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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线上看,由路易·艾黎联想到我们家的一些事

互联网 2021-01-19 04: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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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路易·艾黎联想到我们家的一些事

文图/姜卫国 (基督城)

我今天(8月12日)下午来到距离基督城60多公里的小镇Springfield 的路易.艾黎纪念公园参观。

提起路易·艾黎先生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他从1927年到中国做援助工作起,直到1987年他以90岁的高龄在北京病逝为止,路易·艾黎先生一共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60年。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路易·艾黎先生把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并为新西兰与中国的友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图4,前排右为路易·艾黎,前中为我大姐夫,后中为我大姐,1966年文革初期摄于北京。

图5,1982年我大姐在路易·艾黎的北京家中。

图7,1955年,大姐夫妇在北京的结婚照。

路易·艾黎先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期间,我的大姐夫曾经当了他十几年的翻译。我大姐夫妇与路易·艾黎先生几十年的友谊也很珍贵(他们的故事我将另文祥述)。在此,我仅登出我大姐夫妇与路易·艾黎先生摄于文革时代的老照片,以及1982年大姐一家临出国前在路易·艾黎先生家的照片。

我的大姐夫于1953年随他的父母由新西兰回到新中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他的父母在广州工作。

大姐夫是家中孩子里的老大,当时21岁,他的父母便让他带着几个弟妹到北京华侨补校学习。我大姐和大姐夫就是在北京华侨补校相互认识的。

我的父母于1951年从波兰回国时,带回在比利时出生的我的大姐、大哥,在葡萄牙出生的我二哥、二姐,他们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9岁。

当时,他们四个人只会讲法语和波兰语,不会讲中文,更不识中文,这给他们在北京上普通的中小学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大哥二哥适应的最快,仅用一年时间就把自己的“母语”外国话全给忘掉了,同时中文的听说读写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大姐因回国时已经14岁了,既听不懂老师用中文授课,又好面子,也受不了同学们的“你是中国人,怎么不会讲中国话”的压力,干脆就呆在家里休学了。直到1953年父母送大姐去了华侨补校,她才开始接触到家人以外的群体。

当年北京华侨补校的学员,全是归国华侨带回国的不大会讲中文的孩子,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多都不在北京。所以,华侨补校实行食宿均在学校的制度。大姐是其中少数几个父母在北京的学生,所以她的同学们都很羡慕她。因为这些刚刚从海外回国、又远离父母的华侨子女们,在学校里吃不到原侨居国所能吃到的西餐,所以每到星期天,大姐都要带一些她的同学们来家里吃饭。妈妈则高兴地做出很多的西餐来招待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华侨子弟。晚上,大姐回学校时,妈妈还让她带饭菜送给那些没有来家里的同学们,故大姐的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我的妈妈为“妈妈”。

我大姐很漂亮,她将要毕业时,妈妈见“追”她的男孩子太多,想到在学校住宿时有老师管着,还好,但是工作之后咋办?就叫大姐务必在毕业的时候结婚。大姐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就问妈妈,“您看,这些男同学都对我挺好的,我看他们也都不错。要不就这样,您看我嫁给谁合适,我就嫁给谁吧”。妈妈想了想说道,你爸爸17岁时来我家只见过我一次面,我们就天各一方,12年没再见过,他却能做到每个月至少给我来两封信,并不顾你外公的反对,穷追不舍,反复地给你外公来信坚持求婚,终于感动了你外公,同意把我嫁给了你爸爸。所以,你就看,你这些男同学中谁“追”你追的最持久、最厉害你就嫁给谁。大姐回答,“他”自打见到我后就每天来找我练习中文,并且每个星期天他都来咱家,从来没有间断过。妈妈点了点头:嗯,这孩子不错。就这样,1955年,他们毕业并双双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局做翻译工作后,大姐(18岁)与大姐夫就结了婚。那时,我才出生不久。

图6,1937年摄于比利时首都,当时我妈妈25岁抱着出生不久的我大姐,我爸爸30岁。

图8和图9,摄于2013年9月21日在纪念路易.艾黎的图片展览的时候,我分别与时任基督城市长夫妇、时任工党政府部长的合影。

 

图3,当你走进艾黎纪念馆、广播自动开始播放,我手指的是你可以挑选听不同时期的艾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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