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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恐怖小说txt,黄永玉“文革”中为何被猛烈批判?

互联网 2020-10-20 13:36:08
文革后黄永玉再画猫头鹰。文革后黄永玉再画猫头鹰。

不解之缘猫头鹰

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那天起,黄永玉就注定与猫头鹰有着不解之缘。

1942年黄永玉最早的木刻猫头鹰。1942年黄永玉最早的木刻猫头鹰。

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是一九四二年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作品《野旋童话》所作的插图,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猫头鹰》。当时他只有十八岁。从此,他爱画猫头鹰,乐此不疲。不仅如此,还由猫头鹰延伸到众多鸟类和动物,它们成了他的绘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限于他,不少画家,如齐白石、林风眠、张光宇等,都曾画过猫头鹰。对这一老鼠的天敌,文艺家们都很喜爱,包括属鼠的黄永玉。他看百科全书,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故喜欢根据所画猫头鹰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的字样。不过,他没有想到,喜爱画猫头鹰却两度引火烧身。

“动物短句”中的《猫头鹰》:白天,人们用恶毒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动物短句”中的《猫头鹰》:白天,人们用恶毒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

第一次发生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来临时。在此之前,黄永玉赴河北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空闲时他忽发奇想,采取画配文形式集中创作一组“动物短句”(因当时他家住北京罐儿胡同,故后来出版时书名为《罐斋笔记》)。所画动物中,包括猫头鹰,其短句为:“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这些闲情逸致之作,显露出机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发后,这些作品却被知情者揭发检举,指责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黄永玉押至中央美术学院开会批斗。

八年后,一九七四年,一幅《猫头鹰》,再度引火烧身。

1973年北京饭店新楼落成。1973年北京饭店新楼落成。

一九七三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黄永玉回到北京。此时,北京饭店修建新楼,据各方回忆,周恩来总理做出指示,安排画家为北京饭店新楼进行美术装饰。对于被打入“另册”并息笔多年的这些画家来说,的确是令人高兴的转机。黄永玉应邀前来,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中央大厅将有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由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黄永玉四人负责。一九七三年十月,黄永玉等四人有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的旅行。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在为不相识的江苏画家宋文治的册页上画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伏笔。黄永玉回忆:

我们四个人到了南京、上海、南通、庐山、黄山,然后沿汉口坐轮船溯江而上,经夔门、万县到达重庆,在重庆过的旧历年除夕。该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了吧?

在重庆和重庆美术家协会的朋友有过几次接触。临返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点风声: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由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

我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

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

谁料想,一副随意之作《猫头鹰》,很快引火烧身!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仇恨“文革”

黄永玉刚刚从四川回到北京,“黑画事件”的风暴向他袭来。

“黑画展览”开幕时,《猫头鹰》最初排在第七幅,很快挂在第一。一幅从非正式作品中搜集而来的作品,竟成了一百多幅“黑画”中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实出乎人们意料。

黄永玉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这是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猫头鹰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但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被批判为“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

不限于此,黄永玉一九七三年冬逗留上海期间的活动,也成了展览之外的进一步“搜集罪证”的内容。吴继金在叙述“黑画事件”的文章中写道:

黄永玉的《猫头鹰》被列为“黑画展览会”的榜首。为了搜罗“黑画”的行踪,“四人帮”的黑干将还派人去上海调查黄永玉等人在上海大厦画画的情况,并向组织上写了一篇调查材料。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黄画了一张国画,在一只鸟的眼圈上有十二个白点,很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当地有人指出这个问题。”“黄在上海专门去找一位老画家,要了一幅有麻雀的画,黄要求要画很多麻雀,这是影射1958年打麻雀运动……”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1974年《北京日报》发表长文批判“饭店画”。1974年《北京日报》发表长文批判“饭店画”。

第一篇批判长文,在展览开幕一个多月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九日的《北京日报》上,题为《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作者署名“卫胜”,似应是笔名,取“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之义。此篇批判长文第一次把对“黑画”的讨伐公之于众,但没有提及“黑画展”。这里所说“某些饭店宾馆”,应是指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前面说过,黄永玉的《猫头鹰》不是为饭店所画,但此时却成了第一个被大力讨伐的对象。除了《猫头鹰》,文中还讨伐了宗其香、李可染、吴作人等人的作品。虽没有公开点这些画家的名字,但对京城的许多人来说,矛头所指显而易见。

在卫胜的讨伐檄文中,创作《猫头鹰》的黄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对他的批判极为猛烈和严厉,甚至他在“文革”前创作的“动物短句”,也被捆绑一起予以批判:

在一批黑画中,有不少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恶狠狠的老虎,疲惫的骆驼,翻白眼的秃鹰,等等。是作者们为了帮助人们“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搞的动物图像吗?否!他们所以特别喜爱这些丑恶的形象,玩的不过是“三家村”指桑骂槐的老把戏。这样的黑画,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射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箭!

你看,这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不是充分暴露了炮制者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吗?这幅黑画的炮制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曾炮制过一系列以动物为题材的反动寓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专政是什么蜘蛛的“罗网”,漫骂大跃进好像“拉磨的驴”只能在原地转圈,等等。就是这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一直心怀不满,甚至在图章上刻上“无法无天”的字样,妄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变社会主义的天。《猫头鹰》这株毒草正是炮制者这种反动心理的集中表露。

……

利用文艺作品翻案,是阶级敌人的惯用伎俩。过去曾经出现过有人写小说为高岗翻案。《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为彭德怀翻案。《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林彪更是曾经大写为自己翻案的反动诗词。他们搞翻案是为了复辟,是为了“证明”他们这些反动分子“正确”,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猫头鹰》的炮制者不是曾经疯狂地叫嚣,他的作品“要等到二十年之后才会被人承认”吗?他们伤心地看到,今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是不会“承认”他们的黑画的。这一点他们总算是看对了。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年之后,则完全是痴心妄想。 (《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

“四人帮” 关键批示浮出水面

“初澜”是“文革”中著名的写作班子的笔名之一。当年的不少历史过来人,想必对这个笔名耳熟能详。

读戴嘉枋著《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得知国务院文化组(一九七五年正式为文化部)的写作班子主要有四个笔名:初澜、江天、宿燕、望浦。其中,“初澜”排在第一,一般用来发表被认为最重要的文章。从一九七四年年初“黑画事件”拉开大幕,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下台,是“初澜”最为活跃的时期。

按照一九七三年底 “初澜”发表的《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一文,即将展开的一系列文艺批判,将涉及戏剧、音乐、美术等。事实上也如此,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月,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人民日报》就相继发表多篇文章展开对德彪西无标题音乐、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而且常常拿出一个又一个的整版版面,攻势猛烈而集中。“黑画展”在此期间举行,《北京日报》的批判文章也是在三月发表。可是,《人民日报》上惟独美术批判缺席,原定组织的“初澜”批判文章,并没有按原计划如期公开发表。

读一九七七年以“文化部批判组”名义发表的《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党阴谋——揭露“四人帮”批“黑画”的真相》(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其中简略地谈到了一个重要的与“初澜”文章有关的细节:

为了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亲信授意他们的御用文丐“初澜”,炮制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批判“黑画”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作了亲笔“批示”。但做贼,总不免心虚。特务张春桥最后批道:“暂不发表”,“待适当的时候再讲”,统一了“四人帮”在“黑画”问题上的部署。

这是最早透露出的关于“初澜”文章没有发表出来的信息。

万万没有想到,距透露此细节的文章发表整整三十年之后,文中所提及的涉及“黑画事件”的批示原件,竟然在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浮出了水面,并令不少收藏爱好者眼睛一亮。蛛丝马迹,机缘巧合,最终它凑巧落在我的手中,我将之转送黄永玉先生——他是“黑画事件”当事人,由他收藏此文献,当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薄薄一页纸,分量何其沉重。

这是于会泳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给姚文元的一封信,在上面先后做批示的依次为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于会泳用的是一页“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办公室”的红头白底信笺,不知为何没有用“文化组”的公文信笺,也许因为文化组是临时部门,当时尚无自己的信笺。

与黄永玉相关的重要批示原件。与黄永玉相关的重要批示原件。与自己有关的重要史料,被黄永玉郑重地装裱起来。与自己有关的重要史料,被黄永玉郑重地装裱起来。

该信全文如下:

文元同志:您好!

我们评论组在美术组的协作下写了一篇反击美术方面黑线回潮的文章。送上请审阅、修改。如可以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经与△△……王曼恬等同志研究,这篇文章中点了两个人的名,即宗其香和黄永玉。该二人,在历史上、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表现都是很坏的。

此致

革命敬礼!

会泳

1974.3.25

信中有一人用“△△”代替,不知是谁,于会泳为何隐去其名字,或许是他觉得此处无必要提及,待考。

收到于会泳的请示后,姚文元并没有马上批复,而是拖了两周之后,才于四月十二日作出批示,并送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批示用铅笔而写,由上而下,在空白处随意写来,布局颇不规范。批示如下:

关于批判一批“黑画”的文章,在我这里压了一些时候。主要考虑到:这类“画”如一批判,在国外肯定身价倍增,可以卖更多的钱,且画较形象,易被敌人利用造谣污蔑我。因此想了两个方案:(一)在北京日报上发,不转载;(二),暂不发表,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个部分提到这些毒草。那个方案较妥,请春桥、江青同志阅批!

姚文元12/4

两天后,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做出批示:

我倾向暂不发表,先在内部批,待适当的时候再讲。请酌。

春桥四月十四

一天后,四月十五日,江青最后做出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

1974.4.15

读了这些批示,“初澜”文章之所以“夭折”之谜应该说终于水落石出了。

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报道批判“黑画”大会的消息。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报道批判“黑画”大会的消息。1974年《文汇报》批判“黑画”的专版之一。1974年《文汇报》批判“黑画”的专版之一。

查阅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之后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文汇报》,可以发现,对于“黑画”的批判,正是按照姚文元等人批示精神进行的。譬如《北京日报》。四月之后,《北京日报》只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过一整版的批判“黑画”文章,其中一篇长文题为《从黑画看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作者“龚辉文”。这篇文章的基调乃至文字,与三月发表的文章大致相同,受到批判的依次仍是黄永玉、宗其香、李可染等人画家的作品,但同样没有公开点名。

至此,可以明确地说,无论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文汇报》,“黑画”批判时,都没有公开点出任何一位画家的名字。可是,为什么人们回忆往事时,众口一词地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呢?

我想,有一个重要原因,发表在《北京日报》及《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都具体点出了画作的名称以及画面内容,熟悉这些作品的人,自然知道作者是谁。因此,当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或从广播中听到对这些作品的批判时,也就很容易认为就是点名批判。

另外,据高××后来所写交代材料,当时他曾参与组稿,并在文化组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的确点过一些画家的名字。他写道:

在批“黑画”的反革命活动中,经我积极组稿、授意提纲并参与修改发表在《文化动态》上的《美术战线阶级斗争情况》黑材料中,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点了吴作人、黄永玉、李可染、黄胄、李苦禅、林风眠、陈大羽、周昌谷等十几位知名画家的名,把他们打成“黑画家”。对这一黑材料,我有一份罪责。(李辉藏“黑画”相关材料)

左×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写《我的交待检查》中,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在“批林批孔”中,当时美术组的高××向于会泳等人汇报了美术界的“黑线回潮”问题,张××布置我去美术组约稿在《文化动态》内刊上反映。我向美术组五六个人传达了姚文元对出口画的批评(在创办全体会议上于会泳传达的),要求他们按这个精神写稿,反映“美术界黑线回潮的问题”。他们写成《当前美术战线阶级斗争情况》的内刊稿,经我修改由张××审定登上《文化动态》……(李辉藏“黑画”相关材料)

可见,当时文化组的内部刊物《文化动态》上,的确发表过点名批判的文章。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亲历者的记忆中,为何大都留下了报纸上曾经公开点名批判的印象。

告别“浅薄可怕残忍的日子”

三十几年后,终于看到一份与自己命运攸关的历史批件,黄永玉难免感慨万千。他郑重地将它装裱起来,挂在卧室里。

他在与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相对。他也为自己庆幸,突如其来的风暴,因为姚文元的犹豫和“聪明”戛然而止,避免了更为猛烈的点名批判。他甚至愿意从好的方面来理解。他说,四十年代后期,他在上海曾去过姚蓬子的家,见到过比他小七八岁的少年姚文元。“也许他还记得,有意无意中保护了我?”面对批示,黄永玉感叹万千。

当然,最重要、影响最直接的恐怕是此时的政治变数。

据《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写给叶剑英的信中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当即将此信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曾为之不满。第二天,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一个场合又明确说:“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一个多月后,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这被看作是对江青的又一次批评。

上面所述情况,正好发生在“黑画展”展出期间,于会泳的请示信是在毛泽东致信江青五天之后写出的。显然,正是江青受到批评的这一背景下,姚文元对“黑画”批判的态度才急转直下,作了偃旗息鼓的批示,而这一处理方式,应该与张春桥、江青的思路相吻合。

“黑画事件”尘埃落定几个月之后,一九七五年一月,文化部正式成立,于会泳出任部长,负责美术界批判的王曼恬(毛泽东的侄孙女)担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时兼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同年十一月,不知何故,王曼恬萌生退意,希望离开文化部,回到天津。她给毛泽东写去一信请示批准。两天后,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就此信给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做出批示:“请汪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从此,王曼恬离开北京文化界,担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她作为“四人帮”的亲信被隔离审查,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服毒自杀身亡。八十年代中期,我为写作《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到天津采访鲁藜先生。王曼恬曾是他的妻子,胡风事件后与之离婚。他告诉我:“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王曼恬,自从我坐牢分手后,我们就从来没有来往过。在梦里,我感觉她似乎是一个在哪儿见过的女人,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梦见她,也是唯一的、最后的一次。过了三天,我听说她自杀了。”

于会泳自杀比王曼恬早三天。他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杀,经抢救无效,于八月三十一日王曼恬自杀的同一天去世。十几年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因自杀而去世。

再过十几年,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因患癌症去世。几个月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因患糖尿病去世。

在于会泳信中被点名的画家宗其香,则于一九九九年逝世。

至此,此封重要信件中出现过的七个人——写信者、被提及的人以及做批示的人除黄永玉一人外,都已去世。

七十年代初黄永玉(左)与儿子黑蛮在一起。七十年代初黄永玉(左)与儿子黑蛮在一起。

一九七四年,在“黑画事件”渐趋缓和但又前景不明的日子里,黄永玉偷偷回到湘西凤凰。在故乡,他写过一首诗:

《一个人在院中散步》

他是动物

却植物似的沉默。

在院子里散步,

别为他的孤独难过,

因为所有的门缝里,

都有无数对眼睛活跃。

奇异的时代

培育细腻的感觉。

有的眼光像吮血的臭虫,

有的眼光,

无声的同情,

无声的拥抱在闪烁。

一个人在院中散步,

寂寞得像一朵

红色的宫花。

明知道许多双眼睛

在窥探,

他微笑着,

仿佛猜中了一个谜底。

无论是当年的他,还是今天的他,乃至诸多历史好奇者,其实都在猜谜,哪怕这个谜永远也猜不透——或许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2008年黄永玉为本文作者画猫头鹰。2008年黄永玉为本文作者画猫头鹰。文革后黄永玉再画猫头鹰。文革后黄永玉再画猫头鹰。

二〇〇八年,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速写本上用钢笔为我画一只猫头鹰。静静地,在灯光下画得很慢,很细致。此次不同,猫头鹰两只眼睛都睁着——就像他当年诗中写到的那些眼睛。在这幅新的猫头鹰画上面,他写了一段题跋:“二〇〇八年画这张猫头鹰,是因为日子平平安安,才那么悠闲从容一笔笔画下来,以前那些浅薄可笑残忍的日子里,要弄死一个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何况还有一些毋须乎理由被弄死的许多人。黄永玉八十五岁作。”

“猫头鹰何罪之有?”——他在向历史发问。

他再写一句:“李辉同志请勿揭发”——不是玩笑话,读不出丝毫轻松的幽默。读出的,是历史闹剧的荒唐。

靳尚谊1980年画黄永玉肖像。靳尚谊1980年画黄永玉肖像。2011年本文作者陪同黄永玉先生到绍兴。2011年本文作者陪同黄永玉先生到绍兴。

(来源微信号:六根 作者:李辉)

(责任编辑:钱婷婷_BJS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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