怪,无不以变形的投影浓缩于你!甚至世界性的风暴,也骤起你散落青萍之末。你的感应,促令天人缔约,毫不相干的万事万物,闪烁庞杂的亿兆徵象,化合你无底灵明中。光、形、动、息,绵延推移……

当你潜入内心,对象都不存在。万象为你注解,你,浑天仪。一切飘浮不定的混沌,沉绽为种族与文明。你的神经质,成为世界的始基。世界的,成为幻化的;幻化的,成为世界的。

伟大灵魂的瞬间,胜过历史千百年。你不为航行而喜悦,也不为沉没而悲伤。世界上哪有不落的太阳、不沉的船?生命的意韵是,要使日落壮观,沉船满载珍宝。一艘空船,即使避开猛烈的撞击而苟延残喘,也不使探险家兴奋;一个人物,即使放弃畅快的冲锋而尽天年,也不使历史家留连。你宁愿带来积极的灾祸而不是消极的福荫,孤独效死比之举世赞誉,更能赢得你的心。

平衡了阔无涯际的海洋,是你明镜的无量。凶恶的涡流、荒诞的浪峰,供给你恣意穿行的围场。日月的倒悬扰不乱,未知的深渊挡不住,遥远的星辰向你奔驰,魔鬼的岛屿为你闪开。

你不为航行而喜悦,也不为沉没而悲伤。你的航行不为获取掳物;你的沉没不是由于疏忽。你的航行与沉没,都被多棱十色的晶体所照射;苍海横流,显不出你的本色;黄天垂死,逃不过你的眼睛。你静默广大而澄彻,你的睿智透明如阳光。愿你像一艘充满自豪感的海盗船!忠实自己的角色,遵循自己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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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对1989年“六四屠杀”的预感

(一)

1974年春天,我初学《周易》。为了帮助自己耐心啃读那些枯燥的辞深奥的内容,我动用了“起卦”的办法,就是运用自己对未来的好奇心,通过打卦来细读经传。

这样,我从身边的小事一直追问到国家大事,从近日一直追问到十五年之后……

最后我问到十五年以后自己会怎样?对于一个当时才二十岁的人来说,十五年以后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极限了。

结果呢,出现了“夬”这一卦:

夬卦原文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白话文解释

夬卦:王庭里正跳舞作乐。有人呼告:“有敌人来犯。”邑中传来命令:“出击不利,要严阵以待。”筮遇此爻,出外旅行则吉利。

《象辞》说:本卦上卦为兑,兑为泽;下卦为干,干为天,可见泽水上涨,浇灌大地,是夬卦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从而泽惠下施,不敢居功自傲,并以此为忌。

(二)

《周易》有三千本不同的注释,这是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

周易卜筮,向来很难,各派各家各不相同。

但是我以此为由展开了学习。

为了便于理解,兹引一段先进网上流传的解说如下:

《断易天机》解:

夬卦兑上干下,为坤宫五世卦。此卦中的夬为决断、决裂,象征会有危险之事,利有攸往,往前有利。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排除决去,必须刚断;始吉终凶,谨慎自重。

得此卦者,大运将过,困难将至,宜提高警惕,谨言慎行。

台湾国学大儒傅佩荣解

时运:气运过盛,散财为吉。

财运:利己利人,财散人聚。

家宅:须防水患;婚姻不成。

身体:调养气息。

传统解卦

这个卦是异卦(下干上兑)相叠。干为天为健;兑为泽为悦。泽气上升,决注成雨,雨施大地,滋润万物。五阳去一阴,去之不难,决(去之意)即可,故名为夬(guài),夬即决。

大象:泽水积满而泛滥成灾,滔天之势。又五阳爻之盛势必除去唯一阴爻,故一阴孤立。

运势:目前虽吉,但困难及变动正在蕴酿中,宜提高警觉,忌骄傲,防口舌是非。

事业:处在兴盛阶段,但已孕育着普遍的危险。务必施恩泽给他人,勿居功自傲,主动团结他人,不干冒险的事。时时提高警惕,防止小人的破坏。但不可莽撞,应持和缓的手段去决断小人,避免过犹不及。

经商:市场正在走向衰落的状态,不宜大量活动,随时注意转向。开拓新领域时,加强同他人的合作。但务必充分注意别有用心的奸诈小人趁机捣乱和破坏。

求名:虚心求教,充实自身实力。但应量力而行,不可盲目自大,更不可同小人合流,图虚名而败坏事业。

婚恋:防止上介绍人的当,也应注意对方的目的。

决策:性格矛盾,往往表面刚强而内心虚弱,在关键的时刻,败坏事业。虚心听取他人劝告,切勿鲁莽,多谋深思,用柔和的态度待人处世。

台湾张铭仁解卦

夬:表示决定或缺失,是个状况卦,吉凶未定。所迟疑的事情,一定要有个决定不能再拖延,至于如何决定,可视变卦而定。否则在有所拖延,就成凶象了!

解释:卦相奇特,角龙升天行大运。

特性:思想敏锐,有理想抱负,果决,务实主义,实事求是,不投机冒险,有孤独感,宜从事专技工作。

运势:日前虽然鸿运当头,终会遇到困难与危险,凡事不可轻举妄动,宜随时警惕自己,留心意外灾害。住所可能会有变动,亦有文书、契约之失利,易生错误。慎勿傲气或自以为是,不谦和者定有灾。

家运:夕阳虽好,却近黄昏,往后有陷于惊动、痛苦之境。因此卦有盛极必反之象。

疾病:病情重宜速治,防头部、呼吸系统、肿瘤等疾。

胎孕:无灾。母胎宜节食物,且勿发怒气,否则有难产之虑。

子女:有先吉后凶之象。

周转:不可急躁,须诚意,光明之态度可成,否则有不利之象。

买卖:须诚信交易,有失败破财之害。

等人:不必等了,不会来。

寻人:宜速寻找,延误不利。

失物:相信失物已经损坏,不能寻回。

外出:不宜过于频繁,以逸待劳最佳。外出旅行吉利。

考试:不理想。

诉讼:不宜与人争执,因势孤力弱,宜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求事:有困难,或得不到好职位。

改行:改行者要慎重考虑。

开业:开业者不利,如已备妥,小心难关重重。

(三)

在1976年开始写作的《〈周易〉的历史哲学》一书里,我把《夬卦》〔卦四十三〕总结为“决战时刻”:

《序卦》说,“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决断;扬于王庭,孚号有厉,指在王的朝庭上宣扬公布事情、竭诚疾呼有危险;扬,宣扬、张扬;告自邑,不利即戎,指告诫自己封邑内的人,不宜立即动武;邑,城邑;戎,兵、用兵。《彖辞》解释说:“‘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所谓刚决柔,指《夬卦》五阳盛长决去一阴;所谓健而说,指《夬卦》下干上兑,干为健,兑为说〔悦〕;所谓其危乃光,指上六阴柔乘五阳刚,故“危”。决战的时刻充满危险,但旧事物即将死去的前景,像光一样穿透人心。这仿佛文明诞生前夜的北极光!

《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书,文字;契,在木竹上刻字。《夬卦》的卦形下干上兑,卦象干为金,兑为口、为折毁,互卦则有以刀契刻之象。结绳即结绳记事,此风俗与美洲印第安人如印加人〔Incas〕相同,可以佐证中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确实可能同源。

《象辞》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是指施其禄及至于下,居其德不施其禄于下则犯忌。这是降雨之象,也说出中国文明的施舍性格,与欧洲文明的控制专利权与版权孜孜牟利的概念,有所不同。降雨是施禄及下,而居德却不降雨则触犯了为政以德的禁忌。

(四)

到了1989年1月1日,我怀着一种期盼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个像缅甸人那样素以温和著的民族,竟然在一年之间体现了如此巨大的热情与活力,这该如何解释?

面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性事件,一切解释都成为多余的了。这是那种使“解释”成为赘疣的“命运”与命运之力。这是那种超越了解释之逻辑的无名之朴。

中国还有没有机会?我为之奋斗了十五年的期待,还能不能落实?1974年,我用《周易》起卦,问到十五年以后,得到“夬”卦之上六:“夬”卦的卦辞说:“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而上六的爻辞则说:“无号,终有凶。”

谁能解答这里面的含义?

但无论如何,1989年似乎会发生什么。但现在却在平庸的现实中降临了。我看着年历,仿佛一个游魂在亲眼目睹自己的躯壳般地不可置信。每一个新年都是一次新的撕裂,撕下了旧的,裸露出新的。而这一次却是特别惨的撕碎。

打卦的结果,是自我期许还是上天的诺言?没有人能够解释。我也同样不能。其结果,是一种麻木,一种连沮丧都丧亡了的寂静。心的寂静与物的寂静。

(五)

1989年四五月间事变开始,我根据上述种种情况判断,民主运动只能无疾而终。据中共行事方式判断,抗议示威必以流血冲突告终。再根据文革武斗和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推断,八九民运将会死亡数十人。但是这一切预计都没有包括的一个偶然因素:这次街头镇压是由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邓小平亲自指挥的。老人的手已经哆嗦了,而独裁者手一哆嗦,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于是本来牺牲数十人就可以平息的抗议活动,终以数十倍的后果发生了!

这就构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但是,六四屠杀却推倒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

(1)

“六四”惨案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开始的,在第二天也就是1989年6月4日“波兰人民共和国”举行议会大选。

在大选中,波兰共党失利,团结工会获胜,组织政府。团结工会上台,标志着波兰政治经济制度的剧变。

团结工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获得35%和99%的席位,选举首位非共产党总理。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更改国徽。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告该党停止活动。同年的总统选举,瓦文萨成为首位民选总统。

(2)

六四屠杀后,共产党变得臭名昭著。

1989年10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提前召开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决定将社会主义工人党易名匈牙利社会党,并且把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体制意向。1989年10月23日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易名“匈牙利共和国”,决定取消为集体国家元首的共和国主席团,开始总统制;确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法治国家;取消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在国家机构中领导作用的原规定。

(3)

六四屠杀后,1989年下半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发生了天鹅绒革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捷共失去执政党地位,国名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eská a Slovenská federativní republika,·SFR),并修改国徽,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也取消了其国名中“社会主义”字样。1991年,政局继续动荡,各派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激烈,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斯洛伐克要求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1992年6月,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就联邦国家解体达成协议。1992年12月31日,联邦解体,捷和斯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继承国。1993年1月1日,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4)

六四屠杀后,东德总统昂纳克表示支持。引起强烈愤慨。1989年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被迫宣布辞职。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塌。1989年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提出关于两德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

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改名为左翼党。1990年2月13至14日,东德总理莫德罗首次访问西德。3月18日,东德人民议会举行首次自由选举,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德梅齐埃任总理,两德统一的步伐急剧加快。

(5)

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89年11月,在索菲亚发生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示威,示威后进一步扩大至要求全面政治改革。保加利亚共产党一些人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对此反应迅速。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被迫辞职。1990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政体制,党名也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6月,保加利亚举行了1931年以来首次自由选举,保加利亚成为多党制国家。同年11月,国名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6)

在罗马尼亚,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因抗议解除一名持不同政见的神父职务举行的群众示威,演变成骚乱。不久,布加勒斯特也开始了骚乱,军队倒戈。外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捕,并被秘密处决。救国阵线委员会取代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

(7)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1990年1月12日发生在首都乌兰巴托的事件,最终使得蒙古修订宪法,实行政治民主化。

(8)

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1990年底,也宣布开始实行多党制,国家走上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道路,放弃“社会主义专政”,军队、公安、司法、外交等重要部门实行非政治化和非党化。同是年三次发生阿公民大规模出逃到意大利、希腊等国,总人数达15万,占全国人口的5%。3月31日举行首次多党选举,产生了第一个多党议会,更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

(9)

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反动组织苏联正式解体。

苏联解体(俄语:Распад СССР)——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立国69年的反动组织苏联从此正式解体。

在苏联解体之前,立陶宛于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订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八月政变后,除俄罗斯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布独立,在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车臣、西伯利亚等地也出现了要求独立的主张。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恢复独立

1990年3月30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开始恢复独立进程

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议会宣布开始恢复独立进程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宣布主权独立,在其境内俄罗斯法律地位高于苏联法律

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7月27日:白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8月22日:土库曼斯坦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8月25日:塔吉克斯坦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10月25日:哈萨克斯坦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10月30日:吉尔吉斯斯坦发表主权宣言

1991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90%以上投票者赞成立即独立

1991年3月3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78%的爱沙尼亚人和74%的拉脱维亚人赞成独立

1991年3月17日:举行关于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76.4%的投票人赞成保留经过改革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没有参加投票

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宣布独立

1991年8月19日: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819政变

1991年8月20日:爱沙尼亚独立

1991年8月21日:拉脱维亚独立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

1991年8月24日:俄罗斯宣布独立

1991年8月25日:白俄罗斯独立

1991年8月27日:摩尔多瓦独立

1991年8月30日:阿塞拜疆独立

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独立

1991年9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独立

1991年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并宣布支持其加入联合国和欧盟

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独立

1991年9月21日:亚美尼亚独立

1991年10月16日:土库曼斯坦独立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独立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事实独立

(10)

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人造国家“南斯拉夫”各民族开始各自争取自治和独立。1991年-1992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赫塞哥维那)、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92年宣告解体。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于1992年4月27日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继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之后,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省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实际管辖。

(六)

1989年发生在中国北京(我的出生地)的“六四屠杀”,却推倒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

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因为按照我此前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共产主义的瓦解一定会从中国开始的。

其理由是佛教在中国盘踞了千年之久,最终还是被赶出了庙堂。而相对的,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迄今还占领着东欧和苏联故地。

命运永远是人类算不准的一个奥秘。

〔另起一页〕

第三节

1989年“六四”屠杀掉的书籍

1987年初,我在北京近郊参观过一个“解放军”的坦克部队,其团长告诉我,1986年底他们坦克部队曾经奉命部署到北京郊区,对学生运动进行预防性警戒;该团长是一个农村兵,肥头大耳,他洋洋得意地说,北京政权都靠他们保护。

他调动了两辆坦克让我们乘坐体验,他还告诉我们,这是他日常演练的最大权限,进一步的调动全要通过中央军委的“红色电话机”。

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他还告诉我们一段掌故:1977年,他们部队接待了一位神秘来客,手持华国锋的手令要调动坦克部队进入北京;他们部队立即接通“红机子”向中央军委查询,结果军委命令他们立即逮捕此人,押送北京。

这个事情,使我在1989年六四屠杀之前就预感会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北京”的血腥事件,果然,1986年没有机会大开杀戒的坦克部队,1989年终于在全世界摄影镜头前“用兵一时”,从而完成了血腥的创举。

回到北京之后,我拿出了1985年写作的《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一类的历史“形式”》之打印稿,投稿给《华人世界》杂志的创刊号。此后我继续研究“军阀建国”的现象,在1987年写下了《文明的毁灭》,收入文集《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1988年冬季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再拖延,1989年“六四”屠杀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更是单方面中止了出版过程。1996年,该文集才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匿名出版。此后历尽坎坷,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到2006年我终于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前后经过三十多年。

现在,六四屠杀二十四年之后,2013年,在此展示军阀屠城之后,因为上了“新闻出版总署”的黑名单,我被杀掉出版机会的书籍如下——

1、《被囚禁的思想》(原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联想与印证──中国思想的理解过程》(原定江西人民出版社庆祝“建国40周年”系列丛书出版)

3、《向东方文集》(原定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4、《零点哲学》(原定人民出版社和出版)

5、《中国神话传说》(中国文化书院约稿)

附录之一

《文明的毁灭》

(收入文集《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出版时候被改名为《向东方》,以下文字的诞生,出于我对军事管制状态下的现代中国的切肤之痛。我由此知道,现代中国就是一个新版的“三国演义”、“魏晋南北朝”。)

第1节 

文明是会死的 

《三国志》是蜀人陈寿(公元233——297年)所撰,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 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此书有三个特点:

(1)分别叙述了三个大体上平行发展的国家魏(公元220——265年)、蜀(公元221——263年)、吴(公 元222——280年)的历史,生动描述了那个“三足鼎立”时代文化间歇、民族分裂的社会政治格局。这 种平行政权(国家)并存一书的笔法,在传统的正史中并不多见。

(2)三国分立前的人物多被收入《三国志》的历史中。董卓、李傕、郭汜等社会屠夫自不必说, 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建安人物,也都毕济于三国名下。名为《三国志》 实则描写了黄中起 事“震荡天下”之后,直到西晋重新统一中国之间的整个大乱。

(3)《三国志》是正史中唯一缺乏《表》、《志》等文化史录的著作。这表明,三国时代中国文 化的温度已接近零点,以至后来的各个混乱时期,在这一点上郡无有出其有者。自从司马迁的《史记》 首创十表人书,《汉书》继之以八表十志,表志之作已构成一个史学传统。但生当乱世之余的陈寿,却无力绍续这一传统。这是时代的大震撼造成的“学术缺陷”。南朝宋时的范晔所作《后汉书》有八志,时隔两百年后的范晔尚可收录到东汉的文化史料,这说明,三国时代的社会破毁与文化凋敝,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在二十五部正史中,只有记叙持久分裂时期的《南北史》像《三国志》一样不著《志》、《表》 但它尚有“文学”、“儒林”、“隐逸”、“文苑”、“艺术”等文化列传以为补充。而《三国志》 仅仅保留了一篇记载古代科技史录的《方伎传》 就文化素养而言,这已跌落到秦始皇时代的水平。三国时代,已成为一个斩杀故有文化之根的文化虚无主义时代。文化人若不托庇于某个封建主, 就会大祸临头,无法容身。那是一个甚至容不得隐逸之士的时代。即便屈节托庇的,也难免除危殆:

蔡邕死于王允之手,孔融被曹操杀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来最少文化气的军营,这时反倒成了文化人的避难之所和文化的残存之地。遥无了时的暴乱和军事行为,使军营一变为相对的安全岛。

即便是决心适应新野蛮状态的文士,即便他努力把自己改造为军阀的谋士,只要还保留一星一点的独立人格,也很危险。名倾一代的荀彧、崔琰,本为曹氏夺得政权立下绝大功劳,仅因一事不合“孤意” 即可招致杀身。

 

第2节

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检视一下《三国志》的本文,就赫然得见全书充塞了军事味十足的动词:征、伐、侵、略,遣、破、斩、获,拒、守、击、拨,攻、克、围、陷,禽、纵、解、救,募、讨、屯、督,避、退、降、 没,伏、胜、平、定……诸如此类,无法枚举。在这些戾气蒸腾的动词后面,隐伏着攻城略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高级文化被涤荡的事件。一个现代的头脑可以理解,这已不是寻常意义的战争,这是场场相连、绵延不绝的连台屠杀。

据多种记载综合分析,这些“战事”的死难者中,和平居民的人数要大于作战人员。“大相砍”的劫运突然降临中国,它不分青红皂白,不把郁积的能量消耗殆尽,就不收兵。

暴力化的动词结构,指代着文化结构被暴力所崩解的现实。 

深入《三国志》的本文,当发现全部叙事都以军事行动及其后果为轴线。甚至《后妃传》中的宫闱秘事,也与此相扣。倾城倾国的文昭甄皇后那凄婉的命运,不是被曹袁二氏决死一斗的官渡之役一分为二了吗?战前,她是袁绍的儿媳;战后,成了曹丕的禁脔。而曹丕登基的政治事件,却成了这旷世佳丽个人命运的绞索。她被遗弃,并被杀死。以致多情善感的后代凭吊者纷纷猜测,她竟是曹子建《洛神赋》中女神的原型!

《三国志》中众多的列传人物,也依据其和战争与屠杀的关系而分为三类:

1,军阀首领,如董卓、袁绍、曹操、张鲁、刘表、孙氏父子、刘备、吕布之流; 

2,军阀干将,如曹操、孙权的部将,和刘备的关、张、马、黄、赵之辈; 

3,军阀的谋臣,包括指导战略的荀彧、郭嘉、诸葛亮之辈;也包括被迫滞留在营垒之中的“建安七子”和其他文化人。甚至曹操的同乡、千古神医华佗,也逃不过军事结构的清算。

囿于当时社会政治的氛围和文化观念的框架,陈寿的《三国志》以魏帝为正统,而以“蜀主”、 “吴主”作陪衬。但这只是史籍本文的表象。“本文之外,别无他物”。而《三国志》却也提供给后 人一种体例与概念之外的、真正的叙事本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而折服当时史家的陈 寿,以其敏锐捕捉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他在尊魏的空泛形式下,着实缕出了自董卓到孙皓(吴国末帝)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暴君系列”。

此系列及其主角,恰是三国时代主流精神——一种反文化的主流精神——的代表。这似可说明,把董卓、二袁、刘表、张鲁列入三国时代有充分理由:他们都是势 力不等、程度不同、割据一方的“暴君”是文化的兀鹰。在生年上他们属于东汉,但在精神和行为的模式上,却全然归属后来的魏晋南北朝。

第3节

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董卓一把冲天大火,烧毁了两汉的物质文明;关东盟军的讨董战争与彼此残杀,则倾覆了整个社 会结构。从建安到三国近百年间中国的社会从整体上被夷平了,中国的文化从整体上荒漠化了。只有 零零落落的文化士人负笈而逃(王粲就是一个显例),或被迫集中到军阀们的营地去,勉勉强强把文化 的因子保留下来,但传统文化的结构则土崩瓦解、随浪淘尽。

汉代的文明社会,同步退化为三国野蛮 的军事组织。这是一些攘扰不息的战乱集团。其中,不仅有正规军人,有部曲、民兵,还有被席卷而 走的民工甚至妇女儿童。社会与军营,在此混为一体。失去军阀资格的君王,等于走向了死亡。汉少帝、汉献帝自不必说;蜀后主,魏明帝以后的魏主们,也都是这样。谁控制了军队,谁就控制了社会。

而社会,倒成了军队的附庸和随心所欲的战利品。这时,残存的一些文化表现,也只是对暴力的颂扬:如曹操的诗;或者哀悼:如建安七子的作品。 

太学里高谈阔论的文士,让位给军营中运筹帷幄的谋士;地方豪强则变成了全国军阀。这正是当时所谓“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他们的动向即构成了历史的方向。

与之同步,广泛的文化革命现象开始发生。宦官们合法的、控于结构以内的破坏性工作,被非法 的、在结构以外活动的军阀一步步接管。原先隐伏的兀鹰,升入文化史的天穹。宦官势力是罪恶的渊 薮,军阀集团则挥动着复仇的屠刀。而在汉末三国时代可能制止他们的各种自治组织,早已在两汉皇 权的持续高压下,分崩离析了。

要对文化破坏的势头予以推波助澜,需要掌握世俗的权力。而在文明社会趋于解体的急世之中, 此种世俗的权力,只能体现为赤裸裸的暴力——不是结成小规模的犯罪团伙,而是组成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所以,反文化的兀鹰集团必定身兼军阀的角色,他因此带有一切军阀的劣根性:

1,实用性。用人之际,不惜礼贤下士,事成之后,“狡兔死、走狗烹”。 

2,自我中心。凡可用以扩张自己权力的理论、方法,不惜曲解以为己用;而对于己不利的事实,则要 予以抹煞,结果造成历史文化的随机颠乱。如曹操一方面鼓吹以“孝治天下”,并与文士们坐论古今, 为己声援;另一方面却对文化人大开杀戒,甚至对技术专家(如华佗)都不放过。

3,帮派至上,任人唯亲。随着文化秩序的崩解,公益的原则已无所依附。原则的丧失,使人和人之 间的纽带,从精神的变成物欲的;使社会的组织原则,从公认的传统礼法变成个人的即兴好恶。

4,迷信暴力。传统文化的动摇状态,使各种规矩和界限趋于模糊,武力成了唯一可以托庇的东西,成 了生活和信仰中的王牌,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军阀们于此尤甚。他们只信仰武力。好一点的相信武 力可以改造社会;坏一点的则以武力去掠劫天下。如曹操在他的《让县自明志令》中说,决不“慕虚名而处实祸”,所谓“实祸”盖指放弃了武力至上原则之后的处境。

从董卓到孙皓,三国时代的兀鹰真可说是风起云涌,集一时之盛。其中,曹操是颇为典型的。不仅由于他的行为,还由于他的言论。 

他在给孔融的信中借古喻今、施加压力:“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段自白,在坦露兀鹰的社会职能上,达到了惊人的准确度:兀鹰们,对“建德和人、风化海内”的文化事业无所补益;但“抚养战士”却不失为军阀的命脉;而“杀身为国”则是对他们日常工作的合理 化解释,只是“杀身”恐怕是以牺牲他人的性命为主;而“为国”不过是为己之国。至于“破浮华交会之徒”,正是对文化人的剿灭。

对此,他们确是十分胜任的。 

第4节

文明是怎样瓦解掉的

我们特别提出曹操作为兀鹰的代表,意在破除一种关于曹操的革命迷信,撕开曹操作为“文化保护人”的面具。不错,曹操堪称一位杰出的诗文家,但以诗文家的身份而兼暴君与文化破坏者角色的, 历史上不乏其人,如隋炀帝。再者,有人认为曹操搜尽天下名士,集于邺下,组成“文学集团”堪称“彬彬之盛”。其实,此颇为皮相。

曹氏倡诗文,除有自己的个人偏爱并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华以外,实乃顺应桓、灵以来经学衰而文学盛的文化转变,如汉灵帝设“鸿都门学”,奖励文艺创作。“邺下文学”不过承鸿都门学之遗续而已,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创举。与提倡诗文写作并行不悖的,是对文化人士的广泛搜罗、威胁、软禁、剿杀。在这类“文化活动”方面,曹操所下的功夫,远在两汉诸帝之上。

收集与屠戮文化人的双重措施,颇能显示各个时代的兀鹰们共同具有的复杂性格。其收集的动机, 不仅出自爱惜,也出于占有欲,即把文化人当作私产,降为御用的奴仆。这与兀鹰时代的社会军事化 倾向,甚为契合。三国时代比秦皇时代的文明程度显然要高,始皇帝只能用一种方法镇压异己——“坑”,而曹操却至少能用三种方法去消灭独立的人格:

1,借刀杀人。文士祢衡数忤曹操,结果被送到刘表那里,又由刘表遣派到黄祖那里,终被杀害。 

2,指使杀人。文学家边让,对曹操“多轻侮之言”,后受人诬告被曹操“告郡就杀之”,根本没有进行 “审理”,死后,“文多遗失”。 

3,诬陷杀人。大名士孔融曾经触犯过曹操的尊严。“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种批评对“寡人有疾”的曹操不是一般的刺痛,而构成心理上的打击,曹操积怨在心。再加上孔融不愿参与曹氏的政治阴谋,更使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慑于孔融名望,曹操竟指使郗虑和路粹两人先后上书进行诬陷。即使如此,所罗列罪名也不过只是“言论罪”,可见孔融并未触犯公法。但兀鹰对待言论罪,往往是更不容情的。孔融被杀之后,其九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因说了几句间接同情父亲的话,也被曹操下令杀死。由此可见,出身卑猥的曹操,比秦始皇还要狠毒。

与魏国奠基之主曹操有计划的整肃异己者相比,吴国的末代君主孙皓,表现得更像一个随机杀人狂。“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妾以诉皓,皓大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于四望之下。”这直接体现了孙皓这头末日兀鹰的翻脸不认人的“人格”。

在这里,我们并不想探讨孙皓其人的滥杀动机,而只想指出:这种不负责任的食人者,竟能稳坐在统治的宝座上长达16年之久,正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气氛使然的,文化的兀鹰时代,尚远末终结。

2013年6月4日

附录之二

《向东方》文集题记

这个地方正在飞速地沙漠化。

大片大片的植被枯死了,

光秃秃的乔木倒卧在地,

变成化石。

再也看不见飞禽与走兽,

再也听不见昆虫的嘶鸣。 

人们也都悄悄迁走,

回头看上一眼,

永远不再归来。 

(1988年1月)

《向东方》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谢选骏著,原定一九八八年冬季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再拖延,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更是单方面中止了出版过程。一九九六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匿名出版。这是由于作者谢选骏依然名列禁书名单,无法署名。“疏野”取意爲谢选骏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前)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评》。

谢选骏 

《向东方》文集 

全书目录 

自序 

第一章 沉思世界史:早期传统论 

1--1 希腊神话透露的信息…………… (1) 

1--2 航海民族的性格………………… (3) 

1--3 早期传统对文明发展的定式…… (6) 

1--4 请正视传统……………………… (4) 

第二章 走出黄河心理(《河殇解说词》第一稿) 

2--1 黄河,一个象征………………… (6) 

2--2 二元归一………………………… (19) 

2--3 黄河心理的透析………………… (22) 

2--4 两种选择………………………… (30) 

2--5 历史.民族.“图腾物” ……………(33) 

2--6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未来………… (37)

第三章 文明的毁灭 

3--1 文明是会死的…………………… (41) 

3--2 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43) 

3--3 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46) 

3--4 文明是怎样瓦解掉的…………… (50) 

3--5 “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试验家…… (53) 

3--6 文明死,哲学生………………… (55) 

第四章 哲学的痉挛:乌托邦之兴废 

4--1 哲学不是文明的福音…………… (59) 

4--2 大过渡时代的哲学家…………… (61) 

4--3 反乌托邦主义…………………… (66) 

4--4 使命感与“德交汇”……………… (70) 

4--5 天道的神秘……………………… (75) 

4--6 “德”先于“道”…………………… (79) 

4--7 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家…………… (83) 

第五章 集团化是异化之源 

5--1 文身是生活信念的标志………… (86) 

5--2 信念与语言……………………… (88) 

5--3 符号化是集团化的结果………… (90) 

5--4 “符号人”的来历…………………(93) 

第六章 人与文明的方舟 

6--1 挪亚的方舟……………………… (96) 

6--2 洪水与方舟:文化的第一功能… (98) 

6--3 方舟与共济者:文化的第二功能… (100) 

6--4 共济者群体,挪亚与上帝……… (102) 

6--5 群体生活是文化的本质………… (104) 

6--6 文化发生的机制………………… (107) 

6--7 文化传播的机制………………… (109) 

6--8 文化的“功”与“过”……………… (110) 

第七章 文化的隔离与文化圈 

7--1 隔离是一种命运………………… (114) 

7--2 种族与语言……………………… (117) 

7--3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121) 

7--4 现代化的传统之根……………… (122) 

7--5 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文化”……… (124) 

7--6 隔离中的文化…………………… (126) 

7--7 文化圈散论……………………… (128) 

第八章 代与代文化的冲突 

8--1 宇宙生命的节律:“代”……………(136) 

8--2 代与代的隔离、幽闭…………… (140) 

8--3 体制加剧了代文化的冲突……… (147) 

8--4 人类的优越性…………………… (152) 

第九章 文学的文化哲学概念 

9--1 什么是“文化哲学”……………… (158) 

9--2 文学的感性:文学不是人学…… (160) 

9--3 文学的理性:官本位文学观分析… (168) 

9--4 文学的时代性:代沟中的心…… (178) 

第十章 艺术的民族性与真实性之消解

10--1 寻根的神话:艺术的民族性…… (188) 

10--2 一个悖论:艺术的真实性………(197) 

第十一章 艺术统制论 

11--l 官方的智慧…………………… (207) 

11--2 读《周礼》,东西方思想的相遇… (208) 

11--3 对艺术的统制………………… (212) 

11--4 官方的理想艺术……………… (220) 

11--5 艺术之死的碑记……………… (229) 

第十二章 现代人的感情 

12--1 现代人的感情………………… (232) 

12--2 表演意识……………………… (233) 

12--3 自信…………………………… (237) 

12--4 生活的本位观………………… (239) 

12--5 两种生活态度:宿命论与自然论… (241) 

12--6 个人的信仰与集体的信仰………… (245) 

12--7 物质主义与心灵主义的不同功能… (250) 

《向 东 方》 

作 者 疏 野 

责任编辑 侯润章 

封面设计 森 然 

版式设计 曾 琪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印 刷 张掖河西印刷厂 

开 本 850X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2,000

版 次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l次印刷 

印 数 1一5,000 书 号 ISBN7一80587一331一3/I·231 

定 价 11.00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另起一页〕

第四节

《河殇》与1989风潮

电视政论系列片《河殇》,是席卷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热”的集成、普及、顶点和终结,《河殇》最后导向了全民运动和八十年代的光荣落幕。

维基百科上面的《河殇》条目说:“《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总撰稿人为苏晓康和王鲁湘,导演夏骏,但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为学者谢选骏。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河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无情剖析和嘲讽,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所谓“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是因为《河殇》倡导了“从黄河到蓝海”、“从黄河文明走向航海文明”,但是日本学者对此却评论说,《河殇》体现了深刻的“中华思想”,是中华民族企图再度崛起、走向世界中心的努力——这种矛盾的两级评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作为《河殇》的主要参与者,由我自己来谈论“《河殇》与1989风潮”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是由于今天的会议给予我“《河殇》与1989风潮”这个命题,我也就可以用更为客观的立场来谈论有关问题。此外,由于我个人在“六四”镇压以后的二十年来,受到了各个方面的长期禁锢——因此反而有幸获得了意外的机会,得以在禁锢不用中,通过冷静的旁观,进行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思考和最为深入的研究。

现在,经过了二十年的思考和研究,请允许我运用一个比较旁观的方式,那就是串联一些左中右各派人士的相关评论,多种维度地呈现一个“《河殇》与1989风潮”的主题。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传播更多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见解。

(一)《河殇》激起了全国震撼

说《河殇》激起了全国性的震撼,并不过分,当时甚至连远离震中北京的广东,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据林傲松《〈河殇〉广州辩论记拾遗》说,六四惨剧的发生的前一年,政论片《河殇》在央视和各地方电视台热播,一时间,《河殇》就像一场思想风暴,几乎荡涤了全国每个角落,街头巷尾,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甚至他在广州茶楼里都见到喝茶的老人,都参与了议论。他从未见到过这样为普罗大众所热心关注的现象,大脑在那段时间也异常的兴奋,只要有时间就守着电视机旁搜寻《河殇》看《河殇》,思想随着《河殇》的画面和那极思辨的旁白解说,不停的思索,思想和心灵的震撼,促使他到处找人议论,现在回想起来也颇有意思。“和我一起讨论得最多的是共青团广东省委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的记者(未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不便使用真名),讨论间,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想到策划组织一次《河殇》广州大辩论。几番商议,我负责联络主办单位和赞助企业,他负责联系辩论队伍、辩论场地、新闻媒体等。分工既定,就各自走马灯一样在城市里奔跑。很快,得到了共青团广州市委的支持,答应出面做主办单位,同时又落实了赞助企业万宝冰箱公司,万宝冰箱还要求作为辩论的一方参加辩论。”

林傲松承认:《河殇》在当时的确促使全民对传统文化和政治现状进行反思,并且成为一年以后学潮和民运的思想号角。假如没有《河殇》,可能就没有“六四”后期的大规模的民众普遍参与。当局在镇压八九民运之后,展开对《河殇》的批判,原因不在于《河殇》否定传统文化,使人们去反思传统文化(因为中共一直就是否定传统文化的急先锋),主要的是《河殇》造成的思想冲击,使人们进一步怀疑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基础产生了动摇。在“六四”屠杀之后,当局对《河殇》进行批判和清算,林傲松本人也因参与组织《河殇》辩论,也成了被整肃的对象,不久就被迫离开了政府机关。

网人“瓦斯弹”的回忆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了《河殇》的冲击力量:“当年《河殇》很红,校团委和学生会组织播放了三次,场场爆满,看完后没人鼓掌,大家都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睡前的恳谈会也没人提起。《河殇》的立论太震撼了,说《河殇》是‘六四’的战前思想动员并不夸张。……‘长城,我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这句,很有冲击力。”

(二)“六四”是最大的《河殇》

和薪《“六四”是最大的〈河殇〉》一文指出:人们怀念“激情如火的1980年代”,那好像一个黄金时期,因为那时的“文化热”有如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席卷大地,冲毁了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的思想壁垒,从而把启蒙的种子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在那个激情如火的岁月里,学者们中间流行以文化传统来解读中国现实,并力图从中找出一条中国的自我拯救之路。1980年代的“文化热”在1988年的一部风靡全球华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直到今天,《河殇》在许多人心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

和薪认为:“六四”印证《河殇》,《河殇》预言“六四”——1988年6月,《河殇》播出;1989年6月“六四”发生。“六四”与《河殇》之间正好相隔一年,这其中是否有着因果关系,或是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见仁见智,众口不一,但是有关的话题却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六四”与《河殇》,像是一道永恒的伤口,搁在中国人的良心上。因为“六四”就是最大的《河殇》。“六四”印证了《河殇》所言不虚,而《河殇》则预见了中国社会的陷阱,“六四”的爆发不过是这个“黄河文明即将死亡”的总危机一个部分罢了。结果之一,就是《河殇》作者群体全被列入全国通缉的名单,或逃亡,或被捕,无一幸免。

(三)《河殇》走出了延安精神

赵建国《历史真相:〈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指出,面对九一一事件开启的“恐怖战争时代”,健忘的世人好像淡忘了冷战和苏联帝国的垮台那一段历史。其实这相当短视。由于中共政权的存在,冷战实际上没有彻底结束,搜集了国际共产主义残余势力如越南共、高丽共、古巴共之散兵游勇的中共政权,正企图结合苏共残余势力,先掌握住俄国,再徐图恢复,如破坏国际反恐战争,施展国际阴谋等。因为说到底,国际共产主义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种,支援国际恐怖主义,就是支援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因此,纪念“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死亡,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回顾是为了展望。知道了苏联所哺育的“延安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也就明白了延安精神所主导的中共改革,到底能走多远,到底能不能走出它自己挖掘的致命陷阱。

1989年在北京爆发的八九民运,虽然也有胡耀邦那样的中共体制内部的力量参与,但是六四屠城的血腥却警醒了东欧的人民,七月八月九月直到十二月,1989年下半年,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共产党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应声倒地!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汇入了消除社会专制主义的世界洪流,它必将在消除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中,警醒世人。

赵建国认为,东欧和苏联极权统治的崩溃,是从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中开始的。而导致六四屠城的八九民运与一年之前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呐喊有关。《河殇》激发了整个中国争取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大屠杀事件”,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慨,冲倒了柏林墙,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无怪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要宣布,“《河殇》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反革命暴乱的蓝图”。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对中国根本不像共产党所说的是什么“悲剧”。相反,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解除了中国民族的心腹大患。因为苏联帝国,实际上是满清、蒙古、突厥、鲜卑、匈奴、猃狁等草原内陆霸权的继承者,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渗透和征服,事实证明从头到尾给中国带来的是绵延一个世纪灾难,尽管这个灾难是红色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其版图和“蒙古汗国联营”,正好是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越南,但都无法进入西欧、日本、爪哇。

(四)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墙

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的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1989),他在其中写道:

1989年6月4日,他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几个小时以后的同一天,他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波兰发生的革命事件: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而一天之前在北京发生的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则摧毁了共产主义最后的神话。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最后证明,北京戒严以及随后发生的六四屠杀,对波兰选举结果,的确开创了欧洲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1989年6月27日,奥、匈外长洪恩和莫克剪破矗立于两国边界上的铁丝网,象征分裂的东、西欧展开统一之路。2009年6月27日匈牙利总统苏里翁表示:“6月27日是欧洲结束分裂的纪念日,我们绝对有理由齐聚一堂庆祝此日。剪断铁丝网是个直接的象征,让全世界了解,在欧洲的核心发生了这件大事。”事实上,那时铁幕已名存实亡、残破不堪,连小动物都不怕。当年的边界警察表示,为了找一段可让两国代表举行“破坏铁幕”仪式的完整铁丝网,官员可是煞费苦心,最后总算顺利拍下历史性的照片。

天安门屠杀五个月以后,达菲尔德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而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警告欧洲人民不要重蹈覆辙。1989年10月初,达菲尔德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四十周年庆典。而六四惨案元凶之一、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祥的征兆”。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模式”解决问题。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的屠杀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然而,六四的鲜血却唤醒了德国人的良心,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的示威。苏联也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11月9日,柏林围墙倒下,1990年两德正式统一。柏林墙倒塌十年后,达菲尔德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五)《河殇》显现了思想史意义

《河殇》不仅总结了中国经验,而且推动了历史的演进,这一点甚至连左棍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河殇》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河殇》是近年所谓‘文化反思’浪潮的一个恶性产品,也是近年流行的某些文化观念具有集大成意义的一部代表作;另一方面,《河殇》还是近年流行的一系列西方意识形态经过浓缩的一个拼凑。《河殇》产生影响的社会心理背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重大的思想困惑与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映现了改革开放环境下,许多人们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自卑于落后、希望一步到位即实现现代化的急躁心理。《河殇》是对中国文化价值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之所以值得重视,倒并非由于它多么有力;我认为恰恰相反,是由于这部作品那种公然和大胆地主张浅薄观点的勇气。”(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在《二十年时间显现了〈河殇〉的思想史意义》一文中,左棍何新进一步分析说:“《河殇》的推出,加剧了普通知识群体趋向于怀疑主义思路,使原本鉴别能力和批判力较弱的普通知识群体对于《河殇》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也就是说,《河殇》确实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并因此在思想领域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从而使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使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面临瓦解的危险。加之它的推出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电视传媒形式,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由此引起的震荡,或许是当时的创作者和有关的审查部门所没有料到的。这一点,可从1989年的政治风波得到印证。而最初针对它的批判,只是来自于高层的权力和少数洞察力敏锐的知识分子。这场轩然大波表明,增强执政党对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洞察力和免疫力尤为重要。为此,执政党把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建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规划国家发展的‘八五’计划中,突出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被定为重点课题,而意识形态研究的课题成为重中之重。由此可以看出,执政党加强意识形态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与《河殇》的推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由左棍的上述批判,可以看出《河殇》二十年以来对中国官方的文化政策甚至是对民间思想界所发生的深刻影响——《河殇》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动,但《河殇》的精神不死,融入了中国的社会演化进程。

(六)《河殇》骂皇帝仍有现实意义

《河殇》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其超前性质的感召,不仅推动了1989风潮,而且对于后来兴起的“反动帝王戏”都有“反面作用”,这种“负负得正”、“否定之否定”的效果,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史式的《〈河殇〉骂皇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一文指出: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更早触及了“皇帝”问题:

《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与斟酌才说出一段话:“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对电视面前的观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1988年当时的中国,正是邓小平罢免了胡耀邦、即将罢免赵紫阳、推行“垂帘听政”的黑暗时刻。

1994年2月,史式又在《人民政协报》上读到一篇反对皇帝戏的短评,印象深刻,他当时就想写文章响应一下。但转念一想,皇帝戏越拍越多,可能只是一时现象,反对的呼声多了,一定能够得到纠正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史式的意料。十多年来,皇帝戏不是逐渐降温,反而急剧升温。黄金时段,屏幕上几乎是皇帝戏一统天下。几乎一打开电视机,就听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看到皇帝脚下跪着的黑压压一片。由于编导的卖力,戏也逐渐升格,从故事、戏说升为历史、正剧,一部片子的投资从几百万升到几千万。一些有名的暴君,竟然被捧成盖世英雄。 史式认为:皇帝戏的泛滥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担负着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营养重任的屏幕应当得到净化,屏幕上的“皇帝热”应当降温,屏幕上的皇帝戏可以休矣!看来,“《河殇》骂皇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真正的先见之明;而更早触及了这个“政权问题”的《河殇》遭到邓小平等老人集团及其继承人等的秋后算账,更是说明皇帝的阴魂直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河殇》骂皇帝,不是海瑞骂皇帝那样批判某个皇帝,而是摧毁了整个皇帝神话、龙神崇拜、延安精神,难怪会激怒邓小平集团。

其实,延安精神的代表作《东方红》,就是一种皇帝神话和龙神崇拜的“土八路变种”,所谓“太阳”,正是古代暴君夏桀的自称。毛泽东是不学无术还是有心作恶?竟然自命为夏桀的传人?

(七)《河殇》的三象征与三本书

上面六个小标题,都是左中右各派集思广益的产物,并非我的一家之言。下面说几句我自己的话。

《河殇》批判了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象征:龙、黄河心理、长城保守精神。《河殇》的这些批判,其含义众说纷纭。但是这三个象征的批判,在当时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三个批判之间显然有个一脉相承的线索。这个线索在当时被认为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这是“骂祖宗”、“逃避对于中共现实政治的批判”。

由于这三个象征主要是我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走出黄河心理》等论著提出的,因此我自己的解释应该是最权威的。

我想说明的是:上述“骂祖宗”、“民族虚无主义的”、“逃避对于中共现实政治的批判”等等解释,都是误解。下面我逐一作出说明。

1、正如本文第六节所揭示的,《河殇》批判龙神崇拜,其实是在批判皇帝制度的影响、批判统治中国人意识的皇权思想。这一批判的现实意义,很快就在一年以后显示了出来:1988年《河殇》批判皇帝的非人性质,其实预言了邓小平在1989年进行的六四镇压是必然的。《河殇》骂皇帝,这是一个批翻逆鳞的动作,触怒中共是必然的。但是真理无法掩盖,史式先生后来继续了这个思路,发扬光大,写出了《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需要说明的是,皇帝既不是具有神秘性质的天子,也不是依据习惯法进行统治的王,而是依赖外来的暴力进行征服的强暴者。特别能代表皇帝这一特质的是秦、元、清等外来征服者的霸权,因此,正如批判龙神崇拜就是批判皇帝,批判皇帝就是批判霸道而非批判王道。

2、《河殇》批判“黄河心理”,其实是在揭露延安精神的危害:“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给中国造成了普遍野蛮化的后果。“黄河走向大海”是在隐喻:延安精神需要让位给蓝海精神,这指引了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出路所在。现在中国的当权集团,一边批判《河殇》思想,一边执行《河殇》战略,这是可耻的剽窃行为。这也再度证明:“黄河心理”,其实是一种灾民心理;延安精神,其实是一种暴君主义。对灾民心理和暴君主义的继续揭示,后来有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

3、《河殇》批判“长城保守精神”,是在提请大家注意《义勇军进行曲》具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做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贱民哲学。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我们汉人为什么这么贱?为什么倡导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任人宰割?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对付日本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西方人那样用战略去回击殖民侵略者?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商汤那样起来推翻夏桀的暴君统治?《河殇》意识到,中国只有突破长城的限制,才能进击世界。

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贱民哲学。贱民哲学就是轻视人命的哲学,贱民哲学让人依附于龙、依附于暴君、依附于皇帝、依附于长城。但是长城不会保护人,却会奴役人——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就是一个“《河殇》批判长城的事后证明”:是所谓的“钢铁长城”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贱民哲学不仅招致南京大屠杀,也招致天安门大屠杀。而前几年出版的《血酬定律》,探索的实际上也是“血肉长城”的“命价”问题,是六四的余波和对六四的反思。一个隐瞒天安门大屠杀的社会,没有资格纪念南京大屠杀:因为两个大屠杀的基础,都是轻视人命的贱民哲学。1989年中国政府所说的“牺牲二十万人,维持二十年的稳定”,不正是依据了1937年日本军阀“南京大屠杀”的同一逻辑吗?可惜到了2009年,二十年的气数已经满了。现在,“维稳办”作为“维持会”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疑问。

最后,值得思考的一点是:在《河殇》批判的三个象征:龙、黄河心理、长城保守精神之间,有无共同之处?有无一脉相承的线索?

答案是“有”:那就是“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对龙、对黄河心理、对长城保守精神的批判,都可以从“批判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这个角度去观察。但这一线索在1988年撰写《河殇》时,是不能明说的,否则《河殇》就会被老人政治“扼杀在萌芽状态”、胎死腹中,所以《河殇》只能发出一声叹息:“文明衰落了!”

从公元前两百年的秦始皇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军阀、僭主时代,导致文明衰落的要素,都是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而要结束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必先结束贱民哲学的统治,这就是《河殇》的意义所在。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2009年6月26日,7月4日修改,纽约

〔另起一页〕

第五节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有两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一句是“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一句是“谎言重复多遍就会成为真理”。这两句话的意思相近,可以互为参照,而其逻辑结论就是我要说的第三句话:“历史乃胜利者制造的谎言。”

现在2009年,八九民运刚刚过去二十年,就有一个极大的谎言已经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和媒体的头版。这个谎言就是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也不知道如何争取民主。这个谎言的制造者、信奉者、传播者,不一定都是专制主义者,有些甚至是民运的同情者、国际友人、美国汉学家。*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已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皋、李泽厚、于浩成、谢冕、宗璞、蔡仲德、王瑶、北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敏、陈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东、周国平、戴晴、陈嘉映、朱伟、王逸丹、樊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卫、杨百揆、苏炜、田人隆、高尔强、林英、赵越、闵铋、王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鸣、邝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晓、王军涛、高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峻、萧前、方立天、王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聃、袁红、周发祥、樊骏、杜书瀛、刘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麻、吴方、林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飙、裴效维、周永琴、王信、胡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舵、于长江、贺为芳、谢韬、赵一鹤、步近智、童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晓、姜广辉、马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津、贺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洁、郁风、杨匡满、于慈江、李征、李丹慧、陈东林、吴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这一《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正是这些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可以说,4月18日的《请愿书》标志八九学运的基本诉求,4月21日的《公开信》标志八九民运的基本态度——它们的存在,彻底否决了“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的谎言。相反,它们的存在还证明了八九民运是一场相当理性、克制、懂得妥协精神的、追求宪政民主的运动。当时的人们曾经惊叹:是一股怎样的理性的力量,能把如此众多的民众凝聚起来,用如此和平的方式,进行了如此长期的非暴力抗争?后来局面失去控制,主要是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无法在民众和政府之间对立中,实现4月18日的《请愿书》和4月21日的《公开信》所体现的妥协精神。而决不是“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

用“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来为1989年5月19日颁布的戒严令,以及随后发生的“六四屠杀”,进行辩解,是无稽之谈。

2009年5月19日

*2009年4月18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报道《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世界仍在关注》说,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八九民运参与者们“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黎安友多年从事中国政治和近代史研究,曾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序,也是《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编辑之一。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

所谓“中纪委行动”就是近年来逐渐发酵、渐渐震撼世界的“反腐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反腐运动得到了最高领袖的支持,因此大有席卷最高领袖以外的所有人之势,因此被有些人担心是要回复到毛时代云云。不是没有这种思想的可能,但是落实起来却不可能再用毛的手段。否则岂不成为马客死(卡尔马克思)所讽刺的“第二人”?也就是克死马(卡尔马克思)有关“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所说的,所谓第一人是英雄拿破仑(不论我们是否同意把科西嘉矮小的黑手党人称为英雄或一世“太祖皇帝”——科西嘉人实为西西里“种族”也),第二人则是小丑拿破仑三世了。

目前中纪委行动雷霆万钧,竟然拿下了中央军委负责人,拿下了情治机构负责人(相当于纳粹的希姆莱和苏联的贝利亚),并信誓旦旦地说还要有更多的拿获……但是有人却把中纪委比作酷吏,说中纪委行动是为新的独裁者的登基,开刀祭旗。

这是一种未来的可能。

但是还有一种过去的现实。

那就是“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

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有什么关系?

中纪委行动如日中天,而八九民运的许多著名人物现在已经沦为乞丐——二者岂能相提并论乎哉?

诸君也许不知:早在八九民运之前,已有识者提出——

在中国一党专政的国情之下,采用现代政治制衡技术的可行方法,就是所谓的“一党两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两委轮流执政,互相监督,克服腐败。包括克服毛泽东那样的超级腐败分子。

这是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的共同之处:反腐败。

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力来源:中纪委行动的权力来源是“暴君”,八九民运的权力来源是“暴民”。

如果两者能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法源,则中国可望进入文明状态的第三中国。

从“致中和”的意义讲,也可以说中纪委行动源出八十年代的理想,是在落实八九民运的主张。

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这两条路线,都是为了反腐败;正如邓小平路线与毛泽东路线,都是为了政治独裁。

但愿中纪委行动真是反腐败,而不是为了政治独裁。

因为,政治独裁最终将沦为毛式的小帮派统治或邓式的大家族统治,进而导致不可遏制的腐败政权。

“一党两委”的共产党专政,也许只是一个白日梦,但显然比毛式文革还是大有进步。

中国是不可能“回到毛时代”,因为毛泽东就是一个变态,而不是一个常态。

毛是无法作为范本的。就像变态的鲁迅无法作为常态的学生课文。

我的想法是:政治领袖的素质不能高于国民的平均,否则就会惨遭滑铁卢。

毛泽东要不是低俗到了红卫兵的水平,就无法调动他们起来送命。正如其前辈希特勒、斯大林要不是低俗到了党卫军、赤卫队的水平,就无法调动他们起来送命。而对于人口密度太大的社会来说,他们其实都是种族命运的无意识工具。

在这种意义上,“民运”也扮演着类似的使命。

暴君和暴民的角色,本来就是经常转换的。

〔另起一页〕

第七节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提要本)

——“世界仍在关注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

序言

第一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第三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

第四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

第五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

第七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

第八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

第九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

第十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

结束语

序言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世界制裁中国。台湾商人却通过探亲、旅游的名义,乘机进入中国大举投资,结果现在,台湾自身却在大一统的前景下瑟瑟发抖、全面“中国化”,甚至要开始推行简体字与汉语拼音方案。

1989年六四屠杀后,日本第一个解除了对于中国的制裁,结果日本已经陷入整整二十年的经济萧条。

1989年六四屠杀十周年以后,整个国际社会终于接受了六四惨案这一“血酬”现实,并开始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结果仅仅八年以后,2007年金融海啸终于开始席卷全球了。

可见,世界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吃的,这多少有些像《圣经·创世记》上所说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吴思的《血酬定律》也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启发,它认为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而生命是可以定出价格来的,也就形成了所谓“命价”——所谓血酬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甚至是“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其实所谓“血酬”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普遍人性的结果。

尤其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可以证明,所谓血酬定律,乃是一种基本人性,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现代保险业的基础就是“命价”概念,人寿保险的金额,也就是一个社会给生命定出的大致价码。

从本书最后将要谈到的建筑物下牺牲孩子生命的奠基礼,以及原始农夫杀人肥田的播种礼,都是比现代中国的暴力革命史更为明显的“血酬”现象。对于这些和平时代的血酬与命价,吴思好像考虑得不多。他好像仅仅注意到“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而他的视野也仅及于中国历史的范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景观,如原始民族的习俗、西方文明的制度,其实都是有其各自“血酬”和“命价”的,后者如殖民历史所一再揭示的。

从“血酬”的角度看,1989年中国的八九民运,自己虽然倒在血泊之中,但却创造了另外两个自己以外的奇迹:那就是1990年代苏联东欧集团的土崩瓦解,和200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现在,八九民运的前一个作用,已经逐渐被大家认识;八九民运的后一个作用,迄今为止知之者不多,需要我来予以揭示。

虽然至今为止,六四屠杀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们还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命价”——类似西方社会人寿保险那样的“赔偿”和中国社会习惯的“平反”;但是六四屠杀的受害者们所牺牲的生命,确实已经改造了世界,并创造出了巨大利润供形形色色的人们争先恐后地享用着。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1989年的中国八九民运,中间相隔十九年,这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

这里有一个最新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据2009年5月26日的美国《侨报网》报道“中国制造干壁有毒”: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告诉美国国会,美国与中国近期将互派人员,调查中国进口干壁对美国房屋所带来的影响。此外,美国国会也计划拨款二百万美元协助调查。

美国联邦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与保险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普赖尔(Senator Mark Pryor)说:“2008年初,佛罗里达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房主开始抱怨他们的家里出现一种奇怪的味道,闻起来像是腐臭的鸡蛋,这种怪味一直没有消失。此外,也出现金属腐蚀的现象,包括新的冷气机在使用两年之后部分零件变黑、腐蚀。房主还抱怨一些健康问题,包括鼻子流血、头痛、眼睛与皮肤过敏、以及哮喘。最后,佛罗里达州主管健康事务的官员与建筑商认为:问题出自于中国进口的干壁。”

干壁是一种建筑材料,由石膏和软矿物等成分压缩在厚纸板之间制成。 受到中国进口干壁影响的案例有数万起,发生在美国十几个州。调查人员进入有问题房屋之后不久,也发生类似的症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告诉国会,美中官员就此保持接触,中国商务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已经就此展开调查,一个中国调查团抵达美国,美国也派遣调查团到中国。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纳尔逊(Senator Bill Nelson)说,国会计划拨款两百万美元协助调查。他说:“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测试发现,与美国制造的干壁相比,从中国口的干壁有三种不同的成分:丙烯酸涂料(Acrylic Paint)中的一些微量物质、硫(Sulfur)以及锶(Strontium)。”纳尔逊参议员跟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兰德里欧(Senator Mary Landrieu)曾经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美国召回从中国进口的干壁。兰德里欧参议员表示,中国制造的有毒干壁对美国房主带来不利影响,伤害了美国的建筑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障碍。

一位房主代表其他受到影响的居民告诉国会,医生建议他们搬家,但他们的房子卖不出去、必须继续缴房屋贷款,又无法负担额外的房租,简直无处可去!维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最近对中国进口干壁施行禁令,据信这是全美国第一个禁止建筑商使用中国制造干壁的城市。

面对血汗工厂的产品,中国外面的自由世界一直是不以为然,甚至甘之如饴的。如此程度的道德冷漠,能不得到报应吗?这个报应,也许不是来自宗教上的神秘力量,但仅仅是经济规律上的就够呛了。此话怎讲?

中国血汗工厂里的产品,不仅是有毒的,而且是带血的。这个“血”不仅从监狱劳工和乡村民工那里来,而且是从“六四镇压”(1989年)、“八三严打”(1983年)而来的。

我本人通过二十年来的思考,得出结论认为,只有一个全球化的政府,才能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类似“六四事件”这样的政治悲剧。反之,依靠其他的主权国家,来帮助中国解决六四悲剧的遗留问题,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其他主权国家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首先谋求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社会”首先是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他们连在国家之间建立秩序的能力都不具备,又怎么可能帮助落后国家去实现进步呢?

2009年4月10日,在“宪政中国”论坛举办的“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系列演讲”的第十四讲,我曾经就上述因果关系讲了一个主题:“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八九民运,及全球化政府的建立。”有的听众反映说,“听了这个讲座后,感觉讲的内容有点类似公民世界正在做的:这就是建立公民世界沟通平台;进而建设公民世界政府。解决8964遗留问题,彻底解决世界金融危机问题。但是谢先生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讲透彻,反而后来在讨论中听众提出许多意见与疑问。”

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我准备用下面的文字,来回答一些意见、解答一些疑问。

第1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

受华尔街金融海啸拖累,全球经济陷入泥淖,至今不能自拔。其原因到底为何?众说纷纭。

2009年1月1日,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这次危机部分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对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具体说来,他认为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危机。美国联储会现任主席伯南克也认为美国房地产泡沫,是由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促成的。

这些看法并不孤立,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也在媒体上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所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这种观点使得中国政府十分紧张。准备了足足半个月,从1月16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展开强烈反驳,金融研究所所长宣昌能在新闻吹风会上表示,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和新兴市场“是站不住脚的”。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选择中国的《金融时报》反驳,批判保尔森的这种观点属于“强盗逻辑”,并反控“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但是张健华和宣昌能好像并不知道:这已不是保尔森第一次指责中国政府了。在2008年11月中旬“二十国峰会”开始前夕,保尔森就曾说过,并不只是美国自己犯下了次贷危机的错误,“亚洲和石油输出国的缺乏消费和外汇增持,及欧洲的结构问题”,也伤害了全球经济。

2009年初的美国《外交》杂志,却刊登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在危机爆发之前的2005年就提出的“过度储蓄论”的旧文。即使伯南克当年还没有顾得上指责中国政府,但现在这个危机深重的时候重新发表此文,显见美国学界对保尔森“中国责任理论”的认同。例如美国外交委员会的地缘经济学专家赛特思(Brad Setser)就赞同保尔森的观点。他表示,中国的储蓄远远高于投资,其资金大量流入世界各地使利率降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一般舆论认为,保尔森的言论虽然有为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甚至怂恿投机的倾向进行辩护的嫌疑,企图为他自己这个失败的财政部长及其同样不负责任的前任解脱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因人废言,经过综合考虑,发现他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

指责他人可以使自己感觉良好,而互相指责则有助于真相的披露:“真理越辩越明”。因为谬论改变不了事实,但一种谬论却有助于澄清另外一种谬论。例如,中国方面就指责说,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以及信贷消费过度扩张,而导致美国信贷消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格林斯潘所提供的反面证明也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斯潘这位退休的美国联储会主席,可以称得上这次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因为是他一手导致了长期低息政策,并造成资产泡沫的形成。所以他为自己辩解说:“并不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导致了金融危机,而全球经济不平衡是金融危机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格林斯潘还有更加出格的言论。他2009年2月19日晚上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致辞后,接受《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着经济的不平衡。中国拥有高储蓄率,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消费太高,过度依赖国外的资本。”格林斯潘说,但“高储蓄率本身对经济很有帮助”。而在致辞当中,格林斯潘认为,其他国家大量借贷给美国,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的借贷是所有这些金融湍流中的最安全的避风港。

金融危机给这位八十二岁的前任金融监管者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他对“市场调控”态度终于转变了腔调。格林斯潘一直反对金融监管,但这个信念在2007年夏天开始覆灭,这让他这个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感到极大的失败。

人们可以在上述中美两国的互相指责中,接近事情的真相了:

1、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危机。

2、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以及信贷消费过度扩张,而导致美国信贷消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3、各国政府对于疯狂投机的金融机构,不仅监管不力,甚至包庇、纵容、唆使其从事犯罪活动。

第2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导致全球的流动性泛滥,而且与中国自己的血汗工厂也息息相关。李扬、殷剑峰在《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一文中,对改善中国的高储蓄率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些“结论和政策建议”。

其基本结论认为:

(1)1992年到2003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由于目前还得不到2004—2005年的资金流量数据,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国民储蓄的这种部门结构在此期间是否延续。然而,鉴于近年来居民存款增长率渐趋下降、政府部门存款增长率迅速上升而企业存款增长率稳步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数据,财政存款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截至11月份)的增速分别为21.64%、28.22%和43.49,机关团体存款增速分别为21.18%、47.84%和22.09%。然而,由于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较低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全部存款的增速只分别达到15.61%、19.39%和17.11%。鉴于各部门存款增长率同其储蓄率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有较大把握地推断:中国储蓄率的上述部门结构特征依然被保持着。

(2)居民部门储蓄率呈长期稳步下降趋势,既归因于其储蓄倾向下降,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从影响程度来看,后者是其主要原因。居民储蓄倾向下降,反映出国家持续推行的增加国内消费的基本战略已经在居民部门取得明显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持续下降,则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在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而居民财产收入的减少则反映了居民投资领域狭窄和投资收益因流动性过剩而下降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从部门间的联系来观察,居民部门财产收入的下降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

(3)企业部门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但是,相对于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经过各类税收和缴费调整之后的企业再分配收入总体上低于其初次分配的水平。但无论是初次分配占比还是经再分配调整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稳定中呈微升之势。在初次分配阶段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两大因素造成了企业收入占比的上升。首先是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相对下降,这与居民得自劳动报酬的相对下降互为表里。其次是其支付的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这种现象反映的经济事实是: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中国的资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企业运用资金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

(4)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经过20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自21世纪开始迅速增长。政府储蓄率的上升,归因于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上升以及其储蓄倾向也不断提高两大因素。就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而论,无论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在再分配阶段,该比例都是上升的。这反映出:自从1990年代初期提出“提高两个比重”以来,已经取得了预期的积极成果——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收入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率在增长。但是,经过再分配调整之后的政府收入占比有了更快速的上升,说明政府似乎并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至于政府储蓄倾向的不断提高,无论归因于其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还是归因于其资本转移水平的提高,都说明:近年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强化了。

其政策建议认为,如果说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是“降低储蓄率”和“提高国内消费率”,那么,政策的基本着力点应放在“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上:

(1)提高居民收入应当成为中国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着力点。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督促企业增加劳动报酬的支付,对此,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之。中国政府于1993年就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年又在《劳动法》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然而,制度的执行远不尽如人意,“血汗工厂”的劣迹屡屡见诸报端。其中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地方政府对税费的追逐以及企业在税费压力下利润的摊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减税应该有助于推动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其次是需要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不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势,构成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和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的主要原因。再次是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借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

(2)财政政策应当在今后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之一。就减税而论,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应属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生产税中的主体税种,中国增值税的税率为17%,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安体富,2002)。就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作出积极贡献。

(3)对于企业部门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不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在此条件下,企业应逐步提高其对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水平,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以应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李扬、殷剑峰的研究清楚显示:“中国的高储蓄”是个假象,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导致的。而血汗工厂的形成,也和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息息相关。

第3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

血汗工厂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却是在中国特别严重的现象,其中最为震惊世界的就是每年死亡数千人的人为“矿难”。血汗工厂的持续恶化,与六四血腥镇压具有肮脏的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刘晓波《展示官权的人权展》一文指出,“民众的言论、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权利的匮乏,即便不是导致‘血汗工厂’、拆迁悲剧和矿难频繁的唯一原因,起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胡少江《 “六四”与经济增长》一文则对相关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六四”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自“六四”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功于那场血腥的镇压。他们的“逻辑”是,“及时”和“果断”的镇压维持了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的分析家对这种观点也采取认同的态度。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错,“六四”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在高速增长区运行。但是,“六四”的发生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政治上的压制也完全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胡少江认为,如果我们以“六四”作为分界线将1978年至2005年的二十八年分为两个时期(1978年至1988年和1989年至2005年),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前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高于后一个时期。例如,按照复率计算的这两个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七和百分之八点七;而这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的算术平均数则分别为百分之十点二和百分之九点二。

“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中国自19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中国的许多重要的经济改革政策正是在第一个时期开启的。例如,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开办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事实上,‘六四’镇压后的前两年,中国的执政者曾经想方设法地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江泽民曾经在公开会议上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将中国的个体户和私有企业‘罚得倾家荡产’;宋平等人则再在农村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妄图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只是当这些做法四处碰壁之后,执政者才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回到现实中来。由此可见,即使是纯粹地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看,将高速增长归因于‘六四’镇压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质量和财富分配合理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六四’镇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是显而易见。”

胡少江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是却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198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更快,却没有促成国际金融海啸,而1989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更慢却促成了金融海啸?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经济规模的问题,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胡少江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写的,那时正值金融泡沫的顶峰,大家还看不到泡沫的危害性。

但即使如此,胡少江在2006年的泡沫顶峰期,已经看到了:“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没有缺乏保障,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收入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水土和其他资源的严重缺失和环境的破坏,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尤其是各级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甚至基层政权组织的黑社会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恰恰主要发生在‘六四’以后。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普通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正是中国的增长难以持续的症结所在。”

胡少江指出的这些问题,都是血汗工厂的伴生现象或直接后果。其原因按照胡少江的说法,“正在于中国的执政者在‘六四’之后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凭社会一天天烂下去。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进行表达;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制度,社会的阴暗面长期得以掩盖;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腐败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痼疾。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应该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改善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利。……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应该得到均衡的发展。如果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矛盾,唯一有权利在它们之间进行平衡、做出抉择的是人民自己。任何政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用坦克和自动步枪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真是拜‘六四’镇压所赐,我们也无法在价值观上接受‘六四’镇压的合法性。更何况‘六四’并非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胡少江的上述结论,作于金融海啸之前的2006年。如果在金融海啸的背景下,来看待“血汗工厂和六四镇压”的关系,确实更能体会“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关系。

第4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

撇开“矿难”等“土八路类型”的血汗工厂不谈,单只看看“洋教官”所调教出来的现代化的血汗工厂,就足够怵目惊心的了。

2009年2月18日的《新闻晨报》报道:《IT五巨头供应商被曝是“血汗工厂”》,指出美国科技业行业组织“电子产业公民联盟(EICC)”日前宣布,准备对“血汗工厂”——东莞美泰塑胶电子制品厂(以下简称美泰)的工作环境展开调查。此前媒体报道称,美泰是一家向戴尔、惠普等五大IT巨头提供键盘和打印机的硬件工厂。对此,五大IT巨头纷纷“喊冤”,反咬一口,说将进行调查。而美泰公司则表示,将由当地外经办的宣传办统一回应。

EICC是由全球超过三十家的大型电子电气企业组成的成员制联盟,其致力于改善电子行业供应链的工作环境安全,IBM、微软、戴尔、联想和惠普均是其成员。

EICC此次行动源于美国劳工委在2009年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劳工委在报告中称,美泰的工人一周要工作80.5个小时,包括40.5小时的强制加班,超过了中国法律规定的388%。另外工人每天只有两次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但工人实际拿到手的工资一小时只有不到三元,已违反了中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美国劳工委的报告描述说,美泰年轻工人每天要在硬板凳上坐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工厂要求工人每秒钟就要往键盘上安装一个按键,一个月要重复这类动作达一百万次。此外,报告还描述了美泰工人苛刻的工作环境:工人被禁止说话、禁止听音乐、禁止抬头张望,还不能把手放在口袋里;为了方便工作,工厂规定工人要定期剪指甲,不剪就要罚款;工厂鼓励工人互相监视;工人一周四天被锁在工厂大院里,甚至被禁止散步;工厂经常对工人洗脑,要求员工像热爱自己的家一样热爱公司等。报告还指出,美泰还制订了细致的罚款项目,工人在工作时吃零食罚款十元,吃饭没有把食物全部吃完,罚款二十元等。

报告中还引述了一些美泰工人的话:“我觉得自己像在监狱服刑,保安像警察看犯人一样监视我们”;“我的手不停地在动,一秒钟也停不下来,手指和胳膊又肿又疼”;“一些年轻的工人在工厂外面有男、女朋友,要出去约会的时候,要苦苦恳求老板才能够离开工厂大院”。作为证据,美国劳工委还在其官方网站上曝光了美泰发给工人的厂纪厂规、新进员工培训资料以及员工聘用合同书的原文。

美泰位于广东东莞市常平镇,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台湾企业。总共有大约两千名员工,75%是年轻女性。去年年中时,美泰曾在工厂外拉横幅表明要大量招聘十八到四十五岁的女工。目前美泰则表示不再招聘新工人。台湾企业的恶劣不是孤立的现象。

一个热门新闻就是“记者报道富士康案遭三千万索赔”事件。台湾富士康公司位于深圳龙华,在深圳雇用了二十万人,是一家较有影响力的台资企业。《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报道了台湾“富士康”的血汗工厂行为,结果却遭到富士康三千万人民币索赔控告,台湾商人并且迫使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将记者的私人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予以冻结。

富士康的这起诉讼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主要因为富士康并不去告报社,而是告了报社的两位记者,还索赔三千万,这显然违背常例,企图发挥“杀鸡儆猴”的恐吓效果。而更为恶劣的是,法院居然为虎作伥,直接冻结了两记者资产。显然,资方显得非常强霸,而产业工人以及敢于替产业工人说话的记者,都是任人践踏的弱者。

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是“资方的天下”,资本家们拥有不可想象的权利和自由,资方对于产业工人的压榨和欺辱几乎是肆无忌惮的,产业工人的地位目前是弱势群体,自己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遇到问题,几乎没有一个组织或部门能够及时帮助工人解决,而这些产业工人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时往往会采取某些过激的方式追讨工钱,采用跳楼、自杀、堵路等方式来追讨自己的血汗钱。但这些行为却会遭到警方的严惩。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应该受到严惩的是那些靠榨取工人的血汗发财致富的奸商,而无权无势、只求劳有所得的产业工人何罪之有!报道这些问题的记者又何罪之有!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怎么会堕落为国际资本的看门狗?

毋庸置疑,城市里这些外来的产业工人是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辛勤劳作,但还是经常遇到就业受刁难、安全无保障、子女求学难以及费用繁重等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每日辛苦的工作,以个人的诚实劳动换取饱蘸汗水的微薄报酬,他们为这个社会做着默默无闻的贡献,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当他们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被视作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更责无旁贷,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以自己的影响力来为这些苦难的人们赢得自己应有的价值,否则这些绝望的弱势群体完全有可能走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那条路。而资方以巨额赔偿起诉传媒记者,则无异于将自己放在人民、社会的对立面,对自己企业不会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血汗工厂,在中国并不是新闻。平心而论,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还真算好一些,大多数情况是不会胡来的,至少发的工资还是在法定最低收入线之上的,不少国内的小企业强迫加班、拖欠工资、甚至卷款外逃的事情都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事实让人们很无奈,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无法改变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命运。有人绝望地认为:“这也是所谓的宿命,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就是‘被牺牲的一代’,在当代中国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充当原始积累的棋子,这就是所谓的补课吧,补一下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和生活,我们的下一代也许会过的更好。”

第5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

有网民“博讯螺杆”在 2008年11月1日发表文章指出,《“六四暴乱”与“八三严打”有一定因果关系》 。他指出,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三件最大的坏事,一是1957年主抓了反右运动;二是1983年推行了八三严打;三是1989年贯彻了六四屠杀。反右是毛泽东的阳谋,但操刀者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反右运动中有很多强硬讲话都不敢入录邓选,所以他不肯全面否定反右,只是承认中共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胡耀邦做出了很大努力,用一系列的经济实惠安抚了被扩大打击的右派分子,但这个平反还是令广大右派们心情不够舒畅,因为政治问题必须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怎么能打个哈哈,赔几个臭钱就没事了呢? 

博讯螺杆认为,邓小平以前跟着毛泽东,靠发动内战建功,靠镇反杀人立威。文革后邓小平上台,也有样学样,靠打越战建功,靠八三严打杀人立威。八三年,邓小平一句话就召开了人大紧急会议,临时修改刑法,以红头文件代替宪法,展开了自中共镇反以来关、打、杀人最多的严打运动,制造了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冤狱。应该指出,邓小平搞的“八三严打”血腥肮脏,百分之八十的人并非错杀而是胡杀。这其实是“六四”大屠杀的预演。但是胡耀邦、赵紫阳都在台上,却没有加以阻止,所以同样沾满了一身鲜血,他们后来的倒霉垮台,与此不无关系。可见恶有恶报、血债血偿。

明知这是重大违宪、重大冤案,不该杀的也要杀,“搞破鞋”者杀,“非法同居”者杀,“打架斗殴”者杀,“偷鸡摸狗”者杀,直杀的血雨腥风昏天黑地。草菅人命,人命关天,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一群人(亲属,朋友,同情者),更不要说枉杀错杀。从此,旧恨加新仇,中国民间积压了对抗政府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一旦达到燃点,就会剧烈地燃烧起来。八三严打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受害百姓的报复。值得指出的是,很多在严打中立功晋升的公检法人员,都在短短的一两年中不是意外暴死,就是患了不治之症被痛苦折磨而死。对这些人的不得善终,周围知情百姓的一致反映是:报应!活该!可见,天怒人怨很快就产生了效应。从八三到八九时隔六年,严打造成的民间积怨终于找到了暴发点。 

博讯螺杆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在六四屠杀时动用军队坦克,除了他对政变的担忧,还在于当时他根据各地密报已经判断出,使用有限的警力根本不能平息即将暴发的大规模骚乱。如果不在北京痛下杀手,那么全国都会效法北京,共产党的政权危在旦夕。学运期间,各地警方基本上处于恐慌状态,对上街游行的学生群众保持一定距离,不阻拦不干涉,甚至交通警察也让出了岗亭,由群众来指挥。面临局部骚乱也无能为力,有的干脆作了鸟兽散。在尾随学生队伍游行示威的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八三严打”中被关打押的无辜百姓在报复政府,在骚乱中,这部分群众的对抗也最为激烈,这也给后来当局的“平暴”造成了口实。 

博讯螺杆指出:一个政权,想维持统治防止被颠覆,只有两个办法才能做到社会稳定:一是霸道,像中共过去那样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对人民施加高压恐怖手段;二是王道,搞怀柔政策化解民怨,扩大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基础的规模,实行民主政治。但在今天看来,霸道与王道这两样中共都难以做到。另外,人类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向文明发展,不可能倒退,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国际大气候”。中国的小气候不可能避开国际大气候。辩证的讲,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兴衰过程,一个政权也毫无例外,现在中国走的正是苏联的前车之辙,这中间没有岔路可走,所谓气数将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即使今天,中共再加强多少防暴队伍和装备,在愤怒的人山人海面前也是豆人纸马,不济事的。唯一有效的“防暴办法”还是军队坦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1989年的人民,军队也已经不是八1989年的军队了。邓小平还是比毛泽东聪明,他立下了遗嘱,要家人将他的骨灰扬到江河湖海去,而不是安放在八宝山。因为他明白,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将来是逃不过被清算的,与其被后人挫骨扬灰,还不如自己先扬了。 

严家祺在回顾六四屠杀的前因后果时则说:“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天安门事件实际上主要是学生运动为主体,北京市民、工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参与者,因为媒体的原因,把像我们发表的一些声明就放大了,实际上我们做的事非常有限。”严家祺说,他亲身经历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那次有人被打伤、被抓捕,但无人死亡,所以1989年6月3号晚上,他作为名誉校长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发表讲话时,没想到会发生“大屠杀”,也没感到危险。对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迫使当局动用武力清场的说法,严家祺表示:“对比两次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1976年也发生天安门事件,那次把邓小平作为黑后台,1989年把赵紫阳作为黑后台。1976年出动了工人、民兵、公安干警大概有三千人,加上维持秩序的部队,总共人数不到一万。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大概是六百多人,就是把纪念碑门口的人抓起来了,4月5日晚上,大概抓走了二百多人,抓人的时候有人反抗,把有些人打伤了,但没有打死一个人。但是1989年,出动了十八万的军队,其中从公主坟、木樨地、沿长安街西边开过来的军队三十八军人数就有一万五千人,还有坦克,还有机枪,一路扫射,所以死伤的人非常严重。对比这两次天安门事件,就是学生留在广场,怎么能够用机枪、用坦克来镇压呢?所以我们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和平抗议的民众,他们没有进行什么反革命暴乱,而且1989年6月3号到6月4号早晨是一场大屠杀,把这么多人杀了,杀人的人要追究罪行。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或者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错误同罪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我提到六.四的时候要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严家祺也认为,六四屠杀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局,也跟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密不可分:“邓小平在全世界对六四的谴责面前作出的一个反应,就是放弃共产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搞什么计划经济、公有制了,大家自己去赚钱把。邓小平就用这种方式,来挽救共产党,中国走上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了全世界谴责,在这个谴责面前,六四之后不到半年,柏林墙就倒塌了,因为东德的军队不敢再开枪射杀逃到西德、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所以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号的倒塌,实际上是六四屠杀事件的直接结果,这个情况下就造成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瓦解。所以邓小平严格来讲,他不仅是六四的杀人犯,而且他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完全丢掉了。中国今天的灾难,不仅是专制主义的灾难,而且也有早期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灾难。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同外国资本进入的结果。所以这个经济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门母亲、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遇难者的血和泪。所以,今天的经济发展同六四屠杀密不可分,今天的社会不公正也同六四屠杀密不可分。”

第6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1989年抗争的主要群体,大学生和知识界在二十一世纪则基本保持沉默,这被海外的一些评论家指责为“犬儒化”。而其实,这一指责并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换一个角度,则不难看到,对1989年的镇压相对保持沉默的弱势群体,现在却成为“维权运动”的主力。

这一对比说明,六四屠杀以后,中国政府吸取教训,加紧收买大学生和知识界,提高了他们的生存待遇;而对1989年相对沉默的群体,如农民、民工、大多数城市工人,则加紧了权利的剥夺。

有人称此为“镇压的循环”、“沉默的报应”。

2009年5月22日的英国《卫报》,发表文章分析类似的现象,称为“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China's rise relied on a rural miracle. So does its future,黄亚生)指出中国专制政权之所以没在1989年垮掉,其真正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农村人口“相对满意”。

东欧自由、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与中国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在1989年遭遇同样的命运,是因为中国没有放手对其政治体制进行自由化。这是对历史错误的解读。中国在1989年没有“垮掉”与它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并无太大关系。(相反,中国在19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领导下,尝试过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中国之所以没有在1989年垮掉的真正原因,是其农村人口相对满意。

在天安门事件高潮时期,邓小平曾对其他中国领导人做过如下表述:“经济仍旧是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经济基础,学生游行十天农民就要暴动了,更别说整整一个月了。”中国面对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可能是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这一课题值得铭记。

2009年,数以百万计的出口制造业就业机会消失,大量农民工或者失业或者被迫接受大幅减薪。中国要走出其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如何在中国农村重复1980年代所发生的奇迹——十年间,农村人口的个人收入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十年代,这一增幅放缓到不到4%;而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这一增幅大约是5%-6%。农民由于没有响应1989年的抗议,而在随后的年代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1980年代中国的农村奇迹,其实是中共得以稳固其政权的真正原因。这一奇迹得益于1980年代乡村地区重大的政策放开。当时,赵紫阳政府着手引导财政资源进入萌芽中的私营经济和农村中的企业活动。农村金融体系也获得了一定灵活度,非国营的资金提供者被允许与国营金融机构在吸引存款和进行放贷方面竞争。在农村地区,政府系统化地破除阻碍商贩在城区进行买卖的政策壁垒。农民企业家们,反正从来没有享受过终身制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很快就抓住了改革带来的机遇。他们充分利用了城市的高收入和城市中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在1980年代,农村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便是商业收入——农村家庭经营小企业的收益。 

这一切在1990年代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开始着手进行以城市为核心的大规模投资战略,并成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新机场与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但农村收入却未能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个人所得增长率降低到1980年代的一半。对家庭调研详细数据进行的分析也显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在1990年代出现了崩溃。1980年代,接受调研的农村家庭中大约30%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信用资本。但在1990年代,这一数字下跌至10%。而与此同时,农村家庭需要负担更高的税赋、教育费用,以及医疗费用。 

当大多数中国人口的收入增长放缓时,整个国家的个人消费水平下降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间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大幅缩水。2007年,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3%,比1990年代初下跌了10%以上。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的消费水平甚至能接近这一数字。印度的消费水平比中国高二十个百分点,巴西高二十五个百分点。而中国的低消费与东亚文化无关。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消费占GDP的比例均超过55%。 

很多分析家敦促中国降低出口以解决全球失衡。但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考量,不是中国为什么出口这么多,而应该是为什么中国消费这么少?要让中国公众的消费带动GDP增长,关键在于重建中国农村1980年代所享受的商业和金融环境。中国应当大胆地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比如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取消户口制度(这一制度限制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取得城市居留权),赋予农村居民彻底的土地交易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强化198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产物——通过村级选举改善农村基层管理。1980年代,中国不但着手放开经济,同时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面对危机,任何政府能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错过机会”。1989年,中国错过了一个和平过渡的机会。

第7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

改变并不总是好的。以反对专制而著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到中国访问。《南华早报》在5月26日说,佩洛西显然避开人权问题不谈。中国有些异议人士也因此对佩洛西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她“这次也投降了”。因为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要不买美债,美元就可能垮台。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希拉利·克林顿在佩洛西之前来中国时,也是闭口不提民主、自由、人权。

2009年6月3日新闻报道指出,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日前”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说:“中国政府跟二十年前不同”、“胡锦涛与六四无关”。台湾现总统马英九6月1日晚间于媒体“茶叙”时,也是这种看法。马英九呼应说,吕说的很对,如果还用六四那时候的尺度看中国大陆,可能将来出现问题的是自己。当媒体质疑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出了问题,马英九表示,现在中国变得有影响力了,很符合国际秩序。马认为,目前的情势已经转变成为经济相互依存,不能什么事情都无限上纲,否则的话什么都不要做,变成抱残守缺、锁国自闭。

现在,在纪念六四惨案20周年的问题上,大家谴责台湾总统马英九前倨后恭、首鼠两端:前十八年“积极上进”时参与纪念,后来两年“做了总统”就自我封顶,可以不再参与了。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都还记得,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全世界都在制裁中国,但是唯有台湾例外,台湾利用这个机会提供的“创业真空”,顺顺当当地进入中国大发利市。现在“台资”在所有“外资”中,都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台湾急进大陆的结果,是彻底出让了自己的安全。天道好还,台湾经济不仅因此急趋衰落、空心化,而且在帮助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让台湾自己边缘化,已经沦为中国大陆的附庸,“台湾是香港第二”的命运,就由马英九这个出身于香港的总统,预示出来了。

在这波金融海啸冲击下,台湾经济受重创,减税政策点燃财政危机的引信,创下有史以来最糟纪录。不仅台湾如此,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如此。《华尔街日报》日前针对五十二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有半数认为这一波景气的真正复苏可能要花三到四年。

这波金融海啸以来,欧洲先后有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英国等主权评等或展望遭到标准普尔调降,英国被调降评等展望的主要理由即是财政恶化。台湾的财政危机,早已引起国际信评公司的忧心,惠誉与标准普尔分别把台湾的主权评等展望调为负向。标准普尔日前公布一项报告直指,如果这波经济衰退期延长,台湾未来四年的经济可能都是负成长,届时台湾主权评等可能连降五级,沦为亚洲的后段班,甚至不及中国大陆。

标准普尔这项预测是根据模型推算,如果台湾的经济复苏力道强劲,怎么会得出如此悲观的结果呢?依标准普尔的分析,未来让台湾主权评等连降五等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债台高筑,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如果台湾的经济持续疲软,未来几年内政府的负债也很难改善,甚至更加恶化。事实上,这波金融海啸对台湾财政的冲击已经显现,2009年1月到4月的税收比去年同期减少七百多亿元,主计处估计全年可能短少一千九百亿元。在税收大减之际,财政部又陆续推出多项减税方案,将使得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如果景气复苏期拖得更长,未来要平衡财政收支只有靠举债或加税。在景气低迷之际要加税,难如登天;然而,这些年来政府负债余额已逼近五兆元,台湾还有多少举债的空间呢?

对于台湾的未来展望,显然标准普尔的悲观预测与财经首长的乐观预期南辕北辙,在此,我们当然希望标准普尔的预言不会成真,但是,如果当今执政者无法体认台湾财政亮红灯的事实,继续肆无忌惮地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那么台湾的财政势必持续恶化下去,一步步实现标准普尔的预言,甚至步上美国加州破产的后尘。届时,掌管财政税源的财政部,当然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台湾为什么会陷入长期萧条呢?这是否“血酬”的报应呢?

在回顾当年的时候,曾建元在《中国民主人权发展与台湾民主的挑战》一文中指出,“六四是两岸党国民主竞赛的分水岭”:1989年6月,台湾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们却作为社会的代言人站了出来,点燃了自己的青春,同时也照亮了台湾人民的前途。

第二年,1990年3月16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一场似曾在天安门广场出现过的学生运动爆发了,北京临时学生联合会的精神在广场校际会议间复活,台北市民像北京市民一样地照顾和保护学生。台北学生要求与李登辉总统对话,姿势一如北京学生对中共提出的要求。广场上树立的野百合,像是被北京的民主女神高高擎举。台北的媒体兴奋地应用前一年学习来的技巧捕猎广场上的每刻动态,并且开始比较起北京的柴玲和台北的范云。3月 17日凌晨,国军首都卫戍部队可能开进广场的流言不断,六四凌晨的画面浮上台湾每个还醒着人的眼前,包括广场上的每个人、国军将领和士兵们、悲悯地照看下,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行政院长俞国华和总统李登辉……。国民党的党政高层自觉地意识到台湾不能重蹈大陆的覆辙,结果六四的幽灵保佑了台湾,李登辉当选第八任总统,对3月学运的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做出承诺,年底国是会议召开,决定终止动员戡乱进行修宪,而于1992年底完成为民主奠基的国会全面改选,1993年李登辉提名之台湾省政府主席连战经第二届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长,民主政府成立。台湾自此拉开了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发展的现实与观念上的差距,迈向一个民主的国家。

六四屠杀是一面镜子,警告台湾各界对待3月学运的态度。六四屠杀微妙地鼓动着台湾朝野上下决心走向民主,台湾居民最后用台湾的民主化来纪念北京的六四英灵。但与此同时,台湾却拒绝支援北京的民主化——台湾为什么会陷入长期萧条呢?这也许就是一个报应的侧面。

第8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四年后,其长达三十多小时的录音回忆录将以中、英两版本的形式在美国与香港出版,书中揭露决定以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关键一刻,以及其余六四内幕、中国改革历程与中国未来的前途等。本书编辑之一伊格内修斯(Adi Ignatius)5月14日对多维社指出,虽然二十年过去,但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仍很关注,预料除了中国研究者外,也有许多美国人想对此事再探究竟。

赵紫阳1989年因为支持天安门学运而遭罢官,随后被软禁在家十五年,直到2005年1月逝世。据赵紫阳秘书鲍彤表示,赵紫阳1993年便开始为录音做准备,直到1999年在友人协助下进行录音。录音带共有三十卷,赵紫阳每次秘密录完便绕过监视者的耳目,由友人秘密冒险带出,在他逝世后,鲍彤等人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整收集到所有录音,并由赵紫阳的三名友人秘密带出中国,由鲍彤的儿子鲍朴与妻子翻译成英文,并与伊格内修斯共同编辑成英文版《国家的囚犯:总理赵紫阳的秘密日志》(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由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中文版《改革历程》则由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时间均为2009年5月。这是一部“历时二十年完成的著作”。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那便是选择以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过程,那是在没有投票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赵紫阳描述了一场会议,他来到邓小平家中,想为自己温和回应天安门学生的主张做最后一次辩护,但邓小平说,已决定武力镇压,在当时的社会下,其余人家遵从这样的决定,但赵紫阳说,他不同意。在多年软禁下,大家以为赵紫阳不可能再就天安门事件发表意见,但他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么做了。这份回忆录提醒人们,天安门事件不必非要以武力镇压的方式作结,这是一场高层的权力斗争。

伊格内修斯曾任《时代》副总编与执行编辑,负责国际和商业报导,也曾在任编辑期间负责《时代》亚洲版。伊格内修斯在《国家的囚犯》里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他的高官生涯的坦率描述。他让读者看到全世界最不透明的政权之一的内幕。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这位试图让自由改革进入中国的领导人的喜怒哀乐和成功失败,他曾竭尽全力阻止天安门血腥镇压的发生。”

“这是赵紫阳对历史回忆的版本,可能也是他为自己的辩护,希望将来有一天,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重审他的案子,恢复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尽管赵紫阳已经去世,但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话,具有使中国人聆听和反思的道德力量。”

不过,这样的内容是否能引发美国读者的兴趣?伊格内修斯认为,对研究中国的人来说,书里揭露的中国政治会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另外,那些不看小说、喜欢了解政治的人,也可说都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我不觉得这会是很大一群人,不过像亚玛逊网站或Barnes&Noble书店,他们买了很多非小说类的书,包括这本书,他们仍认为在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之际,这本书是有市场的。”伊格内修斯说。他解释,对美国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喜欢或不喜欢中国,不管认为中国是敌是友,他们还是会给予关注,因为美国人知道中国已是个重要国家、有经济实力也有影响力,比起印度和俄国,中国也许仍是美国人最感兴趣的国家。

“但有个问题是,人们已不记得这些二十年前的名字,他们从大众印象里消失了,可是我认为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还是非常非常有兴趣,虽然不记得名字,但他们知道那些学生、那些绝食者,还有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好的理念。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仍是很关注的。加上今年是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人们应会希望对此事有更多的了解。”

根据上述情况,说西方人没有忘记六四,那只是就新闻和人权的层面而言的,但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六四惨案已被西方主流社会所遗忘。2008年,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出席北京奥运会,2009年初,民主党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访问中国,堪称近期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但希拉里与中共官员的接触过程,却令国际舆论失望。

2月23日,《华尔街日报》在《希拉里访华大谈经济:避谈人权》的报导中指出,希拉里刻意淡化中国备受争议的人权问题,转而大谈经济问题、环境问题藉此避开敏感焦点:“希拉里在周日与妇女界代表进行的一小时会谈中根本没有提及人权问题,访问过程中也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谈论敏感问题。”“希拉里不久前曾表示,她不会在访华期间将重点放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上周五她对记者说,这样做可能会破坏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付出的努力。”

希拉里的作法,也让国际人权团体感到不满与愤慨。报导指出:“希拉里这样的表态令人权组织感到愤怒。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声明中说,这种讲话向中国政府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中国以往在人权上的进步部分就来自于外部压力。”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库玛(T. Kumar)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拉里的发言令他们“感到震惊且极端失望”。他说,美国是少数能够在人权议题上勇敢对抗中共的国家之一,希拉里说人权不能干扰其它重要议题,是破坏未来美国保护中国人权的主动权。

这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趋势:希拉里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美国之音》2009年5月29日的“国会一周”明确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Rep. Nancy Pelosi)在休会期间,第一次以议长的身份访问中国,重点在于讨论美中合作处理气候变化,美国媒体评论她对人权问题保持低调。佩洛西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为第三。她会见的中方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总理温家宝。代表团里的共和党众议员森森布伦纳(Rep. Jim Sensenbrenner)说,他感到失望。他说:“中国还是老一套的做法。我得到的信息是中国要以自己的方式办事,不管世界其它国家在哥本哈根谈论些什么。”然而,两党在某一点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在人权问题上闭嘴。

众所周知,佩洛西曾经是“直言不讳的人权倡导者”。十八年前,1991年,佩洛西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议员举着旗帜,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抗议示威。那时她“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和西藏人权的关怀”,“如今我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可以有机会直接与中国国家主席谈话,能代表整个美国国会提出人权问题”,她说。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说出什么。

六四不但被中国年轻的一代所遗忘,也被西方主流社会所遗忘,所以才会发生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金融海啸。这就是因果报应。不是神学与道德的惩罚原则,而是经济与政治的反弹力量。

第9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

刘自立在《冷战思维与六四镇压》中指出,苏东解体变天和六四镇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历史的偶然是,六四镇压导致了中国政权的继续存在;历史的必然是,苏联体系的崩溃。

这个课题非常繁复,关键是美国人对于东欧发生的事情不起主导作用。这个本质变化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使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因素来源于“星球大战”对于美国的失败。那么,美国人是不是推倒柏林墙的根本动力呢?不是的。因为苏东解体是中国“六四”运动的直接后果。而美国人当时还在继续维持东、西两个霸权阵营之间的平衡。于是,出现了中国“六四因子”的奇特效应。中国六四事件,可以让邓氏镇压得手——而昂纳克等人却无法再向群众开枪——因为苏联本身再次出动坦克的可能性消失了——为什么消失?因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向群众开枪,甚至出动坦克予以全歼——那么他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个改变,其实间接呼应了美国价值中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的因素——而不是其国际战略之均衡原则使然。美国人不知道苏联会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但在戈尔巴乔夫释放了三千政治犯以后,冷战格局确实结束了。

刘自立认为,苏联崩溃既然不是美国人的作用、不是其国家意志使然,而是自己的价值观念使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六四屠杀得手是不是美国政府的作用呢?美国人(包括欧洲政府)对于六四的镇压、直到现在还是持有官方的批评态度;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切断和邓政权的国家关系——就像在猪湾牺牲了雇佣军的生命,但肯尼迪依然认可了古巴政权。由于其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很快和中共政权继续往来,直到今天。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与其说“改变”了什么,不如说根本就是布什的对华政策的继续。他的基本提法就是,认可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希望这个政权在国际争端中发挥正面作用;同时鼓吹应该改善中国的人权。这个逻辑其实就是美国历届总统的逻辑:一言蔽之,就是希望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和美国协同作战。这是非常可笑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

刘自立认为,于是,美国对华政策在六四问题上和中共政权继续保持微妙的潜在的一致。这个一致性内涵表达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中共权贵阶级的政权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经济需求的结合。所以,美国人可以在恍惚中接纳戈尔巴乔夫和解体的苏东,也可以继续接纳中国政权。于是一个国际新格局出现了:苏联消失以后,由中国继续代替之,与美国形成战略关系和新冷战关系——这个新冷战表现在美国鹰派坚持的、对于中共的意识形态之争上。历史不是结束而是重新开始了。

刘自立现在还住在北京,他批判美国对华政策,和流亡美国的中华同乡会一类的立意,是完全不同的,不仅出于真正的切肤之痛,而且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认为:在美国价值观里,正面的自由民主论遮蔽了国家利益论——人们不知道美国人可以鼓动匈牙利起义,也可以一夜背叛和抛弃之——对于六四他们也如法炮制。中国人期待屠杀带来的中美断交,政权崩溃,李鹏审判等等,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为什么?他们不知道美国价值观是双料货色。

正是这种两面派性质,决定了以下情况:“如果美国人看见赵紫阳成为叶利钦,他们也会同样支持中国的新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人只能自救,而不能他救的道理。重复而言,苏、东可以解体,而中共可以继续存在——这就是冷战结束和六四以来,对于美国价值观的一种准确而全面的描述。”

刘自立的上述分析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可惜的是,他晚到了二十年。而且他一面说“世界是现实的,逆向的选择尚未出现,还是被政治地心说统治”,另方面却说“我们只好等待新思维的普及”——好像新思维可以违背地心引力似的。

其实,刘自立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批判,是“缺乏对于人性、政治、历史的深入一层的理解”所致,也就是说,刘自立的批判是“过于理想化的结果”。从人性、政治、历史来看,其深入一层的秘密原理一贯就是而且永远将是:“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这就是世界上一切奴役制度的根源。大家都记得,法国革命的时候,是来自民主国家的瑞士雇佣兵在守卫王宫、屠杀起义者,这些法国国王豢养的“共和国卫士”至今得到瑞士人民的怀念,因为是他们在欧洲各地的卖命活动,为瑞士赢得了自由和中立。这是不是说民主国家特别铜臭呢?也不尽然。美国独立时,是法国国王的反革命部队,出手援助了美洲人民的自由起义,使得美国宪法没有成为废纸。这种人性、政治、历史的荒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改观而改观:在1950年代,苏联在利用中共发动了“抗美援朝”之后,却甩掉了中共与美国握手言和;而1970年代,中共则用同时的伎俩,在利用越南削弱了美国之后,向越南发起进攻来赢得美国的好感。现在的“北朝鲜核问题”再度暴露上述的“秘密原理”——“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另外还要加上“你的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我的安全就是出卖你的安全,以便扩大我的安全。”“你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我的利益就是出卖你的利益,以便扩大我的利益。”

“社会主义的兄弟”原来同样服从资本主义的铜臭;所以讲究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最极端的专制主义。1989年六四屠杀后,世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或多或少确如中共的抱怨,是“冷战思维”的结果。只有冷战思维,才使得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互相支援;只有冷战思维,才使得追求专制独裁、共产主义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支援——而即使在冷战时代,冷战思维也并不能克服而只是体现了上述的“秘密原理”,何况在六四屠杀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冷战早已结束的时候?

由于刘自立的迟到,尤其因为刘自立式的误解,二十年来的中国民运,基本上停留在“告状”阶段,或是“告洋状”,向国际社会申诉、作证、要求援救和资助;或是“告土状”,向中国政府申诉、要求平反和赔偿。

令刘自立们最终感到失望和气馁的告状,不是断不可行,而是断不可指望。说到底,那其实只是一种宣传的方法,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没有一个基于全球政府法理权力的、具有执法能力的国际法庭。换言之,既然冤民们的告状对象还是各个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敌对争风吃醋的主权国家,那么,告状就只能减轻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即使冤民们组成了大同盟,也无济于事的。

 

第10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

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八九民运,都是由于社会公正的缺乏而引起的。事实上,中国八九民运的源头,就是1988年中国国内的一场金融危机,也就是“物价闯关失败”引起的。中国在1980年代的这一金融危机,其实也是苏联集团在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预演。

八九民运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二百以上城市卷入)、人数最多(一千万以上人参与)、时间最长(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整整五十天,还不包括屠杀以后的持续抗议)的和平请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基本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一个奇迹。

八九民运的和平请愿虽然倒在六四屠杀的血泊中,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却激发起东欧人民抗争意志,以致在短短两年内,就先后瓦解了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整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又一个奇迹。世界历史因此转向,人类命运因此改观——八九民运的巨大功勋,因此再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另外一个如此自发的、影响深远的人民运动。

有一个谚语说:“油画要从远处去看,英雄也是一样。”其实,何止油画去英雄,面对任何历史事件和自然现象,都需要间隔了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清其全貌和因果——而且还需要各种角度的反复观测。今天,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能够比以往更为清晰地看出八九民运的全貌和因果,看清其巨大的能量——并且看清它其实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在八九民运的相关问题上,舆论常把拿了“六四血卡”的人们,也就是六四以后通过西方政府的“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而获得永久居住权(绿卡)的人们,叫做“吃人血馒头的”;其中既包括获得绿卡就退出民主运动的,也包括以民主运动为谋生工具的。这些吃人血馒头的人,通常都被认为只是居留海外的中国大陆人。不过,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吃人血馒头的,其实也包括一切在六四以后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好处的人们。其中既有外国人或是“境外人士”,也有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从未离开的人们。所有这些遗忘了六四血腥的人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各自形式的人血馒头。

我认为,吃人血馒头也许是“向前看”、“向钱看”的人性所免不了的;但是,吃了人血馒头还要诋毁人血的,则是人性所不容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根据“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你的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我的安全就是出卖你的安全,以便扩大我的安全。你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我的利益就是出卖你的利益,以便扩大我的利益”这一人性、政治、历史的原理,“中国人渐渐忘记六四”是正常的、符合原理的;“世界仍在关注六四”则是反常的、违背原理的。

现在,各国政府乃至整个世界都在中国政府的枪弹和银弹所组成的双层夹击面前倒下了。不过这反而增添了中国抵抗运动的价值:我们是在孤军奋战,世界因为我们的孤军奋战而获得了希望和明天。这正如圣法兰西斯说过的:“世界的全部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蜡烛的光辉。”(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

在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乃是一种全球性的“人血馒头效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瓦解所释放出来的巨大产能,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和投机成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瓦解,在东欧和苏联造成了政治改组,但中国还没有造成政治改组,但这是迟早的事。而一旦中国完成了政治改组,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因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致命冲突,造成了人为的、爆炸性的压力。中国的内部高压所造成的外部冲力,给世界造成了金融海啸是毫无奇怪的。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命题,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萨满教风俗:在重要建筑物的奠基礼上,经常牺牲一个孩子的生命,把他埋入这个建筑的地基里,期望因此使得这个建筑像孩子的生命一样常葆青春。

这个残酷的风俗不是孤立的,它是从原始的农耕仪式那里演化来的。原始人常常在春耕的时候,砍下人头、埋进地里,期望因此使得这年的收成变得丰盈。这个残酷的风俗和原始的农耕仪式,都是前述的秘密原理的最为生动的体现。

千百万六四镇压的受难者,就像是埋入巨大建筑物地基下面的孩子,他们至今仍在暗无天日的状态里。但是我们不是原始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不仅凭借低级的本能生存,我们还有高级的思维活动,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持续呼吁——如果他们的灵魂不能得到安息,中国的建筑造得越伟大,那么倒塌的风险就会越高。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结束语

终结全球金融危机与平反中国八九民运,都需要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是世界所需要的,又是现在的世界所缺乏的,因此是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实现的。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其前提是一个能够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传播普世价值的权力中心,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这不仅需要抑制各个主权国家的胡作非为,而且需要扬弃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需要认清国家崇拜是现代政治的万恶之源。让我们不仅仅是期待,而且是努力促进这一全球政府的成立——这就是我二十年来对于1989年中国悲剧的综合思考所作出的结论。

中国反对派运动,目前只能在各个主权国家的厮斗所造成的空隙中,图存、发展,这看起来给人希望不大的印象。其实,任何不利的处境都有其有利的一面,中国反对派运动的夹缝处境和边缘化状态,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推动世界走向公正的统一的全球秩序”的前沿阵地——如果我们能够像古代战国的纵横家那样周游列国、穿梭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向各个主权国家施加最大的压力,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已经为中国的反对运动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也能像达赖喇嘛那样,积极在国际之间从事“民主人权的纵横事业”,不断推动世界走向公正化和一体化,我们就能像八九民运曾经瓦解了苏联东欧阵营那样,再创历史的辉煌!而这,尤其需要深入扎根于各个所在国家的主流社会,运用这些社会所形成的合力,迫使他们推动中国的进步。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美国犹太人也为中国的海外侨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华人们也能像犹太人那样,积极参与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迫使国际社会不断支持推动中国走向开放,我相信,民主中国就能像以色列那样以小博大、以寡敌众,最终在专制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2009年6月2日于纽约

(2009年6月4日下午在华盛顿特区“纪念六四20周年联络委员会”内部会议上的预定发言,6月24日修订)

〔另起一页〕

第八节

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国不可一日无君”,意思和英美人说的“一个国家不可以没有秩序”差不多,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般说来,国君是秩序和公正的化身。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国君自己就违背了秩序和公正,那么他就不再算国君,而成为独夫民贼了,这时,属下或人民就可以发动革命把他推翻。所以《孟子》如此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段话后来成为经典理论,因此在孟子以后的中国,改朝换代成为合法的义举;而大规模的军事政变被叫作“起义”,起兵叛乱的革命军人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

照理说,革命是废掉昏君、另立明君,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陷入了无君状态一百年了,于是国不像国,家不成家,一片混乱,不得不乱中取胜、进行乱党专政。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对此应有深刻的体会,2012年6月3日,1989年北京天安门学生请愿遭到军队全副武装地镇压二十三周年纪念之际,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六四这个事情有二十几年都得不到改正,这个简直匪夷所思。完全是不应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公开地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新的一任领导,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二十几年的一个冤案,全中国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有良心的地球人、中国人都很明白这里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坎儿。这个坎儿如果过不去,还能做什么事情啊?还有什么历史的责任能够落在他们肩上啊?所以我觉得,完全应该改正“六四”结论啊。”

王雁南还认为,解决六四事件这个问题不应该叫作“平反”,而是“纠正”当局在六四事件中犯下的错误。她呼吁当局必须面对,不能回避“不是要他们平反。老百姓心里清清楚楚,本来就不是一个坏事情。只是当权的人对这个事情不能回避,不能躲。要面对这个事情,要负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这个是对他们的考验。对他们的取向向全中国人民有个交待,对全世界有一个交待。是他们自己要不要把握这个机遇。要不要,能不能够对他们的使命有一个历史责任感。像茅于轼先生说的那一样,说你要是平反六四,群众就拥护你。你要是压制,群众就恨你。”

王雁南表示,她和家人当然希望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中共领导人能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就六四事件作出正确决定:“我觉得他如果要做,那是很英明的。他最后还有一次机会。还可以跟全中国人民、跟全世界人民讲,他还是一个英明的、开明的、还是向历史负责的君主,不是君主,叫什么?是对历史负责的领导人吧。”

……

我觉得,王雁南这里提到“君王”的时候是很有意味的,而且显然用的是正面意义,例如“英明的”、“开明的”、“向历史负责的”等等,充满尊敬的意味,并无反讽的意思;相反,我觉得她用的“领导人”一词倒是随随便便地一笔带过,很有些不以为然的味道。这是为什么呢?

看一看中国近代史就知道了:所谓的“领导人”无不都是“击鼓传花”的匆匆过客,他们对国家毫不负责,因为他们都只是“公仆”,没有主人的心态。

说他们是“公仆”还是表扬了他们,其实呢,这些“领导人”名为公仆,实为窃贼,无不想在自己下台以前吃饱喝足,而且还要吃里爬外捞够了,准备自己退休颐养天年或是留给子孙后代坐吃山空。

这样的国家能不打败仗吗?

这样的国家能避免内乱吗?

这样的国家能不出假货吗?

这样的国家能平反冤狱吗?

这样的国家能持续发展吗?

显然不能。因为它没有一个领导人具有责任感,因为国家不是他的。

再回到王雁南。她还表示,纠正六四事件历史错误的事情如果留到“十八大”以后,由习近平等下任领导人来完成,也不是坏事:“也不是坏事啊。让下一任也有机会来做这个事,毫无包袱地来做这个事情啊。”

在回答赵紫阳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最大心愿这个问题时,王雁南表示,她父亲赵紫阳在被软禁期间曾多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他也不断地上书啊,写信给领导人,要求平反六四,要求这些事情要用民主和法治的方法来处理,要肯定当时群众和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民主的诉求。十五大大时写过一封公开信,还告诉他们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主动解决要比被动解决要好,形势好的时候解决比出了问题上解决要好。他说了不少看法。主要是要总结历史的教训,不是一定要追究个人责任。那时十五大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这个机会错过了。将来怎么样,只能让历史来看了。”王雁南回忆说,十五大这封公开信发表后,对赵紫阳的限制和软禁更加严厉,不准他会见任何客人。

在赵紫阳生命最后数年一直住在父亲身边的王雁南表示,当政者如果重新审视当年遗留的历史问题时,无论把为赵紫阳平反的事情跟六四事件的结论放在一起处理,还是分开处理,只要他们开始正视这个事情,开始面对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为什么明知错了却不能改?

是因为邓小平的原因吗?显然不是,因为六四元凶邓小平已经死了十五年了。相形之下,毛泽东刚刚一死,情况就发生变化,邓小平的淫威远不及毛,为什么维持残局的能力却超过了毛?

显然,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共缺乏能人,没有邓小平那样的人物来进行翻案活动

。现在的“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领导人”等于“无君”、等于“无人”。

六四屠杀二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官场腐败导致民怨日益加深,官民冲突不断发生。特别是,2012年2月以来,相继发生了震撼海内外的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对中共的一党专制和领导地位造成了强烈冲击。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共当权派在秋季召开权力交接的中共十八大的关键时刻,能否把握历史机遇,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尤其令俗人瞩目。

不过在我看来,情况却是明明白白的,一点模糊的地方都没有的:

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需要一位具有“英明的”、“开明的”、“向历史负责”的君主。

在出现这样一位真正的君主以前,不要说六四,就是那么些比六四更大的冤案也都一律不得平反、纠正,更不可能获得国家赔偿——因为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又哪里来的国家赔偿?

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能产生一位真正的君主,就不会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中国的苦难也就无法结束。

有一位先知说得好:

“只有行进在意志上面的坦克,可以肃清依靠坦克来支撑的意志。”

按照历史的法则,一位真正的君主很可能来自一次军事行动。他不是苟且偷生的领导人,他会对历史负责。

让我们静待他的降临。

2012年6月4日

第九节

纪念胡耀邦不给六四平反不妥当 

“美国之音”发问说,百年胡耀邦,中共之殇还是国家之光:

本月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百年诞辰。他的去世曾激发北京民变乃至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杀戒导致惊现天安门大喋血。北京对他的纪念是年年有,但据报今年大不同。有评论说,习近平会高调纪念这位开明领导人是为了给六四平反铺平道路。但也有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样做充其量是顺其父习仲勋的遗志,安抚自由派而已。

即将到来的11月20日是被邓小平捧起来又打下去的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今年中共如何纪念这位和邓小平相比更和蔼可亲曾担任中共最高职位的湖南浏阳客家人“小个子”?各种报道充斥报端。

要不要纪念和如何纪念?

胡耀邦(1915-1989)是十几岁就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红小鬼”、中共拿下粉碎四人帮有功的华国锋之后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树起的改革开放大旗和中共总书记。他后来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罪名被陈云王震和薄熙来之父薄一波等几位中共高层老人赶下台,郁郁寡欢而在1989年4月初心脏病突发去世。北京学生市民自发悼念他,数月占据广场不退,邓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导致“六四”天安门惨重流血事件,史称“六四惨案”。

形式内容哪个重要?胡耀邦去世后,中共举办过不少“纪念座谈”,今年是否要开更大的“大会”,地点是否在人民大会堂,中共最高领袖是否出席,对胡耀邦的历史定位是否重新评价,这对中国的政治动向和中共是否最终“重评”胡耀邦乃至政治改革等方面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也是中共老干部,曾担任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常委。他清明节前往江西扫墓时透露“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已有郑重安排”。去年年末人民网刊文盘点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重要纪念日,胡耀邦诞辰百年榜上有名。为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年,中国近期将出版发行《胡耀邦文选》、《胡耀邦画册》等书。以胡耀邦为原型拍摄的电影《青春激荡的年代》也已于7月5日在胡耀邦的家乡湖南浏阳开机,然而央视拍摄的五集纪录片《胡耀邦》也将在近期首播。

习近平会如何纪念胡耀邦?

关注胡耀邦身后的人士拭目以待,看看最高当局如何纪念这位有争议的中共领袖。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新闻网多维发文称:

从习近平上位以来的政治动作来看,胡耀邦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分量绝对不轻。因此,有分析指出:“习近平若要在政治上开创新局、有所作为,借用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习仲勋和胡耀邦是政治盟友,这在当时中共高层关系中非常难得。多维说,习近平和胡德平也是关系不错的“交好”。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会不会亲自参加胡90诞辰纪念仪式而比其前任更“上一层楼”?

有海外媒体研究习近平的行程时发现,他11月17日-19日赴菲律宾出席APEC会议后罕见的没有顺道对会议东道国进行国事访问,猜测是由于20日举行的胡耀邦诞辰百年纪念大会。

十年前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共曾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座谈会,时任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吴官正参加,另一位常委曾庆红讲话称“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尽管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并未出席这次纪念座谈会。

今年是否习近平出席并讲话?多维认为:很有可能。而高调纪念胡耀邦,是否是“六四解封”的先兆?多维也说,极有可能。

真的吗?

……

在谢选骏看来,纪念胡耀邦而不给六四平反不妥当!为什么?那明摆着,那就是伪善!

(有的人士说,伪善也比不善好、假药也比没药好。看来,六四平反你就别指望了,良性互动你也就免提了吧,你永远也别想“回家了”!)

纪念胡耀邦而不给六四平反的唯一合理,就是纪念胡耀邦手上也沾满的人民鲜血!

第十节

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之由来

(一)

1、天安门是皇权的象征。

2、保留天安门作为国徽,体现了僭主的皇权崇拜的放肆作风。

3、天安门挂某人相片,暴露了僭主专政“山寨皇权”的狼子野心。

4、天安门的存在,说明中国人内心都有一个皇帝情结。有共产党员反省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话无知,实际上,应该说“每个中国人内心都有一个小皇帝”。毛泽东的尸位天安门,凸显其窃国大盗的面目。只知有毛泽东而不知有皇帝,浅陋哉;犹如北洋军阀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

5、以上事实俱在,体现了“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就是从中国拔除皇权余孽。

6、“炮轰天安门”计划的威力,连炮轰的首要对象毛泽东都受到扭曲,影响所及,后来文革中,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来转嫁这次受到的惊吓。

(二)

查“炮轰天安门”者,并非“匪党宣传”(蒋匪或者毛匪),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2009年6月4日,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20周年纪念日,“人民网”发表了《“外交部最新档案”解密:美蒋间谍“炮轰天安门”阴谋》(作者:左健 徐京利;选稿:李宏洋),好像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天安门屠杀”。文章如下:

在外交部档案馆最近解密的外交档案中,有一份《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对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案起诉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书》,将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前夕,人民政府成功破获以李安东为首的美国间谍组织,粉碎其炮轰天安门恐怖计划的历史画面重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北京解放前夕,美蒋特务机关安排了大批间谍、特务潜伏下来,为他们配备了间谍工具和武器弹药,妄图伺机刺探情报,从事破坏活动。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a Riva)就是潜伏下来的间谍组织头目之一,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

为了武装李安东的间谍组织,在解放军进城之前,美国特务机关将一门STOKES82迫击炮和炮弹掩藏在美方提供的所谓“救济物资”中交给了李安东。李安东把这个“重型武器”化整为零,分别藏在自己和另外一个间谍分子马迪儒的家里,并一直在盘算着怎么样让它派上用场。

1950年1月的一天,李安东把以目录编辑员身份潜伏在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的日本籍特务山口隆一(化名刘逸)找到他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乙17号院的家里。李安东告诉山口隆一,他这里存有一门迫击炮,可以“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山口隆一开始还觉得这样干有点冒险。但李安东非常坚决,他给山口隆一打气:“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代价。”山口隆一后来交代称:“我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也同样的敌对。我知道李安东的迫击炮,我想做冒险的射击。”俩人经过密谋,草拟了一份趁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时,炮击天安门城楼,谋杀毛泽东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的计划报告,通过他们的情报管道,先寄到特务组织“日本东京日洲株式会社”,再由该会社递交给日本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在该计划中,他们说要进行一次大的“挑战”,宣称“现在正同对方(指我方)很痛快地对抗”。

计划很快获得了批准。从5月份开始,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开始进行炮轰的准备活动。按照计划,将由山口隆一开炮。为此,山口隆一多次跑到天安门广场,测量了广场周围的地形,将测量结果绘制成地图,上面注明了炮击的目标和毛泽东主席检阅群众队伍时的位置。该图底稿后来被我警方缴获:图的正中是天安门城楼,城楼上一个小人代表我领导人的位置,一条代表炮弹走向的抛物线从金水桥直指城楼顶部。图上还有用日文做的说明和山口隆一的签名。草图把他们炮轰天安门的计划暴露无疑。

9月16日 ,山口隆一将绘制好的图纸寄往东京,并加紧制定炮轰的具体实施方案。山口隆一在被捕后的口供中供认:“我知道集会时政府要人都到天安门来,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里开会,我给东京盟军总部画这个天安门,就是告诉他们天安门毛泽东目标的位置。”

9月26日,他们将实施炮轰的具体方案寄往东京,方案估计了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和实施后的逃跑计划,内称:“事情很突然,里面是有枝节的,如果是那样的化,山口隆一得要逃跑,别无他着。”如果阴谋实现而又没暴露,“那样的话,打算立刻躲起来,但是绝不能放弃这个重要任务,如把使命放下的等等说法是笨的计划,所以这点请放心。”李安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以为周密严谨的革命计划,早已在我方的掌控之中。就在他们静等着占领军司令部的最后指令的时候,他们寄往东京的情报已经到了我公安人员的手中。

1950年9月26日,距离新中国成立一周年还有4天时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已经呈现出节日的喜庆气氛。这天,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军管会一行人员突然封锁了北京甘雨胡同,并迅速冲进乙17号院李安东的家。

李安东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公安干警和解放军战士吓呆了。与此同时,在旁边16号院内,山口隆一也被解放军战士抓获。

公安干警向李安东宣读了逮捕令,并立即对房间展开搜查,当即起获了82迫击炮一门,手枪两支,迫击炮炮弹、子弹494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头和引信等各种武器零部件273件,烈性毒药两包。此外还有包括记录着我中央领导人、人民政府各部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住址、汽车牌号等资料在内的情报卡片和底稿一千多件,其中还包括山口隆一绘制的那张炮轰示意图。

在这些物证面前,李安东乖乖地举起双手。至此,一个策划了半年之久的恐怖计划彻底破产。

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还有4天。

被捕时的李安东55岁,他1896年生于中国上海,10岁时随其家人回到意大利,成年后进入意大利空军学校读书。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思潮已经兴起,李安东在学校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教育,成为一名狂热的法西斯主义信徒。1919年,23岁的李安东从空军学校毕业后,参加了意大利政府的“航空使节团”重返中国。当他重新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已经从当年那个会讲一口流利汉语的稚童,变成一个担负法西斯主义秘密使命的间谍分子了。3年后,李安东在天津开办了以军火贸易为主的“意亚公司”,一边为北洋军阀曹锟等提供军火,一边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随后,他组建了法西斯党北平支部,自任支部长。为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经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齐亚诺介绍,李安东组建了“意国空军指导团”,担任秘书长,为蒋介石训练空军人员,并帮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买了200架飞机,用于进攻革命根据地。“七七事变”后,李安东同侵华日军特务机关“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勾结在一起,摇身一变,成为当时《北京时事报》的记者,流窜于华北各地,为日军搜集大量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为积极反共,李安东投身到美国脚下。1948年11月11日,李安东写信给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信中说:“从几年来我们多次的交换政见中,我相信你能证明我一贯的反共主张。共产主义问题已具有广大的重要性,或许只能用战争去解决。我很愿意为反共阵营公认的盟主美国效劳。” 北京解放前夕,李安东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的身份为掩护来到北京,建立间谍组织,开展间谍破坏活动。此间,他网罗了一批谍报人员,其中就有山口隆一。

山口隆一也是一个极端仇视共产党的老牌特务。他1938年受日本海军部委派来到中国,化名刘逸,担任日伪华北航业总会北京办事处副处长,专门搜集有关华北沿海的船舶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1946年1月,山口隆一加入美国特务机关“美国战略情报局”,受该局委派,两个月后,他成为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情报机关(对外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少校研究员。

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在即,山口隆一接受长期潜伏的任务,从那时起,位于东交民巷台基厂的法文图书馆里来了个默默无闻的“图书目录编辑员”。北平解放后,山口隆一以此为掩护,将大量有关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全国政协代表的姓名、简历、住址、汽车牌号等情报,通过美国的情报网,传送到了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总部。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捕后,我警方顺藤摸瓜,一举捣毁了他们的间谍网,先后将间谍分子马迪儒(意大利人,潜伏身份:天主教易县地区紫衣主教)、魏智(法国人,潜伏身份:法文图书馆经理)、哲立(意大利人,潜伏身份:教员)、甘斯纳(德国人,潜伏身份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等抓获。此外,还有一个为间谍组织传递情报、藏匿物品的中国人马新清也一并落网。

1951年8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开始对李安东等7名罪犯进行审判。

作为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宣读起诉书: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1950年9月,侦悉美国政府特务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从事重大的阴谋武装暴动罪行,乃于同年9月26日首先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加以逮捕,搜获军火武器、情报等大批罪证……

起诉书长达24页,列举了李安东等人的大量犯罪事实。铁证如山,李安东等没有狡辩的余地,只能表示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忏悔和愿意接受军法处的审判。

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王斐然对7名罪犯进行宣判:

被告李安东、山口隆一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动、谋杀我国家元首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两被告均处死刑。

被告马迪儒为国民党匪帮组织特务武装,破坏解放区,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并为阴谋暴动充当美国政府特务的李安东隐藏军火武器,处无期徒刑。

被告魏智搜集我国情报,供给美国政府,窝藏阴谋暴动充当美国特务的山口隆一,处徒刑十年。

……

宣判之后,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立即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绑赴天桥行场,执行死刑。刑车沿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向天桥开进。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老百姓,人群中“打倒帝国主义!”、“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此起彼伏。

下午5点整,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李安东、山口隆一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三)

上述报道,只是“报告文学”,也就是“报告”其表、“文学”其里;更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于是我们只好再来参考阅读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反谍第一案——美国间谍炮轰天安门破产记》(杨颖)

建国初期的北京,一封寄往日本的普通的信件引起了公安人员的高度警觉,经过紧张严密的布控,他们终于侦破此案:这是一项由美国间谍机关策划,企图在国庆节用迫击炮炮轰天安门城楼、谋杀新中国领导人的惊天大阴谋。于是,公安健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出击…… 

一个外国女人进入我方视线

1950年9月27日,北京的东单大街一早就已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上午9点左右,一个伊拉克女人肩披一条印花绸巾,风姿绰约地来到东单的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她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就匆匆地走了。在马路对面的“北方皮货”商店里守候监视她的一个高大、肥胖的日本人,见女人从邮局出来,确信邮件已经发出,便跟随着女人向东四方向走去。 

就在发信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他们的这封信已被摆在了监视他们许久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狄飞处长面前。从字面上看此信似乎只是一封购销通知。信件的投送地址用毛笔写着:

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 

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 

经过秘密检查,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一切并无异样之处,但狄飞处长一分析就感觉有蹊跷了。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再看信中,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并画出了射击天安门检阅台的指示目标:从御河桥上放的灭火机上,一条又粗又黑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 

狄飞大吃一惊,预感到问题严重。拍照后他立即向公安部侦查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上,大家都感到此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今天是9月27日,再过四天,就是国庆一周年的日子,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众共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这个日子也正是信中的那个“发货”日。他们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 

“我这就去向中央请示!”问题太严重了。李国祥匆匆赶往中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西华厅听了汇报,并看了证据,也感到事关重大,他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美国武官离华前布网

其实,早在1950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的曹纯之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收集国际间谍的材料,目标很快锁定在北京东四三条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美国新闻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以前的身份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通过多日观察,李安东首先进入了侦查视线。很快,外线侦查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等人的情况。 

李安东,意大利人,又名汤尼,住北京市甘雨胡同乙17号,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京的代理人。此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七七事变”以后,李安东在华北地区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1948年3月,他又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所下达的间谍任务,并收罗了日本、德国等特务为其充当情报员,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日本人,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也是被包尔德收买的间谍。 

甘纳斯,德国人,曾是纳粹党徒。1938年,他来到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40年,他与李安东相识,与李安东一起为美国间谍搜集情报。公开身份是西市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供他使用。 

哲立,意大利人,1921年来到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日本投降后,他与美国间谍机关发生关系。北京解放后,包尔德离京,带走了他的老婆俄国女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他现在是无业侨民。 

马力悦,意大利人,北京廼兹府的天主教堂主教。1946年来到中国,李安东以每月给他薪俸140美元、每次交通费5美元为条件,命令他提供中国的情报。

 从粉盒里查出半截名片

就在侦查员对李安东等进行全面监控时,1950年9月25日,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哲立的住所。下午4时,侦查员沈继宗返回侦查科汇报,该女子叫程梦,住北京廼兹府大街770号,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现任北京师大音乐系助教。解放前程梦在燕京大学就读时,跟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学过钢琴。 

很快,居委会报告:程梦大姐程娜最近从香港来京探亲,程娜丈夫是英国人,在香港开银行,解放前在北平时与包尔德有过交往。 

曹纯之当即派侦查员辛立学、沈继宗和翻译张宝英到程娜住处执行搜查任务,但遭到了她的严厉拒绝。曹纯之立即驱车赶到。曹纯之环视屋内各处,突然手指梳妆台问:“这个检查了没有?”

“没有。”张宝英回答说。 

“检查!”张宝英拉开梳妆台的小柜子,只见里面有一个美国产脂粉盒。一打开,露出半截名片,经检查是原驻华上校武官包尔德的。 

曹纯之严肃地对程娜、程梦说:“包尔德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处武官,他的秘密身份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机关的负责人。你们受包尔德的指示到我们中国首都来进行间谍活动,这一条,就是罪证!” 

程娜说:“我这次来是看母亲的,受丈夫朋友包尔德的委托,以半截名片为凭,请哲立先生帮助卖掉霍尔瓦特伊芙娜存放在我妹妹家里的钢琴。妹妹已经和哲立联系了。” 

“卖钢琴?伊芙娜和哲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夫妻,都有权卖自己的钢琴,还用得着包尔德作主吗?” 

“他让我代问哲立好,并告诉他我们的洋行银根紧,生意不太好!” 

“这是间谍用的语言,是在向他们下达指示!” 

当晚,曹纯之把程娜请到公安部,客气地说,“你到这里来会更安全,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 

程娜哽咽了,说:“我是中国人,愿意做对祖国有利的事。” 

“我打算让程梦做你的联系人,好吗?”程娜点了点头。 

在北京海德曼咖啡馆里,程娜按照曹纯之的指示,把半截名片交给了哲立。哲立十分欣喜,然后,他驾驶一辆灰色的小轿车飞快地来到李安东的住处。 

美国情报机构下达炮轰密令

想入非非的李安东,正急切地等待着包尔德从香港派人送来的联络暗号。只要对上名片就等于包尔德向他们下了最后的命令,这样,他震惊全世界的计划就要实施了。 

原来,1949年包尔德逃离大陆前,曾与李安东有次密谈。李安东毫不掩饰地说他那里还藏有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几十枚炮弹等武器,说:“我计划将来会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共政府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可以在天安门试一试。” 

包尔德立刻许诺:“李安东先生,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事成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此次包尔德正是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头子杜诺万的授意下,通过程娜向李安东发出行动信号的。李安东接过哲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的半截名片,又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意文书,从折叠处取出另一半名片,然后在检测镜下仔细辨认:“OK,联络暗号完全准确!” 

李安东眼睛里闪着凶光,命令道:“你立刻就去告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傍晚,山口隆一开车来到东交民巷后的一条街。下车后,他匆匆走进使馆区伊拉克女人开的“熏鱼店”。包尔德在北京时,与这个女人常来常往,用金钱收买了她。山口隆一来到了伊拉克女人的家,递给她一个袋子:“这是1000美元!”接着又拿出一个牛皮纸信件:“明天早晨就到东单国际邮局快件发出!”伊拉克女人欣然应允。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吉普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从中南海回来的李国祥处长一到公安部便向曹纯之交了底:“彭真同志定了,要求国庆前破案。我看明天行动吧!”9月28日,6点15分,一阵清脆的哨音刚落,全副武装的侦查员们已集合好了。李国祥下达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一辆辆吉普车、卡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晨曦中的北京甘雨胡同一片宁静。甘纳斯突然感到莫名的不安。他决定,马上去天津,取道香港回德国。甘纳斯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叫喊:“司机!司机!开车!” 

司机回答汽车不好发动,“排气管不通,废气太多。” 

甘纳斯见司机态度有变,便掏出一支无声手枪对准了司机的胸膛。只听“嗖”的一声,埋伏在汽车旁的侦查员李五海,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甘纳斯惊魂未定,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戴了上去。 

清晨,山口隆一正闭目静坐,口念经文,突然屋外响起震耳的马达声,魏智惊慌地跑进来:“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山口隆一下意识地伸手到办公桌上拿手枪,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沈继宗一把按住。“你被捕了!”沈继宗出示逮捕证。山口隆一大声吼叫:“我抗议!我犯了什么法?”

“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是什么信件,你自己明白!”沈继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名义上购买高射程灭火器,实际上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计划,还有精心绘制的天安门地形图,企图在‘十一’谋害毛主席和我国政府领导人,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9月28日,李安东起得很早。按计划,他今天应把拆卸分散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一大早,他就准备开车去隐藏迫击炮零件的迺兹府教堂。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侦查员辛立学、张宝英推门进来,“李安东先生,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现奉命逮捕你!”李安东一愣,毛茸茸的手腕子被戴上了手铐。同时,哲立也在隐蔽的住处成了阶下囚。 

就在这时,辛立学从李安东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科长,李安东家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

曹纯之厉声说:“你再仔细地搜查,我率内勤警卫组立刻就到!”正当他走出门外时,保定市公安局侦查科长韩复光来了。曹纯之转忧为喜:“老兄来得正好!主犯李安东家中没有搜出明显的罪证,你赶快到李安东家去,负责现场检查!” 

韩复光立即赶到现场,侦查员们打开刚搜出的三个红木雕柜子,里面装着一叠叠外文资料。经过翻译,张宝英说:“这些材料大都是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的情报,其中有保密级很高的《华北空军基地资料》、《四平战役资料》,还有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全国政协主席、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等。” 

韩复光走到李安东面前,威严地说:“你是个商人,搜集这么多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干什么?” 

“这是贵国的NEWS,我们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舆论提供中国的情况,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 

机灵的张宝英在一旁立刻用英语驳斥他:“胡说,新闻的英语是‘NEWS’,情报一词是‘INTELLI-GENCE’,译成中文是‘及时的秘密的报告’,与新闻的概念不一样!” 

突然,前来援助破案的天津市公安局一位侦查员从李安东的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上搜出一个油纸包装的小铁筒子。韩复光听到“当啷”一声闷响,立刻走过去。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有Stokes字母,认出这是一个伪装了的Stokes小型迫击炮炮筒。他立刻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情况。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身披主教大衣的马力悦用生硬的中国话拒绝说:“这里是教堂,不许你们侵犯教堂的尊严!” 

“对不起,你无权拒绝我们的检查。你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这也是对你负责!” 

果然,侦查人员在壁炉内左侧发现藏有迫击炮炮座、炮架和手榴弹等武器。侦查员立刻向指挥所曹纯之报告。 

李安东盼望的武器运来了。侦查员们取出炮座、炮架,韩复光拿起炮筒、炮架,熟练地用腿一夹,用手一扭、一合,便迅速地拼成了一架Stokes型迫击炮。然后,把十几颗炮弹往旁边一字摆开,气愤地质问:“李安东先生,这也是NEWS吗?这是间谍的罪证!”李安东吓得腿一抖,喃喃地说:“这是……”“这是什么?”韩复光大喝一声。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垮了,美国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摘自《大案实录:震惊中国的刑事重案》,杨颖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这篇也是报告文学,“报告”其表、“文学”其里;更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由于缺乏对方的解说,真相不得而知。

但“炮轰天安门”的计划本身,却体现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外的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四)

“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外的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过六十多年的烟尘,逐渐清晰起来了:

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就是从中国拔除皇权余孽。

1、炮轰天安门,就是炮轰皇权的象征。

2、炮轰天安门,就是炮轰现代僭主的皇权崇拜。

3、炮轰天安门,就是炮轰僭主专政“山寨皇权”的狼子野心。

4、炮轰天安门,就是炮轰中国废垃人内心的皇帝情结。

炮轰天安门事件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和联合国作战,因此,这个计划很可能是联合国授权的,就像联合国授权铲除卡扎菲政权一样。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这个。

我们要讨论的是:如果炮轰天安门事件成功了,中国就不会遭到历次政治运动的荼毒了。

就不会有“没收农民土地”、“没收市民财产”、“禁止知识分子说话”、“全面专政的文革”等系统灾害的发生了。

这就是“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

后来文革中,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就是受到“炮轰天安门”震撼所产生的余波。

毛泽东甚至用他自己一贯的曲折方式,总结了“炮轰天安门”的性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

又过了十年,在文革中的人们怎么也不明白,毛泽东自己是中国大陆的独裁者,他怎么会用这样的口号来号召人民把自己拉下马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打倒他毛自己扶植起来的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

不是的。

毛泽东这是被“炮轰天安门”吓糊涂了,从此不得安生。毛即使在梦里也不时浮现出“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这是连独裁者自己都控制不了意念。毛不得不靠安眠药来度过自己的中南海余生。

第三中国的曙光、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是从“铲除皇权余孽”开始的。这些余孽,包括天安门、中南海、还有毛泽东集团。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天子国度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天子无妻

天子的母亲不是天的配偶,天子又怎么会有自己的配偶呢?如果天子有了对等的“配偶”,那配偶岂不成了“天女”?那岂不成了佛教一类的天女散花了?天子岂不成了回教的哈里发?那岂不是说天子可以代代相传了?但这是违反自然律的。因为可以代代相传的只是国王和皇帝,而不是天子。所以国王可以有王妃,皇帝可以有皇后,天子却没有天女。天子无妻。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政治领袖都要带着配偶出游或“进行国事访问”——那是昭告天下:他们和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与此对应的是,西方社会的宗教领袖,哪怕是结了婚的新教新派,也都不会带着配偶一同抛头露面。个中的原因大家可以自行解释,但这一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执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荀子·君子》)

《荀子·君子》篇所称之“君子”实指天子。篇中主要论述了为君之道,认为天子要统治天下,必须摒弃“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的做法,而应该“论法圣王”,“以义制事”,“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刑当罪”,“爵当贤”,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安定的政治局面。

《君子篇》开宗明义: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传统注释认为:“天子无妻:“妻”是“夫”的配偶,从声训的角度来说,“妻”就是“齐”的意思,即与丈夫齐等。由于天子至高无上,不能有人与他齐等,所以天子之妻称“后”而不称“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天子无妻”,而并非真的没有配偶。”

此解并引述《礼记·曲礼下》指出:“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此外,《吕氏春秋·下贤》:“帝也者,天下之适也。”天子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四海之内没有人敢做他的主人而把他当客人。《礼记·郊特牲》:“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与这两句同义。

据此作出的白话译文则说:“天子没有妻子”,是说别人没有和他地位相等的。“天子在四海之内没有人用对待客人的礼节接待他”,是说没有人做他的主人。“天子脚能走路,但一定要依靠礼宾官才向前走;嘴能说话,但一定要依靠传旨的官吏才下命令;天子不用亲自去看就能看得见,不用亲自去听就能听清楚,不用亲自去说就能取信于民,不用亲自思考就能理解,不用亲自动手就能有功效”,这是说天子的下属官员极其完备。天子权势极其重大,身体极其安逸,心境极其愉快,志向没有什么受挫折的,身体没有什么可劳累的,尊贵的地位是无以复加的了。《诗》云:“凡在苍天覆盖下,无处不是天子的土地;从陆地到海滨,无人不是天子的臣民。”说的就是这个啊。

(二)

上述的传统解释对不对呢?

我以为,是全然错误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解释《荀子》,不该断章取义,也不能局限于《荀子》来解读《荀子》,而应该参照其他的典籍。

例如《老子道德经》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耶?非乎?故致数誉无誉。是故不欲禄禄如玉。珞珞如石。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老子道德经》两次举出“孤”、“寡”,显然不是孤证。

“孤家寡人”正是古代帝王的自称,后来便变为民间的“孤老”和“寡妇”,分别作为没有配偶者的代称。

可见,“天子无妻”、帝王自称“孤家寡人”,正是取其“没有配偶”的意思,而不是取其“无齐”的意思。所以这一解释明显是错误的:“从声训的角度来说,‘妻’就是‘齐’的意思,即与丈夫齐等。由于天子至高无上,不能有人与他齐等,所以天子之妻称‘后’而不称‘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天子无妻’,而并非真的没有配偶。”

至于《礼记·曲礼下》所指“天子之妃曰后”,更可证明,天子虽有众多嫔妃,但无人可与其匹配,而成为所谓的“配偶”。因为“配偶”,显然具有对等地位。

至于《老子道德经》,也显然不解“孤寡”的旷世独立之意,竟然将之视为一种“以贱为本”,并以之论证“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的教条。

所以《谢氏道德经》指出:“故贵不以贱为本,高不以下为基也。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欲盖弥彰,非以贱为本也。”

(三)

“天子没有配偶”的思想,不是孤立的思想,例如希腊人柏拉图也认为,治国者和武士应该没有家庭,因为是家庭产生了私产,因为家庭和私产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而女人的营巢本能,明显要强于男子;所以女人被看作是社会的祸水。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国家规模适中,以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为度。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劳动分工,因而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品性。

治国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

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

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

希腊的治国者和中国的天子一样,是没有配偶的。中国的天子和希腊的治国者一样,也是没有私产的,所以天子才能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

《荀子·君子》篇说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吕氏春秋·下贤》篇:“帝也者,天下之适也。”也是说天子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四海之内没有人敢做他的主人而把他当客人。《礼记·郊特牲》:“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与这两句同义。

在希腊,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在这样的国家中,治国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国家。不仅治国者,就是武士也没有家庭、没有私产,因为家庭和私产是劳动者所需要的,也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只是在治国者和武士等无家庭、无私产的人的管理下,劳动者也不被允许拥有奢华的物品,所以整个社会不会迅速腐败。

理想国还很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与品德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十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史诗、赫西俄德及悲剧诗人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柏拉图自称这是“第一等好”的理想国,其他的政体都是这一理想政体的蜕变。

理想政体由于婚配的不善引起三个等级的混杂,导致争斗,军人政体(Timocracy)随之兴起。军人政体中, ;少数握有权势者聚敛财富, ;形成寡头政体(Oligarchy)。贫富矛盾的尖锐化导致民众的革命,产生民主政体(Democracy)。民主政体发展到极端时又会被僭主政体(Tyranny)所取代。

(四)

中国有“天子无妻”的思想,却没有“武士无妻”的思想,这以前却使得中国的武装力量始终和他的国力不相匹配。这是中国不及希腊之处。

但是中国具有“天子无妻”的实践,希腊却没有“治国者无妻”的实践,所以中国的政治权力能比希腊较为强大,数千年没有彻底断绝。虽然遭到蛮族入侵、几经中断,但还能死灰复燃。这是中国强于希腊之处。

(五)

天子!

你没有伴侣,继起的、转生的精神形式,也无法理解你?你的受死,是更大狂潮的一个音符。你的死,不是毁亡,而是再生的契机。喇嘛教(西藏黄教)的活佛制,伊斯兰的哈里发,甚至儒教的衍圣公,不过是借用了你,宇宙生命的律法,而立为世俗的秩序。所以,你的死像你的生,值得晋天同庆。你没有伴侣,没有可匹者:“匹配”和“配偶”也是一种“匹敌”,所以《荀子》都知道“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

天子!

你受伤的时候,所有门徒溃不成军,大地对你并不公平。这不平出自你的特殊:你在世上没有对等的。结果,你的特性造成你的孤独,绝顶的超越造成绝顶的孤独。

天子!

流行的道德见解以为,好的领袖“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国家的利益”;坏的领袖却一心一意为自己谋私利。但是依照精神形式的标准看来,被评价为好的或被评价为坏的现代酋长们(总统、主席、董事长),就其揽权的卑鄙(只有当不愿统治的人被迫统治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而言,却如出一辙……进而言之,其要害不在揽权的卑鄙,而在所谓“人民的意志”、“国家的利益”等观念,并非稳定的恒量,而是飘忽的变数,是仅凭自我证明的人类欲望,实际上是和当权派们“一心一意为自己谋私利”的冲动难分难舍、搅混一团的,其与宇宙的精神形式、永生神的儿子何有哉!

(至此,问题的要害已不在动机的好坏与揽权的卑鄙,而移易为:在这群良莠不齐的弄权者之中,注定有一位要称雄世界,完成人伦以外的人文之化、人种之育。)

〔另起一页〕

第二节

孔子是一位共和主义者?

孔子是一位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位君主主义者?这不是一个虚拟的题目,而是争论了将近两千年的老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论语·八佾》上的一句话:“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1、把这段话解释为君主论的古人认为:

包咸注:“诸夏,中国也。亡,无也。。”吴氏曰:“亡,古无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尽其道尔。”

孔子有感而发此论,大意是说夷狄各国虽无礼乐教化,尚且拥有稳定的君主,相反文明的诸夏各国反倒秩序紊乱,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故云:“诸夏之亡。”夷狄,指不开化民族,并不特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诸夏,指文明各国,这里特指春秋时代的华夏族系各国,例如周、鲁、晋、卫、齐、宋、陈、郑、许、蔡等。春秋时代晚期,这些诸夏各国不是弱小就是遭到篡夺,成为夷狄和半开化国家的鱼肉对象。秦楚等半开化国家像欧洲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和罗马等半开化国家起来执掌希腊文明国家的命运一样,起来执掌中原诸夏各国的命运,诸夏的处境日益恶化。从中国诸夏自身检讨,自古原有礼乐伦常之道,但至春秋时代,诸侯不听命于周天子,大夫专权,无父无君,弒父弒君日益普遍,虽有礼乐却无所用之。

2、把这段话解释为共和论的古人认为:

南朝萧梁的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何晏集解、皇侃义疏〕:“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的解释,显然是在五胡南侵中国的压力下,在“夷夏大防”方面似乎有点防卫过度了,竟然不惜把孔子解释成一个共和主义者。难怪清代学者皮锡瑞批评说:“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丽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侃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论语集解义疏》的原文,到了清朝就被具有卖国主义倾向的《四库全书》给篡改了。据考证,这段篡改是如此进行的:

《论语集解义疏》原文

“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

《四库全书》篡改如下:

“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因为《四库全书》正是在“理同禽兽”的“夷狄强者”的领导下编纂的。

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邢昺虽然认为皇《疏》空疏,并对《论语集解》重新做疏,但却同意其民族主义的解释,尽管这样的解释会导向共和主义的结论,与先秦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的礼制思想和礼教主张,相去甚远。

3、现代人中流行的误解

张中行“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评《论语别裁》”一文指出,《论语别裁》第123页讲《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节表明,南怀瑾“不信通假甚至不知通假,把通‘无’的‘亡’读为亡国的亡,于是‘有君’就不得不同‘亡(国)’对称,且不说义理,连行文,古人也不得不随着他滑天下之大稽了。

。”

南怀瑾的原文如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农历年。对阳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南怀瑾《论语别裁》)]

但是也有赞同南怀瑾的言论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很明白,牵涉到人种差异。这里这个君是君主的意思,政治首脑。代指政治管理。是说老外即便有政治管理,也不如华夏没有管教的情况下有秩序。我们中国人自律很强,即便没有法律纪律的约束也不会有多少人去做坏事,是说中国人普遍做人本分,比老外本分。譬如新奥尔良飓风美国人就乱成一团,如果在中国,干坏事的就会比美国少得多。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有文化。这就是南怀谨老先生的意思。”

可见局势的混乱。

4、孔子本人的真实想法

孔子本人的真实想法,则可能是综合了君主论与共和论等两个方面的。

元代的陈天祥在其《四书辨疑》说:“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为有其君矣。诸夏蔑弃君命,而无上下之分,是为亡其君矣。此夫子伤时乱而叹之也。”程氏《集释》以为此说较皇、邢二《疏》的解释更为可取。

其实并不复杂,“不如”的“如”,近似于“若”,“不如”就是“不若”的意思,也就是“不像”,“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夷狄之有君,不像诸夏之无也”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我总结孔子的想法,大概有三个要点:

(A)诸夏的文明比夷狄的野蛮为好;

(B)君主制度比无君制度为好;

(C)至于君主制度十分稳定的野蛮夷狄和君主制度名存实亡的文明诸夏,到底哪个更为可取,孔子也是模棱两可;

(D)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文明的诸夏能够拥有稳定的君主制度。

倒是在民族危机并不尖锐的唐代,人们的夷夏观念比较中庸。韩愈《原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这显然是文明主义的,而不是种族主义的。

正是因为孔子本人的真实想法,可能综合了君主论与共和论等两个方面,而并未简单地肯定君主制或共和制,所以才引起了后人的争论。

5、把误解提升为一种理论

李金纲(笔名“老金在线”)《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读〈论语〉札记》体现了“把误解提升为一种理论”的状态。他在解释《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时候,赞同这一解释:孔子说:“夷狄小国有君主〔但不知礼仪〕,不如中原各国没君主〔但仍懂得礼仪〕。” 反对这一解释:“夷狄这样的偏远小国都有君主,不像中原各国的国君已经有名无实了。”本来这仅仅是个语文理解上的差异,可是他却要把它提高到“‘君本位’还是‘道本位’的问题”。结果把水搅得更浑了。

李金纲认为,儒学是“道本位”的学派。君位,可以代有递嬗;而礼仪,仁道,儒道,却千祀不变,是为“中原诸夏”之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族入主中原,如果认同我“中原诸夏”文化,就是“中国人”。所以章太炎要做“客帝”说,认为满人入主中原,但认同“中原诸夏”文化,就好比秦有“客卿”一样,无非是汉人引来一位外族“客帝”而已。当然,他后来否定了这个看法,另作《客帝匡谬》来为旧说作解。但“客帝”说,确能帮助现代人理解少数民族管理中国的事实。从历史上来看,“夷狄”管理“中原诸夏”的朝代很多,但多能奉“中原诸夏”文化为正统,也就自然进入“中国人”的行列。历史上的“中国人”,是一个不断延展扩大着的概念。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演成,功在儒学。

从“道本位”理念出发,考察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就可以说:当初的明清之争,是“道本位”下的“中国人”两大政权之争——不同的是,这两大政权,由两大种族构成,一个是汉民族,一个满民族;而中国,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宋元之争,也可作如是观。

在“道本位”的条件下,就可以理解岳飞、史可法的局限性,也可以理解廉希宪、叶李、范文程的正当性了——论及大义,岳飞诸君,虽不通晓变夷智略,却在气节纲常之道,卓荦不凡,后人评价为民族英雄,名实相符;叶李诸君,虽有失气节纲常,却在变夷之道,挺然拔出,今天评价他们,说是中华文化托命之人,应该比较公允。

孟子有一段话对于理解夷夏之争很有意思,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 

从“道本位”角度看,大元、大清两朝,在“悦周公、仲尼之道”方面,与大宋、大明比较,或有轩轾,但其道之所在,却旨归一元。这正是“用夏变夷”的奇妙功效〔后人称之为“同化功能”〕。

蔡东藩作《元史通俗演义》,讲到忽必烈立国说:“忽必烈班师称汗,改元立号,虽隐启纷争之祸,而化野为文,入长中原,实于此基之。……主非汉人,而文则从汉,故宋亡而文不亡,用夏变夷,此之谓欤?”正是基于“道本位”的清醒认识而有此正论。 

“中原诸夏”在哪里?不仅在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也不仅在大海之西亚洲之东,而在礼仪纲常仁义之道。此之谓孔学“大中国”观。孔子之大,实非格局小者所可认知。

李金纲为了证实他自己的上述“理论”,还赞扬元人廉希宪〔1231—1280年〕说:元大臣,畏吾儿人。因为熟悉儒学,人称“廉孟子”。辅佐忽必烈取得帝位,用中原儒学改造典章制度,改元立号,是其一。在很短时间内,使元帝国成为具有“道本位”的“诸夏”帝国之一。 

李金纲并赞扬汉奸叶李〔1242—1292年〕说:元大臣,杭州人。公元1277年投奔元朝,出任浙西道儒学提案。后被召入京。他请求免儒户徭役,立太学等,均被采纳。是为“用夏变夷”的典型案例。

李金纲又赞扬汉奸范文程〔1597—1666年〕说:清大臣,辅佐清初四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底定中原。曾建议招徕饥民,恢复生产,实行乡试、会试,均所采纳。清帝国进入“纲纪”之国,主儒术,以中华文化为本位,范文程与有力焉。 

孔子到底是一位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位君主主义者?我倾向于认为,孔子是一位君主主义者,但是一位有条件的君主论者,主张文明的君主制度。“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才是孔子的内心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入侵中国的野蛮民族其实并不喜欢孔子。如果面对文明人的共和制度和野蛮人的君主制度,孔子应该是举棋不定的,因为他真心向往的是文明人建立的稳定的君主制度,那就是西周的成康之治。至于中国二十世纪所行的“民国”、“共和国”,杀人盈城,破家无数,我相信孔子对此肯定是双倍的避之唯恐不及的。

从另外一面说,皇帝不是君主制的全部,而是君主制的最坏形式,尤其是明清那种取消了宰相制衡的君主独裁制。“皇帝”这两个字本身就是相当亵渎神明的,就是逾越礼法、胡作非为的恶劣示范。皇帝自命为活着的祖神,其实是最不负责任的暴君。孔子的君子国里,没有皇帝的位置。同样,二十世纪的僭主制度又是一种最坏的皇帝制度,是冒充为共和制度的最大骗局。这一点在袁世凯和毛泽东的对比上可以得到印证:袁世凯公然称帝结果遭到惨败,毛泽东吸取教训就炮制三呼万岁、偷偷享受皇帝的三宫六院。僭主制度的核心是:变相称帝,才能善终。

〔另起一页〕

第三节

赵翼误判了刘邦集团的性质

一般认为,刘邦的成功是由于他的“老成持重、见风转舵”,项羽的失败是由于他的“年轻气盛、固执己见”;项羽的失败还因为他的屠杀政策,他模仿秦国将领活埋战俘的方法,而不知时代有所不同,他尤其未注意:在内战之中是讲究“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秦末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而不再是战国末年的七个国家了。因此民间对于屠杀政策不会采取完全赞成的态度了。

项羽是一个征服者,征服者容易落入骄兵必败的陷阱;项羽却不是一个政治家,不如刘邦善于玩弄哀兵必胜的把戏。项羽就像后唐庄宗一样:从未打过败仗,天下无敌却以失败告终,这是为何?我看项羽即使消灭了刘邦,最后仍不免要失败的!因为项羽缺乏统治中国的基本功:消灭“功臣——乱党”。刘邦收拾了韩信、彭越后,把彭越的肉汁分赠诸侯,这明明是刺激诸侯造反,从而得到一个借口,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不料这些人没有像张良那样看透了刘邦的邪恶,反而愚蠢地贸然起兵,正中刘邦之下怀!他们不知道刘邦早已布置好了陷阱,就等着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惨剧消灭他们呢。否则,刘邦还会像秦始皇那样低声下气地哀求将领为自己工作呢。

此外,还有人认为刘邦出身于平民阶层,项羽则是贵族阶级的代表。一般而言,在这种逐鹿中原的斗争中贵族不如庶民易于取胜,因为其手段受到了限制。而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就认为刘邦出身平民,刘邦的功臣们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张良家世高贵而外,其余多为所谓“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者,于是西汉的政治结构就被说成了“布衣将相之局”,他还认为这是打破了贵族政治的传统定式的“前此所未有”的新的政治格局,“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事实上,“布衣将相之局”并不是刘邦亭长的发明,而是战国末年许多国家沿用的政策。难道佩戴六国相印的苏秦,也是贵族出身吗?难道苏秦对头的张仪,也是贵族吗?事实上,商鞅变法以后,中国社会已经步入平民政治家的活动天地,而秦始皇广用的客卿,多为平民出身。赵翼似乎不懂这一点,他大约是被满鞑子治糊涂了,蒙蔽如此,令人汗颜。

在我看来:刘邦的成功是由于他曾经出任秦朝的亭长,属于体制内的走狗,这虽然令人多少有些不齿,但毕竟给了他一些统治经验;而项羽的失败则和他始终流亡、与管理社会的经验有些脱节,不无关系。尤其他的叔叔项梁死后,具有“管理经验”领袖没有了,项羽又容不下自己的师傅范增,终于一败涂地。

汉承秦制、唐承隋制。

这不是偶然的。

因为汉、唐的创立者刘邦、李渊,都是出身于秦、隋的官僚系统:刘邦是个“泗水亭长”,李渊则为“太原留守”。刘邦是最基层的秦朝干部,李渊是最上层的隋朝高干,这里虽有差别,但他们都属于“体制内”,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像袁世凯这个满清余孽比孙黄乱党更易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而毛泽东这个国民党狗官也比较容易建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前人论及刘项争锋,多从项羽代表“没落贵族”,刘邦代表“流氓阶层”着眼,又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做沽名学霸王”的谋略分析,来总结刘胜项败的历史,认为项羽不及刘邦厚黑,所以最终失利。……这些当然都是比较皮相的阶级分析、权术研究。这些阶级分析、权术研究很少注意到,刘邦的胜出多少还是因为他参与了秦朝的统治机构,虽然地位低下,属于基层组织的领导,但毕竟由此获得了基本的治理经验。李渊父子也是如此。汉唐的开国者们之所以能在秦末、隋末天下大乱中脱颖而出,击败各路豪杰英雄,不仅得力于他们的敢于造反;还得力于他们的“秦隋经验”。这一经验也使得他们的“反秦”、“反隋”并不具有项羽那样“报仇雪恨”的革命性,而主要以“抓权”、“控制局势”为目标。所以汉、唐统治集团对于秦、隋统治集团,都采取了宽大和吸收的政策,而不是项羽式的斩尽杀绝。因为他们汉、唐统治集团,本来就是秦、隋统治集团的组成部份,自己人对自己人,手下留情是合乎人性的。这一点在李唐集团的身上,比在刘汉集团的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李唐在隋朝的地位,远远高于刘汉在秦朝的地位。

按照同一个逻辑,毛泽东集团在夺权过程中提出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提出要“打倒国民党”,就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党头面人物,都曾是国民党要员。如果把国民党全盘否定了,岂不是把他们自己“共酋”也部分否定了?那样一来,他们的“国民党历史”岂不成了历史污点、“历史反革命”。为了比阿面这一点,就必须保留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花瓶包养起来;而且还需要把国民党创始人孙文,当作共产党自己的“革命先行者”供奉起来。

汉唐与秦隋之间的那层“官僚系统的继承关系”,不是孤立的:这既不是业已消失的“古代中国现象”,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之类的“现代中国的封建残余”,而且还是一个“现代世界继续存在的现象”,例如俄罗斯就有类似的“叶利钦现象”、“普京现象”等。

至于欧美国家的过去历史上,这类例子也不胜枚举。

大家不会忘记,就连“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将军,也曾经作为英国军官参加了著名的“七年战争”,并获得中校和上校的英军军衔,不但由此积累了军事指挥的经验,并且进而跻身北美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如果华盛顿没有参与英国统治阶层的治理经验,很难想象他能获得北美独立军总司令的职务,更难想象他能战场上击败英军、完成独立战争的工作,并有足够的威望和底气出任一个新国家的第一元首。

和华盛顿的“英军背景”相似的,还有一个古老的日耳曼人领袖的“罗马背景”。在罗马鼎盛时期的公元9年,在欧洲内陆莱茵河沿岸的条顿堡(Teutoburg)山里,三个罗马军团被日耳曼─条顿(Teuton)民族的克鲁斯部落(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Arminius,前18?─后19年)一举击溃,其惨败程度号称“条顿堡屠杀”。条顿堡位于现在德国西北部的利伯郡,这个地名保留到今天。其森林是一块高地,其中河谷纵横。地势起伏很大,不少地段道路在峡谷中穿行。这里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橡树林,灌木很少,人马可以在林中穿行无阻。条顿森林的地貌到今天都没有多少改变,地图上显示的一些地名,比如“胜利场”、“白骨巷”、“杀戮谷”等,让人依稀看到当年血战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阿尔米纽并不是“勇敢的土著人”,而是一个深入罗马帝国、并在帝国军队中服役长达六年(公元1—6年)的罗马公民。他在返回日耳曼祖国后仅仅两年就发动了反对罗马的战争。所以这个战争与其说是民族解放,还不如说是特殊的内战,有点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更像匈奴人刘渊(?─310年)、羯人石勒(274─333年)发动的五胡乱华。

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五胡十六国里匈奴汉国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则出身贫贱,十六国羯赵的创立者:他们发动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蛮族入侵,不如说是“革命战争”,因为他们都是汉化的人物,其兵源也是杂牌,是“国际部队”,并非土著部落。刘渊和石勒,完全是西晋人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击中西晋人的要害,让北中国落入了五胡的铁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到中共的未来了。

中共作为类似秦、隋那样的“历史草创者”和“中国统一者”(虽然目前中共还比不上秦、隋,还功亏几篑),也是富于秦隋那样旺盛的精力,不仅有其强烈的“企图心”,而且具备昼夜运作不停的动机、动能、动力……其运作方式还曾相当骇人听闻。但是,中共毕竟也像秦隋那样充满了“过渡时代”的特点,明显具有“草创”的性质,虽然气象宏大,但“多动症”与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共也像秦隋那样其寿不永的话,那么取代中共的,很可能就是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的“内部人员”,是一些中共内部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他们像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懂得如何操作复杂的官僚机器,并因为曾经身在官场而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同。这些人,显然比“一贯在野”的反对派人士,较有治理经验,因而较有击败中共末代领导阶层的胜算。

这类来自中共内部的人物所开创的新局,很可能走向那个继汉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唐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而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历史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和地点,以最为意外的方式,从最为深入的内部得以突破。未来的“第三中国”,亦当如是观。

2012年4月30日 

〔另起一页〕

第四节

老人政治不合中国传统

老人政治(英语:Gerontocracy),政治学术语,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成员,平均年龄比起大多数的成年人民还要更老。老化的情况严重,一个国家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年龄老化的人手中。老人政治可被视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但由于大多数对国家大事采取拖延等政策,而不会按情况随机应变。老人政治更扼杀了年轻的政治力量,令国家政治生态不平衡及越趋保守。

其实,早期人类的智慧就知道需要“杀死国王”:国王体衰就被处死;甚至国王在任期届满时也会被处死—— 

据说英国人类学者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年)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一书记载:

如果高级的神住在远离尘世生活的忧烦和吵闹之外,人们还相信它们免不了一死,那就不能指望一个住在脆弱的肉身躯壳里的神会逃脱同样的命运,虽然我们听说非洲有一些国王以为身怀巫术可以长生不死。我们已经谈到过,原始民族有时相信他们的安全甚至世界的安全是与这些神人或化为人身的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自然,出于对他们自己生命的关心,他们特别关心他的生命。但是不管有多少关心和提防,总不能防止人神变老、衰弱并最后死去。他的崇拜者不得不预见到这个悲惨的不可避免的事,并尽可能地应付得好一些。这是非常可怕的危险,因为自然的进程如果有赖于人神的生命,则人神能力的逐渐衰退并最后消灭于死亡,该会带来怎样的灾祸呢?防止危险的办法只有一个。人神的能力一露衰退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将他杀死,必须在将要来的衰退产生严重损害之前,把它的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使人神致死,而不让他死于老病,这样做的优点对原始人来说是相当明显的。如果人神像我们所说的自然死去,照原始人看来,要么是他的灵魂自动离开他的躯体,拒绝回返,要么是按更常见的说法,他的灵魂被魔鬼或巫师摄走,不遗余力或是魔鬼或巫师阻碍了游魂返体。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人神的崇拜者都失去了人神的灵魂,他们也随之兴盛不起来了,甚至他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即使他们能在将死的神的魂魄离开他嘴唇或他鼻孔时设法将它抓住,并将它转给继承者,那也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既然死于疾病,他的灵魂必然是在衰弱枯竭的最后阶段离开他身体的,既然这么衰弱,转到任何人的身体里,它都会仍然是疲疲塌塌,不死不活的。而将他杀掉,他的崇拜者就能,第一,在他的灵魂逃走时肯定会抓到并将它转给适当的继承者;第二,在他自然精力衰减之前将他处死,他们就能保证世界不会因人神的衰退而衰退。所以,杀掉人神并在其灵魂的壮年期将它转交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这样做,每个目的都达到了,一切灾难都消除了。

柬埔寨神秘的火王和水王是不许自然死去的。因而他们二者中谁要是得了重病,长老们认为他不能康复,就将他刺死。我们已经谈到过,刚果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大祭司契托姆自然死去,世界就要毁灭,大地只是依靠他的能力和特长才得以维持下去。遇此情况也会立即化为乌有。因此,在他生病可能要死的时候,原定继承他职位的那个人就带一根绳子或一根棒子到他屋里去,将他勒死,或将他打死。美罗伊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都被尊为神;但是,只要祭司们高兴,他们就差人到国王那里,命令他死去,并说这是神的旨谕,以作为他们发布命令的依据。这种命令直到厄伽曼斯的统治之前诸王都是服从的,厄伽曼斯是埃及国王托勒米二世同时的人。厄伽曼斯受过希腊教育,使他从他本国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他敢于不顾祭司的命令,带了一队士兵走进黄金神殿,把祭司们都杀了。

这类风俗在非洲这一带似乎一直流行到现代,在法佐尔的某些部落里,国王每天要到一棵特定的树下审理事务。如果因为害病或任何其他原因一连三整天不能履行这项职务,他就被用绳圈吊在这棵树上,圈里按了两把小刀,国王身体的重量拉紧绳圈时,两把刀就割断他的喉咙。神王初露体力衰弱或年老的迹象就被处死,这个风俗直到晚近还在白尼罗河的西卢克族中流行,只到现在才真正消灭无存了。对此,近年来C.G.塞利格曼博士进行过细心考察。西卢克人尊敬他们的王看来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王是尼阿康神灵的再世肉身,尼阿康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他建立了这个王朝。使这个部落定居在他们现在住的土地上,神灵或半神灵的尼阿康的灵魂要附在现任国王身上,这是西卢克人信条里基本的一条,因而现任国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赋有了神的性质。但是,希卢克人对他们的国王虽然的确怀着高度的宗教敬意,处处小心,以防他们意外地死去,然而他们持有“这样的信念:一定不能让国王病了或老了,恐怕随着他精力的减退,牲口会害病,不能增殖,庄稼会在地里烂掉,人们受疾病的折磨,会死得越来越多”。为了防止这些灾难,希卢克人过去有个惯例,国王一旦表现健康不好或精力衰减,就把他处死。衰老的重要征兆之一就是他不能满足他妻子们的性欲,他的妻子非常多,分住在法修达的许多房屋里。当这种衰弱的征兆表现出来的时候,妻子就向酋长报告。据说酋长必须将此噩耗通知国王,做法是当国王在下午的闷热中睡着的时候,在他脸上和膝盖上蒙一块白布。紧跟着就执行这一处死判决。为此,专建一座小屋:国王被引进小屋里,躺下来,把头枕在一个成年姑娘的腿上,然后把小屋的门堵死;两人被留下,没有食物、水和火,活活饿死闷死。这是老规矩,但在大约五个世纪以前这个老规矩已经取消了,因为有一个王这样死去时表现的痛苦太大。据说在酋长将国王的命运向他宣布之后,他就在为此特建的小屋里吊死了。

据塞利格曼博士的考察,希卢克王似乎不仅刚露衰老征兆时就被按一定的仪式杀掉,甚至在他还身强力壮的时候,也可能随时受到敌手的攻击,为了保住自己的王冠他不得不格斗到死。根据希卢克部落的传统,现任国王的任何一个儿子都有权这样和国王格斗,如能杀了国王,就代替他统治。因为每一个王都有很多妻妾、很多儿子,所以有资格候补王位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很少,现任国王的性命必然是随时都有不测之虞的。但是袭击他,要有任何成功的希望,都只能在晚上。因为白天国王周围总有他的朋友和警卫,企图王位的人很难希望逼近他,而一击成功。晚上就不同了。这时卫士散去了,国王单独在宫院里和他心爱的妻子们在一起,附近只有几个牧人,没有人保护他,而牧人的小屋距他住处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漆黑的夜晚是国王易遭危亡的时刻。据说他常常持续警戒地度过这种时刻,全身武装,在住宅周围巡徊,注视最黑暗的阴影,或者像哨兵站岗一样,沉静机警地立在某个黑暗角落里。当敌手终于来到的时候,斗争则悄无声息地进行,只有矛和盾的撞击之声,国王并不唤牧人帮助他,因为这是荣誉所关的事。

像他们的创业人尼阿康本人一样,每个希卢克王死后都建有神祠,接受礼拜,神祠设在他的坟墓上,国王的坟墓总是在他出生的村子里。国王的墓地神祠与尼阿康的相似,由几个小屋围上篱笆组成,有一个屋是建在国王墓上,其余的由看守者居住。尼阿康的神祠与国王神祠确是没有什么不同,在所有神祠里举行的宗教仪式形式都一样,只在细节上略有差异,其不同点显然是给予尼阿康神祠的尊严要大得多。国王的墓地神祠由一些老年的男人或妇女看管,数量与那些尼阿康神祠的保卫者相同。这些人通常是已故国王的寡妻或年老的男仆,他们死后就由他们的子孙接替职位。还有,国王坟地神祠里要用牲口上供,跟尼阿康神祠的祭祀一样。

一般说来,希卢克人的宗教主要似乎就是对他们的圣王或神王的礼拜,不管是已死的还是活着的。他们认为这些王的肉体是由一个神灵赋予生命的,神灵将生命赋予该王朝的半神话的(也许实质是历史传说的)建立者,逐代遗传,直到今天。希卢克人既然把他们的君王看成神灵的化身,人、畜、庄稼的兴旺都暗暗依赖于他们,自然要对他们表示最大的尊敬,对他们爱护得无微不至。所以神王的健康欠佳或体力稍现衰弱,也就要被处死。希卢克人的这个风俗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奇怪,都是直接由于他们对神王的深厚敬意,由于他们急于要保存他最有效率的状态,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急于要保存自己赖以生存的神灵;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们杀死国王的做法,正是他们崇敬自己国王的最好证明。原因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他们相信王的生命或精神是与整个国家的兴旺相一致的,王如果病了或老了,牲口就要生病,停止增殖,庄稼会在田里烂掉,人会死于疾病的大流行。所以,在他们看来,消灾的唯一办法是在王还健壮的时候就将他杀死,使他从先辈继承的、还是精力充沛未被老病减弱的神灵再由他传给他的继承者。在这方面,一般所说的决定王必须死亡的那个征兆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当他不再能满足他的许多妻子的性欲时,换句话说,当他部分地或完全地不能传种接代时,那就是他死亡的时刻,是他让位给更有精力的继承者的时刻。与其他杀王的理由放在一起看,这一点就表示了人、畜、庄稼的繁盛是相应地依赖于王的生殖力,以致王身上这种力量的消失,就会引起人、畜、植物的相应消失,因此,不要多久,就会引起全部生命,人、动物、植物的生命完全消失。毫不奇怪,希卢克人眼前既有这样的灾难,他们准会非常小心,不让他们的王因年老害病死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地死去。他们对王死亡的态度有一个特点,他们不说那是死亡,他们不说某王死了,只说他“离去了”,像他的神灵祖先、该王朝的头两个君主尼阿康和达格一样,据说他们两个都不是死了,而是失踪了。别的地方如罗马和乌干达,早期的国王也神秘地消失了,这些类似的传说,却表明一个类似的风俗:杀死王,目的是“保存其生命”。

总的看来,希卢克人有关神王的理论和实践与内米的祭司——林中之王的理论和实践非常近似,假如我对后者的看法正确的话。在这两者中我们都见到这一情况,即:人、畜以及植物的繁盛据信都依赖于神王的生命,并且神王都死于非命,不论是单独械斗或是其他办法,为的是要使他们的神性传给精力充沛的、未受老病衰颓影响的继承者,因为,在神王的崇拜者看来,他如有任何这类的衰退,就会引起人、畜和庄稼相应的衰退。杀死神王的风俗,特别是将神王的神性转给继承者的方法,本书后面还要更充分地谈到。下面且举例谈谈这种风俗的一般做法。

马蒂安孚是安哥拉内地的一个强大的国王或皇帝。这个国家的较弱小的诸王之一卡拉向葡萄牙探险队讲述了马蒂安孚死的情况如下。他说:“照惯例,我们的马蒂安孚要么是死于战争,要么是死于非命,现在的这位马蒂安孚,由于他的苛捐杂税,活得够久了,一定逃不了这最后的命运。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并决定应该把他杀死时,我们就请他与我们的敌人作战,这时我们都随着他和他的家属一起去打仗,我们牺牲了一些人。如果他还活着没有受伤,我们就回去再战。打个三四天,于是我们就突然离开他和他家属,把他留在敌人手里,让命运去摆布。他见到自己被抛弃了,就设法立起御座,坐下后,把他的家属叫到他周围来。然后命令他母亲走上前去,跪在他脚边。他先是砍掉她的头,接着杀掉他的儿子、他的许多妻子和亲属,最后杀掉他最心爱的妻子安娜库罗。接着,马蒂安妥就穿戴起豪华的衣服,等待他自己的死亡。他的死亡接着就来了,那是由一位军官来办的,他是附近强大的酋长卡尼钦哈和卡尼卡派遣来的。这个军官首先自关节处砍下他的腿和胳臂,最后砍掉他的头;这之后,军官也被斩首。所有的大头儿都从营帐退出,避免看见他被杀死。我的职责是留下来看着他死,并标明两位大酋长,马蒂安孚的敌人,置放他的头和胳臂的地方去。他们还拿走了已故君主和他家属的全部财产,将它送到他们自己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安排已故的马蒂安孚残体的葬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