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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这个是什么意思,人患不知其过(详解版)

互联网 2021-05-07 13:08:22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这句名言是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指出:“‘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能够当下改的,明确时限和要求,按期整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通过不断深化认识、增强自觉,明确阶段目标,持续整改。整改落实要防止虎头蛇尾、久拖不决,防止搞纸上整改、虚假整改,防止以简单问责基层干部代替整改责任落实,防止以整改为名,层层填表报数,增加基层负担。”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这句话出自韩愈的《五箴(并序)》,意思是人最怕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既然知道过错又不能够改正,说明他是没有勇气的人。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因自称为昌黎郡望,所以世人称其为“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愈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于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此后历任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晚年官至吏部侍郎,故世人又称其“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后人又称其“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在文学领域,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杰出的实践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在思想领域,韩愈是唐代最为重要的大儒,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他提倡道统,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韩昌黎集》传世。

“箴”是古代的一种重要文体,即用简明、整齐并且协韵的语句,来说明历史的经验或者人生的哲理,具有深刻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意义。《五箴》是韩愈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谪居阳山时所写的表露自己真情实感的自戒之作,这五条箴言分别是“游箴”“言箴”“悔箴”“好恶箴”“知名箴”,针对自己目前存在的荒废时日、言多有失、行多可悔、好恶失当、爱慕虚名等五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立下了改进的目标。具体到习总书记所引用的这句话,则出自《五箴》的总则,它被放置于具体的箴文之前,说明了作者何以立下这五条箴言的缘由,表明了自己对待错误的态度,以及改正这些过错的决心。其相对完整的上下文是:“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昭昭矣!做《五箴》以讼其恶云。”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人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失而不能改正,这就是没有勇气。我今年三十八岁了,白发越来越多,牙齿越来越少,眼睛耳朵越来越不好使,品德品质越来越有悖于仁义,离小人越来越近,而距君子越来越远,迹象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写下了《五箴》痛斥自己的过错。

很多人在看到韩愈的《五箴》后,恐怕都会有一种怪异之感。原因很简单,在后世人看来,韩愈绝对是一个道德文章都非常出色的人,特别是在宋人眼中,孔孟以下,就要数到韩愈韩昌黎了。比如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就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多么崇高的赞誉啊!但在韩愈自己笔下,却是一个浑身都是毛病到有些不堪的人了。那么,韩愈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荒废时日、口不择言、行为失当、品质低下、爱慕虚名的人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已知的所有材料中,我们可以非常负责地下一个断语,就是韩愈是配得上后人对他的赞誉的,无论是道德人品,还是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为后世典范。

既然如此,为什么韩愈会对自己如此不满呢?这就涉及到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自身过错的态度了。

众所周知,儒家学派是一个对自身修养极其重视的学派。作为儒家学说的纲领性著作,《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所谓“八条目”,其中前四条是“内修”,后四条为“外修”。“

那么,什么是“修”呢?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修”的本意进行了解释。按照段玉裁的解释,“修”有两意味:一是“修者,饰也”。这个饰,其实就是今天擦拭的“拭”,由物体经过擦拭而变得光洁,又引申出装饰的意思。和而言之,就是段玉裁所谓“不去其尘垢,不可謂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謂之修。”二是“修者,治也。引申为凡治之称。”而后段玉裁又举了个例子加以说明,“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修”字明了了,“修身”的内涵也就清楚了。简单来说,它饱含着三层意味:一是就像擦拭掉物体表面的脏东西一样擦拭掉自身的缺点和毛病;二是用美好的东西装点自己;三是行事注意分寸,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审视这三个义项,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点和第三点其实都涉及去除广义上的“改过”,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儒家对于改过这件事是多么重视。

正因为儒家学派对于改过这件事特别重视,所以作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道统传承者自命的韩愈,自然就会对自己的过失特别敏感。

当然,我们说儒家对于“改过”这件事特别重视,并不是说儒者之外的其他人就对改过这件事不重视。恰恰相反。实际上,儒家学说既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又是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所以,重视改过,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注之点。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典籍中,关于“改过”的格言警句也就俯拾皆是,触手可得。远的,如《周易》的“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论语》中就有“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近的,如《资治通鉴》的“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而几乎所有这些话语强调的其实都是一点,就是韩愈的“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犯了过错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是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过错、能否弃恶从善。

《世说新语》中就有周处知错就改的故事,周处年轻时,为人蛮横强悍,任侠使气,义兴的百姓称当地山中的白额虎、河中的蛟龙和周处是三大祸害。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相互拼杀后只剩下一个。乡里人本来以为周处必死无疑,结果周处杀死了蛟龙从水中出来了。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已死而庆贺的事情,才知道大家实际上也把自己当作一大祸害,因此,有了悔改的心意。于是便到吴郡去找陆机和陆云两位有修养的名人。而当时只见到了陆云,他就把情况告诉了陆云,感叹自己想改过却荒废了时间,到现在一事无成。陆云却说:“古人珍视道义,认为‘哪怕是早晨明白了道理,晚上就死去也甘心’,况且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再说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担忧好名声不能传扬呢?”周处听后就改过自新,终于成为一名忠臣。

又如曾国藩,他年轻时,按照自己的说法,也是个“满身恶习、举止轻浮”的人。可贵的是,他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种种不足并决心改正。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写日记,自剖劣迹,示之于人,使之成为一种修身方式。依靠他改过的决心和自律的行为,其道德之境和处世之道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等等。

知过,还要改过,知而不改,那“知”还有什么意义呢?王阳明说过:“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过而不改的反例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坏习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左传》当中,晋灵公不行君主之道,暴虐无度,滥杀无辜,臣下士季劝他不要这样。晋灵公说:“我知道了,就要改正”,却依旧我行我素,最终被臣下杀害于桃园,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而在《国语》当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召穆公劝周厉王能够虚心接受民意,厉王反用手段阻止民众进谏,民不敢言,厉王以为这样就能消除民怨了,最后却同样把国家送进灭亡的道路。可见,知过与改过是具有一致性的。

从历史回到现实,如习总书记所言,“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再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党中央积极踊跃的自我革命精神,也是向全党发出的自我检视的时代要求,更是不断立根铸魂、纠正偏差的行动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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