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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变,【九一八】九一八事变_勿忘九一八国耻

互联网 2021-05-06 15:14:48

国民政府

外交努力

1931年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1931年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1931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内部决策和应对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蒋介石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1931年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据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当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藏,《革命文献拓影》,沈阳事变,第24—25页)

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蒋介石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蒋上任的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932年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中共态度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同样,他们依旧坚信“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声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中共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因此当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

日本政府

紧急制止和失败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也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于是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达东京旨意。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本就是赞成关东军发动阴谋的,派遣建川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 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 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1931年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931年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苏联方面

九一八事变初期,出于忌惮苏联的实力和避免两线作战,日本不敢贸然冒犯苏联在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1931年9月22日,日本参谋总长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长春以北地区,进攻哈尔滨必须得到内阁的决定。同日日本内阁也做出决定,即使哈尔滨方面告急,也不得采取出兵的方式保护哈尔滨地区日本侨民。1931年9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再次电令本庄繁:即便情况发生紧急变化,也不得向哈尔滨方面前进。

为试探苏联反应,日本驻苏大使广田于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副外长)加拉罕询问苏联是否向黑龙江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东路。1931年10月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对马占山及东北其他军队提供援助。

1931年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长)李维诺夫与日本大使广田会面时表示:“它(指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页)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方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的进一步行动。

日本进攻哈尔滨前,再次与苏方进行接触,苏联再次重申了“不干涉政策”,并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以进一步确保日本不把侵略矛头指向自己。对此,后来日本外务大臣不无感激地说:“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见《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和II)2—2,日本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在得知苏联态度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进军。

但是,对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日本却态度冷淡和消极。1932年11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约见日本驻苏联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苏联欲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欲与伪满洲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提议马上就此问题进行协商。但日本出于反共反苏的立场,以及不愿美欧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美国反应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孤立政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中国民间

九一八事变后,以《申报》为首的报刊代表中国民间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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