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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日本雜誌,日本为什么选择在1937年全面侵华?会愚蠢到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

互联网 2021-05-06 14:27:12

七七事变前中日两国开战消息满天飞,战前石原两次派员赶赴驻屯军调查开战谣言,意图阻止独走未果。战争爆发后石原以军部名义下令不增兵不扩大事态解决卢沟桥事变,但东条英机以关东军参谋长身份下令关东军入关参战。一切无可挽回。

七七事变第一枪到底是谁开的至今是迷

“不扩大派”与“扩大派”之争

1935年“华北事变”后,伴随着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在日本陆军内部,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围绕着是否进一步扩大侵华等问题,与“扩大派”展开了激烈争执。

石原莞尔“不扩大”思想的出笼

随着日本扩张步伐的加快,其侵略阵营的内部矛盾和派系之争也日趋激化。石原莞尔于1935年8月1日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相泽事件”,这一事件及其导致的“统制派”与“皇道派”对立的迅速尖锐化,对石原莞尔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国防国家建设”和“军人必须对国家提出更明确的军事上之要求”的信念。随后,“二二六”事件的发生及广田内阁的成立,不仅对日本政局和侵略国策影响巨大,也使石原莞尔因担任戒严参谋平息事件有功,从而在参谋本部的地位得以迅速窜升,于1936年6月开始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 此时的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迅速高涨,国共两党以“西安事变”为契机,迅速结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此外,日本在华北的扩张触犯了英美的在华权益,这使英美等国对华北局势和日本动向极为关注。1935年9月,英国基于维持其在华权益与贸易的考虑,力图确立对中国财政经济的支配权,决定以提供贷款的方式来支持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随后的11月,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币制改革”,通过将白银收归国有、脱离银本位、采用通货制管理等措施,扭转了中国经济的局面,国民政府对华北的统治也得以加强,并对日本力图以“华北经济圈独立”等方式来推进的“华北特殊地域化工作”给予了很大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渗透与扩张。

苏联因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行,国力日益增强,加之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和英美的“绥靖政策”,使苏联“有两个正面作战的可能性”。1933年左右,苏联开始全面加强在远东的对日防御与备战,并迅速在兵力和装备等方面占据了优势。同时,苏联又于1936年3月与外蒙古缔结了《苏蒙互助条约》。苏联在远东军事力量的加强以及“国境纷争事件”的不断发生,使日本的“满洲经营”和“北进”战略面临巨大挑战。

内外形势的变化,使石原莞尔逐渐认识到日本进一步侵华的时机和条件尚不具备。他说:“日本历来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为什么要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对于重工业薄弱的日本来说,同时打两场战争等于是自杀。”因此,石原莞尔认为,日本此时应集中全力建设“满洲国”和加强“北进”之实力。同时,中国形势的变化彻底改变了石原莞尔的对华认识。他认为,在中国,“反对内战的空气正在酝酿”,这使“国内统一的气氛已经形成”。因此,他主张“对于支那之统一运动,帝国应始终以公正之态度看待,不进行北支分治工作”。此外,在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构想中,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同时推进的,而是按不同时期来加以区分,即以“满洲事变、军部支配和军需产业之建设、最终战争这‘三阶段发展论’作为基本进程”来依次进行。所以,石原认为,日本在占领“满洲”后,便进入了第二阶段。为此,“日本至少要有十年时间来避免战争,以倾注全力增强国力”。可见,在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下,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构想进一步深化,他把充实国力和北进苏联作为了此时日本的战略重点。对于中国,则力主“日支亲善”,奉行暂缓侵华的“不扩大”政策。

石原莞尔在“九一八”事变、“满洲国”筹备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平息“二二六”事件时的出色表现,使他在陆军中声望日益提高,受到了许多官兵的崇拜和追随。但在石原进入参谋本部后,对于其“不扩大”战略构想,不仅其追随者因“扩大”和“不扩大”逐渐发生了分化,而且日本陆军中也逐渐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个阵营。首先,石原的“不扩大”战略提出后,尽管“对华强硬论者”对此不屑一顾,并继续主张加紧侵华,但石原也逐渐得到了参谋本部、驻华日军中很多人的赞同和支持,并使以石原为核心的“不扩大派”阵营渐趋明朗。曾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因目睹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等原因,也成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进而,“七七”事变前后,在日本陆军中最终形成了强烈反对日本进一步侵华的“不扩大派”,该派以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为核心,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以及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等人。

但在“不扩大派”开始渐趋形成时,华北局势日趋恶化。对此,“不扩大派”极为担忧,石原认为苏联才是日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在准备对苏作战的情况下,要“以日支亲善作为东亚经营的核心”;另外,他试图说服陆军中央发表反对在华北及内蒙古行使武力的命令,并力图促成两国政府间的交涉,但这却并未被批准。1936年11月中旬,石原来到北平,听取了今井武夫关于华北和内蒙古等地紧张局势的汇报后,便去“满洲”企图说服关东军,并与东条英机等人进行了激烈辩论。但关东军方面却态度强硬,其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甚至反问石原:“唯今之时所显示的只是两长官(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意志,可能不是石原课长自身的心情吧?”当石原指出“关东军要服从中央统制”时,武藤章竟以石原莞尔在“满洲事变”时不顾陆军中央告诫的“下克上”加以反驳。石原此行力图阻止关东军扩大侵华的目的并未达到,12月10日返回日本。

此次中国之行虽未达到阻止驻华日军扩大军事侵略的目的,但却使石原的对华政策进一步深化。他深信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之间调整邦交尚有充分余地,并指出“帝国要放弃其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以表示其“作为纯正大和民族的诚心”。进而,他又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具体改正意见,指出“改变对中国的高压态度、清算北支特殊区域之观念”,并主张“在军事和政治上,应暂时中止要求国民政府缔结中日军事同盟以及聘请帝国最高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此外,对于日本在华北制造的事端,他也明确提出“应避免无益之纠纷”。可见,石原在当时为扭转局势的恶化和阻止侵华战争的进一步升级进行了不懈努力,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对其记载道:“长期以来稳健派说话都没有现在这样响亮,他们的影响也可能比以前大了。”

1937年5月至6月,石原莞尔不断收到“中国对日气氛恶化”、加紧对日战备的情报。为防备不测,石原派参谋本部作战课的公平匡武和井本雄男到中国视察,二人先后来到天津、北平、张家口、绥远、青岛等地,6月底回到东京,将视察结果向石原莞尔进行了汇报。石原莞尔为避免侵略战火扩大到华北,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遏制措施,但终究未能阻止日本扩大侵华。

“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争执

1935年华北事变后石原莞尔“不扩大”主张提出之时,在日本陆军内部,围绕着对于石原主张的不同看法,就已出现“扩大派”和“不扩大派”这两个阵营的分化。“七七”事变发生后,“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阵营更加明确,此时日本陆军中“扩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参谋本部的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以及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人。

围绕着对事变的处理以及是否以此为契机一举全面侵华等问题,“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纷争达到高潮。双方因战略侧重点和对华认识方面的分歧,对事变的处理方针也迥然不同。“不扩大派”把对苏战略优先和全力建设“满洲国”作为主要着眼点,石原指出:“若使用武力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还将使我国向无边无际的原野无限进军。以我国现有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而总的形势也是要把培养和建设国力作为当务之急。满洲国的建设,对苏防御的加强等事不胜繁忙,无暇他顾。在此之际,应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此事变应立即收拾局面加以解决。”石原的上述主张得到了参谋本部的河边虎四郎、堀场一雄以及陆军省的柴山兼四郎等人的赞同。

而“扩大派”则力主“短期终战主义”,持强烈的“对华一击论”,认为此次事变可以像“九一八”事变一样简单加以解决,“只要把少数兵力一举投入战场,就能取得很大胜利”,还认为“如果占领北支,中国将在经济方面投降”。武藤章指出:“要向北支增派兵力,并应不失时机地对其加以一击。”当天皇向杉山问“事变的处理还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希望”时,杉山明确回答:“事变将在两个月内得以解决。”另外,早在“绥远事件”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在总体上予以指挥,关东军作战参谋田中隆吉还亲自指挥作战。同时,针对当时日益紧张的华北局势,关东军方面还召开了会议,一致认为:“由于苏联内争等原因,并参照‘乾岔子岛事件’的经验,暂时可以期待北方是安全的。所以应乘此时机对河北与察哈尔地区加以一击。”关东军迅速做好了兵力方面的部署与准备,由此表明了其主张通过武力对华“加以一击”的强硬“扩大”立场。上述“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激烈争执,不仅在事变处理方针上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导致了在诸如对华增兵等具体问题上双方分歧的加剧。

“扩大派”的强硬态势

出兵华北 按照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构想,在当前这一“准决战”时代,日本“应专念于满洲国建设和对苏军备,以达到国防安固,所以最好不要把手伸向中国以导致支离破碎”。加之在当时的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因年高体衰而不能处理实务,参谋次长今井清和第二部长渡久雄等人也因病疗养,因此石原就成了事实上的责任者。所以“七七”事变发生后,石原决定采取拒绝出兵、就地解决和“不扩大”战局的方针

据堀场一雄后来的记述,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是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在当时极力拒绝出兵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认为有必要使旗帜更鲜明些,指出绝不可使用武力,不给当地增加一兵一卒,万一形势发展到需要武力解决时,也只能以当下的用兵规模处理一切问题。只能在上述二者中选其一,其他的中间姑息政策都有害于国家的前途。

于是,7月8日下午,石原莞尔就以闲院宫参谋总长的名义对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布指示“为防止事件扩大,应进一步避免使用兵力。”但在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杉山提出了“把内地的三个师团派遣到华北”的派兵方针,其他阁僚均认为此时“尚不是从内地派兵之时机”,遂决定暂观其变。但同日在省部讨论“华北时局处理要领”时,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提出所谓“彻底”意见:“此时,为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梅津—何应钦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华里以外的地区。”即按照已设置冀察、察东政权的同一想法再设置邻接“满洲国”的缓冲地带。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也明显持有同样的观点。与此相反,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则主张应局限于极小范围内,此时不应持有领土要求或扩张“满洲国”一类的意见。

紧接着,7月10日,石原又提出了行使武力时的用兵规模,并强调不具备此中所要求的条件不得出兵:一、同时动员15个师;二、同时动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一半;三、作战地域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四、作战时间约为半年;五、战费为55亿。但在11日下午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陆军省的派兵方案被批准。尽管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于同日签署了《关于华北作战的陆海军协定》,规定“努力把作战地域限定在平津地区,在华中和华南原则上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应保护在青岛和上海附近的侨民”,但在“扩大派”强烈要求下,7月11日晚,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由此,石原的提案在当时并未被采纳,堀场一雄在后来回忆此事时指出:“本案提出的效果,只是使人在半年后回想起当时这样一种判断的正确,即:随着战局的扩大,数个月后果然要动用军需动员量的一半。如果一开战即主动地下定这样的决心,那么在事变的处理上将会完全改观。”可见,石原莞尔已经预见到全面侵华战争的长期性,因此主张就地解决、避免使用武力,以实现战局的“不扩大”。

(2)“增兵”问题的争执

7月10日,陆军方面接到了驻中国武官的报告,得知国民政府中央军已经开始北上等情况。石原莞尔对仅有约4000人的中国驻屯军能否救出平津地区的约12000名日本侨民表示担心,因此同意了增兵,参谋本部也于10日下午内定了增派3个师团。但据后来的情况证实,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的情报存在过分夸大的成分,而且当地的情况也并非如此紧迫。可见,来自华北当地的不准确情报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战略难以推行。然而,石原莞尔并未放弃“不扩大”的战略思想。随后,为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他于7月18日前往陆军省与杉山元、梅津美治郎以及田中新一等人进行会谈,石原说:“本年度计划动员30个师团,但其中只有11个师团安排在中国方面,这终究不能进行全面战争。然而,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大有全面战争化的危险。其结果将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无底的泥沼之中。所以在此时应立即决定将在北支的全部军队一举撤到山海关的满支国界。”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杉山元等人的赞同。

在7月19日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声明后,陆军方面特别是参谋本部内部,围绕第二次增兵问题,石原莞尔与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的争执进一步加剧,石原指出“中国是广大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没有边际的。应该在满支国境停战。万里长城一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国境。如果在这一线进行交涉的话,事变必然能够得到解决。”但25日夜“廊坊事件”发生后,石原却立即给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打电话,提出“只能动员内地师团了。拖延就是毁坏一切,因此要迅速加以处置”。石原虽同意了此次增兵,但其真实目的却在于避免陷入战局扩大的不利局面,以争取主动并在此后进行外交交涉。因此,这并非意味着其“不扩大”思想的放弃,正如石原后来指出的:“如果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绝对不能使作战变得极为不利,若形势紧迫,则必须进行及时的动员。然而,动员并不是不扩大主义的放弃,动员以后依然可以进行外交交涉。”同时,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指出:“虽然以不扩大为方针,但若政治方面的当地解决和交涉不能成功的话,须向华北当地派出三四个师团来给予一击,使其举手投降,到时即可收兵,使北支如我心意。”可见“不扩大派”迫于内外形势同意第二次增兵的背后,有以此维持既得利益、扭转被动局面及早日实现“和解”的意图。

到了8月初,上海也已处于战争前夜。在10日的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杉山表示同意,而石原则指出“陆军的作战范围只限于华北,上海和青岛方面应由海军负责”,强烈反对陆军向上海增兵。但石原莞尔考虑到陆军大臣的颜面以及7月11日签订的《关于华北作战的陆海军协定》,遂决定为保护侨民而向上海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此外,当时海军方面提供给陆军的情报不十分准确,夸大了局势的紧迫性,因此石原认为此次的上海出兵是海军硬把陆军拉来的。石原虽同意向上海派2个师团,但此时其战略重点仍是“北进”。所以,不仅增调到上海的兵力数量有限,而且他还通过采取逐步出兵的方式不断向后推迟出兵时间。可见,石原力图把战场控制在华北,以谋求战争局部化,并通过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来获得对华交涉中的主动权。 然而,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战略不仅未能阻止战局扩大,还因其逐步出兵的拖延方式遭到了“扩大派”更为激烈的反对。石原在陆军中日益被孤立,被迫于9月底被调离参谋本部,被调到“满洲”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随后,陆军省部的重要职位逐渐被“扩大派”占据,其他“不扩大派”成员的地位日趋不利,特别是东条英机还将对石原的敌意与怨恨转嫁于多田骏等其他“不扩大派”成员身上。多田骏在担任参谋次长期间,同石原相互配合、共同高呼“不扩大”,并指出“日本应该明确没有同中国进行战争的意思,为维持华北的治安,应向世界发表声明,并要从速退兵”。因此,多田骏与东条英机在“北进”及对华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多田骏于1939年9月到华北任职后,日军在华北形势的不断恶化,东条以此为借口解除了多田骏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职位,并极力主张让自己的亲信冈村宁次接任多田骏,同时通过授予多田骏大将军衔来作为解除其方面军司令官职务的一个体面补偿。可见,在“扩大派”的猛烈反击下,“不扩大派”的失势已不可逆转。

不扩大”之后续

(1)反对战局全面扩大

1937年底,随着淞沪会战的结束,日军立即准备向华中、华南等地进军。虽然石原莞尔离开了参谋本部,但“不扩大”主张却并未立即在参谋本部消失。特别是在11月的参谋本部机构改革之后,“不扩大派”的重要成员多田骏任参谋次长。于是,以多田骏、河边虎四郎等人为代表的“不扩大派”再度高呼“不扩大”。同时,石原莞尔则对其已经预见到的这场持久战争表现出了极大忧虑,更为阻止战火向南京、武汉等地蔓延并尽早收拾此局面,他又提出了“不扩大”的诸多后续主张。 首先,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不扩大派”继续坚持石原莞尔的“不扩大”主张,在陆军内部强烈反对日军攻占南京。多田骏认为,“不能扩大战争范围,到苏州、嘉兴一线已经过分了”。在战争指导上,像第一次“上海事变”那样,如果能就此导致停战的话,则是最好的。但他的主张迅速被武藤章等“扩大派”否决,日军于12月23日占领了南京。此后,围绕着如何结束战争以及是否攻占徐州等地,以多田骏为代表的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之间又展开了激烈争执,为对抗陆军省的积极政策,多田骏、河边虎四郎、堀场一雄等人主张消极政策,即堀场一雄的“日中战争三阶段论”提案,主张“第一期:中止作战;第二期:开展大规模的军事作战;第三期:增强准备对苏、对支战争的军事力量”,并一再据理力争,但“扩大派”仍继续居于上风。

而此时的石原莞尔在“满洲”也密切关注着战局的不断扩大。1938年5月,石原在协和会东京事务局演讲时,针对当时日军夺取徐州后准备进攻汉口、广州等地这一形势指出:“即使夺取了汉口,蒋介石政权也可能不会倒台,而且不倒台是绝对的;假如蒋介石被推倒的话,中国的四亿人会屈服吗?我认为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屈服的。”石原进而批评了“扩大派”在没有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持久性时,就盲目扩大战争,所以他认为“应举国家之全力,不可停滞地准备持久战争的一切”。同时,石原已意识到日本不断扩大侵华不仅未能完全控制中国,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中国人的觉醒,他说,“满洲事变以来,特别是此时的事变以来,作为我们兄弟的四亿中国人,已经因处在死亡边缘而醒过来了”;然而,“当四亿中国人睁开眼睛时,打瞌睡的却是日本人”。可见,石原在当时对“扩大派”盲目扩大战争规模和战争的长期性、持久性表现出极大忧虑。

1938年6月,在日军即将攻占武汉前夕,石原莞尔基于以上的忧虑和认识,写成了《战争指导纲要》。他首先在战争目的、指导方针等方面指出:“应缩小战争规模、防止国力消耗;在确定战争持久态势的同时,要把握好时机,从速实现和平;对支那要恩威并用,以共同推进东洋新建设。”此外,为了支撑长期的持久战争,“要急速扩充国防产业的生产力”,“不单单要使用武力”,而应该使其与政治经济相综合。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关于收拾此次中国事变,必须要铭记下面的四点:一、对于日本行使的武力,中国有非常坚强的举国一致的战斗力;二、除非立即就允许解决此战局,否则将不免要陷入持久战;三、如果缺少一个适当的收拾时局的方针,反之要力图推进我国权益的话,我们将对东亚和平永远绝望;四、我们当前的敌人除了中国之外,苏联也是必须要被考虑的。”石原莞尔力图以此来告知“扩大派”和决策者要尽快结束战局、谋求和解。然而,随着日军攻占了武汉和广州,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如石原莞尔所预见的那样,日本已经完全陷入了侵华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

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

为早日解决中日两国的“武力纷争”,石原莞尔还力图以“东亚联盟”这一间接方式实践其“不扩大”思想。“东亚联盟论”是石原莞尔基于“王道主义”和“民族协和”理论而提出的,他认为,为准备“世界最终战争”,日本当前国策应是与东亚诸民族结成“东亚联盟”。在侵华战争全面扩大后,特别是石原在1938年8月被迫辞去关东军副参谋长职位后,他便与木村武雄、宫崎正义等人全力推进“东亚联盟运动”。1938年底,根据石原的提议,由宫崎正义起草的《东亚联盟论》开始发行,《东亚联盟论》明确指出要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这三个条件来结成“东亚联盟”,在汪精卫投降日本之后,又加入了“文化沟通”这项原则。上述四项原则作为“东亚联盟论”的精髓,集中反映了石原莞尔力图以政治诱降及军事、经济和思想控制等手段,来达到支配中国并使其服务于日美“最终决战”之意图。

“东亚联盟论”主张的“民族协和”和“中日联合”,对日本要尽快结束战争僵持状态的心理有很大影响力。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内阁提出了“第二次近卫声明”,指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强调“若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政策”,日本也“不拒绝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另外,“第三次近卫声明”的方针起草者堀场一雄非常赞同石原的“东亚联盟论”,所以堀场制定的草案必然要受其影响,这从12月22日“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主要内容便可看出。“与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日满支三国以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为共同目的相结合”,并推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这与石原在“东亚联盟论”中提出的“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主张极为接近。对此,石原指出,“近卫声明以结成东亚联盟为目标”,“其所提各条件与吾人主张的东亚联盟结成之条件,各相应对,毫无隙漏”。另外,石原还极力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他的“东亚联盟论”相混,认为“东亚联盟将给朴素的大亚细亚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论,并使之更加纯粹,这对于今日的东亚诸国是适时的”。这就为汪精卫降日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正如石原所说:“数年间,在我们的东亚联盟运动影响下,汪精卫先生终于依照我们的《东亚联盟建设纲要》的第一次改订版,决定了最后的态度。”可见,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在日本对华政治诱降方面发挥了思想指导和实践推动的重要作用,可谓实现对华“不扩大”的有效途径;同时,石原更力图以怀柔方式将东亚诸民族结成“联盟”,并使之成为日美“最终决战”的战略后方基地。

正当“东亚联盟运动”迅速发展时,东条英机于1940年7月担任陆相,他极力主张通过武力方式扩大侵华,扬言在职期间,绝对不允许“东亚联盟运动”继续发展。1940年秋,在东条英机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设立了“大政翼赞会”,“东亚联盟”的所有活动都被编入其中。1941年7月14日,在东条的不断施压下,近卫内阁决定“不允许违反肇国精神、晦冥皇国主权的国家联合理论”,开始明确禁止“东亚联盟运动”。同时,以瓦解“东亚联盟”为契机,东条又于1941年3月将石原编入预备役。其实在此之前,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在政治构想、战争战略等方面就已经存在着尖锐矛盾。

石原莞尔以“世界最终战争论”为基础,把革新日本国内政治的“昭和维新”作为构筑总体战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昭和维新就是综合运用东亚诸民族的力量,来做好决胜战必胜的准备”,“相对于明治维新是日本的维新来说,昭和维新则是东亚的维新”。进而,他指出,“昭和维新”对外是结成东亚联盟,它与国内的大改革都是绝对必要的。但石原莞尔的国家“革新”构想,却与东条英机主张的“秩序维持”存在巨大分歧。当“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东条立即命令说:“统帅之下的军队,如果有擅自以不法手段联合起来的以及损害了统帅尊严的不法分子,要全部逮捕。”这实际上是东条要以维护军内统治秩序为由,来扫除异己和提高自己的地位。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在政治构想上产生分歧的实质,是要以何种方式推进和完善战争体制,这使双方在侵略策略上的矛盾冲突更为尖锐。

石原莞尔把“北进”苏联作为此时日本的战略重点,认为日美“最终战争”的时机尚不具备,反对进一步侵华和过早“南进”;而东条英机因急进的侵略思想和对中国、苏联的极端轻视,主张加紧侵华和迅速“南进”。双方在“北进”“南进”问题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各自的对华具体策略。石原认为日本应全力建设“满洲国”,主张暂缓侵华,但遭到了东条的猛烈攻击。1936年9月,东条批准了《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并于11月派武藤章带兵进攻绥远。石原对此强烈反对,并于11月底前往“满洲”,企图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但并未奏效。“七七”事变发生后,东条立刻向参谋本部提出“鉴于北支形势,应准备直接出动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的一部分”,同时还去电质问石原莞尔,指出石原“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力量”,认为“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但石原莞尔并未被说服,而是就中国的状况和战争持久性等方面向东条发电予以反驳,并提醒东条“要头脑冷静,不要主观行事”。但在随后的8月底和9月中旬,关东军就在东条英机的指挥下先后攻占了张家口和大同。

在1937年9月石原莞尔被调入“满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双方长期以来的矛盾分歧和敌视情绪终于发展成了针锋相对的抨击。石原莞尔严厉批判东条英机的言行,并把东条英机叫作称不上对手的“东条上等兵”,而东条英机更是极力排挤石原莞尔,认为“石原莞尔在没有远虑地信口开河”。特别在对“满洲国”的政策上,石原指出“应把所得之物,全部还给满洲国。治法权、附属地行政权也都要及时地还给满洲国”,并主张关东军应在“整备国策决定机构”“按照建国理想来推进满洲国政治”等方面撤回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这使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在“满洲国”问题上的矛盾纷争日趋激烈。于是,不足一年,石原便于1938年8月以生病为由,私自回到日本,东条英机以此为借口,企图将石原莞尔驱逐出现役陆军,但在板垣征四郎的庇护下,石原莞尔被调到舞鹤要塞任司令官,继续留在了现役。

随后,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围绕“东亚联盟”进行的激烈纷争,则是双方矛盾达到高潮的一个重要表现。经过此番激烈较量,石原于1941年8月被编入预备役,东条英机则在同年10月组阁之后,加紧准备“南进”,并于1942年初谋划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对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渐趋不利,石原莞尔则指出:“因为存在着东条英机的战争指导,所以日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石原莞尔看来,东条英机的独断、冒进以及在战争指导方面的诸多缺陷,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日本的战败。正如石原莞尔在总结日本战败原因时所说:“政治被委托给了少数人的专断和妥协,以至召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耻。”

石原莞尔的战略思想是“北进”优先、暂缓侵华和最终进行“日美决战”的一个渐进、隐蔽的侵略理论,他并非反对侵华和“南进”,而是主张以“东亚联盟”的方式来避免陷入对华持久战的泥沼和不必要的物质消耗,以此为日美“最终决战”奠定基础。东条英机的战略思想则偏重“南进”,在对华与对苏问题上又过于乐观和狂热,这不仅使他与石原莞尔在战争战略上存在尖锐矛盾冲突,更因此他对石原莞尔进行了激烈攻击。1941年1月,石原莞尔拒绝接受东条英机下达的《战阵训》,东条大为震怒,遂在8月将石原编入预备役,并派宪兵监视石原,迫使他于1942年9月回到家乡隐居。

尽管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存在激烈的矛盾纷争,但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战略构想作为侵略方式上的一种策略选择,充分考虑了日本的长远战略,并设想了能够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巧妙结合的计划,这与东条英机的战略思想比较,因表面采取间接方式而具有怀柔作用,其算路更为深远。所以,石原莞尔“不扩大”战略构想之实质在于,既有从属于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侵略本质,也有其自身更为深刻的算路,明显带有渐进性、策略性因素。石原莞尔的这种战略思想一旦实施,其险恶程度与东条英机战争战略将会难分高下。

推进对蒋“和平”

工作 早在“七七”事变后,“不扩大派”便积极筹划、推动对蒋“和平”工作,力图通过中日谈判来结束战局。在遴选赴中国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人选问题上,石原莞尔认为最合适的人就是首相近卫文麿,这不仅由于近卫是首相,更因为他有外交才干。同时,在石原莞尔看来,近卫笃麿是一位“亲中派”,所以近卫文麿作为他的儿子,有更大可能与蒋介石以及其他人达成和解。于是,石原莞尔便对杉山元等人提出,应由近卫首相亲自前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以谋求解决两国的“武力纷争”。但是,石原莞尔的这一提案在陆军省却遭到了强烈反对。 对于石原莞尔的提案,近卫文麿本人同意前往中国进行谈判。但是,就在近卫来华的飞机已经准备好时,“扩大派”却进行了强烈抗议。由于反对意见过于激烈,近卫来华的计划最终并未实现。对此,石原莞尔非常不满,他愤怒地说:“值此关头,作为一国之首相居然是如此度量狭小之人。”“有辱两千年之皇恩,在此危机之际优柔寡断、葬送日本之人乃是近卫。”

紧接着,7月31日,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为寻求停战途径,面见了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石射提出,将停战案和全面国交调整案告知于当时正在东京的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其迅速赶赴上海,并将此作为船津自身听到的传闻中的日本政府意向,来秘密试探高宗武亚洲司司长,若弄清其有接受的可能,则开始外交交涉。以此为蓝本,8月7日的三相会议确定了《全面调整日支国交要纲案》和《日华停战条件》,“船津工作”就此展开,但此时从华北归任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对于“船津工作”却并未全面协助,他不仅不同意驻外使臣不介入,而且还要自己会见高宗武。因此,船津虽于9日会见了高宗武,但却并未提及在东京被授予的使命。当天下午,川越与高宗武会谈,但未将停战案和国交调整案的具体内容详细传达给高宗武。加之,9日晚发生了“大山事件”,战火波及上海,“船津工作”无疾而终。

随后,在石原莞尔、多田骏等“不扩大派”的推进下,另一场对华“和平”工作正处于筹划之中。“七七”事变发生后,驻日德国大使馆副陆军武官奥托连日走访参谋本部的马奈木敬信,以“日本在中国消耗战斗力仅对苏联有利,而对德国是不利的”为由,希望说服日本早日收拾此局面。随后,马奈木将奥托介绍给多田骏。由于马奈木在德国时,曾与当时任德国外务省亚洲局局长的陶德曼结为好友,所以石原在8月末筹划由马奈木提出“以第三国即德国为中介进行和平斡旋”的草案。此后,石原莞尔、多田骏、马奈木开始商讨相关事宜,石原指示说“应该让德国武官以视察战线为名来到上海,以促进陶德曼的中日和平交涉”。随后,马奈木等人很快在上海见到了时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此时,上海战局渐趋胶着,近卫内阁于10月初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军事行动的成果要与外交措施互相配合,在军事行动取得成功时,从速结束战争。21日,广田弘毅外相请求德国出面斡旋,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认为日方在《全面调整日支国交要纲案》和《日华停战条件》中所提条件适当,遂同意调停,这与石原等人的计划形成了呼应。此时蒋介石企图通过布鲁塞尔会议使日本让步,故未立即接受调停,然而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仅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蒋介石的设想未能实现。随后,蒋介石于12月2日会见了陶德曼,7日,狄克逊向广田外相传达了蒋介石以领土主权为条件,同意“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并探询以后日方的条件有无变化。

但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虽然以多田骏为代表的参谋本部方面主张“攻陷南京,战争即告结束,兵备将用于加强满洲方面”,但杉山陆相、广田外相均表示反对。于是,21日的内阁会议重新确定如下和谈条件:一、中国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合作;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缔结经济密切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26日,陶德曼将此加重了的讲和条件转达给国民政府。1938年1月13日,中方答复日本,提出日方的条件不明确,希望进一步获悉详情。对此,在15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多田骏强调必须等中国方面最后明确答复,在尚未完全形成举国一致的决心的情况下,将会转为前途暗淡的长期战,因此,对于否认蒋政权之决议,现在应该给予保留,以等待中国方面的明确回答。而杉山元则认为,期限已到却没有回电,足见其没有和平诚意。他主张应该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在其屈服之前应该继续作战。最后,在陆军省和外务省等方面的强硬态度下,多田骏被迫让步。第二天,日本政府发表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真正与帝国提携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发展,并与其调整两国国交,协助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次近卫声明”,这实质上宣告了“陶德曼调停”的结束。

此后,在1938年由外相宇垣一成和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主持实施的“宇垣—孔祥熙和平交涉”中,陆相板垣和陆军次官东条英机持对华强硬立场。6月17日,板垣在《关于支那事变指导之说明》中指出,“足以制约支那之大势的,是以占据要冲为目标”“使之有连续的战败感,特别是由于丧失中原而造成的支那抗日势力之自我破坏作用,诱导其放弃继续战斗的意志,捕捉酿成从速终结本事变的局面,我内政、外交和经济谋略宣传等国家事宜,均要集中于上述目的之达成;伴随作战之进展,要强化谋略,勉励亲日反共诸势力之形成,从速树立得以将其统合、包括的中心机构,吸纳其他势力;与此同时,在抗日势力之内部,瓦解其和平气氛,使其财政经济基础出现破绽,从速使蒋政权分裂崩溃,至少期待其向局部政权收缩”。以此为基础,7月8日的五相会议决定了《支那现中央政府屈服时之对策》,其中将“若合流则要参加树立新中央政权、旧国民政府改称及改组、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及采用亲日满防共政策、蒋介石之下野”作为“支那现中央政府屈服之认定条件”。这使双方交涉中止12天,随后虽又继续展开会谈,但无任何进展,9月1日,交涉停止。但宇垣仍试图继续交涉,经过协商后,决定在长崎与孔祥熙会晤,但陆军强硬派以加紧成立“对支院”来予以破坏,随后,宇垣被迫辞职,此次交涉无果而终。

同时,1938年夏,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决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主张在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应加强政略指导,进而指出“预期在进攻汉口之前,国民政府会提出和谈主张,而在攻克广州之后,将会由国民政府及第三国提出和谈主张”,“尽量加强和促进中央政权的建立工作及对蒋、对西南等的谋略”。紧接着,曾任中国驻屯军政治参谋的和知鹰二在参谋本部的指派下来到香港,以期通过曾参与谋划中日交涉的前天津市市长萧振瀛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而萧振瀛此时已接到蒋介石、何应钦要其进行对日谋和活动的密谕,并不断将与和知会谈的情况向他们汇报,但日方则始终以“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为条件,因此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0月20日,和知回到日本。加之日军10月21日攻占广州,25日攻占汉口,11月1日,萧振瀛飞返重庆,此次交涉遂被取消。

引自

《文明视野中的日本政治》

作者:周颂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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